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自身发展与侨乡建设

一、海外华人的政治参与

海外华人华侨是凝聚中国力量，是中国梦的积极参与者和支持者。中国力量是包括广大侨胞在内的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是一股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回首百年历程，广大侨胞始终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积极投身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事业，积极参与支持国家建设和改革开放，积极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积极促进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交往。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遍布世界各地、全国各地，他们人数众多、人才济济，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文化繁荣、社会和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份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15]。除了对海外华人华侨与祖国关系的研究之外，近年来，学者越来越多地关注到海外华人在所在国的政治参与与社会融合，华人参与政治不仅是为其所在国作出贡献的同时，也对华人地位、中国外交等都有着积极的影响。

华人参政首先体现在华人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突出表现在对于投票、竞选等政治事务的关注与参与上。华人成为当地竞选的热门争夺对象。例如，在近年来的美国总统选举的选举活动之中，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候选人均对华裔选民手中的选票展示出了热情，出现了不少深入华人社区、与华人精英共同演讲、在选举过程中运用中文语言等各种对华裔选民重视的现象。同样，在法国、加拿大、马来西亚等国，近来的选举之中均对华人华侨的选举意愿十分重视，竞相拉拢华裔选民以期获得支持，这些现象的出现说明了华人华侨不但在居住国的政治权利得到了有效的保障，而且政治地位也在不断地上升之中。近年来世界华人参政日趋活跃，但也存在不少新问题，主要包括：新老华人的政治分歧、社团内部的不团结以及外部因素导致票源分流等^[16]。

在某些处于政治变动中的国家，其国家本身的政治发展是影响华人参政的重要因素。以印尼为例，在其民主试验时期与苏哈托时期，其对华人政策有着明显的区别。在苏哈托时期，针对华人的政策体现出排斥压制的特征，此地区的华人政治权利与政治参与均不理想。但在印尼民主转型之后，其对待华人的政治政策转变成民主包容型，华人的参政议政也明显增加，因此，华人华侨所在国的政治对其实现自身的政治权利有着重要的影响。大致说来，以印尼政治精英构成为要素解释印尼华人政策与华人政治参与状况具有合理性^[17]。

政治参与的第二个表现是华人候选人的成功当选。以英国为例，近年来开始出现了华人的较大规模的参政。在2007年，英国议会中产生了首名华人议员，来自我国香港地区的卢曼华在南贝尔法斯特郡地方选举中成功当选。其后，华人担任相关的政治长官的现象不断出现，例如2009年陈德樑担任了英国首位华人市长。2010年成世雄作为独立候选人参加国会议员的选举等^[18]。同样在其他国家华人候选人成功当选的案例也越来越多，例如仅2012年，在美国就有三位女华裔众议员，这些现象成为华人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政治参与的发展还体现在出现了政治性的社团组织。华人社团的诞生首先是因为华人希望能够团结一致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并且表达其政治诉求，通过加入华人社团，华人们可以较快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并对自身的合法权益进行维护。但是这种政治性的社团并不多见，仅在英国，在21世纪初就有近两百个华人社团，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并没有政治性社团，没有以促进华人参政为目的的组织。与之相伴的现象是英国华人当时的参政几乎为零。随着华人参政的开始，华人政治性社团也开始出现，在英国第一个出现的是“华人参政计划社团”，该社团于2006年在英国上议院成立，成员以致力于促进华人参政议政、提升华人的政治地位的专业人士为主^[19]。

目前华人的政治参与虽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政治参与率仍然比较低，当选者多处于基层等，但是从整体发展上看，海外华人的政治参与有着良好的前景，华人参政不仅为当地政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且也充分展示了华侨华人在公共外交中的独特角色和重要作用。海外华人社团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历史与现今华人社团一直在维护华人关系、维护宗族亲缘、维护中华传统文化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形势的变迁，华人社团也承担起了更多的责任，面临着各种类型的转型压力。在转型过程中，不少华人社团突破了原有的功能框架，在维护华人利益、提升华人形象、帮助华人参政、引导华人进入当地主流社会中作出了越来越重要的贡献^[20]。

二、海外华人的社会融合

海外华人与当地社会的融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当地的政治社会状况、宿主国与中国的关系、当地华人的素质与政治社会参与状况等各个方面的因素。目前，随着中国的发展与外交的积极开展，以及华人本身素质的提高，华人在当地社会的融合多呈现出良好的状况，但是在一些地方也存在着问题。例如某些地方的海外华商还是会遭到当地的排斥，以意大利佛罗伦萨皮具产业的华商为例，该问题的产生也是因为华人所在地区自身的发展缓慢所带来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造成的矛盾。虽然华人的到来为当地的发展带来正面的带动力量，可从主观上看，社会排斥则是由华人移民融入意愿不强造成的。佛罗伦萨的华商及其工人基本来自温州瑞安、文成等县的农村，在国内属文化程度低、无固定职业或收入低的非精英群体。他们在意大利的工作和生活显示出明显的区隔特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最终的方式还是需要华人华侨能够积极融入当地社会，争取自己的话语权，维护自身的利益^[21]。

