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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次重要采集事件

时间:2022-11-21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中国物产号称丰富,为西方学者所艳羡,海通以来纷纷派员来华采集。此无视中国主权之行径,引起中国生物学家之义愤。其时,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尚未开展长江水生动物之调查,不悉具体情况,故将此函于8月6日转致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希望予以回复。8月12日中央研究院即将此消息回复日本驻南京领署。27日,中研院再次致函外交部,言明此项交涉之重要,事关国家主权。

一、限制日人岸上吉在华采集

中国物产号称丰富,为西方学者所艳羡,海通以来纷纷派员来华采集。其时之中国,科学不昌,不知珍贵,弃之如敝屐,任由外人直入采集调查。自民国之后,对外国来华采集者,开始有所限制。如1927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欲往中国西北考察,在中国学术团体督促之下,征询于北洋政府同意。北洋政府认为考察须与中国科学家合作,即有合组“西北科学考察团”,由中方派出科学家参与其事,考察所得标本须分配一全份于中方,出境之标本需经中方专家审查。如此合作,方为平等之合作。其后,此种方式为中瑞两国人员共同遵守,使得合作考察时间甚久,成果亦复丰富。该项考察至今仍为中瑞两国学界所称道,2007年,在北京中瑞两国还共同举行该团组团80周年纪念活动。然而,日人岸上吉于1929年来华作长江鱼类调查,却不与中方合作,自行直驶长江上游。此无视中国主权之行径,引起中国生物学家之义愤。

图13 岸上

岸上吉(1867—1929),日本东京大学水产科教授,鱼类学家,生平著作极富,研究领域为淡水鱼类分布及淡咸水鱼类之分类,每年往琉球研究外海鱼类,往鹿儿岛研究虾类。1929年9月,来华调查长江鱼类。此前一月,中央研究院曾接到日本驻南京领事署来函,询问长江所产鱼类情况,其云:“今因受本国关系者委嘱,有别纸记载二事:一、‘雀鳝’实在之有无,如有实在,其实物采得送达何处? 二、扬子江产淡水水母之实物采得送达法如何? 成田教谕现虽在各方面调查,而对于‘雀鳝’,并其实在尚属疑问,故以询查采集颇感困难。以上二事,尊处如有所闻,乞不吝指示。”是函系日式中文,有不合中文语法之处,致使其意不甚确切。其实是在为一位成田教师询问长江是否产雀鳝和淡水水母情况。其时,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尚未开展长江水生动物之调查,不悉具体情况,故将此函于8月6日转致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希望予以回复。生物所所长秉志阅后,本着学术交往之成例,如实答复云:本所目前调查仅限于长江下游,未曾发现此两种动物,或者长江上游有产。8月12日中央研究院即将此消息回复日本驻南京领署。[43]今不知日本领事署是代何机构询问,但是不久日本对华文化局,即派遣东京大学岸上吉携助手木重村,及中国留日学生尉鸿谟、董律茂、金昭华一行5人,不先与中国任何机构商洽,迳往长江上游,探查水产动物,意在赶在中国生物学家之前,有所发现。他们于9月2日自上海西行,于16日到达汉口。

岸上吉离开汉口之后,中央研究院才从报上获此考察团消息,遂于9月19日分别致函外交部、教育部,要求政府首先迅速通知沿江各省政府,先为扣留所发日人护照,并制止其调查活动,再通过外交途径,照会日本领事署,仿照此前与斯文赫定合组西北科学考察团之前例,与日人合组调查团,再进行调查。外交部随即与日本领事署交涉,获口头同意,但日人并未与中研院接洽,办理具体事项。27日,中研院再次致函外交部,言明此项交涉之重要,事关国家主权。其函略云:

查岸上一行五人,早已首途来华,按旅行日程预定表所载,此时该氏等旅行所及,计当在重庆成都之间。贵部虽经面告该国驻京领事,来院接洽,迄今尚未见来,即经深入腹地,商洽恐已虞后时,且贵部未以书面通知,来否亦诚难预定。设使是项恶例一开,将来接踵寻踪,援为口实,不特有损主权,抑且影响吾国文化前途至深且巨。用特再为函请贵部继续严行交涉,并切电重庆、成都各地方长官,扣留护照,制止调查,并严阻该氏等,非俟此项交涉解决后,不得再行深入,[44]

