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阶级的没落（代译序）

20世纪伊始，德语文学诞生了一部划时代的杰作：托马斯·曼的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1901）。这部仅用四年时间写成的“伟大小说”，不仅奠定了年方二十六岁的作者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文坛地位，还开启了德语文学的一个新时代，一批世界级的大师随之崛起，特别是原本薄弱的长篇小说创作园地里更可谓人才辈出，长篇小说的创作更加硕果累累。于是在20世纪上半叶，德语文学出现了一个堪与歌德、席勒时代媲美的高峰，而托马斯·曼本人，则被誉之为这一兴旺发达时期的“火车头”，并且于1929年当之无愧地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托马斯·曼之得以戴上这顶桂冠，一如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的颁奖辞所宣示的，主要由于他那被称颂为“第一部也是迄今最卓越的德国现实主义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1]。但是，在获奖之前不久出版的又一部长篇小说《魔山》（1924），对作者获此殊荣至少起了同样重要的作用，因为是它使托马斯·曼真正举世闻名。为了证明此言不虚，可以举出两个事实，一是1927年，《魔山》经Helen Tracy Lowe-Poters翻译成英文The Magic Mountain，很快便畅销美国，受欢迎的程度明显超过了《布登勃洛克一家》^[2]；二是近年来在德国和世界范围内评选20世纪最佳德语长篇小说，托马斯·曼入选的多为《魔山》，而且总是名列前茅。

托马斯·曼创作的长篇小说在十部左右，几乎都是鸿篇巨制，如单单取材于《圣经》故事的《约塞夫和他的兄弟们》（1933-1942）就是四部曲，和其他的大长篇加在一起，便构成了20世纪德语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一个可观的组成部分。这十部左右长篇小说的代表作，公认为上述的《布登勃洛克一家》《魔山》再加上《浮士德博士》。这些作品尽管题材不同，风格、手法也有发展变化，但是都一样从精神、文化和哲学的高度，深刻而直率地提出了时代的根本问题，生动而多彩地描绘人生、社会和世态，恰如巴尔扎克所做的那样。也就难怪德国著名的评论家汉斯·马耶尔要将托马斯·曼的小说与《人间喜剧》相比拟。^[3]

对《布登勃洛克一家》外国文学界的同行已经谈得比较多了。《魔山》可以视为《布登勃洛克一家》的后续之作，且对托马斯·曼的小说创作的许多方面都明显地有所突破。因此，无论研究托马斯·曼个人或是研究20世纪的德语长篇小说，《魔山》都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和着力点。

托马斯·曼1875年出生在德国吕贝克城一位富商的家中。父亲曾做过这座享有自治权的北方海港城市的市议员。托马斯·曼中学未毕业父亲便去世了，家业随之衰败，全家迁到了南方的慕尼黑。托马斯·曼十九岁即在当地一家保险公司做见习生，同年发表小说《沦落》获得好评，决心走文学道路，开始在慕尼黑大学旁听历史、文学和经济学课程，并参与编辑《二十世纪》和《辛卜里其斯木斯》这两本文学杂志。1895年至1898年随兄长亨利·曼旅居意大利，1897年着手创作《布登勃洛克一家》。这部小说于1901年问世后，立刻在德语文坛引起轰动。

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作家经历了资本主义世界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目睹了德国发动的空前残酷野蛮的两次世界大战并身受其害，被法西斯政权褫夺了国籍，不得不长期流亡国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虽已成为美国公民，却感到这个盛行麦卡锡主义的国家窒息了自己的创作灵感，但是又不愿回到分裂成东德、西德的祖国的任何一边去，只好在1952年移居瑞士，直至1955年客死苏黎世。

托马斯·曼可谓一生坎坷，经历丰富，思想发展的过程更充满了曲折、矛盾和痛苦。所有这些，都反映在了他的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里。《魔山》这部书则是作者对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经历和思想的总结。具体讲，为了探望患病的妻子卡佳，托马斯·曼确曾于1912年去瑞士达沃斯地区的一家肺病疗养院住过一些时候。这段特殊的经历和见闻，加上妻子的书信，提供了他于1913年开始创作《魔山》的契机和素材。起初他只打算以生战胜死为主题，用幽默的笔调写一个中篇小说（Novelle），使之与《威尼斯之死》和《特利斯坦》形成对照，因为在这两篇旧作里，表现的都是艺术家在精神上对死亡的美化和渴望。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打断了他的写作，到了1919年战争结束后作家才重新提起笔来。大战中的痛苦经历和战后的深刻反思，不但使原本计划的中篇发展成了一部上下两卷的大长篇，思想内容更大大地得到了深化和扩展。

