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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突变式转型

时间:2022-03-1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一 “回望”与“追忆”[3]:经济突变式转型“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的第二天——十月二日,在南京历史上掀开了新的一页。上午六时,南京的各界人民代表,举行了一个庄严隆重的升旗典礼,从此,五星国旗就巍然飘扬于南京古城了。”1)生产方面[5]资料表明,到1949年12月,南京市共有27万户,人口在90万左右。最值得一提的是永利铔厂职工2 000余,日产肥田粉150吨,已复工,原料、销路已得到解决。
经济突变式转型_五千年历史切面:1949中国城市

一 “回望”与“追忆”[3]:经济突变式转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的第二天——十月二日,在南京历史上掀开了新的一页。上午六时,南京的各界人民代表,举行了一个庄严隆重的升旗典礼,从此,五星国旗就巍然飘扬于南京古城了。”[4]

那么,这一年的南京到底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

1)生产方面[5]

资料表明,到1949年12月,南京市共有27万户,人口在90万左右。公私企业,全市共计21 132户,占全市户口7.4%;私营企业占全市企业80%以上,占最大比重;商业有104个行业,约计18 749家;金融业原有154家,现只有16家;此外尚有8家无法列入行业。职工全市共计122 668人,占全市人口13.1%,其中机关、学校职工21 124人,产业职工27 240人,搬运工人27 329人,店员业职工37 263人,手工业工人7 520人。公营企业职工约24 449人,私营企业职工约77 095人,后者占全市公私企业职工总数75.9%,店员业职工占36.7%,手工业工人较少。

公营企业有水电厂、中国机器厂、马鞍山煤铁矿等19家。除拟将酱油酿造厂改为酿酒精代汽油及将栖霞山煤矿退回原主外,其他均先后复工。资源委员会所属五个电厂(电力、电照、电磁、有线电、无线电)及化学工厂,除有线电厂、电磁厂以外,其他各厂因军事需要、原料存货尚多,均已恢复生产。特别提到马鞍山硫化铁矿及铁砂,6月份生产已超出原订计划,生产的硫化铁可专供永利铔厂造肥田粉,铁砂可销至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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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无线电器材有限公司筹备处南京厂筹备建委员会工人操作六角床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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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无线电器材有限公司工人操作机器情形

当时南京全市的私营企业,在1949年底大小工厂、作坊共2 300余家,其中规模较大者有永利铔厂、有恒面粉厂、中国水泥公司等14家,较小工业有19个行业,约计2 326家。最值得一提的是永利铔厂职工2 000余,日产肥田粉150吨,已复工,原料、销路已得到解决。除纺织厂、火柴厂及英商毛织厂因缺原料尚未复工以外,龙潭水泥厂、栖霞山水泥厂、面粉业、榨油业均已复工。

另外,手工业中以棉织业规模最大,全市约4 000户,在贸易公司扶助下复工者600家。其他如化学工业(牙刷、肥皂等),猪鬃、皮毛等均可扶植发展。最后,城郊农民有30万,都在公家农场,全市公地有40万亩左右,包括荒地在内,已经开始了新经营方式。也就是说,在解放军进军南京后几个月时间里,南京整个城市完好地实现了社会转型,无论在生产领域、在文化生活领域、在经济生活与消费领域,还是在政治生活领域,都能够合理而顺利地转型。

2)薪资方面

南京解放前,永利铔厂的工资,平均一个工人的收入不及一个职员平均收入的1/2,因受国民党通货恶性膨胀和不断贬值的影响,几乎无法维持生活。旅馆、浴堂的职工、店员进店时须缴纳押板金,如京沪浴池在1946年年底,工人所缴押板金总数达3.5亿法币,占该店全部资金4.5亿伪法币的77%还多[6]

要了解1949年解放后的南京市的薪资水平,我们先读《新华日报》的一则报道,1949年6月11日南京市市长刘伯承,副市长柯庆施、张霖之签发了一份政府通告,在通告中指出:

“兹将五月份工薪补发办法规定如下:

