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的不足之处和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第7章　结语

7．1　基本结论

本书论述了长三角旅游系统中的子系统之一即水景资源系统的利用和保护问题，主要作出了以下结论：

（1）旅游是人的一种活动，现代旅游既是一种休闲方式，又是一种社会交往方式。旅游系统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自然系统，是以一定的自然地理系统或旅游景观系统为载体的社会活动系统。旅游系统具有一般复杂系统的特点，即规模的巨型性、元素的异质性、结构的层次性、要素的动态性、变化的不确定性、相互作用的非线性和边界的开放性。除此之外，旅游系统还显示出地域性和自组织性两个特性。

（2）长三角旅游系统并非任何人以系统论的观念构建起来的一种抽象的概念上的系统，而是随着长三角旅游一体化的进程而形成的实在的社会活动系统或社会实践系统。随着这种一体化的进程，统一而活跃的长三角客源市场系统日益扩张，包括有关旅游政策法规、环境维护和人才培训的长三角旅游支撑系统日益健全，包括交通和信息服务的长三角出行系统日益便利，包括景观、节庆活动和旅行生活服务设施的长三角旅游目的地系统也日趋丰富和成熟。

（3）长三角旅游目的地的空间结构可以用一个建立在各城市旅游收入数据基础上的包括各种旅游点、多级旅游中心、多级旅游活动轴线和多级旅游活动支线所构成的多层级点—轴结构模型来描述，其中旅游中心的层级决定于城市的旅游收入，旅游轴线和旅游支线的层级则决定于轴线或支线端点的层级。在这一多层级点—轴模型中，长三角旅游系统中各个旅游中心和旅游点之间的交互影响以及各城市在长三角旅游系统中的内在影响力，可通过引入旅游质量、旅游当量距离、旅游引力、旅游引力场和旅游场强等概念，以定量地加以评估。结果表明，旅游影响力上处于区域地理中心的城市一般总是要高于处于区域边缘的城市。

（4）在进行长三角旅游系统空间结构的动态分析时，可以借鉴经济学中的洛仑兹曲线和基尼系数方法，计算其旅游集中度。在长三角15个城市1999—2008年10年中的旅游收入和GDP有关数据的基础上，通过对其旅游首要度、集中度和旅游经济密度的分析，从长三角旅游系统首要度的降低、集中度的减弱和各城市旅游密度的普遍增加（例如，长三角城市国内旅游收入的集中度2008年相当于1999年的74．3%；国际旅游收入的集中度2008年相当于1999年的83．3%），可以看出长三角旅游系统内部呈现的一种分散化和均质化的趋势。而这种分散化和均质化趋势，与长三角旅游面临的三大转变是联系在一起的，即客源市场从区域外市场为主转向区域内市场为主，在旅游业功能上从以经济效益为主转向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为主，在旅游内容上从观光游览为主转向休闲度假、商务会展与观光游览并重。这种趋势说明长三角旅游“大上海中心”的发展模式已经发生转变，宜采取多中心的网络式发展方式。而为此，必须更广泛、充分地开发长三角的旅游资源，必须各显优势，各具特色，在一体化中显示多样化发展，必须大力做好“水”文章。

（5）长三角最具普遍性的旅游资源是水景资源，而许多城市的旅游的优势与特色也在其水景资源方面。所以长三角旅游资源的深度开发，关键在于对长三角水景资源的旅游开发。水景资源与水资源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旅游系统中水资源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它作为最基本的生活和生产资源支撑着旅游活动；另一方面，它又是旅游景观中极其重要的资源要素。水景资源，可以说是狭义的旅游资源意义的一种水资源，即具有景观价值的水资源；但水景资源的内涵又并非是水资源能够完全包含的，水资源是一种自然资源，而水景资源中却可以包含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双重因素。长三角有着丰饶的水资源，其年降水量大体在全国平均年降水量的两倍左右，产水模数高于全国65%，水域面积占国土面积15．63%，并有着丰足的客水资源。这种水资源构成了长三角水景资源的物质基础，是长三角水景资源的资源。

