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研究人员及其研究

7月1日，所长王家楫到所视事，两个月后，人员聘定，下列为人员名单及其月薪：

专任研究员兼所长一人：王家楫400元；

专任研究员四人：伍献文380元、邓叔群380元、方炳文250元、陈世骧300元；

兼任研究员二人：裴鉴150元、耿以礼150元；

顾问七人：钱天鹤、徐韦曼、秉志、钱崇澍、胡先骕、李四光、李济；

助理员五人：常麟定150元、唐世凤100元、单人骅60元、朱树屏60元、欧世璜60元；

采集员二人：邓祥坤55元、唐瑞金70元；

绘图员二人：杨志逸60元、徐叔容55元；

庶务员一人：杨培纶120元；

书记员一人：刘勋卓60元；

事务员一人：杨存德50元。

改组之后，所中人员除顾问之外，共计14人，与先前16人稍有减少，若将两位兼职研究员除外，减少比率则甚大。但人员结构则有所优化，研究水平有所提高，增加两位专任研究员王家楫和陈世骧，增加三位助理员单人骅、朱树屏、欧世璜，均是大学刚刚毕业。当时大学毕业难以找到工作，能找到每月20元工作的人不多，找到40到50元的人更少。中央研究院的助理员待遇，相当于一般大学之助教，起薪60元，比较起来算高。若省吃俭用，定有剩余。且在中研院还有出国进修机会，升职空间亦大。此后，动植物所之助理员，全部获得出国机会，且均成为各自领域之专家。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在读大学时，即表现优秀，为导师所欣赏，王家楫提携朱树屏、邓叔群提携欧世璜入研究所，只是更进一步帮助其发展。惟单人骅系中央大学生物系主任推荐于王家楫而入所，其入所之后则靠自己摸索门径。研究人员之职务名称，不再沿用自然历史博物馆时之名称，也是其脱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之影响又一例证。

第二年，所内人员有所调整，新聘专任副研究员饶钦止，7月到所，月薪280元；陈世骧夫人谢蕴贞被聘为通信编辑员；新招收研究生一名胡荣祖，月薪70元，与上年聘用助理员相同。可见其时之研究生即为助理员，均是在国内大学毕业后即到研究所工作者，资历亦相同。是年动植物研究所招收研究生，在北平请静生所代为办理报名事宜，结果只有清华大学张鼎芬报名；在南京仅中央大学胡荣祖报名。此两人经测试，以胡荣祖成绩较好而录取。而庶务员改由刁泰亨担任，月薪150元。是年职员，普遍加薪，所长王家楫月薪增至450元，增加最多；加额最少是绘图员为5元。是年开始，顾问改为通信研究员，且仅聘秉志、钱崇澍、钱天鹤、胡先骕四人。以下仅对所中主要研究人员及其研究工作再作一记述。

一、专任研究员邓叔群及助手欧世璜

关于邓叔群之生平，上章已述。其本是真菌学家，从事编纂《中国真菌志》已有多年，动植物所初期，在研究所出版之《丛刊》上又发表多篇真菌学论文，有些则是与夫人邓桂玲联合发表，有些则是与助手欧世璜共同研究。由于真菌与植物病害关系密切，故邓叔群曾言“我感觉中国人民是为何穷困，而我天天在做与国家经济、人民生活没有直接关系的工作。所以不久我要求兼做一些植物病理研究的工作，得到当时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在君先生的同意。”邓叔群之工作当然也得到王家楫支持，除安排有培养真菌之房间，还新添一所新式温室，专为种植作物，试验植物病害之用。其在中央大学得意之门生欧世璜顺利入所，协助研究。

欧世璜（1912—2001），浙江象山人。1934年中央大学毕业，受邓叔群之邀入动植物研究所协助研究。抗日战争期间，赴美国攻读植物病理学，获威斯康星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抗战末期返重庆，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技正。后回南京兼中央棉产改进所及烟产改进所病理部工作，1948年任台湾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技正，1958年应邀去伊拉克和泰国服务。1962年，受聘任国际稻米研究所植物病理系主任，1978年退休后应聘去美国任威斯康星大学教授。一生从事农业研究，对植物病研究尤为专长。在南京时期，欧世璜协助其师研究真菌，且看其晚年1992年所写回忆其师之文：

