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经济研究的理论现状

第二节　转型经济研究的理论现状

经济学家对于转型中的所有问题几乎都存在着争论，唯一可以说是真正达成的“共识”，就是经济学并没有为转型“准备好现成的理论”。^[3]因为转型是20世纪末期最重大的事件，各种经济学理论都纷纷加入到转型的研究中来，转型经济学成了各种经济学理论的试验场，不同的理论分别依据各自不同的理论背景，遵循着各自不同的研究范式彼此展开竞争，因此，转型经济学的研究呈现出格外纷繁和杂乱的情形。对各种理论研究进行梳理，大体可以归为四种不同的理论视角和两类研究范式，尽管这种划分并不是绝对的，也不是非此即彼截然清晰的，但能够帮助我们从总体上厘清目前转型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基本状况。^[4]

一、转型经济研究的四种理论视角

第一，比较研究的理论视角。这是在转型经济学研究中最早、最普遍、成果最多的一种理论研究视角。早期的研究多是集中于对于两种不同的转型方式、特点、优劣分析，但是这种评价往往明显带有主观意志的价值判断。随着转型实践的不断深入和其结果的“出人意料”，更多的研究则转向了对两种不同转型方式的原因的分析，而对其绩效的评价主要转向了实证研究基础上的比较。

由于对转型两种不同方式的争论，既涉及不同政治主张、意识形态和发展理念，也涉及经济学不同理论范式之间主张、观念的对立，因此，围绕着这一问题进行的比较研究就成了转型经济学中持续的热门话题。在转型经济研究中享有声望的国际一流学者，诸如热若尔·罗兰、科勒德克、斯蒂格利茨等等，都是从这一角度进行的研究。斯蒂格利茨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写道：在决定选择哪种市场经济模式时，一定要牢牢记住实际的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而不是去记住毫不相干的完全竞争范式；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竞争远比私有化重要得多；由于信息的不完全，私有企业和公有企业一样都会出现激励问题，因此，建立一种集中与分散、公有因素与私有因素相结合的混合体制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正确选择。国内的许多学者，如李稻葵、张军、钱颖一、周冰、靳涛等人对中国转型过程的研究，也是从比较的视角出发，不仅说明中国为什么采取渐进式的改革，同时也论证这一策略和方式的优越。他们认为，知识和信息是有限和主观的，并以分散的状态为个人拥有，因此，人们根本无法认识和控制社会生活，最好的社会就是顺其自然。想通过理性设计而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必然造成社会的灾难。渐进式改革实际上是社会不断地积累、加工信息，而且知识与信息是具有连续性的，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系统来强制使其中断是不可取的。经济体制本身是一个具有自我强化机制的复杂系统，在演进过程中会不断吸取旧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因而，渐进式改革更可取。而一些坚持主张“休克疗法”的学者，比如萨克斯、斯蒂格利茨、胡景泰、杨小凯等人，则认为中国的成功不具有普遍意义，转型取决于各国经济改革中的结构性因素和初始状态，中国面临的是典型的古典式经济发展问题，而苏联和中东欧各国面临的则是经济结构的调整问题，因此，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主要是特殊的内部条件或者说是“经济落后”的产物。

第二，制度和体制变迁的理论研究视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西方新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公共选择，因此，从社会利益关系或者主体行为的角度出发，以转型过程为重点的研究都可以归入这一理论研究视角。中国学者大多是从这一理论视角开展研究的，其重点在于研究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以及其中所体现出的中国道路的“特色”。例如，樊纲对社会主体的利益博弈如何决定转型方式和改革成本的研究，盛洪对改革是如何探索成本最小化道路的研究，杨瑞龙和黄少安关于中国转型的制度变迁方式的研究，周冰关于过渡性制度安排的研究，周业安则是用演化理论来解释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制度变迁方式。由于中国改革的特殊性，特别是它出人意料的成功对正规经济学形成的挑战，韦茨曼把它称为“中国之谜”，成为转型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而其中争论的重点又是如何理解中国经济改革的性质。张维迎和易纲认为，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是在政府启动改革之后的一个自发和自然演化过程。胡汝银研究了不平衡的政治权力分配在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形成中的决定作用。商晨则对体制转型的一般性质作了考察，认为它在本质上是一个由行为主体的利益驱动的权利结构作出重大调整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主要是从规范的角度论证了中国改革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转向资本主义。有的学者认为转型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新发展。