一、补发时间:自本月十二日起至十五日补发完毕。

二、补发办法:甲、五月份两次预借之工薪第一次每人两千元按五日、六日、七日、八日四天平均价折合中熟米八十二斤,第二次每人三千元按十七日、十八日、十九日三天平均价折合中熟米一百五十二斤半。一并扣除之。乙、每人应领工薪米扣除上项预借两次共米二百三十四斤半后欠发米数按发薪当日贸易公司中熟米牌价折发人民币券。其应领额不足预借数者于六月份继续扣除之。

三、员工领到工薪后如需购买粮米油盐者,可按原部门由军事代表加以组织并协助其集体派代表到贸易公司购买。上项购买数每人最多不得超过米五十斤、油二斤、肉二斤,其价格按发薪当日贸易公司牌价打九五折算。

四、补发手续:按规定格式造册两份,其一份由领款人于册上盖章后报财政局作报销根据,另一份留军事代表处存查。

五、各单位即造预算到财政局借款并领取表格标示。”[7]

另据资料显示,截止到1949年7月10日南京市工会会员共25 000人,其中产业工人近7 000人(铁路、邮电不在内)。工资标准规定以原底薪为准,每元底薪约为五斤米强,往上依次递减。外加每人每月30斤米福利金,底薪过低的适当提高,技术专家、教授另加研究费。标准公布后,教育界尚感满意,企业部门则普遍不满。因为南京各厂原来底薪很低(电力厂较高除外),如资源委员会系统之技工底薪为12元至66元,仅以底薪计算,技工所得极低(最高不过360斤米),过去主要依靠米贴及各种补贴,实际工资所得较此为高。补救办法,一是改订提高底薪(如兵工厂),二是按规定标准增发30%(如资源委员会各厂)。现已照此发放,结果一般尚称满意,技工所得约为183斤至610斤,一般约在300斤左右,职员、专家、教授200斤至1 000斤。目前职工主要意见感到按原职原薪太不公道,现正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拟重新调整并设法解决工人宿舍等困难[8]

1949年4月南京的中小教员薪津,“市教育局为体念中小学及社教机关教职员生活之清苦,决定于今日照三月份生活指数发给一千倍,余一千七百倍定十五日发放,并由福利委员会评价配给食米三斗,各校教职员闻讯,颇感喜悦。”[9]

从另外一个侧面,我们来看这种按实物给薪的办法是否得到了社会层面的认同。

政策一出台,中央大学中文系胡小石教授就对此办法给予了肯定,“我们能原职原薪,说明人民政府对公教人员的照顾周到,我们今后应尽自己的力量名符其实地为人民服务,才不辜负人民的愿望。今天人民政府以实物折价发薪,生活上可以得到保障,不像过去国民党政府发‘金圆券’时,一天几个价,使人民生活得不到安定。”化学系高济宇教授说:“自民国三十年以来,物价不断上涨,我们终日喘息在经济压迫之下生活,今天我们的要求只是能维持生活就行,因为今后政府还需要全力建设,我们不应为了自身的享受,使人民加重负担。”张江树教授说:“过去国民党时期发薪水总跟不上物价,市面上物价一日数涨,等你拿到钱后已经买不到什么了。现在按实物给薪,生活上可以得到保障了。我们对待遇问题的处理,应照顾到政府的收入和人民的负担,另外也要照顾到员工的生活。享受过高是不应当的,决不应当叫别人牺牲太多,给我们享受,这是不合理的事。同时我们应看看政府人员,他们的生活是很苦的,我们又为什么不能吃点苦呢?”[10]从这些教授的话语中可以看出,新的南京市人民政府刚刚建立起来,不能给市民很高的薪资,但是市民们都能理解刚刚成立的政府的困难,认为以此种实物给薪的办法保证了今后的基本生活条件,不会再像过去一样,拿到手的金圆券的数量不如物价飞涨得快,对市政府这种给薪的办法总的来说是满意的。

3)财政、金融、贸易方面

财政上,1949年下半年概算,收入(酒专卖在内)23亿,经常费支出26亿(代管中央及华东机关经临费不在内),粮食全年收入400万斤,半年支出500万斤,临时费开支很大,仍需上级补助,如能整理公地收入,亦可解决一部分。