10月初,经致电四川省主席、重庆市总指挥,请为制止岸上之采集活动。经外交部积极与驻南京日领署叠次交涉,遂不得不派人与中研院接洽,制定办法两条:①由中研院派遣相当人员参加采集。②将来采得标本由本院聘请专家审查,凡非在范围内应有之物,不得携出国外。并须留赠标本一全份与中国,以资参考。不久中研院又接日领署来函,称岸上来电欢迎中研院派人加入,惟至多以两人为限,其旅费可在彼经费预算内酌量补助,所得标本,亦得临时与本院协商酌量赠送等语。中研院当即复函,告以经商承中研院院长蔡培元,决定派中研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动物技师方炳文及动物标本采集员常麟定前往参加。两人旅费,完全由中研院支给,但将来岸上博士所采标本,须依照中研院与日本领事署多次接洽之后,所定办法办理。并电成都、重庆各长官,告之与日人接洽结果,请准予岸上进行采集。

与此同时,10月14日中研院又致电时在北平之秉志,请科学社生物所单独派员即赴四川调查采集,“不与日人相混,而顺便监督彼辈行动。务祈所请,并盼电复。”秉志其时兼任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每年赴平两次,每次约两月。此次是9月初离开南京[45],在其动身之前,即已决定派王以康等5人,沿长江而上,采集长江流域动物标本,意在与日人争一长短。王以康一行于9月28日自南京出发,所到之处有宜昌、武昌、汉阳、汉口、长沙、宝庆、岳阳、九江、庐山、南昌等处,及洞庭、鄱阳两湖,于11月7日归来,所得标本约千余种,7000多个,分装12大木箱。所到之处,极受各地欢迎,热心引导,致使采集成绩优良。[46]

博物馆之方炳文、常麟定本预定于10月29日再次动身,前往长江上游,因方炳文有研究论文急待完成,遂改在11月4日启行。关于方炳文等采集之日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有如下记载:

方、常二君于本月四日自京动身,十五日抵四川重庆,在该城附近采集三日,二十一日到合川,二十三日赴泸江,二十七日达叙州,沿途采得鱼类及鸟类甚多。到叙州后,工作益力,方期数日之后,赴成都与岸上博士等会合,不意二十七日接成都来电,谓岸上博士于二十二日在成都领事馆病故,深为悼惜。本馆得噩耗后,即电知方、常二君,仍继续采集,勿因岸上之死,而停止工作。[47]

其后,因季节已趋冬季,天寒冰冻,虽然博物馆仍然指示继续采集,采集鱼类已不可能。方炳文、常麟定即由叙州折回重庆,与前已在重庆采集之唐开品于12月下旬联袂返回南京。此行所得,因为时不多,只有鱼类五十余种。

岸上吉因急性脑贫血而突然身亡,致使日人之采集嘎然而止,仓猝携带标本,盘柩东下。到达上海,将标本放置在自然科学研究所,先将灵柩转运回国,以了后事。中央研究院对岸上去世,曾由院长蔡培元致函日本驻南京总领事署,表示唁意。

中央研究院于1930年1月初致函驻京日本领事署,请其遵守审查及留赠标本之前约。1月中旬,日本对华文化事业局派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雨宫育作博士赴沪接洽检查事宜,中央研究院派自然历史博物馆主任钱天鹤、顾问王家楫、动物技师方炳文三人,于1月21日赴沪办理此事。日人将岸上吉所采集之水产动物标本六箱,送至中研院驻沪办事处实行检查。六箱之中,除肢体不全之蟹数只外,其余尽是鱼类,且保存方法不宜,大部分已腐烂生虫。其种类与方炳文、常麟定及唐开品在四川所采者,大致相同,至于种类与质量则多有不及,故只选留一箱,其余均封还日人。在办理过程中,双方态度诚恳,进行顺利。