堪称德语文学现代经典的《魔山》故事情节并不复杂：

出身富有资产者家庭的青年汉斯·卡斯托普，在大学毕业后离开故乡汉堡，前往瑞士阿尔卑斯山中一所名叫“山庄”的国际疗养院，探望在那里养病的表兄约阿希姆·齐姆逊。他原本打算三周之后便返回汉堡，接手一家造船厂的工程师职位，却不料在山上一住住了七年。原来他闯进了一座“魔山”！

在“魔山”中住着来自欧洲乃至世界各国的病人。他们代表着不同的民族、种族、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政治态度，但却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属于不必为生计担忧的有产有闲阶级。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山庄”的居民们自有一套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人生哲学，都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都沉溺声色，饕餮成性；都精神空虚，却在尽情地享受疾病，同时又暗暗地等待着死神的来临。须知，拿一位“山庄”中人的话来说，这所疗养院“不会使患病的人恢复健康，却能让健康的人染上疾病”。因此，不断有年纪轻轻的疗养客不治身亡；因此，整个“山庄”及其所在的达沃斯地区，就跟中了魔咒一样，始终笼罩着病态和死亡的气氛。

除了上面那些行尸走肉的活人，“魔山”中还游荡着一些幽灵，过去时代的幽灵以及叔本华、尼采等等的幽灵。这些幽灵附着在奥地利耶稣会教士纳夫塔和意大利作家塞特姆布里尼等人身上，他们是那些活死人中的思想者。至于“魔山”的统领，则是“山庄”疗养院的院长、“宫廷顾问”贝伦斯大夫。他和他的助理克洛可夫斯基博士，一个绰号叫“拉达曼提斯”，一个绰号叫“弥诺斯”，意思都是地狱中的鬼王。然而“魔山”的真正主宰，却并非鬼王贝伦斯大夫，而是死神。这不仅因为这位大夫自命为“伺奉死亡的老手”，而且本人的身体和精神也染上了重病，即将成为死神的俘虏。

就这样，在死神的统领指挥下，经由贝伦斯这些鬼王精心安排和组织，风景如画的阿尔卑斯山就变成了妖魔聚会的布洛肯山^[4]，“山庄”的疗养院客们便像瓦尔普吉斯之夜的男女妖精似的纵情狂欢，夜以继日地跳着死亡之舞。

主人公汉斯·卡斯托普是个性格和体质都很柔弱的资产阶级少爷，是塞特姆布里尼为之操心的“问题儿童”。他涉世不深，刚入“魔山”还有点儿不习惯，但马上被“鬼王”逮住，不多久就习惯了不习惯，也参加了死的舞蹈。这是因为，“山庄”的独特生活方式自有其魅力。这魅力的表现之一就是使人忘记时间、忘记过去和将来，同时也忘记人生的职责和使命，活着仅仅意味着眼前的及时行乐。因而“魔山”成了一个介乎于生死之间的无时间境界，难怪年轻的卡斯托普在山上不知不觉一住便是七年，难怪他也很快学会了像其他疗养客一样怀着冷漠、闲静的心情，俯瞰和傲视平原上碌碌终日的芸芸众生。

不过，在“魔山”中的七年，汉斯·卡斯托普也并未虚度。他年轻、好奇，性格内向，有一个区别于一般疗养客的特点和优点，就是对周围的人和事乐于观察、倾听，勤于思索。他在跨出校门后遽然来到一个新的环境，日日目睹着疾病和死亡，倾听着塞特姆布里尼与纳夫塔的激烈争论，自己还对爱情的苦乐和生离死别有了切身的体验，思想活动更是异常活跃。而“山庄”无所事事的特殊生活方式，又提供了他去沉思默想的充裕时间，便对疾病与健康、欢乐与痛苦、生存与死亡、时间与空间以及音乐与时间的关系等等问题，进行了反复的思考，直至七年后“魔山”的梦魇终于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晴天霹雳”所震醒。