我入中大第二年，传说有一位很好的先生来兼课，授植物病理学。当时农院已两年未开此课，院方请这位兼任教授是为高年级学生，因为是毕业学生所必修，但听说他也接纳若干二年级学生，因此选修的学生很多，大约有四五十人。下午实习，实验室颇为拥挤，显微镜又不足分配，我常取得实验材料后离开实验室，待人少时再去做。一天助教金先生对我说：上次做实验你到哪里去了？ 邓先生找不到你。我一惊，以为是逃课被查到了。原来邓先生开课目的也想培养植病后生，他选了二年级的几个学生，基本课成绩要好，他也不要读分数的学生。以后他常叫我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里他的试验室，看看真菌标本及试验，谈谈植物病理，有意收我为徒，我受宠若惊，回到农院与高年级同学商量，大家认为能跟着一位好教授，是上好机会。于是决定学植物病理，这是我修植物病理学的经过。

中大毕业后，我正式入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与中大本部仅相隔成贤街。邓先生当时工作多在真菌分类，这也是各国植物病理研究的先导课题。但图书文献方面基础甚为欠缺，当时连Saccardo的Sylloge Fungorm都没有。邓先生常叫我去金陵大学农学院或中央大学图书馆查阅文献。还请一位叫杨先生的打字员，大部分时间是抄打借来的书。杨先生后来手艺很高，打字机出来的声音成了乐调。稍后图书馆增加。也有专人往各地采集标本，在大三那年，中国科学社在重庆开会，邓先生叫我去参加，去峨眉山采集标本。有人去边远地方，邓先生也请他们代采标本。邓先生的工作总是很努力，他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对别人的要求也很高，做他的助理也很辛苦。在一间大房子里，一张大桌子，两架显微镜，邓师和我对坐。桌上是几件待鉴定的标本和书籍。通常一天工作将完的时候，邓先生又取出五六件标本，叫我把每个的菌果、子实体、子囊及孢子形状，尺寸记录下来，明天他来时就可鉴定。所以我的工作时间很长，常常需要徒手切片，估计我做过几千次的切片，所以技术颇高，也获得邓师的夸奖。后来在威斯康星大学读书时，有一次实习看Albugo的haustoria，助教先生带来的玻片很旧，且已褪色，可是他也带来新鲜标本，学生可当场切片观察，我的切片技巧大显身手，全班30余位同学、助教都称赞不已，取得一个好印象。平时下功夫，总有一天用得上。

邓先生对工作十分谨慎，我们也常争论。有一次看到一个孢子，很小，上有条纹，在显微镜下，我看到条纹是下陷的，而邓先生想是上凸的，争得面红耳赤，他一时发怒，叫我搬回我自己办公室。事后，当然还是一起工作。有一次我们鉴定一个真菌，生在小竹枝上，子实体像大胡蜂的腹，黑色，但徒手切片后，发现实是紫色，应是肉座菌目，鉴定不难。稍前，同样真菌被当时一位名教授误为黑色，则属鹿角菌目，该目又无相似的属，故认为是一新属。后知有误，邓师自己改正。邓师说，一个人的报告，一经印刷，黑字在白纸上，永远是洗不清的。这给我印象很深，以后写报告也十分小心。在南京中研院的一段时间，工作虽是辛苦，但学的东西也很多。这种经验对于我以后工作，很有帮助，我可以比别人多做些事。[13]

长段引用欧世璜之文字，是想借此可悉邓叔群如何培养后学，也可知邓叔群之于研究工作是如何努力、又如何谨慎。欧世璜还记其师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他身材矮小，但十分结实，上山采标本，总是在前面。他臂力强，常常叫人跟他在桌上较量臂力。他手球打得很好，我们也常同去，我也学会手球。他会写歌词，依校歌或其他曲调配上适当歌词，他偶尔也自我欣赏，轻轻地唱。”研究科学之人，实有广泛之兴趣，而不是一味浸泡在书斋或实验室之柔弱书生。