此次调查由方炳文、常麟定采得长江上游鱼类标本,返回南京之后,即分由方炳文及在法国巴黎研究鱼类之张春霖、伍献文共同研究,在1930年即发表论文有:方炳文《长江上游鳟类新种志》,张春霖《长江上游鲤科志》,伍献文《长江上游鱼类志略》等,之所以这样迅速,亦为赶在日人之前也。

但是,此次中国生物学家据理力争,并未得到日本生物学家的理解,反而埋下嫉恨中国生物学家之心理,尤其嫉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此后,中日两国生物学家虽时有接触,但是,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后,日军占领南京之时,即对位于成贤街文德里之生物所,予以烧毁,实是其狭隘报复心理之使然。秉志曾有这样控诉文字:

该所于前后廿年中,以工作之积极,颇为日人所注意。日本生物学家时与该所通函。日人来南京游历者,率来该所参观。日人研究生物学涉及中国之标本者,辄来该所参考。国内生物学消息往往流传于日本,日本专家与该所中人私人通讯者在抗战前二年,每每道及之。日本专家突然来华调查长江之鱼类,而该所十余年来,无日不在进行此项工作。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之同人,亦同时进行此项工作,而日人侵入同一范围。迨后来该所与中研院加紧完成工作,在日人调查未竟之前,该日本专家又在重庆病故,于是日乃妄布谣言,谓该专家系为中国谋害。日本报纸极力鼓吹,对中国戟手怒骂,纵动日政府兴问罪之师。又以九一八后,该所同人因国难严重,欲尽救国之一份力量,连合中研院动植物所同人与静生所同人,轮流作警告国人,鼓吹爱国之文字,刊布于《科学》《国风》及《大公报》等,此等文字,亦多为日人所注意。

迨至七七事变,日寇入侵,未几八一三沪战又作,未及半年,南京沦陷。该所同人多避难入川,尽力将最重要之设备携去。率因人力有限,未能尽量抢救,百分之九十之设备,皆委弃于南京。同人临去时,曾派四五助理员,在该所看守,嘱其如至最危险之时,则人命为重,宁舍其所守而避去。日寇入城先后以兵驻扎该所,未几而纵火烧之。而该所所有楼房、平房(实验室、图书室、标本室、动物伺养室、药品仪器储藏室及同人宿舍),尽成灰烬。盖日寇消息灵敏,区区一研究所,在他国家或不如此注意,而日本军队则注意之,为其帝国主义所不快、所嫉视者,其一兵一卒无不知之,无不夙昔咬牙切齿,欲毁灭而甘心。一言以蔽之,吾国人之文化机关,无不遭日寇之嫉视,必欲毁之催之而后快。[48]

秉志这些控诉文字写于1950年代初期,其时去岸上吉来华已二十余年,所述内容与史实虽略有出入,或记忆有误,或与事件之始末亦有未知。而所述因此事引发日本生物学界仇视中国,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因而遭受重创,却不为后人所知。此事之原委在中国近现代生物学史上,当记录在案。

1929年,限制岸上吉在华采集事件发生之后,政府将国外学术机构来华采集之监管之务,交由自然历史博物馆执行,由来华机构代表与博物馆交涉,制订限制条例。如1930年美人斯密斯赴滇、黔两省采集动物,1931年德人韦哥尔(welgold)携员赴川、滇两省考察自然科学及人种学等,均与博物馆签订条约,并由博物馆监督执行。具体条约依照各自来华目的不同而略有不同,此录与德人韦哥尔所订条约如下:

限制外人在华采集动植物标本条件:

一、不得采集或携带与我国文化历史古迹有关之物品出国。

二、所有采集之标本及物品须一律先行运至本院自然历史博物馆,俟经本院选聘专家审查后,方得运出国外。

三、在中国境内所摄之照片及活动影片,凡有关我国之风土人情者,须先送本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审查核准后,方得运出国外或公开展览或在报章杂志刊布。

四、本院的派采集员一人或数人参加采集。

五、所有采集之标本及物品经专家审查后,凡遇有与学术之研究有关者,须留存全套复本一份在中国,若无复本应将正本或标准标本(type specimen)留于中国,惟为便于国外学者研究起见,经本院及调查员所属机关之同意,得将正本暂时借给该机关研究,惟至久以一年为限,研究完毕仍将原物送回中国。

