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地向滨海推移

宋元以后北人大量在社会环境相对安定的太湖平原落户，总体上是先在缘太湖东部的内陆一带落脚，随着人口的增殖，再逐渐向生存空间较为充裕但条件更为艰苦的滨海迁移。明清时期由于长江主泓南移的关系，滨海煮盐业全面衰落，农垦业具备发展的条件，吸引了大量人口由平原西部向滨海迁移，从事农业种植活动，所以明清时期太湖平原的聚落扩展也明显表现出由内地向滨海推移的趋势。这一推论首先可从一些家族的族谱中找到依据。

据《南汇蒋氏族谱》记，其一世祖蒋庆，在南宋末自宜兴迁居松江黄坟湾，未久，其二世祖蒋毅就再次向东迁徙到后来上海与南汇交界处（南汇设县后，属南汇县十六保），其四世祖蒋荣又于明初迁到后来三林塘附近的罂窦湖^[88]。蒋氏祖先以业农为主，其东迁定居的区域虽趋向滨海，但均为农业开发较早且当时业农条件已较为完备的区域，族谱中并未显示东达海塘附近荒芜地区的信息。

江东印氏（江东，指今浦东高桥一带，取黄浦江东岸之意，滨长江口），其始祖汝贤，侨居维扬之靖海，亦属南宋初期随北人南下落脚的移民。汝贤之孙应雷，南宋淳熙二年迁到常熟迎春门内。六世祖绳祖生五子，其四子长智，元末迁到上海县滨长江口的高桥，为江东印氏始迁祖。据族谱记，长智选择该地定居的理由是，该地濒海阻江，为郡邑弃地，在时局混乱的情况下为避居的理想地方。由长智五传至元朴公，子孙繁衍，又分宅迁居到附近开辟新的村落，后取名印家桥^[89] 。印氏子孙在滨海定居的理由，与该地位置偏僻、行政管理松懈且可提供基本的土地资源有关，元末时的高桥一带盐场尚盛，但族谱并未提及印家加入产盐的行列，故应以农业种植为生。当时海塘以外的滩涂除盐场外，有着丰富的草荡地可供开垦，大户筑圩塘召民开垦的现象并不少见，当然也有散户零星开垦，在这样的情况下，印氏在高桥海滨得以生存并顺利地延续下来。

又据松江《张氏族谱》记：张氏先自汴梁扈宋南渡，家临安之菜市里。本族一世祖铁一，南宋时迁居华亭之龙华里。后嗣居张江栅。至第十一世际亨迁居杜行镇东张家行。其自泗集又迁居施家老宅。泗集之孙名砲，于清康熙间又迁至召稼楼镇东^[90] 。从张江栅到杜家行再到召稼楼，张氏祖先迁移的路线一路向东，这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宋元以后太湖平原的一种移民模式，即在人口压力的推动下，从土地紧张的内地向有土地开垦潜力的沿海迁移，这也是沿海逐渐向内地看齐的一种动力。

太湖平原东部的聚落在宋元以后出现明显的由内陆向滨海推移之趋势，是有充分历史背景的。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年，我国北方人口再次大量南迁，从而造成太湖地区人口骤增。明清时期，太湖地区已成为严重缺粮的地区。当时的苏州无论丰歉，每年都要从江、广、安徽贩来客米数百万石，嘉定、上海等高乡地区在地理环境变化和人口增长的双重压力下，转向种植棉花和以棉纺织为主的商品经济，稻米产量不足，主要依赖从外地调入。明代太湖地区的人口约700万^[91]，到清嘉庆年间，人口增加到2015万^[92]，比明代增长了两倍。明代太湖地区每人约占耕地2.3亩，嘉庆时人均耕地下降到1.4亩，只达到明代人均耕地的28%^[93]。至清中叶，苏松地区地狭人稠的情况已十分严重，基本达到历史最高峰。

太湖平原腹地到明中期已无更多的后备土地可供开发，因而滨海成为农业开发的热点。明初之后由长江主泓南移所形成的滨岸淡水区逐渐扩大，北起长江口高桥一带，南到南汇嘴一带，原来是下砂盐场的主要作业区，这时逐渐转变成适合农耕的区域，因此滨海农耕聚落在明代后期至清末出现了空前的增长。更为具体的滨海开发与聚落增长细节，本书在后面的章节续有交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