至于邓叔群应用方面的研究，丁文江在1936年所作广播稿，其中介绍邓叔群获得一项棉花病害防治方法：

棉花有几种重要病害，叫做炭疽病、角斑病、苗萎病、立枯病，这都是因为细菌妨害棉籽的缘故。这种细菌，一部分附生于棉子的壳上，一部分藏在土壤里面。在外国都是在播种的时候，一面把棉子用药品消毒，一面把毒药撒在土壤里面。在中国这种方法都不能采用，一来因为药品要向外国购买，价钱太贵；二来因为我们的农民太穷，花不起这种消毒的资本。而这种病害，在我国极其流行。最近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邓叔群先生研究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的方法了。他试验的结果，如果在播种以前，先把棉子放在滚水里面浸过，棉子壳上所附生的毒菌，都可以杀死。棉子壳子很厚，在滚水里浸过，不但无害而且可以使他早点发芽。再用氯化汞和草灰涂在棉子上面，然后播种，上面所说的病害，完全可以消除。据邓先生计算，用他的方法，每一亩地所用的棉子，只要用一两氯化汞，就可以发生效力。一两氯化汞照市价才不过一角多钱，比外国所用的旧法子经济得多了。[14]

防治方法看似简单，其实此中也有研究，邓叔群为之撰写《吾国重要棉病之经济防除方法》一文。至于此项成果之推广，今不得其详，其时农业研究机构应为注意。不过邓叔群在1956年言，“我研究所得结果，国民党反动政府并不采用，以致对于农民不起任何作用”，则未必是事实，因为此时国民党遭到彻底否定，只有跟着说，才能自保。对于棉花，当时邓叔群还有《棉缩叶病之研究》；关于小麦，则有《小麦散黑灰病腥黑穗病及黑叶病之防治试验》等。助理欧世璜在邓叔群指导下，对蔬菜之病害予以研究，有《莴苣腐烂病及茭瓜黑心病之研究》《甘薯软腐病之研究》，至于其内容，恕不一一介绍。

二、专任研究员伍献文与渤海渔业调查

动植物研究所成立后，伍献文从事寄生虫研究，撰写或开展之题目如次：《象之寄生圆虫》、《南京赖第安属寄生圆虫之调查》（与中央大学助教陆秀琴合作）、《山羊及别种家畜家禽体内寄生圆虫之调查》《海南岛寄生圆虫之调查》等。除此之外，还曾率队开展渤海湾渔业资源调查，此亦响应丁文江开展应用研究之一项。其时关于中国领海缺乏海洋学上种种记录，而沿海渔业亦日渐衰落，故有开展调查之必要，本书对伍献文此次调查稍作详细之记述。

该项调查于1934年秋开始酝酿筹划，经丁文江与海军部第三舰队谢稚周司令接洽，借用定海号军舰，在渤海湾及山东半岛沿岸进行调查。自1935年6月开始，原定为期一年，因军舰另有任务，于当年11月提前结束，仅作五阅月之工作。调查由伍献文与中研院气象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吕炯率领助理员即练习生共七人前往。工作区域，南起青岛，北抵北戴河，西至大沽，东出庙岛海峡。在此范围内，按经纬度分为31个站，每月每站工作一次，总计在海上工作约20天。航程平均每月约1441海里。工作内容包括：海洋学、渔业、气象、海产生物等四项。借用军舰，海上调查，其时之境况，令人无从想象，此录伍献文于考察途中致王家楫一函，借以了解一二。函云：

仲济兄：

前在秦皇岛奉上快函，想已达览。舰停秦皇岛一昼夜，屡受日兵催迫，致不能尽装水而离岸。十三早晨在秦皇岛外海（第23站）工作，因稍有风浪，舰即东南行抵常山岛，致渤海西岸之第24、28、29、31、30五站废弃不做。舰长于舰到长山岛时，对弟说系奉谢司令电促南下，究竟如何，不得而知。在长山岛时，士兵放假一天。

昨日（十五日）在19及17两站工作，今早即开抵烟台，或有二三日之停留，然后向青岛出发。据舰上人员说，在青岛或须有五六日之停留（因舰上人员有大部分人在青岛住家也），然后返威海。就弟等在舰前后十日云，观察舰上大小人员，因从前过于安逸，此次为我辈事，致连日工作，颇有不耐烦、不快之表示。从秦皇岛南下之时，风浪并不大，蕴明[15]、玉亭及弟均未觉大苦，而大副及少数士兵已晕船，不堪重苦矣。如在十日，舰在渤海中点22站停泊过夜，舰长以谓可以无患，而副舰长以谓大为冒险。其实当日天气极晴和，就舰上所收各处之气象报告，亦无遇险之可能也。

