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化解生态负效应之路

第二节　系统分析法：寻求化解生态负效应之路

系统分析法是20世纪4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系统工程研究方略，其主要特点是把面临问题的对象视为一个系统，通过系统目标分析、系统要素分析、系统环境分析、系统资源分析和系统管理分析，确定问题的本质和起因，明确解决问题所要达成的目标，在调查研究收集资料和数据的基础上，提出多个备选方案，根据评价标准选择最可行方案予以实施。在方案实施过程中，注意常规性的定时定点监测，一旦发现新问题，将再次运用系统分析法探求相应解决方案。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巨大的工业化浪潮猛烈席卷世界，给全球生态系统带来了巨大的负效应，要对其进行化解，需要行之有效的方法论工具。实践证明，系统分析法是一种解决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态负效应问题的有效方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与生物圈”计划、ICPR的《2000年前莱茵河行动计划》和库里蒂巴的生态城市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就在于善于运用系统分析法，在系统分析生态问题成因与本质的基础上，在治理目标和治理方案上达成共识，进而把政府、企业和社会通过良性生态博弈整合在一起，构筑起齐心协力实施生态治理方案的共赢机制。正如库里蒂巴的传奇市长贾米·勒讷始终强调的，“我们不能为了解决一个问题，而引发更多的问题，要努力把所有问题连接成一个问题，用系统的眼光去对待，用综合规划的办法去解决。”反之，那些不能成功化解生态负效应的形形色色的生态治理方案，其失败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不能顺利运用系统分析法，或对问题的成因与本质判断不正确，或在治理目标和治理方案等方面无法达成共识。这样，即使方案勉强得以实施，也往往会因为受制于政府、企业和社会的恶性博弈，彼此指责，互相掣肘，而使生态负效应愈演愈烈。

一、富有生命力的“人与生物圈”计划

“人与生物圈计划”（Man and the Biosphere Program）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针对全球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在1971年发起，并于1972年在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通过的一项政府间科学计划。这一计划旨在通过对生物圈及其不同区域的结构和功能进行系统研究，预测人类活动将带给生物圈内生物资源、非生物资源的变化及这些变化对人类本身的影响，为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生物圈资源、维持遗传基因库的多样性、改善人类同环境的相互关系并达到稳定协调，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

众所周知，地球是人类迄今为止唯一的家园。在地球上，生物圈是已知的最大的生态系统。生物圈覆盖了海平面以上12000米、地面以下9000米和海平面以下11000米处，包括大气圈的下层、岩石圈的上层、整个土壤圈和水圈。生物圈的核心位于地表以上100米到水下100米的大气圈、水圈、岩石圈、土壤圈等圈层的交界处，包括人在内的大部分生物都生活在这里。全球大气质量约6000万亿吨。在除去水汽、液体和固体微粒后的干洁空气中，氮气约占75.52％、氧气约占23.15％、氩气约占1.28％、二氧化碳约占0.05％。全球淡水总量约为3.8亿亿吨，其中河流和湖泊的地表淡水为230万亿吨，这是陆地上植物、动物和人类所需淡水的主要来源。

生物圈中的各种生物，根据它们在物质和能量流动中的作用，可分为：（1）生产者，主要是绿色植物，它们通过光合作用将无机物合成为有机物。（2）消费者，主要是动物。直接以植物为生的草食动物是一级消费者，以草食动物为生的肉食动物是二级消费者，以小型肉食动物为生的肉食动物是三级消费者。而人则是杂食动物。（3）分解者，主要是微生物，它们将有机物分解为无机物。这三类生物与它们生活于其中的，即由光因子、水因子、地学因子、地理因子、气候因子、土壤因子、化学因子等构成的无机环境一起，构成了生物圈这个生态系统。一般而言，在这一生态系统中，首先是生产者从无机环境中摄取物质和能量，合成有机物。然后，生产者被一级消费者吞食，物质和能量传递给一级消费者。随着一级一级的消费者被捕食，物质和能量依次传递给二级消费者、三级消费者……最后，分解者把有机生物的排泄物和有机生物的尸体分解为无机物，释放出一部分能量，同时获得自身生存所需的物质和能量，这就是作为自然生态系统的生物圈的完整的物质和能量流动过程。