六、调查员及其所属之机关,如有违背上列条件情事,我国政府得严加制裁,并永远取消以后该调查员及其所属之机关在中国采集之权力。

限制条约针对所有国外学术机构,即便是与博物馆素有交往之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也是如此。1929年2月,阿诺德树木园与金陵大学签订在中国境内采集植物标本之五年计划,由树木园每季供给采集经费五百美元,金陵大学负责野外采集,每种标本至少寄六份至树木园,金陵大学自留一份。采集计划及地点由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史德蔚与树木园之雷德审查认可,选择贵州、湖南、陕西、甘肃、山东、四川、东北等美国人未曾调查过的地区。此项合作于1931年开始实施。[49]开始之初,自然博物馆或者并不知情,待1934年史德蔚将率队赴湖南采集时,博物馆提出监管要求,向中研院致函云:

迳启者:

查本京金陵大学植物系教授史德蔚前曾与美国哈佛大学联合派遣采集人员往广西、贵州等省采集,植物标本悉数运往美国哈佛大学。本月三日《中央日报》载有金陵大学又派人往湖南采集标本,消息兹经查实,该校教授史德蔚与美国哈佛大学订有采集中国植物标本五年计划,此次往湖南亦在该计划之中,已决定六月初出发前往。此种情形与外国学术机关直接派人来华采集实无区别,依照向例,凡外国学术机关来中国采集,事前须与本院订定限制条件,如日人岸上吉、美人史密斯、德人韦哥尔、美籍华侨杨帝泽等均经先后遵办(事见本院十八、十九、二十等年度总报告)。此次该教授史德蔚之与哈佛大学联合采集,自不能有违向例,为此特函请贵处迅予致函该教授停止进行,或来院接洽订立限制条件。此致文书处

自然历史博物馆 廿三年五月四日[50]

此事经博物馆提出,金陵大学遂派人到馆商洽,拟就六条限定条件,但未签署。至6月7日金大农科主任谢家声以私人名义致函博物馆,云此限定条件需征得哈佛大学同意,故迟迟未能签订。但是,其采集人员却已准备出发。博物馆认为谢家声是在敷衍搪塞,要求中研院阻止金陵大学采集队出发。为此中研院致函金陵大学校长陈光裕,请其督促植物系在签署条约之后,才能前往。如此反复,始才规范金陵大学之采集行为。

二、贵州采集

自然历史博物馆致力于中国动植物分布与分类研究,动植物标本之收集即为主要工作。成立之初,决定每两年举行一次大规模之采集。将1928年广西采集列为第一次,第二次则是1930年贵州动植物采集。

贵州介于滇、蜀、桂之间,群山连绵。又为长江、西江之上游,动植物种类至为丰富,于中国西南部动植物分布之研究,关系尤巨。然而贵州一省,向以交通不便,前往采集者甚少。博物馆有鉴于斯,早已着手组织调查团赴贵州作较大规模、较长时期之采集,按计划于1930年春开始准备,调查团分动物、植物两组,以常麟定和蒋英分别主持两组事宜。唐开品、唐瑞金为动物采集员,黄志为植物采集员,林应时为秘书,综理全团事务。调查团于4月11日由南京出发,往四川重庆转入贵州。该团入黔后,由桐梓赴贵阳,沿途采集,6月12日安抵贵阳,即设办事处于贵阳。其时,贵州省内治安颇为平静,惟西南部时有匪患。在调查团到达之前,已请得军政部长何应钦及中研院院长蔡元培分别电请贵州省政府主席毛光翔,嘱加意保护。抵达贵州省后,省政府又复严饬各属,妥为保护,故各厅厅长及各县乡镇官绅悉予以优待与保护,人身安全自可无碍,工作进行非常顺利。