弟等上舰至今，关于弟等所做之事，从未烦舰上人员，其中惟dredge须士兵收放，故我辈与舰上人员均极客气，决无不能相处之患。舰长为人极诚谨，可士兵对弟等过于客气，故彼下属之意见未能尽为弟等言云也。现在第一个月除自威海至青岛各站尚未做外，在渤海中已不能照预定各站完全做了。以下月恐亦未必能完全做了。若是则记录终必残缺不全，院内所费之巨，与将来成绩相较，似先觉即不满意之处。我辈现时曾作一度之商酌，即以下各条陈拜请示奉商在君先生，使我辈下次之工作有所准绳。

一、照本月之情形，舰上行止不干预，舰之行程任舰中人员之意旨，不至满期而止（因舰长曾一再对弟等说渤海中情形，在九月以后风浪极大，即有不能工作之势）。

二、分为四季，一季完全工作一次，如能于一月中做完最好，万一不能，则于下月补充之，譬如六月份为夏季之代表，而24、28、29、31、30五站未能尽做，则须于七月份补做之，然后至九月或十月再做一周为秋季之代表，至十二月或正月做一周为冬季，三、四月做一周为春季。此办法之优点可适合舰上人员之性情，因不致使舰上人员过于劳苦；但其劣点则在我辈工作人员之安置，舰上津贴费用之计算，均有从长计议之必要。专此奉达，即请

大安

弟 献文 顿首 六月十六日[16]

关于民国政府之海军，本书作者孤陋寡闻，不知情形如何，在互联网上搜得，此定海舰系1923年张作霖东北军自苏联购来，原为破冰船，改装为军舰。此据伍献文之函可知海军之一二：①其时日军在中国已甚横行，可以驱赶中国战舰，令人震惊；②中国海军甚安逸，经风浪能力还不如从事科学者，且又如何能经历战事。此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就不曾有过海战，盖中国海军根本就无力参战。③中国近代科学之所以作出令世界瞩目之成绩，即在于有一批以科学救国之知识分子，在潜心力行；而在军中，至少在海军中，无这样志士，为之浩叹矣。

伍献文设计之调查，本按春夏秋冬四季在同一站点作四次调查，最后仅作两次，所得数据则不全，此即军方不愿作更多配合，只好作罢。即便如此，1936年将所获数据和标本予以整理，并分别请人研究，动植物所年度报告云：

现已将海洋物理学及化学两方面之记载，如海水温度、海水比重、透明度与水色水流方向及速率、盐分、矽量、磷酸含量、氢电子之浓度等，由专任研究员伍献文、助理员唐世凤整理完毕。……渔业部分，将由伍献文先鉴别在渤海湾所得海鱼之种类，然后分析其分布迁移情形，及各处产量之多寡，对于食用鱼类，尤为注意。于海面浮游生物，为鱼类之重要食料者，则由专任研究员王家楫从事整理。气象方面之记载，由气象研究所加以整理。鱼类及浮游生物以外其他海产生物，如海藻、环节动物、棘皮动物、贝类、甲壳类等，现分别整理，或由本所专任研究员及助理员加以整理研究，或分寄国内其他学术机关之专家，请其研究，预备于一、二年内可将研究结果，陆续发表。[17]

此次调查虽未达到预期，但所获尚称丰富，再加上1935年约请马廷英采集东沙群岛之珊瑚，由此带动动植物研究所加大对沿海海洋生物研究。无形之中，促使国内几个生物研究所之间有一大致分工，动植物所即注重海洋生物，科学社生物所注重长江流域生物之分类，北平之静生所注重北方动植物及云南之植物调查，北平研究院动物学所和植物学所则注重北方及西北之动植物调查；广州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注重的是华南植物。此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中国生物学界划定之研究区域。

