经济全球化与转型国家对外开放

第一节　经济全球化与转型国家对外开放

迅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一是使资本、技术、信息、货物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跨国界广泛而自由流动，从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二是促进了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形成，从而加快了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三是使金融市场日趋国际化，金融机构进入国际金融市场并形成世界性的金融机构网络，大量的金融业务跨国界进行，金融运行规则也更加国际化；四是推动了投资自由化和生产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其结果，不仅使经济转型国家传统的国际分工逐渐演变成为世界性的分工，也使跨国公司渗透到这些国家的各个产业和部门，使生产要素得以合理组合与流动，资源得以重新配置；五是对长期以传统的基础工业为主、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缓慢的转型国家经济形成巨大冲击，成为转型国家实行经济转型、调整产业结构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直接原因。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客观发展进程的需要和基本要求，转型国家在制度变迁方面的种种努力推动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因此，转型国家在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过程中，经济全球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另外，随着转型国家的对外开放，经济全球化才能朝更深和更广的方向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全球化与转型国家的经济转型互相促进、互相推动的。

一、经济全球化促使转型国家融入贸易自由化并参与国际分工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贸易自由化进程不断加快，为适应这一趋势，中国、俄罗斯、中东欧国家纷纷对外开放国内市场，取消外贸经营权的国家垄断，实行进出口贸易的自由化。由于实行贸易自由化，转型国家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上升。目前俄罗斯的外贸依存度为50%以上，俄罗斯占全球出口总额从2003年的2.0%上升到2008年的3.0%。中国自从加入WTO之后，对外贸易出现了强劲的增长，对外贸易总额以年均20%以上的速度迅速增长，^[2]，外贸依存度也随之急剧攀升，从2001年的44%跃升至2008年的60%，远远高于美国（18.2%）、日本（18.8%）、英国（39.5%）等发达国家，也高于印度（约20%）和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这一方面表明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加速，国外市场的需求已经成为中国国内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已经形成相互依赖的伙伴关系，另一方面过高的贸易依存度也暴露出中国贸易目的地集中、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不合理以及战略资源产品进口依存度攀升等诸多弊端。中东欧国家自从上世纪90年代经济转型以来，与欧盟之间被人为抑制^[3]的贸易潜力很快得到了释放。中东欧国家向欧盟出口占其出口总量的比例也从1989年的33.3%扩大到1993年的60%以上。此后，这一相对比例基本维持在60%～80%之间，但两者间贸易规模的绝对量却在不断扩大。

二、经济全球化推动了转型国家的金融自由化进程和金融业发展

早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R.J.Mckinnon）^[4]和爱德华·肖（E.S.Show）^[5]针对当时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因金融市场不完全、资本市场严重扭曲和患有政府对金融的“干预综合征”而影响经济发展等状况首次提出“金融自由化”理论。他们严密地论证了“金融深化”（finacial deepening）与储蓄、就业与经济增长的正向关系，深刻地指出“金融压抑”（financial repression）的危害，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欠发达是因为存在着“金融压抑”现象，因此主张发展中国家以金融自由化的方式实现“金融深化”，促进经济增长。金融自由化就是针对“金融抑制”这种现象，减少政府干预，确立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从内容上看，金融自由化包括国内金融自由化——废除利率管制和信贷配给，以及国际金融自由化；废除资本流动管制和外汇兑换限制。金融自由化的本质是政府在金融领域行为方式的转变。按照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一些经济学家的看法，完全的金融自由化包括：对公共金融机构的私有化；允许外资银行进入；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加强市场竞争；减少存款准备金要求；取消指导性贷款；利率市场化和开放资本市场等。90年代以来，由发达国家推动的金融自由化几乎席卷了所有的经济转型国家，它们通过或渐进或激进的方式融入金融全球化的潮流之中，实现以放松金融管制为主要特征的“金融深化”与金融体制转型。

（一）推进金融中介机构^[6]的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和金融自由化的深化，金融中介机构已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主导力量。而金融中介机构的不断发展与创新又大大推动了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在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推动下，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以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为主体的较为完善的金融中介体系，这对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起了重要作用。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随着境内市场准入的扩大，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境内的银行业、保险业等金融产业在3—5年时间内逐步实现基本对外开放，证券业、信托业等金融产业也将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而在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基本完成了国有银行的改造和私有化，除了极少数由国家出资并受国家控制的银行外，其余大部分商业银行均已是私有化的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尤其是外资银行在俄罗斯银行业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俄罗斯银行业的股份制、商业化、企业化、自由化和市场化的经营机制得以建立和形成。在波兰、捷克、匈牙利等转型较为成功的中东欧国家，实现私有化的商业银行已经在金融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而且，由于与国际接轨的程度越来越高，银行业向外资开放，不仅进入这些转型国家金融市场的外资银行越来越多，而且外资银行资产也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据有关资料显示，20世纪90年代中期，波兰、捷克、匈牙利、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等中东欧8国外资银行的资产平均占所有银行总资产的11%，而到了2005年，外资银行已占据中东欧转型国家金融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外资银行的大举进入导致这些国家的银行业基本上为外国银行所控制（见表3.1）。

表3.1　2005年外资银行在中东欧转型国家市场的占有率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2005年5月10日。