华人融入当地社会存在着诸多的障碍。《华人女性融入荷兰社会的障碍与建议》一文以在荷兰的华人女性为例，分析了华人女性移民融入主流社会面临的五大障碍。首先是语言障碍，她们更习惯于在说母语的环境里工作和生活，因此许多少数族裔会聚居在一个集中的地区，长年累月逐渐形成了集中的华人社区。其次是习俗障碍，这里的习俗主要是指广泛意义上大家共同认知和接受的道德标准、习惯、礼节等。不同的少数族裔，不同的地区都会有不同的习俗。第三是价值观障碍，大多数情况下，对于不熟悉的环境，中国人仍有较为传统的态度，在交流时更倾向于扮演非主动的角色。这也直接影响了许多中国人沟通的动机与方式，特别是上一辈出生、成长在中国的移民。这并不是指华人移民不愿意与家庭成员、朋友之外的人进行交流，而是为华人移民在社会沟通环境中表现较被动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第四是心理障碍，特别是当个体处于跨文化的环境中时，内心的不安和焦虑程度会逐渐上升。为了处理这些负面的情绪，我们通常会通过向周围熟悉的人，特别是与自己背景相似的人寻求鼓励和支持。第五是组织障碍，从组织学的观点来看，松散的活动组织将会影响传播的有效性。尽管采用网络媒体、纸媒的方式就其组织及各项活动进行宣传，传播方式却是单向的，而其所取得的传播效果也难以衡量，难以得到反馈，当地华人女性也难以融入^[22]。

面对华人与当地社会融合的困境，“宗乡会馆”以及相似的一些社团组织是一种良好的应对方式，“宗乡会馆”是一种致力于调和华人与当地关系的组织。《沟通与融合：新加坡华人宗乡会馆与中国新移民》一文对新加坡华人宗乡会馆与当地融合的关系做了较好的研究。随着华人新移民人数的增加，以及华人新移民与本地社会冲突问题的增加，新加坡华人各主要社群的宗乡会馆都开始将新移民议题视为会馆开展活动的主要目标之一。宗乡会馆一方面通过自身的运作来吸纳新移民的兴趣与参与，另一方面也积极促进本地人对中华文化的了解，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请进来，走出去”的模式。从社群整合的视角来看，宗乡会馆从社会文化层面上发挥了凝聚新移民与本地公民的功能，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消除彼此间的隔阂，这也是对新加坡政府号召的响应。在具体功能上，首先，宗乡会馆在语言方面做了一系列的努力，来消除新移民与本地公民之间的沟通障碍。其次，宗乡会馆通过兴办一系列活动来帮助新移民了解新加坡社会习俗，以达到整合新移民与新加坡社会的目标。宗乡会馆在新加坡华人社会中的重要功能是传承中华文化。再次，在吸引新移民加人宗乡会馆的具体运作当中，提升新移民对本地社会的认同感。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一些宗乡会馆为了解决会员老化和吸引年青一代参与等问题，开始放松会员的祖籍地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讲，新移民的到来为宗乡会馆提供了发展机遇。最后，宗乡会馆推动本地社会对中华文化的进一步了解。为了加强本地社会与新移民的融合，宗乡会馆作为一种有效的媒介，除了向新移民推介新加坡本土社会的文化习俗和价值观，也推动新加坡本土社会进一步了解中华文化。对于宗乡会馆来说，这是一次文化发展的契机。同样，这对于新移民与新加坡本地社会的文化融合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概言之，在实现新移民与本地社会良性互动的过程中，宗乡会馆作为正面、积极与理性的力量扮演着重要角色。各宗乡会馆试图在语言、习俗及文化价值观等方面来推进新移民对新加坡本地社会的理解与认同，亦培养本地社群重新认识和理解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在现今新移民问题逐渐受到新加坡各界关注的情势下，宗乡会馆发出的声音也显得理性而积极^[23]。

