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的生态负效应

第一节　经济全球化的生态负效应

一、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先污染、后治理”的生态负效应

在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在“大量生产、大量消费”这一长期主导各个产业的基本资本盈利模式支配下，“先污染、后治理”成为一种习惯性路径依赖，生产中心和消费中区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生态重灾区，值得警惕。从生产中心来看，由于从事大规模生产，生产过程中将产生大量的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如果疏于处理或处理不当，就会对当地水体、大气、土壤等造成严重破坏。而消费中心往往是人口集中的大城市，衣食住行方面的各种商品消费量巨大，也会产生大量生活类污水、废气和固体废物，如果疏于处理或处理不当，也同样会对当地水体、大气、土壤等造成严重破坏。

（一）13～14世纪意大利毛纺织业中心的生态问题与英国毛纺织业的兴起

在经济全球化萌芽时期，即从13～14世纪资本主义开始在欧洲萌生到18世纪下半叶第一次产业革命爆发为止，毛纺织业是欧洲很多地区和国家最重要的支柱性产业，一些毛纺织业中心曾遭遇严重的生态问题。以意大利佛罗伦萨为例。在13世纪，以毛纺织业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在佛罗伦萨迅速发展起来。14世纪初，佛罗伦萨成了当时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羊毛布料加工中心。当时佛罗伦萨的羊毛织品是欧洲质量最好的制衣材料，产品占有相当大的市场份额。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到10多万，成为当时的世界级大都市。据统计，1338年佛罗伦萨纺织业行会生产呢绒的手工工场有200多家，毛纺织工人有3万多人，每年生产10多万匹毛呢。从城中穿流而过的亚诺河是佛罗伦萨的母亲河，也是毛纺织业洗、漂和染色等工序必不可少的用水来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亚诺河就不会有佛罗伦萨的毛纺织业。但在毛纺织业迅速发展、人口快速增长过程中，哺育了佛罗伦萨及其毛纺织业的亚诺河并没有得到人们的善待。那时人们缺乏城市公共卫生概念，任由工场的污水流入河流，生活垃圾也肆意丢入河中，亚诺河成了一个露天大垃圾场，经常臭气熏天。在1345年建成的韦奇奥桥（佛罗伦萨现存最古老的桥）上，一开始建有很多商铺，有很多屠夫在桥上开店，猪下水之类的垃圾都被直接扔到亚诺河里。对生态环境恣意破坏的后果，就是在1348年黑死病袭来之际，环境卫生一塌糊涂的佛罗伦萨毫无招架之力，遭受了灭顶之灾。从1348年3月到7月，短短几个月之内，佛罗伦萨就有4万多人病死。人口的急剧减少导致劳动力奇缺，毛纺织业受到严重影响，14世纪80年代佛罗伦萨呢绒年产量只有2万匹，不到鼎盛时期的五分之一。此后，佛罗伦萨的毛纺织业逐渐走向衰退，产量逐渐下降，16世纪中期为每年3万匹，16世纪末为每年1.4万匹，17世纪30年代每年不到6000匹。

与以佛罗伦萨为代表的城市毛纺织业的衰退相伴的，是英国乡村毛纺织业的兴起。随着被称为“十三世纪产业革命”的水力漂洗机在英国得到广泛应用，毛纺织业在英国迅速发展，英国这个中世纪最重要的羊毛产地摇身一变，从羊毛出口大国转变为呢绒出口大国。当时最重要的毛纺织业中心位于英格兰中西部的科兹沃尔兹（Cotswolds）南部地区、斯特劳德谷地、埃文河流经的布拉德福德区域及其支流沿岸地区。这一地区水力资源充足，人口密度不高，卫生条件相对更好。到15世纪末，这一地区生产了英国接近一半的呢绒和几乎全部的绒面呢，其中大部分用于出口。据统计，15世纪中叶英国每年平均输出呢绒5.4万匹左右，16世纪中叶达到13万匹左右。不过，这些数字与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一比，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例如，目前我国呢绒产量居世界第一位，2011年产量为51835.58万米。因此，虽然英国乡村毛纺织业的发展对于河流会造成污染，但由于生产总规模相对不大，且生产不是集中在几座城市而是分散在地域较广的乡村，因此污染程度较低，对水质影响不是很大。

（二）英国成为“世界工厂”与全国性的生态灾难

英国全国性的生态灾难肇始于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在十八世纪中叶发源于英格兰中部的纺织业发达地区，它以纺织技术革命为先声，以蒸汽机、煤炭、钢铁三大技术变革为推动力，迅速推进了英国的工业化进程，使英国在19世纪40年代成为全球首个实现了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英国煤和铁的产量在1770年分别为600万吨、5万吨，到1861年则高达5700万吨、380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50％左右，而生态环境则成为“世界工厂”的牺牲品。

首先，广泛应用的蒸汽机大量燃煤，排放的烟尘使空气质量严重下降，英国进入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大气污染时期。例如，在曼彻斯特和附近的一些小城市，到处弥漫着煤烟，在煤烟的侵蚀下，建筑物上漂亮的红砖都变成了黑砖。在伦敦，工业用煤量和家庭用煤量都很大，煤烟与雾相互混杂，形成浓浓的黄色烟雾，长年萦绕在城市上空，使伦敦沦为“雾都”。从1837年开始，到1965年为止，伦敦发生了十余次有据可查的重大烟雾事件。其中最严重的是1952年12月5～9日发生的严重大气污染事件，多达12000人因为空气污染而丧生，直接推动了英国环境保护立法的进程。