然而，这位唯一在“山庄”康复了的小说主人公，这位有头脑的资产阶级的苗裔，却仍然没能逃脱死神的控制。因为这时整个的欧洲和资本主义世界都着了魔，都跳起了疯狂可怖的死亡之舞，汉斯·卡斯托普自然也在劫难逃。小说结尾，年轻的主人公便在一颗大炮弹落到眼前爆炸后飞溅的尘土里，在战场的“混乱喧嚣中，在唰唰冷雨中，在朦胧晦暗中，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了”。

从上面的故事梗概可以看出，《魔山》既无曲折跌宕的情节，也无惊心动魄的场面，但却自始至终充满着离奇、紧张和神秘的气氛，却不乏思想、精神范畴的激烈碰撞、交锋乃至你死我活的斗争，而不同的思想、精神及其相互斗争，又是通过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体现出来，这就赋予了小说引人入胜、摄人心魄的艺术魅力。也就是说，《魔山》并不重在描绘自由资产阶级没落的外在表现和过程——虽然这方面也有不少精彩之笔——而更多地着力于揭示其内在的历史和精神根源。而这，看来正是托马斯·曼这部杰作的最大的特点和优点。这样的特点和优点，使《魔山》成为所谓“智性小说”（intellektueller Roman）或曰形而上的哲理小说（metaphysischer Roman）的典型。^[5]

《魔山》除去这一涉及小说本质特征即故事情节的大看点，还有以下几个值得认真研究和极具欣赏价值的方面：

首先是小说不同凡响的风格和手法，也就是它讲述、展现其故事情节的方式和艺术手腕。

《魔山》这部杰作之所以能跻身西方文学的现代经典之列，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的艺术风格和手法既很好地继承了传统，又成功地进行了创新。

继承方面，《魔山》很容易令人想起德语文学中历史悠久的“教育小说”或“修养小说”。这类以现实主义为基调的小说，其最著名的样板当推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和凯勒的《绿衣亨利》。它们写的差不多都是年轻主人公到社会上受教育、掏经验，以及在此过程中思想、性格得到发展和成熟，借以表达作家自身的教育主张、人生哲学和社会理想。托马斯·曼的《魔山》无异于一部现代的“教育小说”；对于年轻的卡斯托普来说，那与世隔绝的“山庄”国际疗养院及其所在的达沃斯地区，不啻是一个对他进行强化训练的“教育特区”。^[6]

在这个反面意义的“教育特区”里，不但集中了当时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精神和思想，让卡斯托普接触到它们形形色色的代表人物，而且使时间浓缩起来，让他早早面对死亡，不得不对生与死、健康与疾病、肉体与精神、空间与时间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认真的思索。同样，在“魔山”中也有一些“教育者”，那就是塞特姆布里尼和纳夫塔。两人都自觉而公开地以年轻主人公的导师自居，并为影响他、争夺他而无休止地进行着辩论和争斗，虽然他们本身都已病入膏肓。除了他俩，“鬼王”贝伦斯大夫以及他形形色色的病人，其中又特别是那位以长者和领袖自居的佩佩尔科恩，何尝又不曾以各自的方式充当着年轻主人公的教员——反面或正面的教员。这样，生活在“魔山”中的汉斯·卡斯托普，思想和性格就加速地发展和成熟起来。

不错，这儿的确存在一些悖论，例如竟然称“魔山”为“教育特区”，既说“魔山”是个“无时间境界”又说它浓缩了时间，等等。然而，不正由于这许多悖论和矛盾的存在，才使《魔山》更加耐人寻味和富于哲理的深蕴吗？

至此已接触到《魔山》继承德语文学传统的另一个更深刻的方面，即它的富于哲理性和思辨性。如此讲很容易使人产生枯燥、沉闷的联想。其实，《魔山》提出的哲学问题既丰富多彩又紧贴现实，所用来进行思辨的手段也生动有趣，富于变化，因而读起来一点不枯燥乏味。

除去生与死这个核心问题之外，小说对于时间这个构成生命的重要因素，特别做了精到、深入、全面、精彩的分析和论说。例如，仅仅为揭示时间因人因地而异的相对性，小说就自然而纯熟地使用了三种手段：一是主人公卡斯托普自己头脑里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探索（集中在第六章的《变迁》一节）；二是作者的直接插话、评说以及思辨（例如第七章的《海滨漫步》一节）；三是用故事情节本身进展的快慢直观地显现。且看第三种手段的明显例证：主人公住进“山庄”疗养院的第一天，觉得一切都异常新鲜，经历、感受十分丰富，时间也就相对增值，对这一天的描写便占了一百多页的篇幅；相反，到了后来，日子过得千篇一律，枯燥乏味，几个月甚至几年便一笔带过。