当生物圈内各种生物的种类、数量、能力长期维持相对稳定时，生物圈的物质和能量流动相对平稳，具有保持和恢复自身结构和功能相对稳定的良好能力，整个生态系统将处于理想的平衡状态。当某种生物能力大幅提升、数目快速增长时，既有的生态平衡就必定会被打破，而新的生态平衡能否建立以及何时能建立，则是未知数。必须承认，现代人类就是这样一种生物。考察人类的发展史，人类在地球上出现之后，大约在300万年的时间里，人口密度严重受制于食物缺乏和疾病等因素，人类在生物圈中的地位，人类对生物圈所能施加的影响，并不明显地超过其他动物，古代人类与其他生物和无机环境达成了相对平衡。大约1万年前，人类学会了栽培植物。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人口逐渐增加并向城市集中，手工业日益发展，人类活动对生物圈的影响和冲击逐渐增加。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的300多年，人类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生产力迅猛发展，开矿、挖煤、采油、伐林、垦荒、捕捞的规模迅速扩大，包括纺织、钢铁、电力、化工、电子在内的许多工业门类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快速发展起来。在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同时，世界人口总量也加速增长。从1750年到1950年，世界人口从7.91亿增长到了25.2亿，1970年达到36.9亿，到2011年则超过70亿。毫无疑问，人类已经成了生物圈中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生物。由于人口规模和产业规模越来越庞大，人类对生物圈资源的开采利用和向生物圈大量排放工业、农业和生活污染物，曾经被视为无限供应资源的生物圈，通过一次次的生态危机，越来越深刻地向人类展现其有限性，昭示人类承担起维护生物圈自然平衡状态的严肃使命。

在20世纪50～60年代，虽然生物圈生态失衡问题日益凸显，但公众对生物圈却普遍缺乏基本认知。事实上，“生物圈”这一术语早在17世纪，就已由澳大利亚地质学家Suess提出。在1929年，俄国学者Vladimir Vernadsky首次给出了“生物圈”的科学定义和内涵。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生物圈”概念仅为少数科学家所了解，《寂静的春天》的作者蕾切尔·卡逊就是其中的一位。蕾切尔·卡逊在她的这一部著作中，通过追踪杀虫剂DDT的传播轨迹，向人们深刻揭示了空气、地表水、地下海、土壤、植被、野外生物、杀虫剂生产商、政府、公众如何普遍联系的图景，唤醒了美国广大民众的环境保护意识。觉醒的民众发起一次次环保运动，对环保不作为的美国政府施加了极大压力，迫使美国政府在1970年12月成立了环境保护署，专门负责维护自然环境和保护人类健康不受环境危害影响。美国这一时期风起云涌的环保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人与生物圈计划”提出的重要推手。

迄今为止，“人与生物圈”计划已经推出41年。这一计划之所以长期富有生命力，不断发展壮大，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计划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善于运用系统分析法。例如，该计划在系统分析地球生物圈的基础上，把全世界划分为193个生物地理省，从这些生物地理省中选出各种类型的生态系统作为生物圈保护区，由此建立起一个全球性的生物圈保护网。到2011年6月，已在世界110个国家建立了563个生物圈保护区。该计划能根据生态领域现实问题的发展变化，及时修正和充实其核心目标与优先领域。在20世纪70年代，这一计划侧重陆地、沿海、岛屿、山地、干旱区等各种生态系统的环境污染控制和自然保护。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计划开始关注人类行为对各种生态系统的影响以及生态资源管理等应用性研究。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来，这一计划重点关注生物多样性与生态过程的保护、区域性土地利用规划和资源的可持续管理，试图消除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探寻建立人类在地球上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示范基地。它虽然仍把自然保护作为首要功能，努力确保景观、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变异得到保护，但对保护区的可持续利用和公平享用也越来越重视，赋予了保护区开发功能和后勤功能这两大新功能。所谓开发功能，就是保护区要尽力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并保持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可持续性。所谓后勤功能，就是保护区要对当地、国家及全球范围的生物圈保护和发展的研究、监测、教育及信息交流活动提供支持。

在实施过程中，该计划越来越强调中央政府决策人员、保护区管理人员、科学家和当地政府与社区的密切配合。在总结保护区运作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该计划发现能否整合当地社区的利益，促进当地社区的参与，是生物圈保护区能够成功运作的关键所在。如果保护区只着眼于保护地球生物圈的全人类公共利益，而无视当地社区人民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基本利益，那么势必激起当地人的反抗，使保护区运作障碍重重。至于科学家，则不仅要在保护区从事科研活动，还要有为保护区工作的责任意识，帮助解决保护区的现实问题，努力促进保护区生态、经济、社会的综合发展。

