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绿色城镇化发展战略

图3　1978～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的比

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将会严重制约和影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城镇化发展滞后会使得农村劳动力过剩状况显著，造成人口与土地之间的关系紧张，同时也影响农业规模化经营以及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对农业现代化进程造成影响。而同时，当大量农民涌入城市，而此时城市发展滞后，其容纳人口的能力有限，很容易引发“城市病”。

第二，中国城镇化发展区域差异大。

中国各区域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差异。从东中西部来看，中国西部的城市化水平要低于东中部地区，可见中国城市化的区域差异也很明显，城市化水平高的城市基本都集中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而西部城市化水平就相对落后一些。城镇化率排名靠前的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的城市化发展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城市。

城镇化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有其多方面的原因，主要取决于区位优势、政策差异以及其他历史原因等。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人口分布在地域上的不平衡，城镇布局也不平衡，并且随着经济重心的进一步东移，不平衡在加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优先考虑经济效益，遵从“梯度开放”和“中心极”发展理论，投资重点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同时还以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这些地区，极大地推动了东部地区的城市化，形成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唐地区等城市带，西部地区则发展缓慢，地区的不平衡性进一步加大。

中国城市布局的非均衡性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会依然存在。由于中国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城市化的差异在短期内难以消除，东中西部的城市化发展目标会有所不同。具体说来，东部城市发展要与产业结构升级结合起来，以提高城市化的质量为主要目标;中部地区要致力于扩大城市吸纳乡村人口的容量，完善城市基础设施，积极引导、鼓励大城市的规模适度扩大，重点发展中等城市，适当发展小城镇，使中部地区成为提高中国城市化水平的主战场;西部地区因受自然条件的限制，不能要求在短期内就形成规模等级齐全、职能分工合理、空间结构完善的理想城镇体系，城市化发展的中期目标是要以现有城镇为重点，通过人口和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大调整，形成与生态环境相适应的城市布局模式。

第三，中国城镇化面临资源瓶颈。

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办工业园区、开发区、大学城等，大量征用农民耕地，导致耕地锐减，土地资源使用效率低下。在城镇化建设的征地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农民的土地被大量低价征用、高价出让，土地增值的收益绝大部分为政府和开发商获得的现象，农民得不到土地增值带来的收益，自身权益得不到保证。

图4　中国建成区面积增长率与城镇人口增长率比较

城镇化过程中，大量人口进入城镇，为了满足城镇化建设的需求，城镇建设土地理应扩张，但是从城镇人口增长率与建成区面积增长率的比可以看出，中国城镇化建设中土地扩张的速度明显快速城镇人口的增长率。从上图可以看出，2000年到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的增长率相对比较平缓，而建成区面积的增长率虽然处于波动状态，但是总体增长率要显著快于中国城镇人口增长率。土地城镇化的增长速度是中央政府调控的重要内容，从上图也可以看出2008年建成区面积的增长率有小幅下降，但随即又开始快速上升，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为了城镇化建设不惜占用土地进行城市扩张。

在城镇化建设中，有些地方片面追求以地生财，超强度开发，损害人居环境。有的地方以促进市场化经济为由，将市政基础设施卖给私人经营管理，无法保证居民对市政公用设施的基本需求。一些地方超出自身力量搞城镇建设，政府债务沉重，形成财政危机。一些地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违反规划，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城镇化过程中，城乡建设与自然资源保护、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建设性破坏的现象比较多，这类问题主要是源于中国很多地区单纯追求提高城镇化率，甚至相互攀比，大量占用和开发土地，搞标志性建筑，甚至一些地方建设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这些问题给城镇化发展带来不少不良后果，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第四，中国城镇化的环境压力巨大。

长期以来，中国基本上走的是一条非绿色的粗放型城镇化道路，这种城镇化模式是以高消耗高排放高扩张为基本特征的外延式粗放发展模式。当前，在全球发展面临能源、环境、气候变化等多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污染减排、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改善生态环境等任务艰巨。

中国目前正处于城镇化加速推进的中后期，根据国际经验可知，在城镇化加速阶段，环境保护压力很大。城镇化加速阶段往往伴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环境保护的压力与日俱增。由于市场调节对具有明显外部性的环保产品失去作用，所以英、美、日、巴西、阿根廷等国在城镇化达到加速阶段时都出现了“先污染、后治理”的情况。1960年至1970年日本城镇化率年均提高约2.5%，此期间钢铁、水泥等高污染产业迅速发展，城市大气与水质污染严重。1955年至1980年，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城镇化水平从40%上升到60%，只用了25年时间，而欧洲用了50年时间。过快的城镇化导致拉美城镇环保压力不断加大。1980年巴西城市有50%的住房没有下水道设施，24%的家庭没有自来水管道，到1991年圣保罗市还有5%的居民严重缺水。