其次，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肆意排放，大量河流遭受污染，水质严重恶化。例如，流经曼彻斯特的艾尔克河，由于沿河建造的制革厂、染坊、骨粉厂、胶料厂和瓦斯厂等不断向河中排放污水和废弃物，河水黝黑、发臭，令人作呕。流经西赖丁约克的卡尔德河，在1852年以前始终是鱼类喜爱的栖息地，到1867年时，河水已俨然成为“墨汁”。泰晤士河是伦敦乃至英国的母亲河，在1728年还被诗人描绘成“银色的洪流”，碧波荡漾，鱼虾成群。1848年，伦敦人口达到200万，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每天产生世界上最多的生活污物，城内垃圾遍地，污水横流。由于水源遭到污染，1848年伦敦爆发霍乱，死亡人数超过14000人。到1855年时，化学家法拉第致信《泰晤士报》，称“整条河实际上就是一道阴沟”。1858年夏天，泰晤士河的臭味达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程度，位于河边的议会大厦不得不在窗边挂起一条条浸过消毒药水的被单过滤空气，很多国会议员和有钱人仓皇逃离伦敦。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伦敦市政当局不得不同意约瑟夫·巴瑟杰1849年就开始提出的城市排水系统改造方案，于1859年决定动工兴建伦敦地下排水系统改造工程。该工程于1865年完工，全长达到2000公里。工程完成当年，伦敦的全部污水经由管道直接排往大海，伦敦上空的臭味终于得以消失。

对于普通公众来说，以大气污染和水体污染为表征的生态后果因为直接刺激人们的鼻子和眼睛，最容易被感知。而土壤污染则往往只能借助于专业人士的专业检测报告的发布，才能被公众间接感知到。因此相较而言，对土壤污染的治理措施往往实施得最晚。例如，早在17世纪下半叶，伦敦东部地区就被定位为工业区。300多年来，这个地区的土地遭受了严重的工业重金属污染，基本已经荒废。直到进入21世纪，定于2012年在伦敦东区召开的伦敦奥运会，才成为该地区土壤获得生态修复的契机，近200万吨被污染土壤将经由高科技清洗进行“解毒”。

（三）莱茵河流域工业发展与莱茵河的磨难及其治理

19世纪20～30年代，随着法国、德国先后开始工业革命，莱茵河的磨难拉开了序幕。莱茵河是西欧第一大河，流经瑞士、德国、法国、卢森堡、荷兰等9个欧洲国家，既是沿途各国重要的饮用水源，也是不可缺少的工业水源。随着流域内工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莱茵河的水质每况愈下。到20世纪20年代，莱茵河下游的渔民不断抱怨鱼肉的味道越来越差，原因是德国鲁尔工业区排放的废水中含有大量苯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在大规模的战后重建中，沿着莱茵河建起了很多工业区，其中对生态影响最大的是化学工业。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德国大力发展石油化工业，乙烯年产量迅速从1955年的5.5万吨增加到1974年的3107万吨，长期保持世界头号化工品出口国的地位。莱茵河流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化工产品生产基地之一，生产了世界上20％的化工产品。随着工业的高速发展，莱茵河一度成了欧洲最大的“下水道”。仅在德国段就有约300家工厂把大量的酸、漂液、染料、铜、镉、汞、去污剂、杀虫剂等上千种污染物倾入河中。此外，还有河中日夜穿行的轮船排出的废油，不断增加的两岸居民倒入的污水、废渣，以及农场超量使用的化肥、农药，莱茵河俨然已成为“欧洲公共厕所”，水质遭到前所未有的污染。据估计，河水中的各种有害物质达1000种以上。

尽管1950年沿河各国就成立了保护莱茵河国际委员会（英文简称ICPR），但由于各国政府都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工业、振兴经济方面，因此莱茵河的污染有增无减。到20世纪70年代，莱茵河水的氧气含量不断降低，鱼和其他水生动物大量死亡，河水散发阵阵臭味。1986年11月1日，瑞士巴塞尔的桑多斯化工厂仓库装有1250吨剧毒农药的钢罐爆炸，硫、磷、汞等毒物随着百余吨灭火剂进入下水道，排入莱茵河。剧毒物质构成70公里长的微红色飘带，以每小时4公里的速度向下游的瑞士、德国、法国、荷兰流去，下游160千米内约有60万条鱼被毒死，480千米内的井水不能饮用，沿岸许多自来水厂、啤酒厂被迫关闭，已经投资了300多亿马克的莱茵河治理工程也前功尽弃。在这场巨大的灾难面前，沿岸各国政府终于警醒，郑重委托ICPR制定了一个彻底根治莱茵河的方案——《2000年前莱茵河行动计划》。该计划基于“洁净的河流应该是一个健全生态系统的骨干”这一理念，把目标定位于在莱茵河流域恢复完整的流域生态系统。