图14 1930年3月贵州科学调查团出发之前合影,前排左起蒋英、林应时、常麟定。

调查团的到来,也激起贵州省有设立省博物馆之计划,于是派两名学生加入调查团,跟随其后,求得训练。调查团在贵阳附近略事采集之后,即分为三组,于6月24日由贵阳出发,分途采集。其一动物组,由常麟定率领唐瑞金,房子廉及一学生助手,东行龙里,经贵定、麻哈、都匀、八寨,南折三合、都江、荔波、独山,又西行经平舟、大塘、罗斛、册亨、安龙(即南龙)、兴义、兴仁、安南、关岭、镇宁、安顺、平坝而返贵阳。其二植物组,由蒋英率领黄志,其采集调查路线与动物组略同。其三动植物混合组,由林应时率领唐开品及一学生助手,其采集调查范围在中部及西部,自贵阳西行,经龙里、定番、麻哈、平坝、清镇、修文、黔西、大定、毕节、威宁、水城、织金、平坝,以返贵阳。动物组返回贵阳后,又往附近采集两月,于1931年5月返回南京。植物组在贵州时间约十个月,于1931年3月事毕返京。

关于此次贵州采集之成绩,未见全面记载。只是在调查进行之中,《院务月报》分别在第二期、第四期有一段记述,抄录如下:

第一组于七月初旬安抵都匀县,拟十五日离都,转八寨至荔波,共计得鱼类约六十余种,凡四百余尾,内新奇之种甚多。鸟类约九百只,足为本馆之新纪录者,凡三十余种,哺乳类、爬虫类、两栖类凡三十余种,此外尚有大鯢重可至三十斤;无脊椎动物收集凡多。植物之搜集亦大有可观,其成绩想当不能超出广西采集之上。[51]

六月中始抵贵阳,即分动植两组各二队,分途调查,以期于该省各区动植物之种类分布得一详细之研究。该团采集之成绩甚佳,计动物组所得:一、哺乳类五十余头,二、鸟类一千二百只,三、散、爬虫类一百一十余只,四、两栖类一百二十余只,五、鱼类四百余尾,约八十种,六、无脊椎动物二千余件,凡六百数十种。植物组得植物标本二千余号,计二万余份。[52]

贵州植物标本采集之份数,前期如同广西采集一样,每号10份。后期因考虑到广西标本与国内外机构交换甚多,以致难以应付,即将份数扩大为20份。所得植物标本,后经研究,著名者有在贵州与四川交界之梵净山海拔2300多米高的山顶采得长苞铁杉(Tsuga longibracteata Chang),此为松科铁杉属新种。在独山之丹林,还发现一种叶似漆树,果似榆树的乔木,采得花、果、叶标本,及木材标本。这种被誉为“千花树”“漆榆树”的树木,经鉴定是我国特产的马尾树(Rhoiptelea chiliantha Diels et Hand),为新科、新属、新种。该树木为速生优良树种,是造纸原料。

贵阳省教育厅为组织成立贵州省博物馆,派邓世纬等两名中学生随队采集。采集结束,邓世纬又被派赴南京,在自然历史博物馆植物组随蒋英学习两年,参与标本室管理及野外采集工作。学习期满,1935年返贵州,任安顺府志局调查员,调查安顺附近各县植物。曾采新异之种颇多,经蒋英研究发表有夹竹桃科新种Trachelospermum tenax,萝藦科新种 Tylophora tengii。1936年,邓世纬与中山大学农林植物所合作进行贵州植物采集时,不幸染病身亡。

图15 陈少卿(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提供)

蒋英在贵州桐梓采集时,还曾在当地招募陈少卿加入调查团,协助采集。陈少卿(1911—1987),贵州桐梓人。出身贫寒,仅小学文化程度,据其本人所述被蒋英选中经过,略有戏剧性。他说:

有一天,我听说南京来了一些采花的人,住在武庙,我就跑去看,真的不错。里面有黄志和一个姓彭的工人,那天没有看到蒋英,听说出去采集了。当时黄志在换标本纸,工作很忙,黄志叫我帮他们烤纸。过了一天,蒋英问我在县城附近哪里森林最大,要我带他们去。第二天,我就带他们去木山采集了。后来,蒋英叫我找一间店铺做担保,我就找到一个开酒店的李正华。就这样参加他们的调查工作。[53]

贵州工作结束,陈少卿、邓世纬随蒋英往南京。作为博物馆采集员,陈少卿后曾往江西、云南采集。蒋英自博物馆调往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后,博物馆之植物采集遂告中断,陈少卿无所事事,去函蒋英,希望继续从事采集工作,遂于1936年12月被蒋英招至广州。其后陈少卿在华南采得大量标本,成为华南植物采集第一人。