而此时的金融贸易工作主要是发行人民币,收购物资。对银元的斗争阻力很大,南京周围地区特别是皖南,几乎全部为银元市场,人民币发行不下去,发行下去亦立即向城市集中。农民手拿人民币到城市中又买不到农民急需的工业品,使城市发行人民币及禁绝银元遇到很大困难,物价波动很大[11]

从市场的情况看,“商店照常营业,惟市面萧条,只买卖银元者最多。由于物价波动,金圆券不断贬值,粮价、燃料费用高涨,如米一斗需一个银元,柴100斤需一个半银元,市民、公教人员生活艰苦,均盼早日解放。”[12]当然本章不是研究当时银元斗争的来龙去脉的,但是至少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高效率的政府和一个有能力解决困难的政府,比之以住是不多见的。

南京在1949年4月28日提出金融财政和管理布告,仅仅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完成了金融与财政转型,到1949年8月一篇文章的标题是这样写的:《南京市银元斗争的基本总结(1949年8月)》[13],总结的主要经验:一是在第一阶段5月17日开始到6月9日为止,这一时期采取了稳步前进、相机的逐求消灭的方针。二是一般市民对政府查禁银元的意义有了初步认识,并且表示拥护,这对以后执行严格禁用银元打下了初步的思想基础。三是基本上扫清沿街倒卖情形,商店支付计算虽然仍有使用,但已不像过去那样大胆放肆。另一方面大部群众存在着对人民币币值能否稳定与观望的心理,这是由于:①物价波动,②上海尚未禁用银元,锡、杭等地步调不能一致,有待华东请示而未进行普遍严格的检查所致。四是转入了全面动员和全面查禁的阶段。在刘伯承、柯庆施市长的号召和领导下,大部分市民投入了这一运动。在宣传动员方面,召开了商民代表大会、店员职工代表大会、妇联座谈会等形式,取得了群体和市民的信任。

在这些基础上,南京在恢复生产方面进展顺利,以“江南汽车公司复工前后的情况报告”为例:“6月4日召开全体复工大会,5日正式行车,第一天收入为13万元,到第五天收入增为43万元,除油费,足够解决全体员工生活之3/4。若车辆全部修复,收入可有盈余。但是这一周来物价再涨了1倍多,汽车票价并没更动,他们的收支因之起了变动,目前已不能相抵了。”[14]

总的来看,这一年南京市金融的动态无不跟物价的趋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物价的走势又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自5月起至7月18日,可总结为动荡阶段,这一阶段正如前文提到的,伪币被肃清不久后,银元与物价还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银元的投机会连带影响物价的上涨。6月12日华东区公布金银管理办法之后,物价有了短期的平稳,但是由于粮食的短缺,加之部分地区闹水灾,造成粮食价格上涨,这使得其他物品的价格也随之上涨。第二阶段自7月下旬至10月上旬,这段时间因为新谷的登场,粮食作物收成平稳,物价走势平稳,与国民党统治时期,银根紧时,物价小回,银根松时,物价大涨的情况,已经起了基本的变化。第三阶段自10月11日起至11月24日,波动持续了40余天,这段时间的物价波动是由于:①大规模的革命战争和经济恢复工作所引起的政府财政收支不能相抵,赤字扩大,因此钞票发行增加;②市场游资冲击,奸商乘机进行投机活动,而物资供求暂时的失调,也助长了物价上涨。第四阶段自11月25日至1950年2月,总的来说物价呈稳步上升阶段[15]

1949年,南京的贸易工作,主要是收购粮食、棉纱等项物资,配合发放工资,配售食粮、盐,贷纱收布扶持棉织业,并配合组织扶植合作社(当时首先组织工厂、学校、消费合作社以保证职工实物工资,并逐步地组织供销、生产等合作社)等。

4)工商业情况[16]

南京市是一个特殊的官僚消费城市,它决定了南京的工商业情况。

首先,从工业上来看:根据1948年伪经济部的调查材料,在工厂的数量上,南京有888家工厂,但其中合于工厂法的(即使用动力、工人数在30名以上的工厂)仅36家,只占总数的4.05%。与其他城市比较:其他城市厂家的数目一般较南京为少。