从1987年开始，莱茵河的治理掀开了新的一页。到2000年，莱茵河环境整治和生态恢复的预定目标全面实现，沿河森林茂密，湿地发育，水质清澈洁净。鲑鱼已经从河口洄游到处于上游的瑞士一带产卵，鱼类、鸟类和两栖动物重返莱茵河。现在，在强有力的监控下，莱茵河成了世界上管理得最好的河流，也是世界上人与河流关系处理得最成功的河流。

（四）美国的汽车工业革命与汽车城底特律的生态悲剧

美国工业革命起步于19世纪20年代，基本与法国同步，但直到19世纪70年代，美国在以电气化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夺得先声后，其经济才迅速赶超英法。1908年，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生产出世界上第一辆属于普通百姓的汽车——T型车，世界汽车工业革命由此开始，汽车产业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1913年，福特公司开发出世界上第一条流水线。20世纪20年代初，福特公司汽车产量占全美的60％，占世界的50％。到1950年，美国生产的汽车占世界汽车总产量的85％。繁荣的汽车产业，使美国成为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工厂”。

位于五大湖区的底特律，是福特公司的发源地，也是世界闻名的“汽车城”。由于福特公司在1914年带头实施给汽车工人一天5美元的薪酬制度，汽车工人成为名副其实中产阶级，他们强大的购买力使整个城市生机勃勃。1963年，底特律成了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中心，达到繁荣的顶峰，有约200万常住人口。但是，与经济繁荣相伴而来的，则是五大湖污染的加剧。五大湖位于美国和加拿大边界，是世界最大的淡水湖水系，所蓄淡水占世界地表淡水总量的五分之一。其中，接受底特律水直接注入的伊利湖，在印第安语中的意思是“能在鱼背上走的湖”。但到20世纪60年代，包括伊利湖在内的五大湖出产的鱼由于毒素含量过高，不再适合食用。由于水质太差，游泳也受到限制。许多湖滨游览区不得不关闭。

1970年4月22日，为了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美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环境保护运动。这一天，全美国有10000所中小学、2000所高等院校和2000个社区及各大团体共计2000多万人走上街头。人们高举着受污染的地球模型、巨画、图表，高喊着保护环境的口号，举行游行、集会和演讲，呼吁政府采取措施保护环境。这次规模盛大的活动，震撼朝野，促使美国在1972年和1974年分别出台《洁净水资源法》和《安全饮用水法》，开始与加拿大联手治理五大湖水系的污染问题。

但是，污染容易治理难。美国“弱政府——强市场”的架构，使得政府可投入的污染治理经费严重不足，极大地影响了治污效果。而且，由于政府对企业排污缺乏有效监督，已取得的治污成果也很容易丧失。实际上，直到今天，美国汽车巨头的环保责任感仍然相当匮乏。美国作为京都议定书的参与国之一，之所以从拒不批准该条约到最终公然退出该条约，很大程度上就是源于美国汽车工业集团的强烈反对^[1]。因此，五大湖要彻底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依赖，难度极其大。例如，据统计，2002年注入湖区的危险污染物质比1998年又增加了21％。总体而言，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环境污染的阴影下，加之日本汽车业的异军突起，底特律日渐衰败，人口大量迁离，人口数量每年下降约1％，到2010年仅剩71.4万人。如今，底特律已成为萧条、暴力和废墟的代名词，在2008年还曾被评为美国最悲惨城市。这一定意义上也是一场生态悲剧。

（五）日本成为世界工厂与环保公害

日本的工业化起步于19世纪下半叶明治维新时期，到20世纪初基本建立起了近代工业的主要部门。日本工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重创。战后，日本在美国支持下，埋头发展经济。经过20世纪50～60年代的高速发展，日本开始继英国、德国、美国之后，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在造船工业方面，1960年日本造船总吨位跃居世界第一，达到173万吨，超过了英国的133万吨。1975年，日本造船总吨位达到1799万吨，占世界的50.1％。在钢铁工业方面，1973年日本钢铁产量突破1亿吨，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前苏联的世界第三大钢铁强国。1980年日本钢铁产量占世界的15.9％，超过美国，仅次于前苏联。在化学工业方面，1990年日本塑料、乙烯和合成橡胶的产量分别为1263万吨、581万吨和143万吨，分别占世界的12.8％、12.3％和14.5％。在机械工业方面，1990年日本车床、钻床、康拜因和采掘机的产量分别达到32695台、40171台、68993台和147370台，分别占世界的35.9％、39.7％、31.4％和65.7％。1990年，日本生产使用的机器人为274210台，占世界的59.7％。在电气机器工业方面，1980年日本彩色电视机产量为1521万台，占世界的21.1％。洗衣机、电冰箱的产量均占世界的15％以上。1990年，日本照相机和电话机的产量分别达到1696万台和1572万台，分别占世界的50.4％和14.5％。在汽车工业方面，1980年日本汽车产量达到1104万台，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1990年，日本汽车产量达到创纪录的1349万台，占世界的28.6％。^[2]