在博物馆酝酿组团赴贵州之时,中研院化学研究所获悉此举,即以调查采集国产药材相托,以作分析药用成分之材料。博物馆认为此事不独于化学方面有精深研究之必要,于植物形态、生长速度及环境状况等,皆有考察价值。且中国药材,往往一物异名,或同名异物,亦应采取实物,携回栽培,以考订究为何物,故欣然同意。化学所开来一份52种药材名录,其中18种博物馆植物标本室已有。植物组在贵州采集时,即遵照化学所开示办法,对药用植物特为关注,采得300余种。采集队返回南京之后,将化学所嘱购药材和采得药用植物标本予以整理,在交付时,博物馆主任钱天鹤致函化学所所长王琎,对标本情况予以说明。

敝馆贵州自然科学调查团在贵州所采之各种药材标本业已整理完竣,计药材共二百八十四号,药物标本共三百六十一号。药材系在贵州雇采药土人所采,或向药铺购得者;药用标本则系敝馆调查员亲自采得者。兹共装三木箱(第六号至八号),于今日托下关火车站运沪。附上提货单一纸暨药材标本清单一全份,至希查入。第六号木箱内有药材调查表四册,请查收并盼赐复为荷。中国科学社之药材及药物标本有否寄呈至贵所,该社如有普通植物标本(药材标本除外)送上,务请一律转赠敝馆,以资研究,无任盼祷。[54]

如此成果大大高出化学所之托,只是不知化学所为此支付多少款项。中研院化学所设于上海,故有火车托运之事。

三、江西、云南采集

1931年之采集地点选择在江西进行,然江西时局不宁,仅采集三阅月,未能尽兴。江西南部与湘、粤、闽三省毗邻,山脉错综,植物繁茂。此前由于交通不便,未有采集家作深入之调查。蒋英有鉴该区域地理位置的重要,乃率队前往。采集队成员还有采集员邓世伟和技工陈绍良。6月6日自南京出发,两天后抵南昌,与该省当局接洽,获悉赣南地区已为中国工农红军所占据,旅行多有不便,故采集区域改在赣东和赣西进行。在赣东到达临川、宜黄、南城、崇仁、新淦、清江、丰城等地。丰城境内有罗山,为当地名胜,树木亦盛。调查队在此采集两周,所得为入赣以来采集最多之区。赣东调查完毕,调查队返回南昌,稍事休息,即向赣西进发,到达高安、奉新、安义、靖安、武宁、修水、永修等地。返回南京时,途经九江,乃顺道登庐山,作为时一周之采集。庐山黄龙寺旁有著名之三宝树,一株为银杏,另两株当地人称为“宝树”,经蒋英鉴定为柳杉(Cryptomeria fortunei)。蒋英之行于9月5日抵达南京,此行未能达到预计之区域,即使所经之地,亦有大山丛林,却不便深入。且又在酷暑之中,采集未能尽畅。共得植物标本1000余号,其中有不少新奇之种,另采得鱼类标本三大箱,尚属不虚此行。

1933年6月,自然历史博物馆派常麟定、蒋英、唐瑞金、林应时、陈绍良等组成自然科学调查团赴云南采集,预计为期十阅月。云南植物之丰富,早已吸引不少中外采集家深入其境,但云南南部尚少涉足,故此行决定自上海乘船至安南(越南)转入云南,先在云南南部采集。云南南部为热带北缘,其植物分布与种类属于另一番景观,当有不少新发现。“本馆对于中国西南部之产物收集较富,故对于云南之调查,不宜独缺,且以山川形势关系,云南物产每与中国之东南部悬殊,尤以南边各县所产之生物为内地所无也。”[55]

调查团临行之前,6月8日钱天鹤致函中研院文书许寿裳,请其以院长蔡元培名义致电云南省主席龙云和云南省教育厅长龚自知,请求云南当局予调查团以保护。龚自知毕业于北京大学,系蔡元培之学生,有此层关系,或者能予调查团更多便利。其后,不知云南方面是如何回复,也不知调查团在云南采集情形,在档案中仅有一通博物馆就调查团行李被盗致函中研院总办事处,从中可悉云南省教育厅曾派员加入采集。此录其函如下:

