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研究假设

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呈粗放型特征

东亚雁行发展模式存在两个备受质疑的问题：一是经济增长主要靠要素投入，技术进步的作用较低，导致粗放型经济增长；二是经济结构扭曲导致外部扩张和出口依赖（Yong, 2003）。当前，这两个问题也困扰着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两次技术飞跃：一次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技术从军事工业、重工业向轻工业转移，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另一次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通过外资的技术外溢和“干中学”，技术从外国企业向中国企业转移，使中国制造业逐步具备了全球竞争优势，确立了中国作为全球加工厂的地位，但由于极强的政府干预，这种竞争优势具有显著的低成本竞争特征。然而，随着国内外技术进步差距的缩小，“干中学”的递减效应正在显现。同时，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急剧扩张，中国不再被看成经济上的小国，而是在某些方面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

二、我国承接产业转移以加工制造为主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过程的全球化使得现代工业的加工过程越来越细化，工业制成品的生产细分成设计、试验、生产加工、将产品推向市场等过程。这种国际分工的基础决定了各国的贸易结构。技术先进国出口技术含量较高、附加价值较大的产品；同时，适于发展产品设计、试验和经营管理经验丰富的国家专门从事设计和产品的广告推销活动；而技术落后国则出口技术含量较低、相对附加价值较小的产品。在知识产权得以保护的情况下，发达国家专业化于设计和销售等活动，处于产业价值链的高端位置；而发展中国家大多只从事价值较低的加工组装生产环节。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拥有技术优势的跨国公司不仅要从事关键技术的发明、产品设计和市场开拓，还希望将整个加工生产阶段也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它们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从事特定生产阶段的国家和地区，也即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某种特定的要素和资源优势，从而形成了跨国经营企业的外包战略和产品在特定地点的加工战略。在这种战略下，技术先进和市场经验丰富的国家或企业形成了生产全球化的战略构想并试图巩固这种结构。而技术落后、市场经济经验不足的国家一方面希望通过工业化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从而加速自身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技术落后和要素禀赋适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它们被迫参与技术含量较低或标准技术产品的生产，或者从事某种产品特定阶段的加工。

三、我国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的技术学习难度较大

从动态角度看，现代国际贸易中的这种分工基础、分工结构和贸易结果会由于内外两方面的原因而被固定化。

（一）从内因方面看，发展中国家缺乏技术创新的基础和动力

为加速工业化进程，发展中国家积极接受发达国家转让的成熟技术，依靠低成本形成生产乃至出口能力。这种生产能力的形成不需要技术创新的投入，且先进国家的标准技术产品在发展中国家是技术相对先进的产品，因而拥有广阔的市场。在此情况下，发展中国家既没有可用于技术开发的资金，也没有技术开发的动力，仅仅通过技术引进就可以实现较快的工业化和提高收入水平，国内企业也可由此获得利润空间。因此，这种“两头在外”的生产和贸易活动使技术落后国乐于利用自己现成的生产要素优势，追求即时可得的生产收益或利润，进而使生产商长期满足于加工生产和贸易。

这种加工贸易不仅省却了技术吸收和创新的动力，还由于委托加工的外国厂商拥有庞大的销售网络而省却了技术落后国厂商到国外开拓市场的代价。在生产要素优势消失以前，厂商不会放弃这种简单易行但蕴含较大获利前景的加工型生产活动。尽管学者们指出了这种加工贸易的局限性，但在比较优势逐步丧失的威胁出现之前，消化、吸收、改造加工技术，从而延伸生产过程的压力或动力是不存在的。在此情况下，技术落后国从生产加工过程中获得的仅是可供模仿的标准化技术和产品的纯粹生产。这种纯粹生产的结果是，加工企业不存在累积性投资或改善生产条件和革新技术的动力，代替它的是类似于资本原始积累条件下对利润和资金积累本身的渴望。