（6）长三角水景资源的优势，主要显示在三个方面，一是其众多的江河湖泊，在多种类型的水景资源中，无论是从规模和丰度，还是从知名度和影响力来看，长三角地区的水景资源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其江河湖泊。长三角的江河湖泊一直是其水景资源的主体。二是其星罗棋布的古代和现代水利工程，它们包含了深厚、悠远的文化积淀，既反映了水对长三角地区人民生产和生活的重要影响，也反映了长三角地区人民长久弥远、艰苦卓绝而又极富成效的治水实践，反映了长三角地区的人民千百年来与水之间相依、相争、相亲的不解之缘。三是水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密切结合而孕育出的一批水城和水乡古镇，它们都有着四通八达的河流水网，也拥有许多包含着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亲水景观，只不过它们并非一种单体性的水景资源，而是一种群落式的、复合性的、结合了多种社会和文化因素的水景资源。长三角水景资源在这三方面的优势，为长三角水景资源的旅游开发提供了极其宽广的资源空间。

（7）长三角近年来出现了一股湿地公园建设热，它并非地平地风波和任何人的心血来潮，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湿地资源重要的生态效益和人们对生态旅游的需求，从直接的动因来说，则是由于长三角湿地资源面临的生存危机和我国的湿地保护行动计划。湿地具有巨大的经济、文化、科学及娱乐价值，特别是具有维护生态的重要价值。长三角有着丰富的湿地资源，但近年来随着长三角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加快，随着长三角成为世界制造业的重要基地，随着房地产业的急剧膨胀以及在利益机制驱动下的许多短期行为，使长三角湿地正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主要表现在湿地急剧减少、湿地严重污染、湿地功能衰退与影响湿地安全的外部因素和不定因素增加等4个方面。由于湿地保护的必要性和紧迫性，1994年以来，我国开始了湿地保护行动，并逐步构建起一个分级分类保护管理的多层级多系列的湿地保护区体系。发展建设湿地公园正是落实国家湿地保护策略的一项重要措施。

（8）湿地公园的发展建设，不仅为旅游提供了新的目的地，给长三角旅游带来了新的增长点，更重要的是它开拓出生态旅游的广阔空间，开辟出水景资源旅游开发的生态化方向。这种生态化不仅意味着要充分保持水景的原生态以发展生态旅游；还意味着在水景旅游开发中更加注重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更加注重旅游开发的生态环境效益。同时，这种生态化也会使长三角水景观的风格更加多样化。长三角地区的旅游水景开发，历来都带着一种浓重的园林化、精致化的倾向，湿地公园则使长三角水景旅游开发突破了传统的园林化倾向。

（9）湿地公园景观规划的重心问题是湿地景观的生态规划问题。湿地公园景观的生态规划，需要坚持系统保护、遵从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天人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规划方法上则需要注重生物多样性评价、功能分区和“斑块—廊道—基质”模式的应用等问题。在景观生态规划的“斑块—廊道—基质”模式中，斑块、廊道、基质形成的拓扑几何图形反映了景观的平面结构格局，而斑块、廊道在基质中的形状、面积、分布状态等都与生物多样性之间有着一定关联；通过解析景观区域的平面拓扑结构可以获得一系列关于斑块、廊道、基质形态的数值指标即景观指数，从这些指数与生物多样性的相关分析中，可以获得景观平面拓扑结构在一定统计概率下影响生物多样性的若干参数，而后可用这些参数作为在不同生物保护目标下进行景观生态规划设计的参照性或指导性数值。但在复杂、交互的多维空间中，仅仅抽出水平方向上二维平面的有关参数，其可靠性的最终确立和信度、精度的提高等又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10）计算湿地公园的生态容量，需要分别计算系统的水环境容量、大气环境容量、卫生环境容量、植被和生物多样性环境容量，即湿地公园在水环境、大气环境、卫生环境、植被和生物多样性环境等不被破坏或不致恶化下所许可的游客人数阈值，而后取其中的最小值。但湿地公园除了环境瓶颈外，还存在一种组块瓶颈，因而必须同时计算各组块的生态容量，从各环境容量和各组块生态容量中取最小值。环境瓶颈和组块瓶颈过分狭窄时会限制生态容量，影响湿地公园的生态利用效率。因此，必须注意对生态容量各分量之间的平衡控制。为此，可引入生态容量平衡度的指数，即各生态容量分量的最小值与平均值之比。如系统生态容量包括m个分量FCi，（i＝1，2，3，…，m），FC＝min｛FCi，i＝1，2，3，…，m｝；FCP＝∑FCi／m，则生态平衡度P＝FC／FCP，0≤P≤1。提高生态容量平衡度，使系统生态容量各分量之间相对平衡，是提高旅游系统生态容量的基本途径。