在机器设备方面,南京最多的是织布机(包括手工织机),有1 073架,但其中只有一个厂用电力织布机,其他木机较铁机多;其次是车床188部、碾米机127部、铅印机149部、铸字机90部、面粉加工机器30部、纱锭2 768锭[17]。根据解放后的材料:解放前最多的厂家是营造业,有1 000多家,烧窑业也有50多家。据反动工会会员名册的统计,工人中以营造业工人、茶房、老妈子、中西厨子最多。从以上情况看出,南京的原有生产基础很弱,它的特点是:工厂户数虽多,但大半规模小、设备差,而且制造业很少。

在商业方面:据1947年11月的调查,全市共有商业户15 679户,其中有关市民生活必需的约占总数的20%,与生产有关的不到总数的5%,有害于国计民生、带封建剥削性的有3 000户,占总数的1/5,鞋、帽、家具、百货等业有4 000多户,占总数的1/4。

从市场的交易情况看:城南因接近城郊并符合一般市民的需要,所以看城南买卖的好坏就能表示出市场买卖及市民生活的好坏。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新街口等一带的营业却很好。

总体来说,南京的工商业情况是:工业基础差、技术落后、生产不占优势,商业中供特殊消费用的占主要地位,而且受到国民党反动派极大的摧残和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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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日报》香烟广告

对比解放后的工商业:工业方面,从工厂户数看,解放时南京的工业(包括手工业)有1 279户,解放后除转业的9家、歇业20家、停工的190家不计算在内,根据12月底的统计,工业户已达2 731家,较原数增加了1倍以上。新开的1 671户中,手工卷烟业最多,达724家;其次是棉织业48家、皂碱业27家、钢铁机器业24家。停业户数以营造业最多,解放时有700户,现仅开工290户;砖瓦业原有54家,开工的38家;云锦业原有30家,开工只4家;印刷业解放后停工的达115家;牙刷业原有46家,停工22家。较大的私营工厂19家均已开工,除永利铔厂、2家食品厂等以外,如榨油等厂都是新开的。公营工厂方面除一军用面包厂未开工外,其他全部开工。

商业变化的情况:根据9月底工商局的登记数,全市有商户18 188户,从10月到12月新开1 222家,除去歇业的188户、转业的5户不计算外,12月底全市共有商户19 217户,较前增加1 029户,占总数6%左右。开工复业最多的是油、盐、南北杂货店,有180家,米粮门市店114家,百货店109家,面粉业73家,马车业35家,豆腐店23家,旧货店68家。歇业的有:典当业58家,鸡鸭行24家,粮行22家,旅馆业6家[18]

南京市私营工业手工业生产状况表[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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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育方面[20]

南京市对于教育部门的接管工作于1949年5月初开始,月底基本结束。计接管公立中等学校16所(内市立商职、农职各1所,市立与省立师范各1所,市立中学11所及国立南大附中1所),教职员744人(内教员450人,职员294人),学生234班(内高级112班,初级122班),9 657人(内高级3 991人,初级5 666人)。接管公立小学179所(内市立小学170所,市立幼稚园1所,国立南大附小2所,机关企业附小6所),教职员2 214人(内市立小学2 121人),学生1 375班(内市立小学1 325班),59 779人[21](内市立小学58 387人)。

计私立中学参加登记的59所(内护士学校11所),教职员985人(教员732人,职员253人),学生335班(高级101班,初级234班),9 676人(高级2 991人,初级6 685人)。私立小学参加登记的90所(内幼稚园1所),教职员652人,学生430班,13 070人。

总计起来,解放初期全市共有中等学校75所,教职员1 729人,学生569班,19 333人;共有小学269所,教职员2 866人,学生1 805班,72 849人;市属社教机关共接收30单位,计民众教育馆5所,补习学校8所,民众学校12所,及民众图书馆、体育场、电教辅导处、盲哑学校、文献委员会各1所,教职员258人,补习学校与民众学校的学生84班,3 00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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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的南京交通部大楼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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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下关火车站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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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4月18日,中华民国全国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南京市南京工人福利院召开,图为南京福利院外景及会议宣传横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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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摩托邮差从街头赶班信筒取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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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国民党政府邮政总局为国际联邮会成立75周年而设计的邮票样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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