总之，善于运用系统分析法，积极发扬负责任的建设性精神，把保护区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当地社区人民的经济发展、生活改善、社会进步结合起来，探索一种既可以保护自然资源、文化资源，又可以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是“人与生物圈”计划长盛不衰的奥秘所在。

二、中途夭折的“生物圈2号”计划

“生物圈2号”计划由美国前橄榄球运动员约翰·艾伦发起，其设计思路是，把地球视为生物圈1号，仿造地球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以北沙漠中建造一座名为“生物圈2号”的微型人工生态循环系统。“生物圈2号”是世界上最大的闭式人工生态系统，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以土壤为基础的生物再生式生命保障系统，其设计寿命为100年。如果通过实验证明，在这个密封且与外界隔绝的缩微版“迷你地球”中，人类能依靠系统内的空气、水、营养物的循环与重复使用而健康、快乐地持续生存，那么人类根本就用不着担忧地球生态环境恶化和资源枯竭，因为实在不行还可以在人类控制的这种“迷你地球”中生存。

“生物圈2号”在1984年开始提出，1986年完成设计，1987年动工，1991年完工。1991年9月26日，8位科学家进驻，“生物圈2号”正式投入运行。它采用全封闭的钢筋与玻璃结构，在物质上闭环，通过工程手段禁止其与外界大气和地下土壤进行物质交换。在能量上开环，允许太阳光透过玻璃结构供植物进行光合作用，同时通过气密装置从外界引入电能和热控能源，保持圈内技术系统运转。在信息上也开环，可以通过计算机系统、电话、摄像、电视与外界进行数据信息交换。它的面积相当于3个足球场，引入了3800多个生物物种布置成森林生态系统、草地生态系统、水和沼泽生态系统、农田生态系统和海洋生态系统，并建有人造风雨设施和供实验人员使用的楼房。

“生物圈2号”在规模、技术难度和复杂程度上前所未有，建成之初曾受到国际上的普遍关注与赞赏。1992年4月，英国《新科学家》周刊称之为“肯尼迪总统提出飞向月球计划以后美国实施的最令人激动的科学研究项目”。但1993年6月26日，这一计划却以8位科学家病恹恹地走出“生物圈2号”而宣告首次失败。1994年3月6日，在对首次实验结果进行评估并改进技术后，又有7位科研人员进驻“生物圈2号”。但他们工作10个月之后，也不得不于1995年1月走出。1996年，宣告失败的“生物圈2号”被投资人石油大王爱德华·巴斯转交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管理。

根据系统分析，“生物圈2号”失败的首要原因是其内氧气未能顺利循环，氧气与二氧化碳的大气组成比例失调。从1991年9月到1992年6月，氧气浓度从20.51％下降至16.95％，只得从圈外输入纯氧进行补充，使氧气浓度回升到19％。据推测，造成氧气循环障碍的因素有多种。一种解释是圈内细菌在分解土壤中大量有机质的过程中，耗费了大量氧气，但细菌所释放出的二氧化碳经过化学作用，却大量为圈内的水泥建筑物所吸收，从而影响到了正常的碳循环，致使氧气含量下降，不足以维持研究者的生命需求。同时，大气中二氧化碳和二氧化氮的含量直线上升，使得大气和海水变酸，在用来吸收二氧化碳的牵牛花疯长的同时，大部分脊椎动物死亡了，所有的传粉昆虫也死亡了，而靠花粉传播繁殖的植物也全部死亡，植物的死亡又使得氧气循环更为不畅。其次是水循环失控，表现为降雨失控，人造沙漠变成了丛林和草地。再次是物质循环失调。“生物圈2号”引进的生物以生产者为主，消费者和分解者的种类和数量都较少，使得植物很少被动物食用，枯枝落叶又因缺少细菌和真菌的分解而大量堆积，致使物质循环不能正常进行。

“生物圈2号”计划中途夭折，一时之间成为笑柄，并被斥之为“奢侈的伪科学”。直到今天，“生物圈2号”仍然被很多人看作藐视自然的反面教材。但实际上，这一计划正是从反面证明了，经历几十亿年漫长演化形成的地球生物圈是人类目前唯一可依赖的生命维持系统。在现有科学技术条件下，人类一旦离开地球将难以永续生存。因此，善待和保护生物圈是人类的唯一选择，肆意破坏生物圈只能是惹火自焚。