兹据本馆云南自然科学调查团职员林应时函称:“二十二年十二月六日本团团员蒋英及云南教育厅特派参加员杨发浩等由思茅出发,前往车里一带调查,托思茅县政府向伕行雇佣伕力挑运标本行李,行至中途,潜逃伕力一名,带走物件一担(所有失物另开详单),公私款项物品共值滇金八百六十一元八角,合国币五百六十元三角七分。当即请思茅县政府追查。现已由伕行赔偿滇金三百五十元,合国币二百二十七元五角,尚少滇金五百余元,应如何办法,请示遵行。”等语到馆。除已由馆迳电思茅县长,从严追查外,相应抄附失单报告贵处查照。[56]

教育厅之杨发浩,系1930年静生生物调查所派蔡希陶来云南采集时,教育厅为培养其自己研究能力,特派杨发浩等人跟随采集,后又将其送至北平静生所学习。蒋英来滇南采集,教育厅又派杨发浩参加,当属相同目的。蒋英被盗物品公物有药品、寒暑表、洋剪刀、电筒、照相软片、永备电池等,私物则有皮箱、衣服、皮鞋等。

1934年2月,调查团由云南经四川返回南京。离开昆明时,将所采动物标本三十箱,植物标本六十箱直接寄往南京,为寄此等标本还请财政部办理免税护照。从标本装箱数量看,可知此行收获还算丰富。调查团于五月回到南京。自然博物馆年度报告对此次采集作如下记载:

云南采集团曾于前年度末出发,由常麟定及蒋英二君分担动植物采集事宜,途经昆明、大理、蒙化、景东、镇沅、普洱、思茅、墨江、沅江、石屏、建水、曲绥、通海、江川、晋宁各处,更取道昭通、大关、监津入蜀,在二十三年五月间返馆。共得动物标本四千四百七十四号,高等植物约一千号,菌类约五百号。[57]

以上是根据档案材料,记述云南科学考察团之经过。关于蒋英此次采集,其后,多有不同记载,《云南植物采集史略》稍为正确,其云:“1933年春,他与助手陈少卿经由越南到达昆明,云南省教育厅派杨发浩协助他们工作。在思茅地段采集期间,蒋英的行装被挑夫全部窃走,他便只身中途返回南京。陈少卿、杨发浩继续辗转采集,到1934年夏才回到昆明。据陈少卿回忆,采集植物标本约13000号。”[58]这段文字引用甚广,对其出入之处,有必要予以更正与补充。①所言时间两者不同,当以档案记载为准。②陈绍良是否即是陈少卿?余曾阅读陈少卿档案,未曾有别名、化名。而其时,陈少卿确在博物馆,其之履历表,此段时间正在云南从事采集,笔者认同陈绍良即为陈少卿。③蒋英中途确实退出调查团,《二十二年度报告》未予言明,但在另一份档案,1934年4月6日博物馆致函总办事处云:“本馆云南调查团职员蒋英由云南返京,并因公往北平一次。”蒋英由云南返南京,而不是由四川返南京,可知提前约两个月返所。④所获植物标本数相差太大,当以《报告》为准。

[1]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十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9页。

[2] 科学社将在上海建筑科学馆,《申报》,1924年1月18日。

[3] 《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总报告》,第107页。

[4] 《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总报告》,第106页

[5]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514页。

[6] 秉志:国内生物科学(分类学)近年来之进展。翟启慧、胡宗刚编《秉志文存》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9页。

[7] 秉志:《中国科学社第十九次年会生物研究所报告》,1934年8月。

[8] 胡先骕致刘咸函,1933年秋,《中国科学社档案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9] 麦拉尔又译为梅尔,本书从之。

[10] 钱天鹤致蔡元培函,1933年6月3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卷三九三,案卷号2015。

[11] 李济《创办史语所与支持安阳考古工作的贡献》,《传记文学》28卷1期,1976年。

[12] 许寿裳致蔡元培,1999年6月26日。倪墨炎、陈九英编:《许寿裳文集》下卷,百家出版社,2003年,第750页。

[13] 徐韦曼致中央研究院院长、干事长函,1933年7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卷三九三,案卷号2015。