在日本在成为世界工厂的过程中，也发生了严重的污染。20世纪60年代，东京每条河流都散发着恶臭，空气污染也相当厉害，经常起雾。在20世纪50～60年代，日本还爆发了以水俣病、第二水俣病、痛痛病和四日市哮喘病这“四大公害病”为代表的严重生态危机，其罪魁祸首都是大名鼎鼎的企业，分别是长期向水俣湾和水俣川大量排放含有机汞废水的窒素株式会社，向新潟市阿贺野川大量排放含有机汞废水的昭和电工株式会社，向神通川大量排放含镉废水的三井矿业冶炼公司，以及向大气大量排放二氧化硫和各种金属粉尘的昭和石油公司。无一例外地，这些知名企业作为环境污染的制造者，开始总是选择无视污染受害者的惨状，百般抵赖，想方设法逃避责任，却还能得到政府的庇护。只是在受害者团结起来，取得舆论支持，拿起法律武器，坚持不懈地抗争的情况下，政府才不得已推出相关环境保护法规，企业才被迫承担赔偿责任。1967年日本颁布《公害对策基本法》，在制定防治公害的基本制度的同时，仍强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结果实施后被资方钻空子，致使环境污染继续恶化，公众多次举行示威游行。在公众压力下，1970年日本第64届国会在制定《防止公害事业费企业负担法》、《关于处理与清理废弃物品法》、《海洋污染防治法》、《关于公害损害人体健康犯罪处罚法》、《关于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和《水质污染防治法》6项新的公害法的同时，通过了《公害对策基本法》修正案，删掉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调的旧的条款，明确规定保护国民健康和维护国民生活环境是《公害对策基本法》所要达到的目的。

在相关法规的有力制约下，从1970年起，日本再没有发生过像“四大公害病”这样严重的环境公害事件。直到2011年发生的东京电力公司福岛核电站爆炸事故使日本乃至世界都笼罩在核辐射的阴影之下，才重新敲响了环保警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东京电力公司是世界最大的民营核电企业，也是日本收入最高的电力公司。但福岛核爆事实证明，在缺乏有力的政府监管和公众监督的情况下，企业总是一心追求利润，根本不会自觉承担其应尽的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长此以往，必将导致新的严重公害事件。

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拉美、亚洲到非洲，广大发展中国家进入大规模工业化阶段。总体来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经典模式的影响，不论其工业资本是来自国外还是本土，工业发展大都以掠夺环境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为主，基本重走了发达工业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雪上加霜的是，发达国家还把在自己领土上颇感棘手的包括工业垃圾在内的大量垃圾有计划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发达国家向非洲、加勒比、拉丁美洲、亚洲和南太平洋的发展中国家以及东欧国家转移了总量为1.63亿吨的危险废物。这一趋势如今愈演愈烈，目前发达国家正以每年5000万吨的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转运危险废物。^[3]迄今为止，虽然也有极少数成功的环境治理典型，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治理主要停留在口头上，很少落实到行动上，整体环境仍处于严重污染阶段。

（一）拉美的工业化、环境污染与环保样板库里蒂巴

拉美国家工业化进程起步于19世纪末期，其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时期受到重创。为了增强经济自主发展能力，拉美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步向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转型，并在20世纪50～70年代进入工业化高潮期。从1950年到1980年，拉美地区工业生产增长了5倍。^[4]

但是，由于拉美工业长期沿用野蛮的环境掠夺式发展手段，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拉美地区的环境污染在20世纪80年代初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如当时巴西最大的城市圣保罗集中了全国约50％的工业，仅阿利佩尔蒂钢铁公司每天就排放出15吨有害气体，空气污染相当严重。在圣保罗以东的小城库巴坦，20多家化工、化肥、冶炼厂排放的有毒气体使城市上空呈橙黄色，小河上漂浮着一层工业废物和泡沫，出生的婴儿有8％患先天畸形，库巴坦因此被人们称为“死亡的山谷”。在当时人口已达到1400多万的墨西哥城地区，集中了全国工业的近50％，13万多家大小工厂和200万辆汽车每天排放超过5500吨的有害气体。墨西哥城因此被联合国列入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许多居民患有流泪、喉痛和恶心等病症。^[5]在空气遭受严重污染的同时，由于大量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工业污水以及各种废弃物直接排向水体，拉美地区的水污染也相当严重。由于清洁的自来水供应严重不足，1991年1月拉美爆发了大规模霍乱，共有130万人生病，1.2万人死亡。

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各国采取了多种方式治理污染，取得了一定成效。其中，巴西第三大城市库里蒂巴是最成功的典型。库里蒂巴曾经长期为交通拥挤、环境肮脏、社区衰败等问题所困扰，城市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面临严重危机。从1971年起，在1971～1975、1979～1984、1989～1992年曾三次出任该市市长的贾米·勒讷率领下，库里蒂巴在“绿色城市”这一浅显而具体的愿景描绘下，切实贯彻“跨部门整合”、“创意而有效率”、“以人为本”、“尊重公民，视公民为所有公共资产和服务的所有者与参与者”等系统化发展策略，激发了公众的想象力和参与热情，仅用一代人的时间，就完成了系统的生态整治，传奇般地实现了跨越式可持续发展。1990年库里蒂巴成为联合国命名的第一批五个“最适宜人居的城市”中唯一一个位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多年来，库里蒂巴一直享有“世界上最清洁城市”的美誉，是巴西当之无愧的生态之都。具体来看，库里蒂巴的生态治理措施包括：