由此可以判断，中国城镇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都将可能带来新的更大的环境压力。由于中国城镇人口基数巨大，城镇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新增加的污水、固废排放等都将带来巨大的环境压力。按照2010年的中国城镇人口数据，城镇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生活污水排放将新增37980万吨;城镇生活垃圾产生量将新增293万吨;城镇工业固废产生量将新增2.41亿吨。

高速推进的城镇化正深刻改变环境。首先，人口向城镇大规模聚集加重城镇环境污染。当人口高速向城镇大规模聚集时，会增加“三废”排放，降低环境自我恢复能力，增加城镇的环境压力。其次，高速城镇化增加了固体废弃物(固废)污染。高速城镇化会使工业与生活固废产生量剧增。城镇化中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影响了生态环境，高速城镇化伴随着大规模的交通、供排水、供热、供气、防洪、园林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和使用对生态环境既有不利影响，也有有利影响，其中不利影响尤其应引起重视。而且，住房问题、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问题似乎是每个国家城市化过程中不可避免要经历的阶段。在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人口城市化的速度往往超过基础设施建设、更新的速度，就会给现有的房屋、土地和交通带来压力，当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更新难以满足人口的城市化时，住房问题、交通问题、环境问题也就接踵而至了。

(二)基于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发展质量测度^[2]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在快速推进，但城镇化发展质量滞后于城镇化发展速度。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对城镇化发展质量的研究引起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从国际研究来看，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城镇化进程属于低度城镇化(Under－Urbanization)，即城镇化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也有学者认为近些年中国城镇化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Urbanizing at Break－Neck Speed)，言下之意就是中国城镇化正在逐渐适应甚至赶超经济发展水平。从国内的研究来看，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城镇化与经济、环境、资源的关系及城镇化质量和城镇化速度等方面，研究的区域主要涉及全国性的、区域性的、城市和城市群等，研究的方法有向量自回归模型、耦合度模型、象限图分类识别方法等，结论主要是中国城镇化滞后于经济发展，但滞后程度较小且存在着东西空间分异、城镇化与生态资源环境发展不协调或是处于低度协调、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伴随着土地资源的低效利用、城镇化质量总体水平不高且城镇化质量与规模没有对应关系及城镇化的速度应与土地资源、水资源、环境容量等因素相适应以使城镇化发展可持续等等。所以在重视提高城镇化水平的同时，也应充分重视城市化质量的提高。

1.国内外学者对城镇化质量概念的理解

目前学界有关城镇化质量评价的理论基础还不十分牢固，其中一个最为基本的问题是尚未对城镇化质量的本质内涵形成共识。正是由于对城镇化质量的科学内涵缺乏统一标准，各位学者所构建的指标体系也就缺乏科学性和针对性，评价结果也就缺乏可比性和适用性。外国不同学派的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和侧重点出发，对城镇化质量的概念阐述了不同的理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针对我国城镇化问题提出:“问题不是城镇化进程是否会发生，而是它如何发生，亿万中国人今后几十年的生活水平将取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弗里德曼强调城镇化精神方面发展的不可或缺，要避免将城镇化仅仅理解为物质层面的转变。

在对城镇化质量内涵的认识方面，国内许多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叶裕民(2001)首次提出城市化质量一词，并用城市化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来测度了城市化质量;王成新(2003)、孔凡文(2005)认为城镇化的内涵应该包括速度和质量两个方面，城镇化速度不是越快越好，城镇化的“质”和“量”要有一个平衡点;余晖(2010)指出城市化质量的问题是城镇化率和城市各要素的协调问题，只有促进城市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城市内部和谐发展，才能提高城市化质量;王忠诚(2008)认为城镇化质量是经济、基础设施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现代化;白先春(2004)指出城市化质量是人口、生活、经济、环境等各个系统的综合集成;李明秋(2010)、杨蓉(2009)认为城镇化质量是隐性存在的，城镇化质量是在人口城镇化进程中和景观优化过程中逐渐提高的。方创琳和王德利(2011)认为城市化质量是经济城市化质量(EUDQ)、社会城市化质量(SUDQ)和空间城市化质量(SUSQ)三者的有机统一。

陆大道和姚士谋(2007)根据我国现实国情对城镇化发展过程进行综合分析，揭示我国城镇化速度严重脱离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对城镇化的质量严重忽视，形成了“冒进式”的城镇化现象。陈明星(2011)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探讨了健康城镇化内涵，健康城镇化应该是“人”健康发展、城乡之间良性互动，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蒋涤非(2012)指出健康城镇化是“人口—经济—空间—社会”等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城市化质量与速度的全面提升，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俞滨洋和王洋(2011)根据中国现阶段城镇化发展现状，指出中国城镇化正处于转型期，在“十二五”期间，应该放慢城镇化速度，向健康、高质、特色的方向过渡与转型。方创琳(2011)分析了中国城镇化亚健康问题，指出城镇化不能急功近利，必须科学地调控城镇化的“质”与“量”。李津逵(2008)在分析国外城市化发展经验以后，指出我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强调我国必须放慢城镇化速度，使城市化健康发展。