此外，《魔山》还有一种用得特别多因而也特别引人注目的思辨手段，就是让书中的人物相互辩驳和争论。塞特姆布里尼和纳夫塔势不两立却相辅相成，在无情的论争中几乎探讨了人类社会的所有重大问题，尽管两人如前文所述都不足取，都是言行不一的空谈家，其言论本身也经常自相矛盾，令他们的教育对象卡斯托普无所适从。

总之，《魔山》尽管思辨色彩浓郁，却因为手段多样而艺术精湛，结果便使读者尤其是爱好哲学的读者并不难以接受，相反倒会读得饶有兴味。

《魔山》也成功地继承了德国和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世情的描写，人物的刻画，环境的点染，都做到了既细腻精致，又生动深刻，且富于典型意义，有关的例子不胜枚举。一句话，《魔山》同样证明，托马斯·曼也当得起20世纪西方文学批判现实主义大师的称号。

然而，对于《魔山》这部巨著来说，更值得称道的不是它对传统的继承，而是它有所创新，有所突破，而是它还越出现实主义的常轨，采用了勃兴于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的某些手法。

《魔山》使用得最多也最有趣的现代主义手法是象征。可以认为，小说的题名《魔山》本身便是一个象征，它所描写的“山庄”疗养院以及生活在里面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也都富有对于特定的时代和社会的象征意义。

先看一个十分具体的例子，就是《魔山》中充满着“数字象征”（Zahlsymbol）。一个“七”字贯穿着整个故事，反反复复地出现：全书一共七章，主人公迷失在“魔山”中长达七年，“山庄”的餐厅里不多不少摆着七张桌子，主人公的朋友圈子最终凑足了七个人，疗养院规定量体温的时间恰好七分钟，等等。为什么正好是七呢？是因为上帝“创造世界”也用了七天，因此七就意味着全部、整个，处处凑足了七的“山庄”，这座在“侍奉死亡的老手”贝伦斯大夫经营下的肺病疗养院，似乎就不只是资本主义社会以营利为目的的医疗机构的典型，而成了作者心目中整个世界的象征。

小说里众多的典型人物也都有很强烈的象征意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塞特姆布里尼和纳夫塔这你死我活地相互对立，同时却相辅相成的一对儿。塞特姆布里尼固守着前一两个世纪盛行的资产阶级人道、进步和理性的传统，梦想有朝一日会出现一个资产阶级的世界共和国，还身体力行地参加了共济会的活动，实际上却是一个过时人物，其形象、思想和行径，在作家笔下都像个摇风琴的行乞者一般的寒碜、迂腐、可笑，活脱脱的一个早已过时了的资产阶级理想和价值观的化身。反之，纳夫塔则自视为“超人”，信奉精神至上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妄想世界有朝一日会恢复到教会享有绝对权力的上帝之国的原始状态，并为此而鼓吹暴力、奴役和恐怖。这个外貌丑陋矮小、言词尖酸刻薄、行事虚伪怪诞的教士，不独继承了欧洲封建反动思想的衣钵，而且是德国军国主义乃至国家社会主义也就是法西斯独裁专制——他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狂热信徒，则无疑是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的晚期资本主义的精神象征。

又如，与主人公卡斯托普这个“软弱的平民”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他的表兄约阿希姆·齐姆逊。这位“好样儿的士兵”身上集中了“德国军人的所有美德”，是整座“魔山”中唯一一个有事业心和责任感的人，然而却病魔缠身，怎么也实现不了去军旗下效忠皇上的夙愿。他那描写得非常细腻的夭亡，不正象征着德国军国主义引以为自豪的普鲁士精神业已过时和不再有生命力了吗？

再如荷兰绅士皮特·佩佩尔科恩，这位在殖民地爪哇发了大财的种植园主，他像个王者似的颐指气使却语无伦次，生活放纵却缺少活下去的信心和乐趣，以致终于服毒自杀，是不是也象征着殖民时代的自由资本主义气数已尽呢？

就连仅仅出现在卡斯托普回忆中的祖父和舅公，也都刻画得活灵活现，既有鲜明的个性，也带着时代与阶级的共性和象征意义。类似这样一些次要人物的存在同样不容忽视，因为他们加强了小说内涵的历史纵深度，为一个阶级的没落做了必要的背景交代。