（1）绿化兼具自然与人工的特色，在保护土生土长的树木的同时，注重多样化人工配置树种；在保留一部分天然草地的同时，选用生命力与适应力极强的乡土草种培育人工草地。

（2）改变修筑堤坝、分洪抗洪等人与河流争地的传统做法，顺应自然，保护河岸，建设湖泊湿地。

（3）禁止在公园铺设硬质路面，公园里的步行道为可渗水的土路，有利于维持水资源循环，使雨水落下后能够就地浸润土壤。

（4）优先发展与使用安全、快捷、便宜的公共交通，基本满足人们的出行需求。即使在上下班高峰期，人们也只需等45秒钟就可以乘上公共汽车。因此库里蒂巴75％的上班族都采取公交出行方式，这一比率在全世界所有城市中最高，库里蒂巴由此成了巴西小汽车使用率最低的城市。

（5）推出独具特色的政府资助的“垃圾购买项目”，鼓励市民实行垃圾分类，提供食品或公共汽车票、练习簿、圣诞节玩具等，供市民用垃圾换取。其中，光每天回收再利用的纸张，就相当于少砍1 200棵树。

（6）捆绑式解决经济发展与交通拥堵问题，如政府抢在土地开发商之前，购置了距市中心6英里的一块16平方英里的土地作为工业区，征招了500多家无污染的工业企业，并就近建设配有学校、医院、购物、文化、体育等基础设施的工人居住区，为工人每周节约近20小时的上下班通勤时间。

总之，政府多管齐下，激发了全体市民的环境责任感、创造力和共同努力，为城市生态建设提供了不竭源泉和无尽动力。而库里蒂巴的市民也普遍认为自己生活的城市是世界上最好的城市。

但是，即便有库里蒂巴这样的环保样板，就整体而言，拉美地区的环境污染治理还任重道远。如联合国环境署2004年仍发出警告，指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状况日益恶化，给当地居民的健康和生活带来了严重后果。其中大气污染使孕妇早产和居民患急性呼吸道疾病的可能性增加了60％。只有40％的污水进行过极低水平的处理，其它污水则流入大海和湖泊，造成污染。粪便、垃圾、有毒化学品以及工业废料的不合理排放和过量使用农药与化肥造成的水资源污染，使当地居民患消化道疾病的风险增加了90％，也成为伤寒、肝炎、霍乱、痢疾等传染病传播的最常见的途径。土地资源流失严重，有16％的土地退化。每年因土地沙化造成的经济损失达20亿美元。土质的退化和耕地面积的减少使这个昔日粮仓面临“粮荒”，导致当地居民营养不良和贫血人数呈上升趋势。^[6]

（二）印度的工业化、环境污染与环保奇迹贾姆谢特吉

印度工业化起步于19世纪60～70年代。当时，一批年轻的印度企业家怀揣把印度建成为工业大国的梦想，纷纷兴办实业，希望通过发展民族工业，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塔塔集团的创始人贾姆谢特吉·塔塔。他痛感印度工商业的落后，立志要改变印度落后的农业经济，把印度建设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工业园”。虽然他在1874年成功创办的印度第一家现代化纺织厂在1877年投产后，头18年中年均利润率高达20％，但他并不满足。他认定印度要实现工业化，必须依靠钢铁、电力和科学技术。他笃信“控制钢铁的国家就能控制黄金”，在英印当局放松管制后，抓住时机筹建钢铁厂。1907年，在他去世3年后，塔塔钢铁厂在萨克奇（Sakchi）宣告成立。在生前规划钢铁厂时，贾姆谢特吉吸取了美国那些污染严重的工业城市的教训，决定要建一个全新的钢铁城。一方面钢铁厂要不懈追求产能效率和环保达标，一方面钢铁城要道路宽敞，有大树遮阴，有大片绿地和花园，有大片体育休闲区域，还要给印度教神庙、清真寺和教堂预留充足的地方。多年来，这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由塔塔集团全权管理的钢铁城，一直是印度的环保奇迹。近年来塔塔集团每年投入3000万美元，为钢铁城的供水、绿化、学校、医院、垃圾处理以及附近800余个村庄的农业发展项目提供资金。

但是，在印度，不仅像贾姆谢特吉这样拥有环保理念的企业家绝无仅有，而且政府和民众的环保意识也普遍匮乏，因此印度的环境状况正越来越不容乐观。例如，由于对外国资本投资设厂缺乏相关环保要求，对高污染企业基本不设防，因此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曾成功地在其1969年建于印度博帕尔的农药厂，实施了不同于其设在美国本土西弗吉尼亚的农药厂的环境安全“双重标准”：前者设在人口稠密区，后者则远离人口稠密区，前者仅有一般性安全措施，后者则配有电脑报警装置。其结果，就是前者在1984年12月发生了严重的毒气渗漏事故，酿成了化学工业史上最大的悲剧，迄今已造成2.5万人直接致死，55万人间接致死，另有20多万人永久残废。

又如，曾经因为空气质量好而在20世纪50年代被选为印度高科技发展基地的班加罗尔，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成为“印度硅谷”后，在企业、人口和机动车大量增加的同时，公共交通严重滞后，致使近年来空气质量因机动车尾气排放剧增而急剧下降，已经由一座花园城市快速蜕变成一个四处弥漫着有害气体的“废气制造工厂”。