第三，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视角。发展经济学基本上都是从发展的角度来研究经济转型的，国内外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都把转型与发展放在一起，他们一般并不把转型看做一个独立的学科和研究领域，而是经济发展的一种特殊类型或者特殊条件。区别仅在于前者是指对苏联、中东欧和中国、越南等转型国家经济问题的研究，后者是指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研究。认为它们都是正在向着市场经济转化着的、不发达或者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其中最有影响的成果可能要数林毅夫等人提出的观点，即经济发展战略决定经济体制，发展战略的调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因。麦金农从金融深化的角度提出了经济改革的最优次序理论。

第四，国际体系和国际竞争的理论研究视角。尽管从比较的视角和发展的视角进行转型研究中的许多人都具有国际视野，特别是一些国际组织的研究报告，也注意到了外部因素对转型经济体的影响和经济转型对全球化的影响，但是真正从国际体系角度出发来研究转型是进入21世纪后的最近几年才出现的。孙景宇首先明确地提出了这一研究视角，从国际体系和国际竞争的角度来解释转型国家体制转型的原因。^[5]这为更深入地认识转型的性质和特征，无疑提供了一个更加宏大和有力的视角。卢新波从国际竞争的角度界定了后发国家体制转型的性质和特征，提出了“学习型体制转型”的概念，它包括转型是由政府主导的、其方向受外部先发国家引导、为缩小体制落差通过制度学习而形成的，因而具有更多的可判断性等三层含义。^[6]

二、转型经济研究的两类理论范式及其局限

转型经济学的研究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范式，各个学科和各种理论派别对经济转型的研究都遵循着本学科的研究范式。所谓理论研究范式，主要是指一整套关于研究对象的基本假定和基本研究方法以及支撑它的哲学思想。任何一种理论范式都是与其研究对象互相适应的，一旦借用到其他领域，由于对象的性质和特征及应用条件的差异，其适用性和有效性往往就要大打折扣。尽管参与转型经济学研究的学科和理论众多，但就其理论范式而言，主要有两个大类。

第一类是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范式。虽然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日益多元化，理论派别林立，其主流包括新自由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仍然遵循着新古典主义的研究范式，在新古典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都没有挑战和超越这一范式。但是，秉持这一研究范式的经济学家在政策主张上存在着分歧。新自由主义学派主要以现代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伦敦学派、弗莱堡学派等为代表，其代表人物主要有萨克斯、墨菲和弗里德曼等。货币主义主张经济上的自由主义，认为市场机制不过是资源配置的机器或工具，而这一工具的核心又是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政府的作用仅在于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他们的主张集中体现在“华盛顿共识”中。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认为市场竞争是不完全的，强调政府在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同时也强调竞争的作用，认为私有化只是手段而不是目标。其代表人物是斯蒂格利茨。“休克疗法”在实践中遭受挫败之后，斯蒂格利茨在1998年提出了取代“华盛顿共识”的“后华盛顿共识”，为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出了新的政策菜单。

新古典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源配置和效率问题，他们把经济转型看成是可以用宏观经济变量来衡量的技术性增长过程，因此，在他们的理论观念中没有时间因素，似乎体制模式的转换是个一夜之间就可以完成的事情，不需要考虑和研究转型的过程；他们不分析行为主体的利益关系及其行为方式问题，因为所有的人都拥有完全的理性，转型不存在任何不确定性。因为新古典经济学隐含的制度观念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最好的经济制度，并且可以适用于任何社会和历史条件下，因此在他们看来，制度要么不变，要么就是整体性的突变。根据他们的理论，计划经济被打破之后，市场体系就会自动地迅速发挥作用。

但是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是市场的运作，而不是市场的生成问题，而经济转型本质上是一个制度结构和体制形态的变化问题，这是一个深刻的社会性变革，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分析范式在这里难以发挥作用。与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一样，新凯恩斯主义也不是一个关于市场生成和发展的理论，因为他们的理论框架中，容纳不了人的有限理性、利益冲突和矛盾、时间过程和不确定性。德·维拉斯和本·芳伊的研究报告中也指出了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开出的转型方案即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与新凯恩斯主义的“后华盛顿共识”并不能解决世界的贫困问题，更不能给世界带来繁荣，并提出了“后华盛顿共识”向何处去的疑问。总之，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并不适宜作为建立转型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第二类是所谓“制度——演化”的研究范式。与新古典主义理论不同，归入这一类范式的各个学派和理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彼此缺乏统一和相同的理论基础，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和比较经济学等都可以归入这一类范式。因为它们也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一是其中所有反主流的经济学派都采用整体主义的研究方法，注重制度、文化和社会等因素；二是它们都强调动态分析，关注历史的发展和演化过程；三是其中那些深受奥地利学派影响的新自由主义，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比较制度分析等理论，都坚持制度和市场是自发演化生成的观念。