如今，哥伦比亚大学已经把当时接手的“生物圈2号”成功转型为生态学和环境变迁研究与教学的一流基地。从系统分析法角度审视其最初的失败与后来转型的成功，可以发现，成败关键在于是否确立了科学合理的系统目标。在向生物圈1号叫板的“迷你地球”目标被证明是不科学、不合理的之后，需要制定科学的、合理的转型目标。但在转型目标的选择上，科学家们一开始就存在严重分歧，有的希望把其打造成一个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有的希望将其用于全球气候变化效应研究。由于目标难以确定，转型计划一时难以推进。直到1998年2月，《科学》杂志发表的一篇论文称，随着“生物圈2号”内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加，圈内容量高达378万升的人造海洋中珊瑚的生存受到了威胁，才终于为转型目标之争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因为这篇论文清楚地表明了，在全球变暖问题日益受到国际社会高度重视的情况下，“生物圈2号”是研究全球变暖如何影响生态系统的理想平台。迄今为止，“生物圈2号”已成为一个非常难得的全球气候变化效应研究中心，赢得了科学界的尊重。目前有多项与全球气候变化有关的研究项目在此开展，吸引了很多世界一流的科学家。与此同时，它还是一个绝佳的生态旅游胜地和生态教育基地，吸引了大量游客和学生。人们相信，“生物圈2号”将为人类开发太空、建立生存模型、探讨人与生物间关系、保护生物圈、实现可持续发展等提供科学依据。

三、莱茵河治理：从《2000年前莱茵河行动计划》到《莱茵河2020计划》

莱茵河是当今世界管理得最好的一条河流，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ICPR运用系统分析法，精心制定和实施了《2000年前莱茵河行动计划》与《莱茵河2020计划》。

1987年，在桑多斯化工厂仓库失火事件的次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的环保会议上，莱茵河沿岸9个国家的环境部长一致通过了ICPR制定的《2000年前莱茵河行动计划》。这个计划以“洁净的河流应该是一个健全生态系统的骨干”为核心理念，以把莱茵河建成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的骨干”为总目标，并分解出三个硬性目标：（1）消失的物种，比如鲑鱼等，要重新回归莱茵河；（2）莱茵河水要始终适合作为饮用水使用；（3）莱茵河底的沉积物基本不含有害物质。围绕这些目标，该计划制定了相应的评估标准，把生态系统恢复作为莱茵河重建的主要指标，根据流域敏感物种的种群表现对环境变化进行评估。该计划认为流域水环境的改善不能简单地用若干水质指标来衡量，而要用完整的流域生态系统的恢复和原有生物群落重返莱茵河及其支流的情况来衡量。

为了保障《2000年前莱茵河行动计划》的实施，ICPR建立了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例如，ICPR实行部长会议决策制，每年召开一次有关各国部长参加的全体会议，对重大问题作出决定，然后各国分工执行，费用各自承担。会议主席各国轮流转，但秘书长总是荷兰人。这是因为荷兰是莱茵河最下游的国家，河水污染对其危害最大，因此对于治理污染最有责任心和紧迫感，最能站在公正客观的立场上说话。ICPR在做决定时，从不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方式进行表决，而是组织所有9个成员国就有关事项互相讨论，直到完全达成共识，才推出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的方案。因此，ICPR各成员国之间存在着无保留的政治互信，其所有决定都得到各成员国100％的支持，也会被成员国100％地执行。每隔两年，ICPR都会就每个成员国实施计划的情况作一个报告，这也是对成员国的无形压力。ICPR还建立了观察员机构，把对水质最敏感的自来水公司、矿泉水公司和食品企业组织起来，使之成为水质污染的“报警器”。有一次，荷兰的一家葡萄酒厂突然发现他们取自莱茵河的水中出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化学物质，这一情况被迅速反映给ICPR。ICPR迅速通知其设在各国的8个监测站进行调查，很快就发现肇事者是法国的一家葡萄园，其喷洒的农药违规流入了莱茵河。在证据面前，这家葡萄园不得不作出赔偿。