再如，根据联合国2003年发表的首个世界各国水资源评估报告，印度生活用水质量在全球被评估的122个国家中居倒数第三位。印度在水资源保护方面投入严重不足，2003年每天约有200多万吨工业废水直接排入河流、湖泊及地下，造成地下水大面积污染，所含各项化学物质指标严重超标，其中铅含量比废水处理较好的工业化国家高20倍。2008年，印度水污染最严重的908座大城镇产生的污水高达382亿升，但是只有118亿升污水被处理过。虽然很多印度人相信印度的圣河——恒河自身有清洁能力，是不会被污染的，因此肆意向恒河排放废水，但事实上，如今恒河已成为世界污染最严重的河流之一。流入恒河的污水中有80％是两岸数以亿计的居民的生活废水，15％是工业废水。由于缺乏限制工业废水排放的法令，很多工厂只需交纳低廉的保证金就可以将废水直接排入恒河。沿岸居民因饮用恒河水而引发霍乱、肝炎、伤寒等疾病的事时有发生。经常在恒河中沐浴的人有40％至50％会患上皮肤病和消化道疾患。

（三）非洲的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

非洲大陆自然资源丰富，但非洲各国的工业化程度整体较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工业产值只占全球的0.7％。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相继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为发展工业进行了艰苦努力，但由于缺少必要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加之战乱不断、管理不善、腐败严重，绝大多数国家工业化进程缓慢，至今仍然以资源型产品为主，经济结构单一，未能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

迄今为止，资源采掘业一直是非洲资源大国主要的工业污染源。例如，南非作为非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拥有极其丰富的矿物资源，黄金、铂族金属、锰、钒、铬、硅铝酸盐的储量居世界第一位，蛭石、锆、钛、氟石居第二位，磷酸盐、锑居第四位，铀、铅居第五位，煤、锌居第八位，铁矿石居第九位，铜居第十四位。矿业作为南非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吸纳了全国12％的劳动力，占全国出口收入的50％。在南非豪滕省、姆普马兰加省、西北省和自由州省等地，由于矿井不当开采，矿业废水处理不当，大批老旧和废弃矿井产生了大量酸性矿井水，严重污染了水体和土壤，日益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和正常生活。2010年7月，南非水利与环境部发出警告，称在南非最大城市和金融中心约翰内斯堡，位于地表以下600米处的酸性矿井水水位正以每天0.6米至0.9米的速度上升。如不及时采取措施，一年多以后，酸性矿井水有可能会涌上约翰内斯堡的街道。2012年4月，南非水利与环境部下属最大的水供应公司RandWater与日本丸红公司建立了一揽子合作关系，希望充分利用日方的反渗透膜技术及系统，妥善解决矿山废水问题。

又如，西非的尼日利亚是世界第12大产油国和第8大石油出口国，已探明石油储量为372亿桶，占非洲总量的29.32％，居非洲第二位。虽然尼日利亚近年来正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力图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投资和制造业中心，但其国民经济支柱目前仍为石油工业，占GDP的40％和政府收入的80％。该国尼日尔河三角洲是非洲重要的石油主产区，原本河流纵横，水草丰茂，盛产粮食。但50多年来由于以石油巨头壳牌公司为首的各国石油企业漠视环保标准，疯狂野蛮开采，导致石油大规模泄漏，当地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如今受到石油污染的大量土地无法耕种，粮食大幅度减产。河面上常年漂浮着漏油污染带，导致河里大量生物死亡。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调查，在壳牌公司长期开采石油的奥戈尼地区，至少有十个社区的饮水受到污染，水中碳氢化合物含量非常高。其中一个社区的井水中，检测出的致癌物质苯超出世界卫生组织标准900倍。当地居民因此饱受各种慢性病的困扰，平均寿命不足50岁。据估计，清除油污、全面修复奥戈尼地区的环境至少需要30年，耗资将达1000亿美元，这可能成为历史上修复难度最大、耗资最多的生态工程。

此外，非洲大陆正成为发达国家丢弃废旧电子产品的巨大垃圾场，非洲很多国家承受着世界工业化先进国家有意转移的大量工业垃圾带来的严重污染。2006年，英国石油贸易公司Trafigura在科特迪瓦弃置400吨有毒石油废料，致使阿比让至少10万名民众出现呼吸困难和其他病症，大批的受害者涌入医院求救。近年来，主要来自欧洲的废旧电脑、冰箱、电视、手机和其他电子设备定期运往非洲，丢弃在无人看管的垃圾场。其中，每年仅从德国南部海运到非洲的电子垃圾就超过10万吨。^[7]这些电子垃圾中的铅、汞、镉等重金属和二恶英等有毒物质排入空气、深入土壤和地下水，严重威胁了当地环境和居民健康，甚至引起癌症、皮肤病等疾病。同时，非洲地区过去10年手机拥有率翻了一番，个人电脑拥有率上升了10％，这也势必带来大量电子垃圾。电子垃圾已经成为非洲大陆必须面对的巨大生态挑战。