针对海外华人融入当地社会中的种种困难，各地的华人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从总体上说新生代的华人华侨与当地社会的融合更加融洽，海外华人子女生活在两种或多种文化状态之中，他们继承延续中华传统文化要克服种种不利因素，因地制宜地使用行之有效的方法。在社会文化迅速变迁的境遇中，海外新华人子女如何协调不同文化之间的适应与传承的问题尤为重要。《海外新华侨华人子女文化传承状况论析——以日本新华侨华人子女为中心》一文的研究表明，在当今社会，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个人的文化属性会随着情境的变迁而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个人的身份认同、精神归属、文化修养等各个方面都出现了跨国现象。华人子女在这样的背景之中，所要做的不是单纯地固守一种文化或者习惯，而是要有兼容并包的能力，超越文化之间的差异，接受多种文化，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寻求协调和融合，能够坦诚面对、妥善处理所在国与父辈的家庭文化之间可能产生的不同甚至冲突，学会共处、融合，实现文化的共生和升华，并且通过与不同国家之间文化的融合，进一步审视自己的族裔。海外华人子女在其成长过程中，接触到多样的文化，能够直接感受到多元多样的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和浸染，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自我意识和自我身份认同会发生不断变更，也正是在此过程之中，他们能够审视自身，审视两国文化，在求同存异的共处之道中审视自身的族裔根源^[24]。

三、侨乡多元文化的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落实党的侨务政策，支持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关心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与和平统一大业”。这为我们在新的起点上推动侨务工作科学发展指明了方向。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侨务政策，就要积极开展引资引智工作，充分发挥海外侨胞在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实施“走出去”战略、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积极支持华侨和归侨侨眷参政议政，支持他们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25]。在这样的精神指导下，近年侨乡的建设呈现出崭新的面貌，也受到学界的重视，对侨乡新变化的研究日渐增多。

在我国，侨乡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以及部分边境地区，这些地区在历史上或者在当前有着大量的人口移出，形成了华人移出的特定区域。对于侨乡这一概念的历史状况分析研究见陈达的《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一文，侨乡这个术语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被广泛使用的，对于侨乡的关注主要是由我国政府的推动，希望能够加强与海外华人华侨的联系，并以此为契机，推动侨乡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在这种推动下，我国的侨乡发展与侨乡研究都获得了较大的进步，侨乡成为地方与海外的一种桥梁，关于侨乡的研究涉及诸多领域，包括传统宗族、现代社会、文化经济社会交流、国际关系、民间信仰等。产生了诸多优秀的研究著作^[26]。

在目前的侨乡发展建设中，尚存在一些缺陷，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重“商”轻“文”。在侨乡建设中，往往只注重侨乡的经济发展与优惠政策，没有把握好以“文”引商、以“情”招商的特点，单方面要求侨胞为家乡多作贡献，忽略了侨乡文化资源的功用。其次，在侨务工作的开展过程中，常常重视“老一辈”，忽视“新生代”，造成了重老轻新的局面。对于华侨中的老一辈，往往有着较为积极的交往，这种做法是基于认为老一辈有着故乡情的想法。但是相应的却忽视了对于新生代华侨群体的重视，对新生代的群体特征没有研究，也未发展和建立起与新生代高级专业人才的联系，限于既有的交流渠道而忽视对新渠道的发掘。这也导致了第三个特征，即在侨务工作中重视即时性的运用，而忽视长期性的建设。在当今的侨务工作中，多是力图立竿见影的出现效果，而一些基本情况掌握、信息持续更新的工作却往往被忽视。对于海外华人的情况没有明晰的认识，没有能够建立起侨情档案，这就导致了侨务工作中的盲目性，不能及时有针对性地推进工作。最后，在侨务工作中，还有一种重视在国外的华人华侨、忽视在国内的侨眷与归侨的问题，这就造成了重外轻内的局面，但是对于侨眷和归侨的关心与扶持也是侨务工作的重要方面，不可忽视^[27]。

侨乡建设中，文化建设应该被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在改革开放之后，侨乡对“商”的重视较多，而在新的发展阶段，侨乡独特的文化则是更加值得关注的课题。侨乡文化是一种特殊的地域性文化。它的形成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有直接关系。侨乡文化具有德育功能，因为这种文化不止体现了中国的固有传统美德，包括家国观念、伦理宗族观念，互帮互助的亲友之情以及开拓进取、兼容并包的心胸，并且还包含了外来的文化特质。侨乡文化融合了中外文化的精神^[28]。

如今，海外华人与侨乡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侨乡的关注也从最初以血缘为基础的宗亲互助，逐渐转变为以地缘为基础的乡村公益建设，“侨”的观念甚至有淡化之势，但“侨”所蕴含的开放、灵活与流动等特性以及侨乡之公益传统已内化于侨乡村民心中，人们正是凭借这样的文化特质与生存心态，充分利用华侨资源与海外关系，应对中国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现在还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概念“国内华侨”，所谓“国内华侨”是指在国内发展，发展地多集中于粤深两地，并且事业成功、愿意回报家乡的成功人士。这些人多热心于公益事业，为家乡的发展谋福利，在乡民之间有着崇高的威望和社会地位。这种新型“国内华侨”的出现实际上是对传统华侨精神的一种继承，远走他乡积极开拓事业，在外地获得成功之后，不忘乡里，尊重文教，这些都是华侨精神的延续^[29]。这是侨乡文化精神在新时期得到发展的最好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