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试验区最新消息

上海的空间地理位置和辐射的区域经济总量和质量，决定了上海自贸试验区代表的是当仁不让的中国经济龙头，在全面深化改革建立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过程中必然处于全国主导地位。按照2010年的空间加权的本地市场潜能指数，上海市场能够通过空间地理联系长江流域乃至全国市场，其辐射的潜在市场总量是分别代表珠三角经济区和闽台经济区的广东和福建的两倍以上，甚至比代表京津冀环渤海区域经济的天津要高出30%以上（见表4.2）。在地区职工工资收入和商品房财产价格上，上海也远高于其他三个地区的水平，体现了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上海在出口总量上只低于广东，但是在进出口总额占地区GDP的比率远高于其他三个自贸区所在地区，代表了更高的开放程度。同时，上海的国有企业占比、企业所得税占财政收入比和增值税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在四个自贸试验区中也都是最高或者略低于最高水平，也说明了上海的企业承担了更多的国家和社会责任。最后，工业在上海的比重和运输通讯都仅次于广东，但是工业的行业集中度仍然是最高的。因此，上海的经济结构和水平更类似西方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行业发达而工业集聚度高，从而为其他三个地区提供了趋同的方向。

表4.2　四大自贸试验区基本经济指标比较（2010年）

资料来源：桑瑞聪、刘志彪、王亮亮：《我国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以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上市公司为例》，《财经研究》，2013年第39卷第5期。笔者计算得到的结果。

上海发达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强劲的生产和服务能力是空间地理位置和贸易开放历史共同形成的格局，也就决定了上海自贸试验区在四大自贸试验区中的领先地位。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作说明时表示，在广东、福建和天津设立自贸试验区，可以与上海自贸试验区形成互补试验和对比试验。所以，自贸试验区并非简单复制上海的经验，而是强调“互补、对比”试验，是一个以上海经验为蓝本的协同制度创新的过程。“互补、对比”是将上海自贸试验区的经验推广全国的重点和难点。由于上海自贸区是承担改革开放“国家试验”的职能，不简单复制、走差异化道路，对于扩围后的自贸试验区队伍至关重要。所以，上海是在更高层次上试验了中央在自贸区的设想，突出了上海经济在生产性服务行业的优势，以贸易便利化和制定负面清单为制度突破口，为其他自贸区的协同创新提供了一个领先的范本。

具体而言，福建自贸试验区为闽台产业融合拓展更大政策空间，是以服务两岸关系大局、推动闽台融合作为重大使命的。广东自贸试验区通过在CEPA框架下扩大对港澳开放、破除准入后的隐形壁垒和政策障碍、通过自贸区自身体制机制的创新，进一步推动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天津自贸试验区统筹考虑区域特征，重视对京津冀、环渤海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由此福建对接台湾，广东侧重港澳，天津重点面向东北亚并统筹京津冀协同发展。从三大自贸区的战略布局来看，区域化特征、目标指向性相对上海自贸区更为明显。

但是，认识事物的辩证法告诉我们，往往显而易见的优势也可能是潜在的劣势。粤闽津三大自贸试验区有如此明确的目标指向，也就意味着有明确的竞争对手。东北亚地缘政治复杂，港澳台经济成分犬牙交错，在地理上都是封锁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岛链”区域。而且这些经济体无一例外是英美资本主义国家模式精心培养的传统势力范围。由于这些经济体所遵循的普通法系和我国的大陆法系格格不入，美英联盟可以通过TPP和TIPP等贸易自由条约围困中国经济体，使得这三大自贸试验区首当其冲成为承压区。可以预见，在没有出现国际政治格局重大改善的前提下，粤闽津三大自贸试验区在面临东北亚、港澳台、东南亚乃至澳新经济体系竞争时，可能会疲于奔命于种种突发事件的处理，而在制度创新上难以取得重大突破。

上海的经济和社会的综合发展水平远高于其他三个区域，可以更好地面对来自全球的压力。短期而言，自贸区试验可以快速地促进区域经济增长；长期而言，自贸区试验是为了解决体制改革问题的。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和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重组，要求货物贸易中间产品的垂直化，所以通关便利化，有效降低贸易成本是能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而经济全球化的浅化导致自由贸易规制的碎片化的发展。上海背靠中国市场经济最发达的长江流域，依托“一带一路”战略所带来的中西亚和欧非纵深，在正面除了广阔的太平洋以外没有特定的“假想敌”，空间广阔大有可为。所以，上海自贸区试验不仅仅是着眼于区域经济升级，还要兼顾东北亚、港澳台、东南亚和澳新经济圈的经济资源和产业价值链的整合，立足亚太全球布局，为中央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大方针大战略服务，从而推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