在东非，被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环绕的非洲第一大湖维多利亚湖，是尼罗河的源头，也是世界第二大淡水湖。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鱼种——美味的食肉性尼罗河鲈鱼的引进，维多利亚湖环境受到致命影响，数百种土生鱼类惨遭“灭门”。湖中吃藻类的鱼被其消灭一光后，维多利亚湖里的水藻开始疯长。加之尼罗河鲈鱼富含脂肪，人们喜欢用木柴熏烤着吃，当地对木柴的需求大增，周边森林惨遭砍伐。作为经济鱼种，尼罗河鲈鱼年产值超过5.9亿美元，年出口收入近2.5亿美元。随着鲈鱼加工业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急剧增长，源源不断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注入湖中。如今在位于湖边的肯尼亚第三大城市基苏木，湖水已经变得像黄泥汤一样污浊不堪，散发出阵阵腥臭味，直接导致了鱼类大量死亡，曾经美味的尼罗河鲈鱼也因湖水污染而达不到欧盟鱼类食用安全标准，成为难以出口的“毒鱼”。

在北非，源头就已遭受污染的尼罗河是埃及的生命线，为埃及提供了近90％的淡水。埃及是非洲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工业体系涵盖纺织、食品、石油、电力、建材、钢铁、水泥、采矿冶金、汽车制造、制药、化工等多种行业，初具规模。许多工厂位于尼罗河两岸，它们排放的工业废物是尼罗河的最大污染源。加上沿岸农田使用的杀虫剂、居民的生活污水、旅游景区和船只排放的污物，尼罗河的污染十分严重。河水中的细菌、病毒和其他微生物的含量超过正常标准数十倍，铅、汞、砷等有毒物质的含量也大大超过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标准，甚至发生过因食用尼罗河鱼而中毒和饮用尼罗河水而引发肝炎和肾衰竭的事件。由于尼罗河水污染，约40％的埃及人饮用水不洁，每年给埃及医疗、农业和渔业造成的损失达16亿美元。近年来，埃及政府开始采取多种措施解决尼罗河污染问题。在工业领域，实施“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要求所有工厂排入尼罗河的废水中有害物质含量必须控制在国家规定的标准以内，否则将被勒令停产甚至关闭。在农业领域，提倡使用有机肥并推广生物杀虫技术，在尼罗河沿岸地区禁止使用化学杀虫剂。对于生活污水，则进行集中处理，禁止将生活污水直接排入尼罗河。当前尼罗河污染情况已得到一定改善，但由于人力和资金匮乏，要彻底解决尼罗河污染问题仍十分困难。

（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与生态环境的恶化

中国工业化进程虽然在19世纪60年代就已起步，但在长期内忧外患之下，中国工业化过程充满坎坷与曲折，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全国工业化水平仍然十分落后。新中国建立后，经过三年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我国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业部门，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我国工业化进程在曲折中缓慢发展，逐步构造了相对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化进程由起步阶段进入初级阶段。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抓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全球产业调整机遇，大力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工业经济发展进入腾飞期。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在能源、冶金、化工、建材、机械设备、电子通讯设备制造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及各种消费品等工业主要领域都形成了庞大的生产能力，逐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有相当规模和较高技术水平的现代工业体系，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引擎、全球的制造基地，实现了工业化初级阶段到工业化中级阶段的历史大跨越。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资料，按照国际标准工业分类，如今在22个大类中，我国制造业占世界比重在7个大类中名列第一，在15个大类中名列前三。2007年中国制造业有172类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全球近一半的水泥、平板玻璃和建筑陶瓷，一半左右的纺织业纤维、手机、PC机、彩电、显示器、程控交换机、数码相机都在中国生产。很显然，我国已成为新的“世界工厂”。

虽然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1949年以来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却没能走出一条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同步发展的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新路。在建国之初，面对全国严重的生活垃圾污染状况，我国曾开展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仅用半年时间，就清除垃圾1500多万吨，疏通渠道28万公里，新建改建厕所490万个，改建水井130万眼。共扑鼠4400多万只，消灭蚊、蝇、蚤200多万斤，还填平了一大批污水坑塘。^[8]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北京的“龙须沟”。但遗憾的是，当时正值新中国大规模工业建设起步阶段，对于工业发展必然带来的工业污染问题，从最高领袖到普通百姓，几乎都没有任何感性经验和理性认知。例如，毛泽东所设想的北京作为一个现代化大城市的形象，居然是“从天安门上望去，下面是一片烟囱”。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工业不计经济成本、人力成本和环境成本的赶超式发展中，我国各个工业基地的污染状况日益严重。可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在1973年召开的全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上，由于受到“文革”极左思想的影响，竟然有相当一部分与会者既不愿也不敢承认社会主义的中国有环境公害，荒唐地认为谁要是说中国有污染，谁就是给社会主义抹黑。最终，在触目惊心的大量事实面前，才被迫承认社会主义的中国存在环境问题，并且很严重。^[9]这次会议之后，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我国的环境保护事业由此艰难起步。

1979年，我国正式颁布《环境保护法》，标志着我国的环境保护已从一般号召向法治化迈进。与此同时，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指引下，我国工业经济开始了跨越式大发展，快速地朝着世界工厂方向迈进，工业污染物排放急剧增加，远远超出了环境保护的发展步伐，致使全国生态环境普遍恶化。