三、专任研究员陈世骧

图18 陈世骧（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提供）

陈世骧（1905—1988），浙江嘉兴人。192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同年赴法留学，到达巴黎之后，先补习几月法文，翌年入巴黎自然博物馆昆虫学实验室当研究生，同时在巴黎大学听课，1934年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为《中国和越南北部叶甲亚科的系统研究》。随即回国，受聘于中研院动植物研究所，任专任研究员。回国之后，1935年获法国昆虫学会年度之巴赛奖（Prix Passet），为中国昆虫学赢得国际声誉。入动植物所后，1935年陈世骧完成之工作有：云南及安属东京跳类昆虫全志、中国Corynodes属之金花虫、广西革翅目之一新种、中国Enmolhidae考察研究、亚洲角胫属金花虫之分类。其夫人谢蕴贞随其来所任编辑员，亦有多项昆虫分类学研究。陈世骧在动植物所设置昆虫标本室，所藏以鞘翅目金花虫科最富而享誉学界[18]。

如同邓叔群一样，真菌与植物病害有关，陈世骧研究之昆虫，则与植物虫害有关。在提倡应用研究之中，陈世骧也曾进行南京地区蔬菜虫害调查，发现为害最烈有三种甲虫和一种蝶类，即将这几种昆虫予以饲养，以观察其生活史、为害之时期及为害之程度，然后试验得出驱除之法。至于南京之作物、果树之虫害，时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正在进行研究，故陈世骧未曾涉及。

陈世骧于晚年言及其与动植物研究所，有云：“1934年6月，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8月回国，进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任研究员。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理想的工作岗位，可以为发展我国的昆虫学事业出力。但不久我就失望了，研究所经费很少，设备简陋，图书缺乏，谈不到发展。反动政府根本不重视科学，开办研究院只是为了装饰门面，备此一格而已。”[19]动植物所诚然简陋，但陈世骧此时所言过于笼统，又简单予以彻底否定，失去个人判断。

四、兼职研究员裴鉴

裴鉴（1902—1969），字季衡，四川华阳人。1916年入北京清华学堂出国预备班。在清华学堂9年，1925年被选送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史丹福大学学习。1927年4月，获得学士学位；1928年4月，获硕士学位；1931年4月，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中国的马鞭草科植物》。之后，到纽约植物园跟随梅尔（E.D. Merrill）教授，研究亚洲植物，特别是东南亚木本植物以及我国海南岛植物。1931年裴鉴回国，入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任植物部研究员，1932年将博士论文修订，发表于《中国科学社研究丛刊》。1934年兼任中研院动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在动植物所，其研究课题为马鞭草科、毛茛科等及其他高等植物分类，1934年完成“铁线莲之探讨”一文，探究铁线莲在分类学上之地位及中国铁线莲定名之商榷；还完成“中国金粟兰属之分类”一文。金粟兰为药用植物，在国内发布甚广，该文将中国各种金粟兰植物分别研究，共记载12种，其中有2新种。

图19 裴鉴（夏振岱提供）

裴鉴留学归国后，即按导师梅尔收集资料方式，将所搜集到的资料，用英文打字机打在卡片上，按植物科、属、种排列。每见新的材料，随时加以补充。此卡片资料形成两套，一套存科学社生物所，一套存中研院动植物所，供所内外人员使用。其后，单人骅亦按此方式搜集，以至形成一份珍贵之遗产。

五、兼职研究员耿以礼

1933年秋，耿以礼自美国华盛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即度大西洋，至英、法、德、奥各国标本馆，查阅植物模式标本。1934年初回国，被中央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合聘为教授兼研究员。耿以礼自1927年开始对中国禾本科植物作分类学研究，在美留学也是专攻禾本科植物分类，博士论文为《中国禾本植物志》，载有160余属，约700种。耿以礼（1897—1975），江苏江宁人，1926年毕业于东南大学生物系，出国之前曾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助理员及中央大学生物系助教，回国之后一直任教于中央大学，1949年后该校改名为南京大学，仍供职于斯，直至终老。

图20 耿以礼（南京大学档案馆提供）

耿以礼在动植物所兼职至1937年南京沦陷之前，其在此研究仍以禾本科为题，1934年完成《欧亚产禾本科之一新属Cleistogeues》《竹类植物之新种》两文，皆刊于《丛刊》第五卷与第六卷上。前者记载草本植物5种2族，其小穗皆包含于叶鞘之内，遂定以新属，名之为Cleistogeue。后者记述竹类新种，分布于浙江、安徽、江西等省。1935年耿以礼利用动植物所所藏标本，完成中国西南诸省苦竹属新种之研究，发现新种六种，四川、云南、广东、广西各得1种，其余2种产自福建。1935年，耿以礼受胡先骕推荐，加入美国农部罗列氏（Roerich）采集团，赴内蒙百灵庙采集标本与收集牧草种子。关于此次采集，《中国植物学杂志》有新闻报道如下：