（二）推动金融市场发展。在金融全球化的推动下，转型国家的金融市场得到了长足发展。俄罗斯、中东欧国家自90年代全面推行市场化改革以来，货币市场、资本市场、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和外汇市场几乎同时应运而生，并随着经济转型进程的不断深化而逐渐发展起来。中国也逐步形成了包括由同业拆借市场、票据市场、回购市场和短期债券市场组成的货币市场，由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组成的资本市场，以及由基金市场和企业可转债市场组成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场这样一个较为完整的金融市场体系。但是在转型国家金融市场迅速发展的同时，由于成长期较短，中国、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的金融体系普遍比较脆弱，国际应对危机经验较为欠缺。从表3.2中［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评估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尽管俄罗斯、中东欧国家的转型已经经过了很长时间，但能够达到4分以上的国家以及领域并不多，而且，一些国家在过去10年里分数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没有任何的提高，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明，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存在着很大问题，只是他们并没有遇到如此激烈的金融风暴，体系的弊端并没有显露出来而已。

表3.2　欧洲主要转型国家金融转型绩效评估

（续表）

注：指标分数区间为l－4＋，超过4分表示该国在领域的改革已经达到了工业化国家市场经济的标准水平。

资料来源：EBRD

N.A.Not Available的英文缩写，表示该数据不可得。

（三）促进金融创新。金融全球化的快速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资本的形成，也为转型国家金融企业提供了广阔的活动舞台和空间。从互动效应看，由于金融全球化条件下的金融创新层出不穷，要求融入金融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转型国家也要不断进行金融创新，从而实现本国金融制度的现代化并与国际接轨。转型国家的金融创新，一是金融制度的创新，即建立符合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要求的金融制度；二是金融体系和金融机构的创新，打破原来国家银行一统天下的局面，形成以中央银行为主导、以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和分工协作的金融体制；三是金融市场的创新。在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进程中，转型国家按照国际范例并结合各自的国情建立和发展各种金融市场，特别是货币市场、证券市场和外汇市场等；四是金融工具的创新，即衍生金融产品的开发。应当说，在金融创新的全部内容中，衍生金融产品的创新处于核心和先导的地位。新的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金融市场结构和性能发生变化所作出的反应。随着金融自由化的推进，转型国家的金融创新尤其是金融工具的创新不仅得到了快速发展，而且也加大了金融风险的传导效应。转型国家原有的金融稳定性也受到来自国内外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挑战。虽然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目的在于规避风险，但创新的金融衍生工具本身又包含着金融风险，如远期汇率风险、期货风险、远期利率协议的风险等。

我们看到，转型国家的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的确面临着一些困难，有些转型国家未能在金融改革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中推进金融创新。虽然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初步建立了市场导向型和高度开放的金融体系，但时至今日，俄罗斯的金融创新和金融发展并未在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良性互动并不明显。与俄罗斯不同，中国金融改革与实体经济之间已基本上形成良性互动关系，但两者之间的关系还未完全理顺，特别是民营经济发展仍然受到信贷体系融资的约束。因此，对转型国家而言，只有在促进实体经济的增长中解决金融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并加快金融改革和及时推进金融创新，才是一种良性的改革，才能真正建立起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发展强有力的支持机制。^[7]

三、投资自由化为经济转型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创造了条件

在全球投资自由化进程中，由于转型国家市场潜力巨大、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额和规模越来越大。1992年，在全球1.9万亿美元的FDI中，仅有110亿美元、8亿美元和80亿美元流入中国、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占总规模的1%；而另外大约80%的FDI流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到2008年，由于全球经济衰退，全球FDI流入量下降14%，仅有1.697万亿美元的情况下，流入中国、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的FDI规模却始终保持着相对平稳的水平，分别为1080亿美元、1037.6亿美元和1642.5亿美元，达到总规模的22.2%。转型国家已经成为FDI最为青睐的地区。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调查，2009—2010年，最受跨国公司青睐的前十大投资国依次是：中国、印度、美国、俄罗斯、巴西、越南、德国、印尼、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长远来看，稳定的经济增长、庞大的国内市场、低成本劳动力以及市场开放等因素，将使中国继续成为最具吸引力的FDI东道国，中国依然位居最具投资吸引力国家榜首。在中东欧转型国家中，波兰是最受外国投资商青睐的国家，2008年共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项目176个，超过英国、法国、德国以及西班牙。其新创造工作岗位15500个，在欧盟仅次于英国。

与此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对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FDI作为一种外部资源能够给转型国家经济提供金融支持，弥补转型储蓄与投资之间的缺口；此外，它还可以通过技术、管理、知识转移以及组织结构移植的形式，为转型国家带来外溢效应和“金融外部性”^[8]，推动转型国家国内企业参与国际化分工，并把生产链前向或后向延伸。从中远期看，FDI可以帮助转型国家创造一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制度结构，通过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实现转型经济产业结构的提升。因此，在转型国家经济转型的过程中，FDI占国内固定资产的份额不断上升。1990—2002年，FDI占中东欧国家GDP的份额从也从2%上升到32%（UNCTAD，WIR2002）。

表3.3　2004年中东欧国家吸引外资来源地　　（单位：%）

（续表）

转引自Philip R.Lane and Gian Maria Milesi－Ferretti，Capital Flows to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IMF Working Paper，WP/06/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