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修水利除害的历史业绩

二、兴修水利除害的历史业绩——中国古代的农田水利工程

水是农业的命脉，是城市的命脉，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命脉。一部人类水利发展史，就是人类不断认识、掌握水的运动规律，除水害、兴水利，不断开发、利用水资源的历史。中国是一个水利大国，又是一个水利古国，不但水利开发历史久远，而且水利建设成就斐然，它成为中华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

漳水十二渠

漳水十二渠是古代劳动人民修建的有名的引漳灌溉工程。这一工程修建于战国初期。那时韩、赵、魏三家分晋，数魏国最为强盛。而魏国的富强是和它重视水利、修建这十二渠分不开的。

魏国当时有一个叫邺的地方（现河北省临漳县西），紧靠太行山，漳水流经全境。这里依山傍水，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本应该是个很好的农业区。但漳河却是条脾气古怪的河流。冬季，它只不过是一脉细流，潺潺湲湲。可是一到夏秋雨季，它万壑奔流，气势汹涌，常常吞没两岸农田房舍。为了对付漳河水患，邺地的人们想了很多办法。漳河却像一条难驯服的恶龙，仍旧年复一年冲毁房屋、吞没庄稼。正当人们苦于水患时，邺地的“三老”、“廷橼”等地方官吏、地主豪绅与装神弄鬼的巫婆却串通一气，造谣惑众，说漳河闹灾是“河伯显圣”，于是想出了一个馊主意，说：只要每年挑选一个美女，送给河伯做老婆，就可以使水患不起，民众安宁。就这样，在地方官吏和豪绅的操纵下，年年驱使老百姓烧香上供，并把美女扔进漳河，给河伯做妻。他们不但坑害良家女子，还借机向老百姓索取大量财物，进行分赃。天灾，人祸，使邺地人民贫困交加，无法生活下去。特别是那些有姑娘的人家，生怕自己的女儿被选中，只得背井离乡，四处逃亡。老百姓说：“水灾凶，河伯娶妻更凶。”人民畏官如虎，就是未逃走的人家，也是见官就躲。

邺地是一个军事要地，三家分晋以后，邺地夹在韩国和赵国当中，西边是韩国的上党（现山西境内），北边是赵国的邯郸（现河北邯郸市）。这样的地方，魏主文侯当然不想让它荒弃，于是派来了能干的西门豹去当邺令。

西门豹到来之前，廷橼、三老已经打发人分头对老百姓进行了一番恐吓。因此，西门豹到后，邺地空荡荡不见人影。偶尔有一两个农民，不等西门豹走近，老远就吓跑了。西门豹是个有决心做番事业的人，为了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他深入乡下访问调查。经过一番查访，终于弄清了所谓河伯娶妻，只不过是地方官吏和豪绅互相勾结，利用封建迷信搜刮老百姓钱财的一种罪恶手段。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又到了“河伯娶妻”的那一天。西门豹胸有成竹地和众人一起来到河边。

漳河浊流滚滚，岸上人群拥挤，给“河伯娶妻”的仪式开始了。一边是“送亲”的锣鼓、喇叭和爆竹声；一边是吓得发抖的“新娘”及其亲人的悲惨哭号。西门豹看着这一切，不禁怒从心头起。这时，乡官和巫婆见势不妙，满脸堆笑，向西门豹走来。西门豹不等他们开口，就装出很认真的样子，仔细端详哭得泪人似的“新娘”，然后摇摇头说：“这个姑娘长得不好看，烦巫婆亲自下河一趟，报告河伯，等找到美丽的姑娘再送去。”话音刚落，早有准备的随从便把作恶多端的老巫婆抛到河里。西门豹的这一着，使岸上的乡官们惊慌失措，谁也不敢吱声。观看的人丛中也发出轻微的骚动。那抛到河里的老巫婆在水中挣扎了一阵，就沉没了。等了一会，西门豹又非常认真地说：“这个老巫婆办事不力，怎么这样慢吞吞的，你们去人催催。”接着，又向河里抛了两个小巫婆子。廷橼、三老吓得魂不附体，惊恐万分，生怕落得跟巫婆一样的下场，都急忙跪下，“皆叩头，叩头且破，额血流地，色如死灰”。看到这些平日作威作福、不可一世的官吏丑态百出，顿时，老百姓欢呼起来。为了让大家彻底明白过来，西门豹又命令将其中一个三老抛进水中。波涛滚滚的漳河水顿时吞没了这个“河伯”的代言人。那一批廷橼、三老哆嗦地又跪着叩头，哀求道：“这都是巫婆干的坏事，求大人饶命呀！”西门豹对老百姓说：“看来，巫婆和三老是再也回不来了，他们兴风作浪，编造谣言，现在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今后，我们要用被他们骗取的钱财兴修水利，为百姓造福。”

