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保护的“文本性”

6．2　历史保护的“文本性”

正如史学家无法通过史料到达历史真实，保护者们对建筑遗产的选择和修复亦不能代表一种真实的过去。而只能代表一种现在的记忆，是对历史的“转译”与“再书写”。

首先，只有当历史已经逝去，已经具有了他异性，按照罗恩斯（David Lowenthal）的说法，成为了一个“他异的国度”，^[4]我们才开始对其进行标识和纪念。如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所说，只有当我们从“记忆”之中走出，停止对其的本能体验，我们才开始“设计”记忆，创造出关于过去的标识和轨迹，像纪念碑、博物馆以及历史建筑。^[5]记得莫天伟教授也曾说过：“一种生活形态，活着的时候并不需要保护，只有当它死了，变成了一种文化，才需要保护。”可谓言简意赅。已经“死亡”的过去，作为一种固态的对象，成为了纪念和解释的标本。从这种角度来看，存在于建成环境中的记忆的外部标识———纪念碑、博物馆以及历史建筑等，则标注了那些曾经生存在现代社会之前的“活”的文化记忆的消亡。

记得曾在南溪江的苍坡村考察，当地的“仁济庙”被保护并成为了一座乡土博物馆。老管理员为我们仅有的几个参观者打开铁锁，里面陈列着从劳动工具到饮食器皿等许多地方传统特色的生活用品。我们很喜欢，而管理员却是一副漠然表情，当地人也对此熟视无睹，反而感兴趣于我们的照相机。其实并不奇怪，对当地古村落来说，这些物件仍是一种“活”的生活形态，而非“死”的文化符号。试想，如果将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桌椅马桶放到博物馆里，又有谁会去看呢？因此，很多村落将大庙宗祠拆掉造新房，也有村落将古建筑整饬一新，甚至制造出一些轶闻传说，其目的却是相同，经济效益而已。

其次，对于遗产的保护，并非仅仅是一个保存物质肌体的过程，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人们对于记忆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则受所在时代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所限。从保护标准的设定，保护对象的选择到保护过程中的具体实施方法，这种再创造则承载了社会伦理、价值观念，以及主流意识等因素，是一个“转译”的过程。例如豪斯默在《历史的存在，威廉斯堡之前的美国历史保护运动》一书中写道：“保护对象的选择上，其标准的变化反映了美国社会价值取向和大众思维的转变。在19世纪50年代，国家处在分裂边缘，保护主义者认为通过对建国伟人们的纪念和颂扬可以唤醒人们的爱国精神，治愈社会的危机；内战之后，特别是1876年百年国庆之时，他们开始提倡一种社会奉献精神；随着19世纪渐渐过去，保护主义者们开始关心社会进步，他们通过对历史建筑的保护，将其室内生活起居方式定格在历史上的一种简朴甚至粗糙的状态，以期成为治愈日益增长的物质主义的良药。在进入20世纪，对于历史建筑的保护又成为了对外来移民的教化工具；在西美战争以及一战期间，历史保护则更多地表现出了对美国军事传统的颂扬；在纷乱的20年代，保护开始更多地表现出对建筑本身的美学取向……”^[6]由此可见，建筑遗产保护处于社会文脉（Context）之中，历史保护不是“保护”历史，而是对历史的一种诠释与重新塑造。从这一角度来看，历史保护也带有“文本性”。

历史保护中的“转译”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上文所说的基于当前社会文脉对历史所作的阐释；另一方面，历史遗产本身已经脱离了其在原有时代和文化环境下的含义，而在此时此地被赋予了新的属性。例如旧厂房粗粝的墙面和锈蚀的梁架成为了现代艺术的背景，古典家具被植入现代起居空间，具有了新的时尚含义。在这里，历史元素呈现出一种被“引用”的状态。这也如同社会上不时的怀旧和尚古潮流，怀旧元素被贴上新的标签，但与其原始内涵已截然不同。而这种“引用”的前提则是历史原物和其依附的生活方式已经“死亡”，并已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而存在。

另一方面，这种“引用”的目的恰恰在于证明当下的现代性或“非过去”的状态，证明现在和引用对象所在时代的某种不同。例如在北京798工厂的再利用中，厂房墙壁上遗留的“文革”政治标语被完好保留下来，这并非是出于对彼时的怀念之心，而恰恰相反，政治标语这一符号在此成为了艺术家们前卫姿态的注脚，同时带有了一种审视历史的意味。通过对历史的“引用”和“转译”给予了当下一个更为明晰的定位。正如罗恩斯所说：“过去（Past）是一个他异的国度，一个经受着爆发式的旅游浪潮的国度，经过一种通常的方式，过去成为了流行，它愈是受到瞩目，就愈缺乏真实性和与历史的关联。不论受人尊敬抑或令人恐惧，过去已经被不断扩张的现在所吞噬。通过认识到过去与现在的关联，我们的现代感得以增强了。”^[7]

最后，对于建筑遗产的保护并非终止于物质肌体的保留，可以说物质的保留只是一种前提，保护更多的是面向公众的一种阐述和展示，汉宝德曾言，展示可以视为收藏的一种方式。而展示正是以公众为沟通对象，使用视觉媒介为主的多层次方式，来传达相关的信息、观念和情感。展示本身就不是中立的，反映了社会的价值结构和权利关系，并且是在“制造历史”（Making History），实证主义史观认为只有过去发生的事情才能够制造历史，而后现代历史学家认为，对历史的书写、历史电影、以及对于历史遗产的保护和展示方式，都具有文本性，都是在制造历史。正如施莱尔马赫所言：“历史解释就是创造性地重建历史。”建筑遗产的保护和展示是社会思想和权利关系的产物，同时又对社会意识产生作用，但历史遗产保护并非社会意识的直接产物，它对社会意识的反作用也不是直接发生的，而是通过一系列中介因素，例如政治、道德、文化、地方意识的相互影响和作用而间接发生的。历史的进程导致纪念物的塑造，但这些纪念物反过来会改变对于历史的理解，纪念物本身的历史也是一部开放的发展史。

因此，如果以纵深的眼光来看，历史遗产不但反映了历史的进程，而且从一种单纯的文化对象，延伸并参与到一种文化过程当中。通过社会网络，具有了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上的引导意义。历史保护不是“保护”历史，而是对历史的一种解释与重塑。某种程度上，遗产既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历史的塑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