《2000年前莱茵河行动计划》取得的显著成效出人意料，同时也激励着ICPR和各成员国为莱茵河治理制定更为宏伟的蓝图。2001年，ICPR部长会议一致通过《莱茵河2020计划》。该计划广泛听取了自然保护、防洪、工业、农业、航运以及饮用水供应等不同利益团体的意见，认为必须综合考虑生态保护、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问题，努力改善莱茵河流域生态系统，实现莱茵河可持续发展。该计划指出，莱茵河除了航运功能外，还具有饮用水供应、污水排放、电力生产、渔业养殖等功能，水资源综合管理必须把莱茵河流域各国所有与水有关的政策和行动整合起来，甚至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也将适时纳入该计划整体考虑。其具体行动领域包括：（1）在饮用水生产与供应、污水排放与处理、工业企业安全领域，确保和维持已有的高水平；维持莱茵河的畅流，维护莱茵河的水运航线。（2）采用综合方法，将不同部门的政策措施整合起来，致力于生态系统改善、水质改善、防洪保安、地表水与地下水保护等工作。（3）采用现代河流区域管理技术和手段，强化责任，对莱茵河实行现代自动监测，对与环境协调的农业活动给予支持。（4）改进公共关系和信息传播手段，建立在线信息系统，加强公众环境教育。

关于生态系统改善，《莱茵河2020计划》认为，沿莱茵河地区在生境多样性方面存在诸多缺陷。多年来沿河采取的整治措施，已从根本上改变了莱茵河流域的水文地质条件。例如，原先自由流淌的莱茵河的一些河段，及其支流如摩泽尔河、美茵河等的一些河段，都已变成分蓄洪区。超过85％的洪泛平原与莱茵河的联系被切断，导致动植物栖息地严重破坏和一些莱茵河特有动植物种类的消亡。为此，该计划决定恢复莱茵河干流，使其在莱茵河流域生态系统中发挥主导作用；恢复莱茵河各主要支流，使其发挥作为洄游鱼类栖息地的功能；保存、保护、改善和扩大沿莱茵河地区和莱茵河流域具有生态重要性的地区，为一些植物和动物物种提供生存环境。

关于洪水控制和保安，《莱茵河2020计划》认为，导致洪水威胁不断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河流整治、筑堤等活动，使得莱茵河两岸超过85％的自然洪泛区与莱茵河切断了联系，地表日益硬化，土壤变得密实，继而使得洪灾经常化。与此同时，易发洪水的冲积河谷地区大量被开发和利用，也使得洪灾危害加重。为了减少洪水威胁，改善莱茵河及其冲积区的生态状况，该计划以1995年为参照年，决定到2020年将洪水破坏风险降低25％，将已调节河段下游区域的最高洪水水位降低70厘米。

关于改善水质，《莱茵河2020计划》在《2000年前莱茵河行动计划》显著提高水质的基础上指出，虽然点源污染已显著降低，但“面源污染”则日益凸显。要进一步改善莱茵河及北海的水质，减少水中悬浮物质带来的污染，就必须切实减少面源污染物质，使水中物质不对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的生物群落产生负面影响，使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体内危险物质的含量进一步降低，使莱茵河的鱼类、贝类和甲壳类动物适于人类食用，使一些河段适于游泳。

关于地下水保护，这是《2000年前莱茵河行动计划》没有涉及的新的工作领域。既要保持河流和地下水（特别是冲积区的河流和地下水）之间动态和定量的相互作用，又要保护地下水免受已污染的莱茵河水的侵入，同时保护莱茵河水免受被污染的地下水的影响。通过保护、改进、恢复地下水体，扭转因人类活动导致的污染物浓度持续增加的趋势，获得优良地下水。要确保地下水抽取与补充之间达到平衡，既要注意促进雨水的渗漏，又要避免环境危害。要恢复冲积地区自然的动力，改善土壤生态系统。在城市水域，要在考虑工业和贸易用地的情况下，充分注意地下水和含水层的脆弱性，在物质的储藏、运输环节采取充分预防措施，避免有害物质污染地下水。