但是其中，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完整和严密的理论研究范式，而且它就是以社会的经济组织（生产方式）和制度（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这与转型经济学的对象最为一致。马克思方法论的突出特色是，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双重结构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中来分析社会的发展和形态的演变；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的整体结构中分析个人的行为；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与目的的统一。但是，马克思认为制度不是一种抽象和孤立的存在，不能进行单独的研究，而只有在社会经济运动的全过程中才能真正把握，因此他没有提出可操作性的体制和制度研究的分析工具。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转型这一历史事件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它是斯大林教科书版本的政治经济学失败的一个证明，同时，它也对马克思关于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必将使自身消亡，社会主义与商品（市场）经济不能兼容，社会发展五种形态依次进步以及“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等理论，都提出了挑战。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则处在两类范式之间：一方面，它和新古典经济学一样，是一种个体主义的微观分析方法；另一方面，它又从历史的角度研究社会的结构与制度变迁。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是决定一个国家经济绩效的关键，历史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就要到制度变迁中去寻找原因。因此，用制度变迁理论来解释、研究转型过程就成为一种最为常见的现象。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最初是遵循新古典经济学“需求——供给”均衡和“成本——收益”的分析范式，其后多转向老制度主义的演化分析方法，最近的则多用演进博弈论的分析工具。正像新制度经济学刚刚进入中国时所受到的极大欢迎一样，制度变迁理论在转型经济研究中也备受推崇，被认为是非常有效的理论工具。

但是正如上文已经分析指出的，体制和制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转型是体制模式整体性的转换，其中包含着大规模的制度变迁，但是并不仅只是大规模的制度变迁，最主要的是社会经济的存在方式，包括组织结构、利益关系和经济行为主体都发生了变化。在单项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很容易确定制度变迁的主体，从而可以进一步确定制度变迁的成本和收益，但是在体制和制度整体性变化的过程中，不仅每项具体的制度，甚至作为制度选择的依据和基础的社会主体及其价值观念都在变化，这时制度变迁的成本就是无法确定的。制度经济学家采用“成本——收益”的框架分析转型，实际上就是假定存在着一个独立于转型过程之外，并且具有超级理性的行为主体（一般来说是政府）在进行选择，但这是不符合实际的。这种分析框架实际排除了行为主体理性的有限性、转型过程的不确定性和适应性调整策略的重要性。在转型过程中，由于整个社会的所有行为主体不论是主动还是被迫都卷入到了体制模式的选择当中，一方面既有旧体制中的保留利益，另一方面又对体制改革可能带来新增加的利益怀有期待，因此在改革中的立场都可能发生变化，对于这种同一个行为主体具有多种角色和多种态度的复杂情况，新古典的供求分析方法同样也不适用。

众所周知，最初对转型经济的系统研究是以新古典经济学所提出的“华盛顿共识”这一系统理论为指导的，它从价格自由化、产权私有化和宏观经济稳定化三个方面形成一整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然而从经济转型的实践来看，“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休克疗法”给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激进式转型带来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而相应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系统的经济理论做指导的中国虽然只是“摸着石头过河”，但这种渐进式转型却使中国迅速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增长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理论和实践上出现的巨大反差促使经济学家们纷纷开始对新古典经济学转型经济理论进行批判和反思。对新古典经济转型理论进行批判和反思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人们认识到经济运行需要有相应的制度基础作为支持。正如热若尔·罗兰所说的那样，如果转型的经验给了我们任何启示的话，那便是：没有以适当的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政策，不大可能产生成功的结果。

【注释】

[1]热若尔·罗兰：《转型与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2]景维民，黄秋菊：《转型经济学的学科定位与展望》，《东岳论丛》2010年第3期，第5—9页。

[3]热若尔·罗兰：《转型与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4]周冰：《转型经济学在中国的兴起和学科定位》，《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7期，第45页。

[5]孙景宇：《国际维度下的经济转型——理论研究与战略选择》，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6]卢新波：《论学习型体制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