2.国内外学者对城镇化质量评价的理解

许多学者在城镇化质量指标的建立方面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联合国人居中心(HABITAT)编制了城镇发展指数(CDI)，该指数由生产能力、基础设施、废品处理、健康与教育5部分组成，共涉及12个指标。由联合国人居中心编制的人类居住计划中包括了城镇化指标向导。居住日程指标体系有20个主要指标，9个问卷指标，13个质量效果指标。

叶裕民提出的城镇化质量的指标体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城市现代化指标体系;二是城乡一体化指标体系。李明秋认为城市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应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的指标:城市发展质量指标、城市化效率指标、推进城乡一体化指标。中国社会科学院《城镇化质量评估与提升路径研究》创新项目组也构建了一套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在其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中，不仅考虑城市发展质量，还考虑城乡协调程度;不仅考虑城镇化带来的文明成果，还考虑为此付出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的代价。为此，该项目组从城市自身发展质量、城镇化推进效率、城乡协调程度等三个方面，构建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王家庭等将城镇化效率纳入其指标体系。他在总结前面各位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创立了包含城市化率在内的质量测度指标体系;然后借用了主成分分析法中确定权重的方法，对测度体系中的各个指标确立了客观权重。王家庭提出一套全面准确地界定城市化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从定量评价和定性描述两方面反映评价对象的系统特征。他从如下四个角度进行评价:经济指标、社会指标、环境指标、城市化水平，共用12个二级指标，25个三级指标来测度城镇化质量。袁晓玲以全面性、可操作性、可比性原则为前提，从反映城市化质量的不同方面的内涵出发，选取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三个方面。指标体系包括5个一级指标:(1)物质文明(2)房地产开发、(3)支配收入(4)精神文明(5)生态文明，具体指标27项。

二、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事件和政策变化

由于特定的国情和历史条件，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可持续发展并没有得到重视，我国对环境问题认识的提升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国开始重视可持续发展是在世界共同关注环境问题的大背景下，才把发展经济过程中注重保护和改善环境列入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议程，之后逐渐开始将可持续发展观引入到中国城市发展中。

(一)从建国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可持续发展意识的觉醒阶段

建国初期，我国经济发展规模较小，当时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相对不明显，因此，我国对环境保护的意识也相对薄弱。但随后，国家开始大力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全民大炼钢铁开始后，我国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开始突出。

1972年6月，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根据当时周恩来总理指示，我国派代表团参会，政府开始意识到环境保护问题的重要性，并探讨将环保列入国家发展议程。1973年8月，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环境保护工作32字方针和我国第一个环境保护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这标志着我国环保事业开始起步。1978年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这是我国首次在宪法中对环境保护做出明确规定，为我国环境保护事业奠定了法律基础。1979年，我国第一部环境保护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出台，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开始走上法制化轨道。

(二) 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初步发展阶段

20世纪80年代，我国多次召开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明确提出保护环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1983年12月，国务院召开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明确提出:保护环境是我国一项基本国策;制定了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战略方针;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的统一。这次会议在我国环境保护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标志着中国环境保护工作进入初步发展阶段。1989年4月，国务院召开第三次环境保护会议，提出积极推行深化环境管理的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制、污染集中控制和限期治理5项新制度和措施，连同继续实行环境影响评价。1991年10月国家民政部批准成立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随后又制定了《中国环境保护行动计划》等纲领性文件，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1994年3月，中国发表《中国21世纪议程》，这是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行动纲领，是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计划的指导性文件。

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性转变，可持续发展成为指导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环境保护成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1996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条重要的指导方针和战略目标，并明确作出了中国今后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大决策。此后，我国还具体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各领域的阶段目标，并专门编制和组织实施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重点专项规划，社会和经济的其他领域也都全面地体现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

(三) 21世纪开始至今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全面推进阶段

2000年，全国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领导小组成立，该小组前身是制定《中国21世纪议程》的领导小组，随后，该小组组织各有关部门制定《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该纲要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可持续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2001年，我国“十五”规划中专门提出了“加强生态建设，保护和治理环境”和“节约保护资源，实现永续利用”。2002年，党的十六大指出要“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同时确立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就是“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2002年8月，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持续发展报告》，该报告强调，中国将以人为本，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主线，以发展经济为核心，以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为根本出发点，以科技和体制创新为突破口，不断提高综合国力和竞争力，全面推进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2012年，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3]

2014年4月2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环保法修订案》，新法已经于2015年1月1日施行。至此，这部中国环境领域的“基本法”，完成了25年来的首次修订。这也让环保法律与时俱进，开始服务于公众对依法建设“美丽中国”的期待。

