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历史的研究

1.1　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历史的研究

以史为鉴，可明得失。系统总结我国古代档案文献遗产发展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宝贵经验并为当代实践提供借鉴和参考是研究工作者比较关心的问题之一，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1.1.1　古代档案文献保护史的研究

我国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历史悠久。如何总结历史经验、挖掘传统技术以供当代的保护工作实践借鉴是近10年研究工作者比较关心的问题之一，由此产生了不少成果。

成果之一是景卫东、张效延运用考证方法论证了兰台与档案保护的关系。作者分析了汉代以前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方法，将古代药物保护之法分为植物性、矿物性和动物性用药，并提出了植物性用药兰草与档案保护的关系:“‘兰台’为汉代宫廷藏书处，该处是由于早期人们普遍使用兰草防虫避蠹保护档案秘籍而得名。⁽⁴⁾”这种释义颇具新意。

“按照档案制成材料的不同笔者将人类发展迄今的档案记录技术分为三个阶段:直接取材于自然物或简单加工材料阶段、纸张记录阶段和新型材料记录阶段。⁽⁵⁾”赵淑梅以材料史为脉络，对档案文献记录技术的历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作者从载体材料、记录材料、记录工具、信息表现形式、所形成的档案名称、档案寿命等特征进行了扼要的分析，是关于档案文献发展历史的综合性研究成果之一。可以看到，“纸张记录阶段”和“新型材料记录阶段”在近一个世纪以来平行发展，形成了多种档案文献载体共存互补的局面。

《中国档案保护史论》中，仇壮丽从档案载体和记录材料发展史、档案库房建筑发展史、档案保护技术与方法发展史、档案保护制度发展史等几个方面对我国古代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历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以此为脉络，作者条分缕析，在系统深入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地理与档案保护、政治与档案保护、经济与档案保护、文化与档案保护等方面总结了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发展规律。这些规律对于当今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工作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作者所言，“历史从来没有远去，历史活在现实的各种细节当中。档案保护史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对这些规律的认识，将有利于现在和将来档案保护工作的发展”⁽⁶⁾。

另一项系统地研究古代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作品是许士平撰写的《中国古代档案保护技术概览》。与《中国档案保护史论》不同，作者仅仅涉及古代档案保护的技术层面，并提纲挈领地从库房建筑技术、有害生物防治技术、修裱技术、保护技术管理规章4个方面进行了总结。作者点明了开展保护史研究的目的，“我国的档案保护技术从先秦时期产生，经过漫长的历史进程，不断创新，日臻完善，古代档案保护技术是我国古代文明的组成部分，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对今天的档案保护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⁷⁾。

总结古代保护工作经验，认清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工作的规律，其目的在于为当代的保护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例如，仇壮丽将档案文献遗产材料的进化规律总结为，“总是朝着信息容量和存储密度更大的趋势发展”；“新型载体的寿命往往要比旧载体短”；“载体材料的选择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载体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针对档案文献遗产载体的发展特点，作者提出，“虽然新载体档案的寿命要比传统档案载体短，但载体的多元化趋势意味着在某个历史时刻必然存在着多种可供利用的存储载体，只要有充分的备份策略，不管哪一种类型的载体受到破坏，均可以从同一时期其他类型的载体中进行恢复。同时，新载体往往是一个具有多重结构的系统，这个系统由具有不同寿命的层次构成”⁽⁸⁾。在另外一篇研究成果中，仇壮丽认为，“档案载体在进化的过程中表现出信息容量和存储密度更大而寿命更短的趋势；档案载体材料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档案载体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这种多元化趋势有利于档案的保护”。其主要原因是，除了备份策略之外，“新型载体虽然不耐久，但它是一个具有多重结构的系统，这个系统具有不同的寿命层次。当其中的一个寿命层次终结时，我们只需要替换或更新其中的老化部分，这种载体及其所记载的信息就可以获得再生。⁽⁹⁾”

1.1.2　保护技术历史经验的研究

能否有效地保护档案文献遗产首先取决于是否具备保护的意识。蒋卫荣、王铭认为，这种保护意识早已存在。“古代档案保护意识及有效途径则主要集中于档案库的建筑及防火、载体材料的选择上，即从源头上把握、保证档案信息内容的安全性。当然在可能的条件下也会考虑防潮、防尘及防鼠的要求。⁽¹⁰⁾”石渠阁、后湖黄册库和皇史宬在古代档案文献遗产保护过程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是古代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意识的具体体现。

如何总结古代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经验引起了不少研究工作者的兴趣。冯淳玲将古代图书文献遭受破坏的类型分为火灾之害、水祸之害、虫蛀之害，并依次总结了古代的防火、防水以及防霉防虫之法⁽¹¹⁾。林子雄则以通风、“万年红”、用药、移动、晒书5种经验方法为例剖析了古代的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方法，并与当代的实践进行了对比分析⁽¹²⁾。应长兴、林祖藻则从善本、古籍的特殊价值出发，分析了图书馆善本、古籍图书保护办法:(1)配制楠木夹板，保护善本古籍图书；(2)使用樟木，制成樟木箱；(3)用樟脑丸驱虫；(4)书库必须保持清洁，保持通风和免除灰尘是十分要紧的；(5)曝书(凉书)防霉；(6)蒸书；(7)破书的修补工作；(8)中草药防虫法⁽¹³⁾。

丁春梅认为，宋代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其根本原因应当归结于档案文献用纸遴选制度科学、管理与保护措施到位。在纸张方面，作者总结了宋代公文用纸制度的特点，将其归纳为“一是公文纸的种类繁多，有黄纸、白纸、绫纸、罗纸、金花纸等。二是公文纸的质量较高，公文纸比一般民间用纸要求更高。三是公文用纸中体现等级的内容，黄纸为皇帝诏令文书的用纸……官员上奏书只能用白纸。……四是宋代首创的贴黄制和引黄制，这两项公文用纸制度的实行，对提高公文处理效率，加速公文办理的速度，有较好的推动作用”⁽¹⁴⁾。在管理方面，各种档案据其价值在保管期限上分为“长留”和“非应长留”两种，“诸制书及重害文书，若祥瑞、解官、婚田、市估、狱案之类”需要长期保存。在保护方面，不仅规定公文采用使用黄纸、椒纸等，以保障用纸的质量，而且制定了具体的保护措施，如将每年仲夏时节晾晒档案作为一项制度写入法典；对于受损的档案，依据其受损情况，分别采取搜寻暴晒、雇人誊写等方法以抢救档案⁽¹⁵⁾。

上述研究成果表明，我国古代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既具备保护的意识，也开发了不少技术方法，为后世积累了经验，是当代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一笔重要财富。然而，需要看到的是，古代的保护经验不少出现于近现代自然科学产生之前，不可能完全移植。正如蒋卫荣、王铭所言，“古代文献(文物)保护技术的移植是有选择性的，档案保护技术的移植也是如此”⁽¹⁶⁾。仇壮丽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很多经验是我们不能简单地继承的，因为它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有密切关系；但也有很多经验是我们可以继承的，例如技术层面的经验。⁽¹⁷⁾”因此，如何扬弃传统的保护观念和技术方法，通过推陈出新以推动我国当代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这仍然需要作进一步的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