[14] 曾庆文等:焕镛木花部数量变异和异生花现象,《热带亚热带植物学报》第9卷第3期, 2001。

[15] 该文现未能查到,不知是否曾刊行。著者注。

[16] 秦仁昌致胡先骕函(英文),邢公侠译,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档案。

[17] 《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九年度总报告》,第373—375页。

[18]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交部门档案,比京明年五月开万国植物公会事已咨驻比大臣派员与会由,宣统元年九月六日(1909-10-19),档案号02-20-007-01-016。

[19] 秦仁昌:第五次世界植物学会纪事录,《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二卷三期,1930年9月。

[20] 秦仁昌:第五次世界植物学会纪事录,《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二卷三期,1930年9月。

[21] 王毅侯:王敬礼,字毅侯,浙江黄岩人。英国伯明翰大学毕业,曾任北京大学讲师,中央银行监事,时任中央研究院会计处主任。

[22] 钱天鹤致王毅侯函,1930年7月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卷三九三,案卷号2015。

[23] 刑公侠译:秦仁昌致胡先骕,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档案。

[24] 赵慧芝:任鸿隽年谱,《中国科技史料》,1989年第10期。

[25] 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二十年度报告,《国立中央研究院总报告》,1931年。

[26] 《中央研究院二十年度总报告》。

[27] 徐韦曼致中央研究院院长、干事长函,1933年7月21日,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央研究院档案,三九三(2010)。

[28] 《社友》第39号,1934年4月15日。

[29] 《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第十一次报告》,1936年12月。

[30] 《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第十四次报告》,1939年12月。

[31] 方炳文致朱家骅函,1940年10月3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三九三,案卷号2232。

[32]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周雷鸣提供。

[33] 《科学》,第28卷第3期,1946年。

[34] 伍献文:自传,1958年,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档案室藏。

[35] 钱天鹤致杨杏佛函,1933年4月2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央研究院档案,三九三(498)。

[36] 邓叔群《自传》,1952年,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藏邓叔群档案。

[37] 钱天鹤致蔡元培函,1933年6月3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央研究院档案,三九三(2010)。

[38] 蒋英:一年来之研究工作概况,《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二十年度报告》,《国立中央研究院总报告》,1931年。

[39] 《王文采口述自传》,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49页。

[40] 《中央研究院二十年度总报告》。

[41] 《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二十一年报告》。

[42] 龚礼贤:与中央研究院钟观光教授论植物科名书。《学艺》,1934年第五期。

[43] 《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第一卷第二期,1929年8月出版。

[44] 《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第一卷第三期,1929年9月出版。

[45] 《社友》第三号,1930年11月25日。

[46] 生物研究所消息,十八年十月十一月,《科学》第十四卷第五期,1929年。

[47] 《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第一卷第五、六合期,1929年12月出版。

[48] 秉志:被日寇摧毁的科学事业之一,《秉志文存》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96—297页。

[49] 金陵大学《农林新报》1931年第8卷第1期刊载院闻《植物系消息——五年之植物标本采集计划》:“本系主任史德蔚博士在美时,曾与美国学术机关数处,相约合作,于五年之内,在中国中部举行大规模之植物采集;藉以充实本校之植物标本室,以备研究中国植物者之资考。并搜采各项经济植物,以备将来试种。现已筹备就绪,定于今春着手进行采集工作云。”

[50] 自然历史博物馆致中央研究院文书处函,1934年5月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央研究院档案,三九三(264)。

[51] 《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第二卷第二期,1930年8月。

[52] 《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第二卷第四期,1930年10月。

[53] 陈少卿:我的交代,1968年12月5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档案室藏陈少卿档案。

[54] 钱天鹤致王琎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央研究院档案,三九三(3409)。

[55] 《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二十一年度报告》。

[56] 自然历史博物馆函中研院总办事处,1934年1月2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央研究院档案,三九三(299)。

[57] 《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二十二年度报告》。

[58] 包士英:《云南植物采集史略》,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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