三、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随着世界城市化和城市现化代进程的加快，改善生态环境、保护和利用自然资源、创造优美舒适的人居环境、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流。可以说，全面改善人居环境，努力建设适宜居住的城市，不断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和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全人类必须肩负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在新的历史环境下，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一)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机遇

目前，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可以说是正当时，面临来自国际和国内的诸多机遇。

1.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全球共识

现代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的提出源于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逐步认识和热切关注。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形成过程，从最初表现为个别学者对环境保护的呐喊，逐渐发展成为全人类的共识。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萌芽、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很多学者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论断和思想并没有被大多数人所认可和接受。1960年福伊斯特(Forester)等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世界末日:公元2026年11 月23日，星期五》的论文，但是这篇论文发出的警告当时被认为是危言耸听的奇谈而被打入冷宫。蕾切尔·卡逊所著的人类首次关注环境问题的惊世著作《寂静的春天》1962年在美国问世时，就成为一本很有争议的书。书中关于农药危害人类环境的预言，受到了生产与经济部门的猛烈抨击，作者也遭受到了来自各方的诋毁和攻击。但正是这些学者们对资源合理利用、环境保护的呐喊，逐渐唤起了公众和政府机构对资源环境问题的关注，各种环境保护组织纷纷成立，环境保护问题提到了各国政府面前。自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可持续发展理论以来，实现可持续发展模式已成为全人类的共识，推进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责任。

在国际上，可持续发展作为未来人类共同发展的基础战略得到了普遍赞同。国际间为解决资源与环境问题的各种交流与合作也在日益加深。可持续发展日渐成为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并逐渐具有约束力。从20世纪末以来，美、德、英等发达国家与中国、巴西等后发国家，都先后提出了自己的21世纪议程或行动纲领，不约而同地强调要在经济、社会与环境等方面的发展协调共进。2012 年1月30日，联合国秘书长全球可持续性高级别小组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提交《人与地球的可持续发展:值得选择的未来》报告，就如何落实促进可持续发展、并尽快将其纳入经济政策提出了建议，这是继《布伦特兰报告》之后又一大成果。

可持续发展虽然缘起于环境保护问题，但作为一个指导人类走向21世纪的发展理论，它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环境保护。它将环境问题与发展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已经成为一个有关社会经济发展的全面性战略，当今世界各国政府都明确表示人类发展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2002年，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并列为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而加强全球合作，妥善应对能源和环境的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早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也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世界各国找到了解决环境问题的正确道路，即改变了那种“就环境污染谈环境污染”的做法，普通接受了“可持续发展战略”。这就是在发展过程中要防治环境问题。同时，也逐步明确了责任，开辟了资金渠道。

2.强有力的政府对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关键意义

2014年11月7日至2014年11月12日，“雾都北京”召开了APEC会议，以污染程度天数表示，2014年11月1日至12日，北京空气质量为一级(优) 的4天、二级(良) 7天、三级(轻度污染) 1天，没有四级以上天气。而此前的10月，出现四次“灰霾”，敏感人群约半个月“不宜出门”，由此产生了颇具中国特色的新词汇“APEC蓝”。可以说，APEC蓝是中国政府用超常规手段治理出来的，但这也恰恰反映了一个符合我国国情的强有力的政府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关键的作用。

从历史沿革来看，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中国政府作出的重大决策。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从时代的高度指明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找寻一个平衡点，从而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建设。经济繁荣、社会进步需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城市可持续发展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保障。只有在一个资源可循环利用的良好环境中才能促进我们的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就长远来看，环境与资源是影响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城市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绿色产业和循环经济的发展，改变消费行为模式，强调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从而改变城市整体面貌、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面对这些严峻的挑战，需要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

强有力的政府调控和监管，是市场经济秩序得以不断完善的保障。发展绿色经济，必然要求在体制机制方面进行深入变革，这就更需要高效的政府监管和调控。显然，中国政府在发展绿色经济上的态度对促进可持续发展具有关键意义。我们看到，在发展绿色经济和促进可持续发展问题上，中国政府在各种场合积极表态。2010年，习近平在参加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时发表了题为《携手推进亚洲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主旨演讲，指出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为了实现亚洲和世界的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为了使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资源环境得到永续发展，我们应该统筹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环境保护。2015年两会期间，习近平在参加上海代表团讨论时指出在经济发展上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坚持转方式调结构。他借用一句流行词说“也不能那么任性了，否则靠什么可持续发展”。此外，中国政府将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等任务纳入五年规划，承诺到2020年，能耗强度将在2005年的水平上降低40%～45%。中国政府高度关注绿色经济发展，这不仅将在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对全球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类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城镇化建设。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提高城镇规划水平和发展质量，当前要把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作为重点。2014年3月16日，新华社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印发通知指出，《规划》是今后一个时期指导全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宏观性、战略性、基础性规划。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制定实施《规划》，努力走出一条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4]2015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会做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15年推进新型城镇化要取得新突破。城镇化是解决城乡差距的根本途径，也是最大的内需所在。要坚持以人为核心，以解决三个1亿人问题为着力点，发挥好城镇化对现代化的支撑作用。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之一就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长久以来，进城务工的农民虽然为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很难分享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比如城乡户籍差别所带来的家庭保障、子女教育和身份歧视等问题。为此，国家出台政策要求，“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