（二）从外方面因看，发达国家将标准化技术以直接投资的形式向发展中国家扩展生产空间，以延伸技术生命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凭借相对先进的生产技术在东道国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甚至将当地竞争对手淘汰出局。^【24】从技术先进国家的理论探讨中可以看到，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垂直专业化，技术先进国家不断地从技术发明、产品设计中获得经验的累积，从而强化其优势；而发展中国家从事加工产品的优势也将强化，这种强化使其从国际分工和贸易以及经济增长过程中学到的知识技术更少。

与此同时，技术先进国从分工中能够强化技术优势，凭借技术垄断获得份额更大的收益，这又推动了这些国家最大限度地将技术落后国固化在产品的纯粹加工阶段，使发展中国家长期停留在“从加工中学习产品加工”的过程中，这种对加工的学习或从加工中所获得的回报赶不上技术先进国家从技术发明或创新中所获得的回报。因此，传统的“干中学”，即承接产业转移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学习或赶超产生脱节：一方面是经济落后国技术消化、吸收和创新潜力的丧失或停滞；另一方面是这些国家收入水平和资金累积总量的扩张。“干”与“学”的脱节进一步导致了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的脱节，这种“加工中学加工”的结果是发展中国家从加工中获得国内生产总值的较快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相对缓慢增长。

注　释

【1】　Raymond Vern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Life Cycle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66(5).

【2】　Louis T. Wells Jr. The Product Life Cycle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M]. Harvard University, 1972.

【3】　Akamatsu, Kaname. The Trade Trend of Woolen Products in Our Country [J]. The Review of Business and Economy, 1935 First Half in Vol. 13,

【4】　Kiyoshi Koijima. The Flying Geese Pattern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Steel Industry in Japan [J]. World Trade. 1985.

【5】　Yamazawa, Ippei.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A Japanese Model [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6】　Hsieh Kuan-yu. Industry Transferring Abroad and Industry Hollowing [M]. Akita University, 2006.

【7】　Akamatsu用雁行的一个基本形和两个引申形概括了日本产业发展中存在的客观规律。日本的产业发展阶段可以概括为：第一阶段成品进口；第二阶段本国生产的振兴与成品进口减少；第三阶段出口产业化。由于产业按照进口之后生产、生产之后出口的顺序发展，因此将其称为“产业发展的雁形理论”。进一步考察发展阶段的话，第一阶段进口的成品主要是完全的消费品，第二阶段本国生产振兴伴随着原材料和生产机械的进口，第三阶段确立作为主要生产手段的生产机械的自主生产，进而是进口产品从成品向半成品和原材料产品转移。进口的减少先从粗制品开始，精细产品进口将保持相当长的时间，自己生产的顺序则由半成品、粗制品向成品和精细产品过渡，出口产品也遵循半成品、粗制品、成品到精细产品的次序。

【8】　卢根鑫．国际产业转移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9】　石东平，夏华龙．国际产业转移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J］．亚太经济，1998（10）．

【10】　Adam Smitl的这一观点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经济学家Allyn A. Young（192）对其推崇备至，认为这一思想是“所有经济学文献中所发现的最具启迪性和创造性的判断之一”，并将其称为“Smitl定理”。

【11】　Romer P. M.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 Run Growth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94).

【12】　虽然Solow等人没有将技术进步视为内生变量并对其作出科学的解释，但他们无疑明确地提出了这一问题，指明了未来研究的方向。内生增长理论家们也主要是沿着这一思想拓展了对增长理论的研究的。

【13】　Arrow假定，技术进步或生产率提高是资本积累的副产品（即新投资具有溢出效应），不仅进行投资的厂商可以通过积累经验而提升其生产率，其他厂商也可以通过“学习”而提高生产率。据此，Arrow将技术进步解释为由经济系统（这里是指投资）决定的内生变量。