2010年我国发布了《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普查了157.6万个工业污染源。普查发现，2007年全国工业废水产生量高达738.33亿吨，其中化学需氧量3145.35万吨、氨氮201.67万吨、石油类54.15万吨、挥发酚12.38万吨、重金属2.43万吨。2007年全国工业废水排放量为236.73亿吨，其中实际排入环境水体的化学需氧量564.36万吨、氨氮20.76万吨、石油类5.54万吨、挥发酚0.70万吨、重金属0.09万吨。2007年全国工业废气产生量高达612275.17亿立方米，其中二氧化硫4345.42万吨、烟尘48927.22万吨、氮氧化物1223.97万吨、粉尘14731.49万吨。2007年全国工业废气排放量高达612275.17亿立方米，其中二氧化硫2119.75万吨、烟尘982.01万吨、氮氧化物1188.44万吨、粉尘764.68万吨。2007年全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38.52亿吨，其中倾倒丢弃量4914.87万吨。2007年全国工业源中危险废物产生量4573.69万吨，其中倾倒丢弃量3.94万吨。

除工业污染源之外，这次还普查了289.9万个农业污染源，包括种植业、畜禽养殖业、水产养殖业和巢湖、太湖、滇池和三峡库区等4个典型流域地区的农村生活源，统计出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流失）量为：化学需氧量1324.09万吨、总氮270.46万吨、总磷28.47万吨、铜2452.09吨、锌4862.58吨。在畜禽养殖业中，粪便产生量高达2.43亿吨，尿液产生量高达1.63亿吨。

此外，这次还普查了144.6万个生活污染源，涵盖了住宿业、餐饮业、洗染服务业、理发及美容保健服务业、洗浴服务业、摄影扩印服务业、汽车摩托车维护与保养业、医院、独立燃烧设施和城镇居民生活源，统计出生活污水排放量为343.30亿吨，其中化学需氧量1108.05万吨、总氮202.43万吨、总磷13.80万吨、氨氮148.93万吨、石油类（含动植物油）72.62万吨。生活源废气排放量为23838.72亿立方米，其中二氧化硫199.40万吨、烟尘183.51万吨、氮氧化物58.20万吨。在机动车尾气中，含总颗粒物59.06万吨、氮氧化物549.65万吨、一氧化碳3947.46万吨、碳氢化合物478.62万吨。

最后，这次普查的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包括2094座污水处理厂、2353座垃圾处理厂、159座危险废物处理厂和184座医疗废物处置厂。其中，污水处理厂污水年实际处理量210.31亿吨，主要污染物削减量为：化学需氧量590.58万吨、总氮28.82万吨、总磷4.53万吨、氨氮37.62万吨、石油类4.29万吨、挥发酚463.81吨、重金属0.12万吨。渗滤液中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化学需氧量32.46万吨，氨氮3.22万吨，总磷456.85吨，石油类409.32吨。垃圾处理厂年垃圾焚烧处理量1370.80万吨，垃圾填埋量为1.53亿吨，其中无害化填埋量8592.92万吨，简易填埋量6726.82万吨。无害化填埋场已填埋量3.75亿立方米，占设计容量的20.9％；简易填埋场已填埋量4.29亿立方米，占设计容量的30.5％。危险废物处置厂年处置危险废物117.42万吨，其中焚烧处置量50.37万吨，填埋处置量31.50万吨。^[10]

上述普查数据总体上清楚地表明了我国当前的污染与治理状况令人担忧，此外很多具体的行业数据也不容乐观。以纺织业为例。我国作为当前纺织业世界工厂，2010年纺织业纤维加工总量为4130万吨，占世界总量的52～54％；纺织品服装出口总额为2120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34％。同时，纺织业已成为我国水污染的主要来源，年纺织废水排放量高达24.55亿吨，其中化学需氧量为30.06万吨，氨氮1.74万吨。再以化工业为例。我国已成为化工大国，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规模庞大，在全国江河沿岸和沿海地区分布着2.1万家化工厂，它们是我国70％以上的江河湖泊和90％的城市地下水供应受到污染的重要“元凶”。从矿业来看，由于沿岸大量矿山无序开采，鱼米之乡湘江流域已成为我国重金属污染最严重的区域，承载了全国60％以上的重金属污染。从农业来看，我国目前约有1.5亿亩耕地受到污染，全国有10％的水稻存在镉污染，有十余万公顷的耕地因为镉超标暂时弃耕。

2010年11月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10年会公布的《中国生态足迹报告》，清晰地揭示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为全球承担了巨大的碳排放压力。所谓生态足迹，是一个评估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的指标。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只负载着人类和人类所创造的城市、工厂、铁路、农田等的巨脚，踏在地球上时，留下的脚印大小。如一个人的粮食消费量可以转换为生产这些粮食所需的耕地面积，一个人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可以转换成吸收这些二氧化碳所需的森林、草地或农田面积。生态足迹的值越高，意味着对生态的破坏越严重。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主的世界各国在大量消费“中国制造”的商品的同时，实际上也在分享中国的生态资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中国的生态足迹，恶化了中国的“生态赤字”。据估算，在我国长期实行的“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经济发展模式下，我国进口原材料包含的生物质生物承载力中约20％用于直接消费，35％用于国内贸易再分配，45％用于国际贸易再分配。^[11]对生物质产品与工业产品进行的完全生态足迹核算表明，我国是生物承载力净出口国。这对我国本已捉襟见肘的环境容量来说，可谓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