3.我国城市发展步入快车道，城镇化战略格局正加快构建

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城市发展逐渐步入快车道。从建国初到20世纪90年代，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国家逐步放宽了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限制，许多农民离开土地寻找新的生计，部分农民走进城市，成为建设城市、服务城市的新生力量。进入21世纪，中央提出逐步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农民进入城镇务工经商，户籍制度的壁垒开始打破，农村富余劳动力大规模跨地区流动，之后，部分地区出台相应政策。在城市有稳定就业和住所的农业人口可按当地规定在就业地或居住地登记户籍。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涌入大城市就业，城镇化加速发展。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城镇化率超过30%，表明城镇化进入到了加快发展的阶段。目前，我国人均GDP超过了6995美元，城镇化率超过50%，按照这一标准，我国城镇化正处于加快发展阶段。从未来一段时期看，虽然目前我国经济面临一些困难，但经济运行和通货膨胀率都保持在预期变化区间内。随着宏观调控措施的进一步落实，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仍将保持平稳增长态势。并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非农产业的推进，城乡区域差距的缩小，我国城镇化发展动力将进一步增强。

在城市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城镇化战略格局正逐步构建。2010年，国务院印发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该规划提出，把经济发达、人口密集、资源环境问题突出的地区划分为优化开发区域;把发展潜力大、集聚经济条件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强的地区划分为重点开发区域;把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划分为限制开发区;把依法设立的各类保护区划分为禁止开发区域。同时，在战略层面上构建以“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市化战略格局。这一战略格局是:以亚欧大陆桥中国段和长江沿线为两个横轴，以沿海、京哈京广线和包昆线为三个纵轴，以国家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的城市化地区为支撑，以这些轴线上其他城市化地区为重要组成的城市化战略区域。通过构建这一战略格局，促进产业集中布局、人口聚集居住、城镇密集分布。^[5]我国正在优化提升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逐步打造东部地区更具国际影响力的城市群;在中西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地区，注重加快培育具有较强经济基础和带动能力的新的城市群，促进经济增长和城镇布局由东向西、由南向北梯次拓展。同时，积极挖掘现有中小城市的发展潜力，优先发展区位优势明显、基础条件较好的中小城市，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城市化战略格局的形成，必将为我国的城市发展带来重要历史机遇。

4.可持续发展辩证意识增强，公众参与度提升

可持续发展观点的提出，最初多数是从单纯道德出发，将经济发展同资源与环境对立起来，主要是悲观主义者为代表。他们认为如果按目前的趋势继续发展，未来世界将更为拥挤，污染更加严重，生态更不稳定，贫富差距更大，最终发展停滞。对人类未来发展前景持悲观看法的主要代表是罗马俱乐部提出的增长的极限。增长的极限强调人类发展的极限是因为地球是有限的，全球均衡状态是解决全球性环发问题的最终出路。未来学者福斯特在《生存之路》中提出，地球是一个有限的“馅饼”，地球资源正在逐渐耗竭，人口如同癌细胞一样以指数速率繁殖，而所谓的创新与发明，只不过是一种“陷阱”，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已经超过了地球在稳定状态下所能承担的能力。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布朗(Braun)也认为:地球是一个不确知的“馅饼”，资源不断面临困难，收益大多递减，由于创新和发明对于解决人口与资源问题的效果越来越差，所以发展要后退一步，或至少是更有节制。英国著名生态学家史密斯(G.Smith)在《生存的蓝图》一书中也提出了类似的悲观论点。他认为高度工业化社会的末日在半个多世纪内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主张对现存社会发展方向作战略转变。20世纪60年代美国鲍尔丁提出宇宙飞船经济理论，认为人口和经济不断增长，最终将使地球，这艘小小的飞船内有限的资源开发完，人类生产、消费所排出的废物将使这船舱内完全被污染，到那时，整个社会就会崩溃。

与悲观主义相对应，对于人类前景问题，部分学者持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科技的发展能为整个人类发展创新契机，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能为更多的生产部门创造发展动力，科学的进步和对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将有助于克服人类发展面临的困境。美国赫德森研究所所长卡恩(H.Kahn)在文章《今后200年——美国和世界的一幅远景》中对《增长的极限》作了系统的批评，文章着眼于从长远来观察问题，证明现存的一切重大问题在原则上是可以解决的，认为人类困境单纯依靠科学技术就可以解决。^[6]1984年，西蒙(Simon)和凯恩(Keyne)等在《资源丰富的地球——对＜地球2000年＞的反映》一文中提出地球上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只要政治、制度、管理和市场等多种机制较好地发挥作用，从长期看，人口的增长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