（11）湿地公园的生态效益主要是其所提供的一部分公共物品所具有的价值，湿地公园建设中的生态效益评估，实际涉及两方面的评估，一是对其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的评估，二是对其生态机会成本的评估，其生态效益，实际上是两者之差。湿地公园生态服务功能，指的是湿地公园所提供的具有公共物品特性的生态产品或生态服务所具有的价值，主要是固碳释氧和改善大气环境、净化水质、维护生物多样性、调蓄水量和科学教育等5方面的价值。在假定湿地公园单位面积干物质的产量、水域面积所占比例和水容量、湿地净水能力、门票价格、生物多样性价值等条件下，湿地生态功能值估计在每公顷2万元上下，而长三角水稻田的生态功能价值也在每公顷2万元左右，即两者生态功能价值大体相当，所以，如果在增加湿地公园面积的同时而减少同等水稻田的面积，则绝非理智之举。

（12）大运河旅游热特别是大运河的申遗是对长三角水景资源中深厚人文底蕴的发掘。大运河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虽然由于时间的流逝，自然的侵蚀和历次动乱的人为破坏，有的已不复存在，但从目前看来，在长三角地区大运河留下的文化遗产仍具有很高的丰度。大运河的申遗和为运河保护而进行的运河航道整治，给长三角旅游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契机，同时，也对大运河的污染治理提出了更紧迫的要求。从太湖治污的教训出发，大运河的治污必须采取“高强度治污—自然生态恢复”的技术路线，即控制外源污染负荷并配合生态恢复措施，使大运河自身能具有强大的自净化机制。为此就需要充分利用河流的生物—生态修复技术，包括生物膜法处理技术、人工湿地处理技术和生态护岸技术等。

（13）大运河污染治理是一项重大的社会工程，不只需要生物生态技术，还需要社会工程技术，为此要加强综合治理与建立环境问责制，推进运河保护与治污的区域一体化并推进制度创新与建立排污权交易制度。排污权交易政策所起的作用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能够有效控制总排污量，二是发挥了市场的力量，使企业成为治污的主体之一。企业的污染排放权和企业对污染的治理成效成为一种可交易、储存的产权，就引入了有力的利益机制，调动了企业治理污染的积极性，使企业从治污中被动的“治理对象”而成为重要的参与和合作力量，这样也更好地处理了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发展和治污的关系。

7．2　创新之处

（1）通过对长三角旅游系统中水景资源利用和保护问题的系统性探讨，较全面、充分地反映了长三角水景资源在旅游开发上具有的优势和潜能，并揭示了长三角水景资源在利用和保护中需要把握的生态化方向和区域一体化方向。

（2）通过建立多层级的点—轴结构模型和引入旅游引力等概念，为定量分析旅游系统中城市之间的交互影响和进行某一区域中各城市旅游影响力的比较提供了新的思路。通过引入经济学中洛伦兹曲线与基尼系数方法提出了区域旅游经济结构的集中度概念，为比较区域旅游经济结构的集中与分散情况和对其进行动态研究提供了量化工具。

（3）通过对湿地公园景观的生态规划、生态容量的控制和生态效益的评估等问题以及对水污染控制的生物生态技术和社会工程技术的探讨，为水景资源的利用和保护从实际工作和操作技术的层面提供了若干可资借鉴的方法。其中提出的生态机会成本、生态容量的区块瓶颈、生态容量平衡度等概念，有可能在旅游的生态化发展中得到实际应用。

