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向型经济向全球化经济转型的必然性

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年在《国富论》的开篇就说道：“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凡能采用分工制的工艺，一经采用分工制，便相应地增进劳动的生产力。”“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①这说明，分工能够提高劳动者的技术水平，能够发展生产力，还能够促进基本的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与全球化经济相比，由于受贸易保护等因素的影响，外向型经济的分工与资源配置效率都会相对较低，最终无法获得与全球化经济媲美的经济福利，从理论上讲，全球化经济替代外向型经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当代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也认为：“贸易盈余可能是国力衰弱的迹象，贸易赤字才是国力强盛的表现。比如20世纪80年代，国际投资者不愿再向墨西哥贷款，为了偿还外债的利息，墨西哥被迫积累了巨额的贸易盈余。90年代以后，国际投资者恢复了对墨西哥的信心，重新开始注入大量资金，使得墨西哥又积累了巨大的贸易逆差。”此外，“国内经济增长可能被贸易条件的恶化所抵消”。“一个国家发现，尽管它的生产率在不断提高，但只有使本国货币不断贬值，使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上越来越便宜，才能卖得出去，结果，由于生活水平取决于进口产品和国内产品的购买力，所以生活水平实际上是下降了。”还有，“主要工业国家虽然出售的产品也互相竞争，但彼此又是对方主要的出口市场和有用的进口产品供应者”②。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在我们为大量的国际贸易盈余而津津乐道时，可能正是外向型经济出现问题的开端；在我们因货币贬值才能够大量出口产品时，可能我们辛辛苦苦提高的劳动生产率正被贸易条件恶化所蚕食；要想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不是靠与主要工业化国家进行红海竞争来取得的，而是要有所创新，借助独占的优势进入主要工业化国家的行列。我们在外向型经济模式下形成的贸易均衡可能是不利于我国下一步经济继续发展的，中国人民大学黄卫平教授认为：“贸易顺差的背后是资本与金融账户同样存在着中国对外的逆差……对外投资反映了一国在国际分工及贸易格局中是否作为‘大国’而处于贸易利益分配的有利地位。通常而言，能够控制要素、资本、产出流向的国家，不仅能够控制要素、商品价格，更能够通过制定对自身有力的贸易规则、技术标准从而获得更大贸易利益。”③由此看来，经历了规模急剧扩张的中国经济，完美实现转型，步入全球化经济发展战略模式是一种必然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