无论是悲观主义论调还是乐观主义论调，都包含了他们对社会、经济与人口发展可持续的关注。悲观主义者在提出经济增长是有限的同时，忽视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而乐观主义者却过度沉浸在人类“征服”自然的喜悦之中，忽视了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必要性。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不断探索，人们逐渐意识到既要从悲观主义者的论断中看到人类发展面临的危险和挑战，也要从乐观主义者的论述中体会到信心，辩证地看待人类社会的发展，坚持经济增长过程中无限与有限的统一。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的无限性，不顾一定条件对经济增长的限制，毫无节制地向大自然索取，甚至是掠夺式开发是不对的;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的有限性，势必会影响人们探索自然的积极性，影响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当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发展观，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可持续发展从人们对其知之甚少，逐渐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词。目前，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人类社会必须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必须保护生态环境和合理利用资源，必须把促进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未来的持续发展统一起来，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在可持续发展阶段提出之初，公众对可持续发展知之甚少，主要表现在公众的可持续发展意识薄弱，可持续发展的公众参与度低，由此带来的资源浪费和破坏环境问题层出不穷。伴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不断深入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知识的普及，尤其是部分有志之士的大力宣传，公众逐渐具备了可持续发展的浅层意识，人们逐渐认识到环境污染、资源耗竭的可能性和危险性。近年来，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科普读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并广受欢迎。目前，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词。了解这一概念的人数在增加，人们可持续发展意识在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的参与度也在逐渐提高。

(二)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

目前，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面临资源、环境、人口等的诸多挑战。

1.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瓶颈效应凸显^[7]

首先，我国资源约束的数量约束与质量约束并存。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自然资源约束问题最显著特征就是数量约束与质量约束同时存在。

数量约束即为一般意义上的约束。2003年以来，世界经济的逐步复苏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复杂化，使国际市场上能源、矿产等关键资源的需求大大增加，致使供给紧张，价格上涨。而中国是世界上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费大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必然消耗大量的能源、原材料和矿产等资源。因此，中国市场已成为影响国际市场能源、原材料和矿产资源等供求状况与价格水平的主导性因素之一。事实上，国际市场能源、矿产等关键性资源的价格正在一路攀升，中国正面临着国际市场上的资源约束。质量约束即为“资源诅咒”，即丰富的自然资源不是促进，反而是趋向于阻碍地区经济发展。虽然我国经济在总体上面临着自然资源数量不足的约束，但在地区层面上，多数省份丰裕的自然资源并未成为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反而制约了经济增长，出现“富饶的贫困”现象。实证研究表明，耕地、能源、矿产和森林的丰度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都呈负相关，并且以耕地和矿产最为显著。一些资源丰富地区，要么由于产业结构的单一化和低级化引发“荷兰病”效应，要么由于生态环境恶化造成生产要素的严重外流和低投资，以及由于制度弱化产生的腐败和寻租行为，上述原因致使生产不景气、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例如我国一些资源型城市存在的产业转型难、失业人口众多、矿山环境持续恶化，以及东北地区的“新东北现象”等。

第二，自然资源短缺削弱了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供给支撑”。

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密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亚洲国家的平均人口密度。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我国资源环境各要素的人均拥有量更是明显不足。我国陆地国土面积的人口密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近三倍，而关键的资源环境要素，如可耕地、水资源、矿产、能源矿产及森林面积等方面的人均拥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或以下。无论是土地面积、土地资源、林木资源、水利资源还是矿藏资源，中国的资源基础储量都比较丰富，但如果按人均占有量计算，中国大多数资源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制造业的持续膨胀，直接导致其能源和资源需求的急速扩张。同时，中国资源产出效率低和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低。这意味着同样的产出，我国要比其他国家花费更多地资源。2014年7月8日，英国石油公司(BP)在北京发布2014年世界能源年鉴，年鉴中指出，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占全球消费量的22.4%，以及全球净增长的49%。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产量占全球总供应量的18.9%，主要生产的燃料是煤炭，占全球煤炭总产量的47.4%。^[8]

第三，能源瓶颈减少了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支持”。

中国是世界上产值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从总体能源效率看，我国能源消耗量占世界11%，产出只占世界的3%，单位产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3倍。1980年以来，我国的能源总消耗量每年增长约5%，是世界平均增长率的近3倍。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能源储备严重不足，支撑国民经济增长的石油、天然气、煤炭等重要能源，人均储量分别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1%、4.5%和79%。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国内的能源生产难以满足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能源的需求缺口虽然可以通过进口来弥补，但这种做法的不确定性很大，会导致中国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增大。据国际能源署预测，2030年中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度将达到74%。一旦石油危机重现，后果不堪设想。

2.环境污染不断压缩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空间”