西门豹察看了漳水地势，请来魏国能工巧匠进行规划设计，同时征集了大批民工。在西门豹的带领下，经过辛勤劳动，开渠引漳，终于建成了十二渠系统灌溉工程。工程由西门渠进水闸、西门干渠和十二渠组成。据《水经·浊漳水注》记载，曹魏时期，在漳水10千米作12磴，磴相去300步，令互相灌注，源分为12流，皆凿水门。这说明漳水十二渠当时已运用滚水堰和闸门控制用水。又据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方面对十二渠遗迹考察，渠道的闸口在邺镇西15千米的西高榭村西北约1千米的漳河南岸。这一带土质坚硬，地势很高。渠道经过陡坡，渠水飞泻畅流而下，可以想象景象十分壮观。由于年代久远，闸口建筑已残缺不全，但闸口基石仍清楚可见。靠近闸口的渠道，保存到现在的还有一两千米长，虽经千百年淤塞，渠两岸还有9米多高，渠底18米多宽。据《临漳县志》一书记载，清朝时有一个叫吕游的人，也曾对西门渠作过调查，他在《西门闸记》中写道：闸口“两旁各砌以大石，历年虽多受冲击而未损坏”。这些考察，都说明曹魏时期的水利工程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十二渠建成后，能排能灌，大水时它分排漳水的洪流，旱时用它灌水浇地。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征服自然的智慧。邺地有了十二渠，农作物产量一下子提高了好几倍。水利事业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魏国迅速成为战国初期的一个经济、军事强国，邺地也成了魏国的东北军事要冲。

都江堰

岷水丰盈富四川，“天府之国”美名传。四川，古来就享有“天府之国”的美称。她的美誉是与驰名中外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都江堰位于成都平原西部灌县城西，在岷江由山谷进入冲积扇平原的起点。它的设计非常巧妙，是我国古代水利史上的一颗灿烂明珠。

在都江堰工程兴建之前，这里是水旱灾害频繁的地区。岷江是长江上游的一条大支流，发源于四川省西部。它的上游源于绵亘的大山中，山高谷狭，坡度很大，急速的流水中夹着大量的石子和泥沙滚滚而下。当它流经灌县进入平原以后，流速迅减，石子、泥沙便在河床里淤积起来，河水容易涨到岸上。再加上每年春末夏初天气暖和，岷江上游许多大山上的积雪融化，雪水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岷江里，水量突然增多，因此很容易造成山洪暴发。洪灾一来，淹没庄稼，冲毁房屋，当地百姓不得不扶老携幼逃往他乡谋生，逃避不及的则被洪水淹死。而地形较高的地方，却灌溉用水难得，常闹旱灾。因此有时会出现一边涝一边旱的奇怪现象。这样的灾情差不多年年都会发生，因此百姓年年挣扎在痛苦和死亡的深渊中。

百姓盼来了李冰。李冰是历史记载最早治理岷江的人，据记载，秦昭王五十一年（前256），派蜀太守李冰主持兴修都江堰工程。

李冰“能知天文地理”，注重实地考察。在都江堰兴建前，他就同儿子和老乡跋山涉水，对岷江沿岸一带的地形和水情作了详细的勘察。在调查中，李冰了解到灌县城外矗立在岷江东岸的玉垒山，每逢岷江上游山洪暴发，往往出现西边涝东边旱的情况。对这种现象，李冰认为用凿口分水的办法可使岷江上游的洪水减缓力量，顺应水流自然形势。为此，他决定把玉垒山凿开一个缺口，让洪流分一股到山的东边去，那样既可以分洪减灾，又可以引水灌田。

分洪减灾是治理岷江的关键，凿开玉垒山是分洪减灾的必要措施。动工时，当地百姓踊跃参加，可是由于岩石坚硬，工程进展很慢，工具也损坏了不少。有些人垂头丧气，打退堂鼓。正在这时，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告诉大家，先在岩石上开一些槽线，然后在岩石四周堆上干草和树枝，点火燃烧，使岩体受热膨胀，再用冷水浇，岩石就会自行破裂，开凿就省劲多了。李冰知道后，立即吩咐大家照此办理。此后，工程的进展显然加快了。经过艰苦努力，终于把山凿开了。人们把凿开的缺口称为“宝瓶口”（因其形状像瓶口而得名），把开凿后和江岸隔离的石堆叫做“离堆”。

宝瓶口是控制内江灌区流量的咽喉，它整个引水通道的尺寸是：宽20米，高40米，长80米，与其前沿外侧的“飞沙堰”在运作上紧密配合。人们对凿开的宝瓶口寄托了很大的希望，等着洪水来考验。可是没料到山的东边地形较高，当年洪水来时，进宝瓶口的流量很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李冰父子等人再次到岷江沿岸视察。经过反复察看地形后，他终于找到了新的方法，那就是在距离玉垒山稍远的江心里筑一道分洪堰，使岷江的水流在玉垒山前面分成两股，一股导入宝瓶口。