顺便说一下，小说的主要人物几乎个个都有生活中的原型，特别是主人公卡斯托普身上，便清楚地投下了作者自己的影子。他与作家本人出身、经历的相似之处就不细说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观点和思考。难怪当代著名作家马丁·瓦尔泽会说：“故事越往下讲，小说的主人公便越来越不再是卡斯托普，而变成了托马斯·曼本身。”^[7]事实上，通过卡斯托普的观察、思考，通过塞特姆布里尼和纳夫塔相互争论、辩驳，托马斯·曼对自己早年的思想尤其是叔本华和尼采的思想影响，做了深刻而又全面的清算，同时，书中还明显反映出与德国文化历史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在思想上的共鸣。^[8]因此，《魔山》一书对作家思想和创作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至于作家的爱妻卡佳·曼，便为他塑造小说女主人公克拉芙迪娅·舒舍夫人这个形象，提供了许多素材和灵感。那位有着口吃的毛病却行事落拓不羁的“大人物”佩佩尔科恩，其形象与性格则与同时代的德国剧作家格哈尔特·豪普特曼有太多的相似，以致小说问世后这位原本对作者多有提携的文学前辈怒不可遏，托马斯·曼不得不一再致函解释和道歉，才平息了这一震撼了文坛的轩然大波。^[9]不过，更加令人想不到的是，出身犹太教拉比家庭的奥地利耶稣会教士纳夫塔这个思想偏激、言语刁钻、行事残忍的怪物，竟是以著名的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卢卡奇（Georg Lukács，1885-1971）为原型的。^[10]

除去大量具有象征意义的人和事，《魔山》还显著地运用了精神分析这一现代主义手法。小说成书的十多年，正值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在欧洲广泛传播。托马斯·曼是弗洛伊德的景仰者，创作自然难免反映出这一学说的影响。倒不是指贝伦斯院长的助手克洛可夫斯基博士这位形容萎靡、身穿黑大褂的“殡仪馆抬尸者”似的大夫，也在对病人施行所谓心理分析；也不是因为他在“山庄”长年开着一个大谈情欲与疾病与死亡的微妙关系的讲座，害得男女疗养客们体温升高了老是降不下来——这些，都只能看作是对迎合时尚的骗子大夫的讥讽而已。作者自身使用精神分析手法的主要表现，是他深入到人物的潜意识中去挖掘和揭示他们思想行为的内在因果。一个明显而突出的例子：年轻的主人公一开始很讨厌克拉芙迪娅·舒舍夫人，因为这个俄国女子不拘小节，缺少上流社会的教养，每次进出餐厅都把玻璃门摔得哐啷啷响。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对讨厌响声的渐渐习惯，他竟不知不觉地、狂热地爱上了这位并不漂亮的女病友。为什么？因为她也长着一双细眯眯的鞑靼人眼睛，而这双眼睛令他忆起了自己少年时代曾经恋慕过，然而早已忘记了的男同学希培——此人也在托马斯·曼的生活中有相应的原型。也就是说，隐藏在潜意识中未得到满足的恋慕之情，又固执地表现出来了，以致俄国妇人和男同学的形象在卡斯托普心中老是叠印在一起，给他对异性的爱恋中加进少年时代的亲切回忆，使他对女病友克拉芙迪娅·舒舍更加着迷和神往。

另一个反映出弗洛伊德影响的著名片断，是小说第六章的一节《雪》。在这一节，写了主人公在与风雪和死亡搏斗过程中的一个个梦境，也即是卡斯托普潜意识中的理想和恐惧的折射和显露。这些一开始绚烂美丽、如诗如画，最后却变得阴森可怖的梦境，实际上表明了主人公（也包括作者）在生与死之间，在人道与非人道之间，在意大利作家塞特姆布里尼与奥地利耶稣会教士纳夫塔之间，如何艰难地进行着选择。年轻的卡斯托普最终选择了前者，虽然他对前者最终能否战胜后者还缺少信心。这缺少信心的表现，既合乎欧洲历史的真实，也合乎作家本人思想的实际。