《莱茵河2020计划》在实施过程中，做到了多管齐下：（1）充分利用各国已有法律；（2）在涉及个人用户或团体用户的情况下，为保障长期可持续发展，非常注意达成自愿协议；（3）采用自愿达成的、可评估的有效协议，强化污染排放者的责任，减少有害物质排放；（4）建立现代环境管理系统；（5）在农业领域，根据自愿协议对与环境协调的农业活动给予支持；（6）鼓励相关利益团体参与计划制定过程，并通过听证会、技术磋商、会议等，参与计划评估活动；（7）在制定新的国家或区域计划过程中，充分考虑现有计划的要求；（8）在莱茵河不同河段，定期组织有关人士或相关团体进行讨论；（9）对冲突很大的风险项目，启用仲裁程序；（10）在莱茵河不同河段启动示范项目，并通过构筑伙伴关系，使这些项目互相联系，互相支持。

为了使《莱茵河2020计划》获得广泛的公众支持，ICPR从多个方面加强了其公共关系工作，主要包括：（1）根据计划目标，定义目标群体；（2）加强媒体宣传工作；（3）制作面向学校的宣传材料，包括纪录片、电视片等；（4）培育公众关于水资源的价值意识，关于莱茵河和莱茵河流域的审美意识；（5）在莱茵河流域旅游推广中，凸显生态观念；（6）启用现代信息系统，开通ICPR网站，提高信息透明度。

为了跟踪检验《莱茵河2020计划》的实施效果，确保计划不落空，ICPR强化了计划管理工作。主要管理手段有：（1）根据《欧盟水框架法令》附件的规定，建立统一的评估体系；（2）对莱茵河相关物质的指标的落实情况进行定期监控；（3）对生境连通性工作进行管理；（4）落实生境和鸟类法令的相关要求；（5）绘制易受洪水危害地区以及处于洪涝威胁中的莱茵河低地地区的风险图，直观地展示洪涝风险及其防范工作的进展；（6）开发莱茵河和莱茵河流域的仿真模型；（7）分阶段实施计划，对所采取的措施进行成本效益核算；（8）各成员国负责各自国家的实施工作，并注意形成地方政府、社团和财政机构的参与合力。

当前，《莱茵河2020计划》虽仍处于现在进行时，但已取得一定成效。2003年，排入莱茵河的水已全部达标。2007年，莱茵河的生物多样性恢复到了二战前水平。

四、太湖流域治理：从《太湖流域综合治理总体规划方案》到《太湖流域综合规划》

从北美五大湖到非洲维多利亚湖，大型浅水湖泊治理堪称世界性难题。虽然我国太湖流域治理曾雄心勃勃地想为世界同类湖泊治理提供经验和借鉴，但鉴于流域内各行政区、各涉水行业、上下游、左右岸关系错综复杂，协调困难，系统分析法的运用遭遇诸多障碍，以致1987年出台的《太湖流域综合治理总体规划方案》到期后，2007年初即已开始修编、预计三年完成的《太湖流域综合规划》，至今已历经5年尚未公布。

太湖是我国第三大淡水湖，流域面积3.69万平方公里，地跨江苏、浙江、上海。太湖流域河网如织，湖泊星罗棋布，水面总面积约5551平方公里。流域内河道总长约12万公里，河网密度每平方公里3.3公里。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太湖流域人口、城市、财富集中度越来越高，2010年经济密度每平方公里近8000万元，约为全国平均的30倍。流域内工业密布，每平方公里有5.7个工厂。2010年太湖流域以占全国不到0.4％的国土面积，集聚了全国4.3％的人口，创造了全国10.8％的GDP，城镇化率超过73％。

多年来，太湖流域的经济发展引擎是位于太湖流域最下游的上海。20世纪50～60年代，上海造纸、化纤、印染、食品等污染物排放量大的行业发展迅猛，大量污物直接排入黄浦江，黄浦江水体开始出现黑臭现象，并逐年加重。到1992年，恰逢太湖流域大旱，黄浦江水体黑臭期长达268天，尽管自来水净化用药量增加了几倍，水出厂时仍有怪味。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上海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包括纺织业在内的许多低端污染型工业向外转移，其中相当一部分迁到了苏州、无锡等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太湖流域中上游地区。尽管这种产业在区域间的梯度转移具有经济合理性，但从生态角度来看，工业特别是污染型工业从经济发达的流域下游向经济不发达的流域中上游迁移，如果生态治理不能及时跟进，其结果只能是整个流域污染的扩大化、普遍化。