【14】　新古典增长理论对这些经济增长事实的解释是乏力的：一方面，新古典增长理论对人均产出持续增长的唯一可能解释是技术进步的作用，但技术进步率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是外生变量，因而其并不能给出解释技术进步率发生变动的任何机制；另一方面，以资本积累为核心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也难以对不同国家之间的巨大增长差异给出任何合理的经济解释。

【15】　Romer（1986）认为，各种能够消除知识外部性、促使知识生产的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社会收益与私人收益趋于一致的政策，都能取得帕累托改进效果，提高经济增长率和社会福利水平。Lucas（1988）认为，由于人力资本存在外部性，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人力资本的投资将会偏少，进而经济增长均衡将是一种社会次优。

【16】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长期以来政府政策过多地关注经济周期、忙于进行“相机抉择”的微调和寻求操纵“软着陆”的方法是不对的，实质性决定经济周期过程的是知识与技术创新过程，经济周期只是创新周期的表象。因此，Romer等内生增长理论学者主张政府应着力于能促进知识与技术创新的各种政策。

【17】　Lucas的代表性论文《论经济发展的机制》将研究范围扩大到发展中国家，并明确表示经济增长应当包含“经济发展”的内容。这种突破标志着经济增长理论正向经济发展理论融合，并且这种融合的趋势在近期研究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代表了发展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正如著名经济学家Arrow所指出的，当代经济学家必须既是“穷人的保护者”又是“理性的捍卫者”。内生增长理论向经济发展理论的融合与发展经济学的当代走向是一致的。内生增长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发展经济学推向一个新的阶段。Lucas（1991）甚至认为，内生增长理论不但代替了新古典增长经济学，而且代替了发展经济学。

【18】　Romer模型（1990）中的研究部门具有二阶齐次线性生产函数的假设也不符合规定，很难想像现实经济中有哪一个部门的生产函数具有这样强烈的收益递增倾向，但若放弃这一假设，该模型就无法得出经济存在平衡增长路径的结论。

【19】　尽管对于假设条件是否应具有现实性，长期以来经济学界一直存在较大的意见分歧，但大多数经济学家均认为假设条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对假设的检验可以产生一种重要的洞察力，而这种洞察力可以帮助我们解释检验的结果。

【20】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中国、韩国等部分东亚国家的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从而引发了东亚国家和地区产业分工的新变化。在此背景下，学界再次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用于解释东亚地区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发展变化的理论——“雁行模式”进行了广泛的议论，并从新的视角重新认识和审视“雁行模式”。很多学者在理论上认为传统的东亚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有一种观点认为传统的东亚“雁行模式”已经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或者日本经济衰退的前提下破产了；另一种观点认为在21世纪东亚“雁行模式”已经式微，取而代之的是以日本和中国共同为东亚经济驱动力的“双金字塔模式”或者“群马奔腾模式”，但是日本的优势依然存在（莫长炜，2004）。

【21】　梁琦．空间经济学：过去、现在与未来——兼评《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J］．经济学（季刊），2005（7）．

【22】　钱学锋，梁琦．FDI、集聚与东道国利益：一个空间经济学的分析框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7（8）．

【23】　这里有必要区别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含义，上述模型中的Y更多的是对应一国国民收入的概念，虽然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一国GDP的贡献是显著的，但GDP更多的只具有地理含义。

【24】　对东道国而言，引进外国的标准技术不仅会导致本国生产者丧失技术消化、吸收和改进的动力，从而失去独立生产能力，而且跨国企业对东道国企业的兼并、重组会彻底消除发展中国家“干中学”的产业源泉（或产业实践平台），这也正是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所追求的重要目标。落后国在失去标准技术的学习、消化、吸收和改进的基础之后，从事某种制成品的加工生产就成为这些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分工形式。技术落后国所从事的就是建立在要素优势基础上的产品加工或某种产品特定生产阶段的加工，从中获得就业、工资、利润和税收。尽管其利得份额占产品总增加值的比例较小，但只要劳动力趋于充分就业，企业就可以获得绝对额较大的利润，同时该国还可以获得一定的税收，这种分工结构就是可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