附带说一句，题名《雪》的这个片断文笔十分优美、精致，对严冬时节阿尔卑斯山中的冰雪世界的描写可谓出神入化，美不胜收，加之主人公的梦境又可称整个小说思想内涵的结晶和浓缩，于全书起着升华和画龙点睛的作用，值得反复的咀嚼、品味。例如，主人公终于在冰天雪地中战胜了几乎置他于死地的睡魔，在即将苏醒时说出的“为了善和爱的缘故，人不应让死主宰和支配自己的思想”这句话，就点出了全书的意义精髓。

象征和精神分析，只是托马斯·曼使用现代主义手法的两个显著方面。与此同时，上述种种反映着作家个人思想和经历的内容，决定了《魔山》这部富有现代主义特色的杰作的现实主义基调。因此，从总体上看，《魔山》同时也富有现实主义和时代批判精神，因此堪称德语文学乃至西方文学率先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结合起来的典范之一。

最后，《魔山》还有一个同样值得注意的重要看点，那就是小说灵活多变的语言。以“语言魔术师”著称的托马斯·曼，尤其善于运用幽默、揶揄、嘲讽等等语言手段，使自己与他描写的人物、习尚、事件之间保持必要的距离——“讽刺的距离”或曰“批判的距离”。这种距离一开始便出现在叙述故事的语气里，接着又渗透进描绘环境、人物和事态的措辞和笔调中，到最后更融合到故事的情节里。能说明这最后一点的典型例子，首推第七章的“麻木不仁”与“狂躁”这两节所描写的种种悖乎常理的行为，其中尤其是纳夫塔与塞特姆布里尼之间出人意料、荒唐透顶的决斗。由于作者对语言把握得十分准确、精细，“距离”的远近分寸便表现得十分明显，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了作家的态度和爱憎。不，这儿谈不上爱，因为在书中没有一个真正可爱的正面人物。就连对主人公卡斯托普和他那位生性豪爽的意中人克拉芙迪娅·舒舍，作者所有的充其量也只是理解和同情，对他们的思想、行为也始终予以不乏批评意味的幽默、讥讽和调侃。

《魔山》的看点和精彩之处当然不只上述，限于篇幅就不再饶舌；还有许许多多的宝藏，等待着不畏艰险的登山者去自行发现。在这个意义上，《魔山》不啻是一座宝山，只有不畏艰险的登山者，才会收获更多，才有可能寻幽、搜奇、览胜：寻西方精神思想之幽，搜欧洲人生世相之奇，览德语现代小说之胜。

综全文所述，《魔山》问世于1924年，故事则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书中所描写的死神统治的“山庄”国际疗养院，实际上是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精神空虚、道德沦丧、危机四伏的资本主义欧洲的缩影。整个“山庄”都未能逃脱死亡的厄运，这意味着“山庄”所象征的世界已经衰败、没落，欧洲战前代表自由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整个在精神上已经衰败、没落。奠定托马斯·曼文坛地位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有一个副标题，叫“一个家族的没落”；作为其后续之作的《魔山》，方方面面都前进了一大步，所反映的时代和社会生活更广、更深，所以也不妨给它加上一个副标题，名之为“一个阶级的没落”或“一个时代的没落”。

【注释】

[1]见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

[2]德国著名的托马斯·曼研究家Volker Hansen即如此认为。参见Interpretationen：Romane des 20 Jahrhunderts，Philipp Reclam jun. Stuttgart，Band1，S. 55。

[3]见Hans Mayer：“Thomas Mann”，Suhrkamp Verlag S.113-131页。

[4]布洛肯山是德国中部名山哈尔茨山中的一座险峰，相传每年瓦尔普吉斯纪念日即5月1日的前夜，妖魔鬼怪都要在此聚会，纵情狂欢。

[5]Kindlers Neues Literaturlexikon，Kindler Verlag，München.

[7]参见Kindlers Neues Literaturlexikon，Kindler Verlag，München所载有关《魔山》的词条。

[8]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认为文明如同有机体，都会经历繁衍、兴盛、成熟和衰亡的过程，而西方文明在他看来已走向衰落，他的代表作《西方的没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 1918-1922）对当时的思想界影响巨大。

[9]参见宁瑛著《托马斯·曼》，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80页。

[10]托马斯·曼在早年与卢卡奇有过交往。紧接在《魔山》之后出版的《托马斯·曼传》，即披露了卢卡奇是纳夫塔的原型这个秘密；卢卡奇本人在四十多年后的1971年一次接受采访时，也坦然证实：“毫无疑问，《魔山》中的纳夫塔是以我为原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