事实上，太湖流域的水环境多年来不断变差。“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洗衣灌溉，70年代水质变坏，80年代鱼虾绝代，90年代身心受害”，就是对太湖流域水质下降历程的生动描述。究其原因，就在于缺乏前瞻性的、有效的流域生态治理系统规划。例如，1987年几乎与《2000年前莱茵河行动计划》同时启动的《太湖流域综合治理总体规划方案》，就缺乏前者的生态系统视角，仅仅把“防洪除涝”作为主要目标，对航运、供水和环境保护则只附带考虑。生态视角的匮乏，加剧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太湖流域经济高速发展的生态负效应。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初期，太湖平均水体水质由以Ⅱ类水为主下降到以Ⅲ类水为主。从2005年开始，太湖各湖区蓝藻数量和原生动物数量显著增加，生态系统恶化趋势明显。到2006年，太湖流域废污水排放总量达到62.1亿吨，严重超出了流域水环境承载能力，太湖湖体水质降为劣V类，全年86.5％的评价河长水质劣于Ⅲ类时。而此时，太湖流域管理局仍认为污染防治不属于其管辖范围。2007年5月，太湖流域无锡蓝藻事件爆发，引发供水危机，直接影响到200万人口的生活饮用水安全，充分暴露了太湖水污染的严重性和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其后对太湖水环境的生态治理才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2008年4月，《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总体方案》编制完成，并由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方案的总体目标是“还太湖一盆清水”，近期目标主要是把太湖湖体水质由2005年的劣V类提高到2012年的V类，远期目标主要是在2020年把太湖湖体水质提高到Ⅳ类，其中部分水域达到Ⅲ类。根据我国水质标准，Ⅰ类主要适用于源头水、国家自然保护区；Ⅱ类主要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珍稀水生生物栖息地、鱼虾类产卵场、仔稚幼鱼的索饵场等；Ⅲ类主要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鱼虾类越冬场、洄游通道、水产养殖区等渔业水域及游泳区；Ⅳ类主要适用于一般工业用水区及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V类主要适用于农业用水区及一般景观要求水域。对比《2000年前莱茵河行动计划》，可以明显地看出《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总体方案》的目标相对较低。

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的关键是源头治污，而治污需要调整产业结构，改进生活方式，发展生态科技，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难以短期见效。近年来，通过实施“引江济太”系列工程，把长江水引入太湖，加快了湖区水体流动和置换，在提高湖区水体水质方面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引江济太”实质上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如果太湖流域治理满足于“引江济太”，就很容易忽视治污能力的提升。至于上海，随着投资170亿的长江口青草沙水库在2011年底建成启用，上海地区饮用水源对太湖流域黄浦江原水的依赖度大幅度降低，这可能也会在一定程度降低上海方面治理太湖的积极性。这种因为有相对干净的长江水可依靠而忽视太湖治理的心态，也许就是《太湖流域综合规划》迟迟难以出台的重要原因所在。从长远来看，这其实是很危险的。实际上，随着长江中上游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长江的水质长期来看也不容乐观。摆正心态，达成必须好好治理太湖的共识，系统分析各行政区的利益诉求，更加公平地划分责任，明确各行政区的权利与义务，也许是破解《太湖流域综合规划》难产困局的关键所在。

【注释】

[1]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2]刘昌黎：《日本世界工厂的发展及其经验》，《日本学论坛》2004年第1期。

[3]海之殇：《人类将去哪里寻找干净的海洋？》，引自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1-08/29/c_121927459_2.htm。

[4]程晶：《城市化进程中拉美国家城市环保的经验及教训》，《世界历史》2007年第6期。

[5]逢春：《拉美城市的污染与防治》，《世界知识》1981年第24期。

[6]联合国称拉美环境污染造成严重后果，引自搜狐网，http://news.sohu.com/2004/03/05/56/news219305695.shtml。

[7]发达国家向非洲倾倒电子垃圾含有大量重污染物质，引自搜狐网，http://news.sohu.com/20091214/n268932420.shtml。

[8]三次改造龙须沟换新颜，引自京华网，http://epaper.jinghua.cn/html/2011-05/31/content_665649.htm。

[9]曲格平：《从斯德哥尔摩到约翰内斯堡的发展道路》，引自环境生态网，http://www.eedu.org.cn/Article/epedu/florilegiums/qugeping/200507/5767.html。

[10]《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引自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gb/qttjgb/qgqttjgb/t20100211_402621161.htm。

[11]中国“生态赤字”部分缘起“世界工厂”，引自网易，http://news.163.com/10/1119/07/6LRACKEU00014AE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