建国以来，我国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但是由于受资金不足和技术水平限制，建设初期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增大资源环境的要素投入来实现。因此，迅速增长的资源消费以及由此引发的环境破坏在所难免，其中以矿产消费的增长和大气环境的破坏最为明显。虽然我国国民经济总体发展态势良好，但我国重工业化的偏快发展，也让生态环境付出了巨大代价。而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将对长期经济增长形成约束。这表现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环境恶化成本的增加。

经济的快速增长对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压力，我国面临的环境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燃煤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硫造成严重的酸雨污染;二是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引起的全球气候变化。如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环境质量的要求大大提高。从总量上看，目前，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已位居世界第2位，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也居世界前列。预测表明，到2025年前后，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很可能超过美国，居世界第1位。由于二氧化硫排放大大超过环境自净能力，我国已有约1/3的国土受到酸雨污染。

3.城市人口过度集聚趋势在短时间内难以扭转

中国的城市人口随着城镇化的深入而快速增长。特别是北上广等特大城市，人口数量剧增，密度过高。2010年11月进行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北京市常住人口达到1961.2万人。上海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2015年2月发布数据，到2014年末，上海全市常住人口总数为2425.68万人。其中，户籍常住人口1429.26万人;外来常住人口996.42万人。城市人口增长过快，除了带来城市交通堵塞、居住条件差、就业困难、贫富分化之外，还有可能带来农村耕地面积缩小、粮食短缺等问题;同时，城市人口过度增长，会因呼吸、燃烧、工业发展等使排入大气的CO2、NOX、SO2增加，引起酸雨和光化学烟雾、温室效应等发生，中国城市可持续城市化面临越来越严峻的人口压力和挑战。

人口问题是当前人类可持续发展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早在1798年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以及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的极限》报告中指出，如果地球上的人口继续以现在的速度增加的话，能源、资源与粮食供应都难以跟上，势必造成对地球资源的竭力开发，因此极有可能在100年内破坏地球的自然生态系统。尽管《增长的极限》是悲观论者得出的结论，提出遏制经济的无限增长，使经济与人口在世界范围内处于均衡状态。这个观点，是我们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过程中不容忽视的。

4.城市空间规划不合理，公共空间缺失

城市空间结构包括地理空间、社会空间、经济空间等。城市空间结构不太合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城市交通体系不完善，城市交通拥堵问题严重。越来越严重的拥堵，是中国快速走向城镇化所面临的空间冲突。目前，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交通体系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交通运输需求，致使许多大城市在每日的黄金时段出现汽车行驶缓慢或者道路严重堵塞的状况。在拥有近500万辆汽车的北京，交通拥堵已司空见惯，成为全国的“首堵”。不只是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长沙等城市也深陷“堵城”困局。北京市中心区轨道交通线网总长度和密度低于伦敦、巴黎、纽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更重要的是，北京人均道路面积也较低。城市交通问题是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众多挑战的缩影，这里体现的不仅仅是交通规划问题，更是城市总体布局的问题，而城市规划的失误往往很难在短期内改善和弥补。城市交通状况日益恶化的局面也给政府提出新的命题，在城市重要资源布局之初，必须经过严格的交通环境评价，以确保其设置的科学性。

其次，我国国土虽大，在保证耕地红线和已有的建设空间下，适宜工业化和城市化开发的土地并不多，可供开发利用的空间就更少。因此，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必须科学合理安排空间布局。而我国城镇化长期以来的发展模式是以大城市为主，带动小城镇的发展，重视房地产和商业中心的建设，而忽视了一种“可持续导向”的城市空间结构。我国城市发展，总体上是东部地区城镇密集，人口与资源矛盾突出，而中、西部地区城镇发展潜力尚未充分发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城镇化率远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城镇空间分布的不合理，导致人口大规模流动、资源大跨度流动，既增加了社会成本，也加剧了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我国工业用地偏多，农业用地和生态用地偏紧，土地空间利用不合理，我国各类不同级别的开发区等高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的工业用地面积。我国城镇化空间形态的不平衡，带来生态环境总体恶化。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开发的深入，森林、草原、绿地面积越来越小，城市内部可供人们休闲健身的绿色空间不足，大气污染、交通拥堵现象严重。这些问题都制约着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第三，我国城市公共空间的缺失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城市公共空间是都市人共同生活、互相交往和活动的共享空间，是与市民公共生活息息相关的场所。近年来，在我国城市快速发展中，中国城镇化发展在取得了伟大经济建设成果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型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如失地农民、下岗职工、城市贫民窟群体等。在城镇化过程中，这部分人民并未真正享受到发展的红利，这一群体的幸福感并未随着城镇化的进程而明显提高，反而出现一种下降的趋势。这些都致使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在城市化发展的时候出现明显的分层或者隔离倾向，伴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而出现的区域化、间隔化呈相对固化的走势，贫富差距矛盾突出，有悖社会主义发展的价值取向。