美国农部以该国西南部多干燥平原，土壤含砂过多，不宜耕种，亟思有以改善利用之。乃于今春派定对中国沙漠旅行素具经验之罗霭利（Dr. Roerich）父子，及其他艺术家、言语家数人赴内蒙古一带考察沙漠中的植物状况及居民生活，以资有所借鉴。氏等复得胡步曾博士之介绍，邀请对于中国禾本科植物有专门研究之耿以礼博士及助教杨衔晋先生参加。耿、杨二君于七月初旬由南京出发，转道北平、张家口至百灵庙，始与罗氏汇合，开始采集沙拉木冷、铁木耳岩、雪里奥波、穆同尼阿马等地，工作凡四十余日，始行返京。此行所得，共计腊叶标本九百余号，该队复采有牧草药材及耐旱植物之种子二百余包，以备带回美国西南干燥平原试植。

据耿以礼博士云，内蒙一带，乔木甚少，仅一种榆树，常见于山旁道侧，灌木与草本则以菊科、禾本科、蔷薇科及豆科植物之种类为多，而耿君等所采，禾本科竟占半数以上，可见沙漠植物分布之一般。[20]

其时，国人对内蒙古之植物考察甚少，而作专题研究者则更少。耿以礼后于1938年在美国华盛顿科学院期刊（第28卷7期）发表《绥远百灵庙禾本植物之新种》一文。

六、助理员单人骅

单人骅（1909—1986），江西高安人。1934年中央大学生物系毕业，由生物系主任孙宗彭推荐，入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单人骅入所后，主要是在裴鉴指导下管理植物标本，经过一年多，始才树立起研究学术信心，以中国伞形科植物为研究对象，预备将该科植物作一系统研究。所长王家楫言：“单人骅一进所，就从事伞形科植物的分类研究，彼时这一所做高等植物分类的专家只有裴鉴和耿以礼两位兼职研究员，一位是马鞭草科专家，一位是禾本科专家，对伞形科都是比较外行，因此单人骅的工作没有人指导，完全靠自己下功夫摸索出来的。”伞形科植物在中国种类颇多，分布亦广，单人骅首先将动植物所已有15种伞形科标本，比较其形态之异同，并详为记载，以为初步工作。其后于1936年和1937年分别在动植物所《丛刊》上发表《中国伞形科植物之调查》（一、二）两篇论文。

图21 单人骅（中山植物园提供）

动植物所成立之后，原先大规模之采集活动已中断几年，1936年12月中央研究院与中央博物院合组四川生物采集民族考察团，可谓是其继续。该团生物采集由动植物研究所单人骅、常麟定、唐瑞金承担，中央博物馆作民族考察，由马长寿、赵至诚、李开泽组成。生物采集民族考察团于12月下旬自南京出发，计划考察四川之宜宾、屏山、雷波、马边、峨边、越隽、西昌、监源、监边、会理、宁南、昭觉、汉源、荣经、雅安、天全、芦山、宝兴、懋功、灌县、汶川、里蕃、茂县、平武、松潘、康定、丹巴、泸定，为时一年。在中央研究院档案中仅有这样记录，让人怀疑是否仅是一项计划，而未曾实施。查1937年《科学》杂志，其“科学新闻”有这样报道：“成都电，中央研究院领导之四川民族考察团专员马长寿等，去年入川，赴川南考察，顷已返蓉，该团曾由宜宾转雷波入凉山考察该地猓夷来源及分布状况，暨文化言语风俗习惯等，旋出凉山，赴西昌转监源、监边，将两监九所土司所属各色民族详加考察，现该团俟在蓉整理材料后，又将赴松潘、里蕃、茂县继续考察。”[21]所经之地与档案所载相同，可以印证，但是《科学》上并没有生物采集消息。在其后文物界人士回忆马长寿之文章中，也有不少介绍此次四川考察。不知为何，均未有生物采集消息，是否成行，还有待进一步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