7．3　研究的不足之处和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1）在绪论的“研究思路”部分中提到，讨论长三角水景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的一般思路是按照“目前的利用和保护现状如何——其中存在什么问题——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这样的逻辑模式展开的，而本文脱开这一思路，直接研究当前长三角水景资源中出现的热点问题和新趋势。但脱开这一思路，在研究内容上无疑会显出某种不足，即缺乏对长三角旅游发展中水景资源利用和保护的总体性评价。而实际上，脱开这一思路也是因实证数据的缺乏。在研究过程的收集资料阶段，也曾极力收集长三角旅游开发中水景资源利用上的宏观性资料和数据，但几乎无法获得；想依靠微观性的资料和数据进行汇总，也感到极其困难，如评析长江的旅游开发情况、钱塘江的旅游开发情况、太湖的旅游开发情况，也都缺乏足够的数据资料，而每一个微观性的水景资源旅游开发情况的评析都足以成为一个大的研究课题。虽然在这一问题上笼统地说上几条再找出某些例证并不太困难，例如，长三角的江河湖泊、水利工程、水城水乡等很多都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旅游开发，有许多还完全是未开发的处女地，即使是已经得到开发的也还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另外水景资源的利用开发在类型结构、区域结构上都存在不平衡等。但这种不是建立在足够的实证资和数据基础上的空泛性描述并无多少实际意义。一方面限于研究条件，另一方面又不想做无米之炊，所以也只能作出绕开这一思路的选择。为了弥补这一缺失，对长三角水景资源保护情况的评析，在论述长三角旅游的一体化问题、长三角湿地危机问题、大运河污染治理问题时都有所涉及；但对长三角旅游开发中水景资源利用情况的总体性评价差不多还是空缺的，因而有待在获得充分实证数据基础上的进一步研究。

（2）在分析长三角旅游系统的空间结构时建构了一个多层级的点—轴结构模型，并借鉴有关物理学知识引入了旅游引力、旅游场强等概念；目的是为了能定量地研究旅游系统中城市和旅游点之间的交互影响和其间的旅游流。但这一模型还是初步的、较粗糙的。例如，在旅游系统中两个相邻旅游点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既可能有连带效应又可能有替代效应的，而上述模型中旅游引力表达式中虽然加入了K这一参数，但其方向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还有旅游质量、当量距离等究竟以何数值表示更为恰当，各种变量的量纲问题如何解决，交通速度的影响因素如何考虑到当量距离之中等，这些问题都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3）对于湿地公园景观的生态规划、生态容量控制和生态效益评估的研究中，最好应有第一手的个案研究资料。由于缺乏这方面的实际工作，因而只能从一般方法论的角度并以单位面积作分析单位研究这些问题，对其中涉及的大量参数值，只能极力寻找已有研究结果中提供的数据作为参考，当存在几种不同数据而难以作出评判时往往只能取其某种平均值，在完全缺乏有关参照性数据只能在适当的可能范围内假定某一个数值或某一个区间值，以求最终能够获得具有直观性、明确性的数值化结果。由于最终结果包含某种假定前提，当然会影响到其可靠性和客观性。要提高其可靠性和客观性，显然需要建立在大量实测工作基础上的第一手资料，而这种资料的获得，也有待湿地公园建设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4）旅游系统是一个社会—自然系统，需要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多维视野中加以研究，本文从专业要求出发，侧重于从地理学的角度研究长三角旅游系统的问题，因而侧重于研究其中的景观资源问题。但在实际研究中，仍然难免会大量涉及其他学科领域的知识，如水景资源的旅游价值问题涉及有关历史学知识，湿地公园的建设、水景资源的生态修复问题涉及环境科学、生态学方面的知识，特别是水景资源保护问题实际上更多涉及的是社会领域中的问题，近几十年来长三角水污染的增加，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企业生产污染的急剧增加，因此长三角水污染治理的关键在于解决企业生产污染问题。根据国外经验，排污权利交易制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条有效途径，从而涉及法律知识。由于涉及多学科领域的知识，在研究中感到自己知识的匮乏，有时不得不临时“补课”，查阅一些其他领域的书籍、教材，但还是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另一方面，也使论文写作有时处于两难境地，如排污权交易制度的问题，对水环境保护极其重要；而从专业相关性来看又有较大距离。如何解决这种两难问题，本文采取的方式是不丢掉，不展开，作一些一般性叙述。但这种中庸的处理方式仍然会招致两种批评，有人会觉得不深不透；有人则认为有点误入歧途。这两种批评应该说都有一定道理，也是笔者在写作这篇带有一定跨学科性研究的学位论文中常常感受到的窘境。如何在跨学科研究中摆脱这种窘境，无疑是值得笔者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继续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