四、中国的绿色城镇化发展战略

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走一条符合国情的“绿色城镇化”道路是必须的，这是关乎中国城市乃至全国的国家发展战略。绿色城镇化强调城镇化发展的全面可持续性，是一种注重长远和均衡的发展模式。与传统城镇化相比，绿色城镇化更多的表现为人口、产业、空间资源配置效率不断得到改善和提高，强调协调、友好、共生、持续的绿色发展思想，达到人口、产业、空间、制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持续均衡”。

(一)“绿色城镇化”是城镇化崭新的发展阶段

2011年，中国学者魏后凯(2011)第一次提出了绿色城镇化的概念，即城镇集约开发与绿色发展相结合，城镇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相协调，“资源节约、低碳减排、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的绿色城镇化道路。

本文借鉴这个定义，认为绿色城镇化是城镇化崭新的发展阶段，是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城镇化。绿色城镇化要求在城镇化过程中以人为本，通过科技创新提高城市信息化水平，注重城市发展过程中的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实现城镇人口增长、城镇面积增加、城镇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效益提高的发展。作者认为，绿色城镇化是在发展经济学的范围里对城镇化过程进行的理论分析。绿色城镇化理论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里又会根据具体的国情而产生出不同的战略发展方式，比如中国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就是绿色城镇化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应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城镇化发展战略。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格局，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群要科学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紧密衔接，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这表明，中国政府已经在“绿色城镇化”领域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这对于中国实现绿色发展必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二)绿色城镇化战略对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目前，绿色发展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绿色城镇化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发展空间巨大，而同时，绿色城镇化对社会综合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从绿色城镇化对经济的作用来看，绿色城镇化能为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创造非常客观的经济效应，绿色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呈现出一种良性互动的状态，两者互相影响，绿色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会促进经济增长，而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对绿色城镇化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督促绿色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从绿色城镇化的环境效益是最易显现的，绿色城镇化道路的环境效应具有持久性，因为绿色城镇化的本质要求就是达到资源的集约利用和减少环境污染，达到人类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和谐共处的情形。传统的城镇化模式由于城镇人口过快增长超过城镇容纳潜力，给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镇就业带来巨大的压力，引发了严重的“城市病”，包括交通拥堵、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等，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此种情形在很多国家或者地区产生过，由此引发了许多学者对城镇化的质疑甚至是反对，而绿色城镇化强调城镇空间的发展与人口的发展相匹配，强调在城镇化建设中要尤为注重资源集约利用和环境保护，并且努力提升城市的整理水平和城市生态环境质量。从绿色城镇化的社会效应来看，坚持绿色城镇化道路能够带来大量经济社会综合效应，在绿色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城市具有更加雄厚的经济实力来发展各项基础设施建设等，能够显著提升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这也是美丽城市的重要体现。

(三)中国要努力实现由传统城镇化向绿色城镇化转型

城镇化毫无疑问对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作用，但是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传统城镇化模式存在严重的缺陷。怎样实现城镇化的绿色发展，即实现绿色城镇化，是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对城市化的绿色发展进行深入的研究，探讨传统城镇化向绿色城镇化转型的措施。

本研究认为:绿色城镇化战略需要实现城镇化过程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的深度融合。首先，要实现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通过技术创新，加快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新型工业化是绿色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第二，绿色城镇化战略要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要求，城镇化不仅是人口数量的增加，更是人主观幸福感的提升过程;第三，绿色城镇化战略不能忽视“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城镇化发展的逆过程，要实现城镇化过程同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的和谐互补;第四，绿色城镇化战略要将绿色化的理念融入国家发展的大战略中，做好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努力提高发展过程中的资源使用效率，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此外，中国的绿色城镇化战略要在区域可持续发展方面进行有益的尝试，注重培养城市的竞争优势，目前我国大力推进的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就是在这方面很好的尝试。

【注释】

[1]周其仁.中国城市化发展远远滞后于工业化程度［EB/OL］，2012－06－18，http://sz.house.163.com/12/0618/16/849VP4TL00074LB0.html

[2]樊响硕士搜集并整理部分材料。

[3]习近平: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EB/OL］，新华网，2013年5月24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5/24/c_115901657.htm

[4]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4年3月16日，http:// www.gov.cn/zhengce/2014－03/16/content_2640075.htm

[5]北京商报.中国城镇化“两横三纵”格局示意图［EB/OL］，2013年12月16日，http:// www.ce.cn/xwzx/gnsz/gdxw/201312/16/t20131216_1927318.shtml

[6]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产生［EB/OL］.中国环境生态网.http://www.eedu.org.cn/Article/es/envir/ edevelopment/200404/270.html.2004－4－20

[7]李晓西，姜欣，宋涛.可持续发展——资源和环境新挑战［A］.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集萃(2010)—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C］.2010.

[8]新京报.BP:中国仍是全球最大能源消费国［EB/OL］.2014年7月19日，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4－07/09/content_522773.htm? di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