修堤筑堰，用什么材料呢？开始，他们把鹅卵石搬到江心，堆砌成一条堰。这样做，虽然能起分洪作用，可是不久就被江水冲垮了。他们又改用大石块，还是不行，只见大石块在江心被洪流冲得摇摇晃晃，不能稳定下来。还有什么好办法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李冰父子又约同几位老乡，第三次到岷江上游察看水情。他们沿途看到山上到处长着碗口粗细的竹子，许多房屋就用竹子做梁做柱，家具大都用篾片编成，又看见山溪里放着一些竹笼，里面泡着要洗的东西。溪水虽然很急，但竹笼却冲不走。这些现象使李冰联想到把竹子编成笼装卵石来筑堰：李冰的这一想法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成都平原是冲积地带，地面很松软，如用鹅卵石堆砌，松散的卵石经不起水的冲击，如用大石块筑堰，地面不堪重压，往往下沉或使堰体断裂：笼装卵石，层叠堆垛，互相密接，可以免除堤埂断裂的缺点，而且卵石之间有着适当的空隙，可使水缓慢渗出，减少洪水的直接压力，也就减少堤堰崩溃的危险。他向大家说明了这个打算后，大家都认为这个办法既巧妙又合理，也容易办到。他们编好了一批竹笼，装进鹅卵石先进行试验。试验基本上成功，只是竹笼投在水流湍急的地方仍不免有些摇摇晃晃。因此，他们又把竹笼加长加粗。竹笼编成环形，长10米，直径约0.5米。篾条宽约0.05米，内装卵石越密越好。试验终于成功了，加长加粗的竹笼在急流里，一点也冲不动。

铺设笼埂，下层很宽，往往由并排4—10条组成，堆叠上去越来越小，最上层只并排1—3条，成金字塔形状，十分牢固。岷江由此分成两条水道，在大堰西边的是岷江的本流，人们把它叫做“外江”；在大堰东边的水道，经过宝瓶口，通向长江的另一条支流沱江，人们把它叫做“内江”。大堰伸出一个尖头，指向岷江的上游，远望好像一个大鱼头，人们把它叫做“鱼嘴”。

“鱼嘴”是都江堰水利枢纽工程的首部建筑物，其位置布置得十分合理，在江心把岷江分为内江和外江，起到了自动调节流量“分四六”、“平潦旱”的作用。枯水期间岷江流向主要指向内江，内江受水六成，外江四成；洪水期间，流向改变，外江河口上游发生显著的降水曲线，反过来内江受水四成，外江六成。按现代的实测资料分析，这个分流比例数字大体是正确的。

为了加强大堰的分洪作用，在都江堰和离堆之间，又修建了“平水槽”和“飞沙堰”。平水槽就是在鱼嘴后身一大片滩地上沟通内外两江的一条水道。飞沙堰在宝瓶口对面，位于内江右岸，是一个溢洪飞沙的低堰，长约l80米，全部用竹笼和特大卵石砌成。它的作用是排泄进入内江的过量洪水和一部分沙石。当内江水位达到旧水则（古时用以观测水位的标尺）13画时，内江流量可达350立方米/秒，这样正好能满足下游春耕时农田的浇灌。当水位超过13画时，洪水便自动地翻越飞沙堰泄往外江去。飞沙堰在排泄洪水时，又怎能排沙呢？这是由于飞沙堰的作用使江水产生弯道环流有侧面排沙的妙用，所以水中夹带的部分沙石就随堰顶溢水一道排到外江去了。被排走的沙石有的直径可达30厘米以上。飞沙堰与宝瓶口的联合作用，保证了灌区春水不缺，洪水不淹，同时也保障了成都平原的防洪安全。

李冰不仅建成都江堰的“宝瓶口”、“鱼嘴”、“飞沙堰”三大主体工程，更大的贡献是把水害变成了水利。离堆凿开了，堤堰修筑了，灌溉的过程仅仅有了开端，接着就是内江开河，使它流经成都平原，作为灌田的干渠。据记载，李冰曾开了两条河，一条河叫郫江，一条河叫汶江，都经过成都。在两江之间，开了不少的支渠，安设闸门灌溉成都附近三郡的农田。从前这个缺水即旱、一到夏天就闹水灾的地区，顶多仅能种些耐旱的作物，有水以后却到处都可以种水稻了。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堵）塞水门”，人们基本上把水控制住了。四川西部从此很少旱涝之灾，成都平原变成“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的美丽田园。

继李冰之后，历代劳动人民又进行了新的创造，修建了其他一些辅助工程。为了使分洪大堰经久不坏，人们在“鱼嘴”后面的滩地两边都用装着鹅卵石的大竹笼砌成堤岸，把它叫做“金刚堤”，沿内江西岸的叫“内金刚堤”，沿外江东岸的叫“外金刚堤”。为了有效控制水流和保护河岸，在大堰上游，靠近岷江东岸，遥对分水“鱼嘴”，人们又用卵石砌了一条长达500多米的顺水坝，把它叫做“百丈堤”。在宝瓶口附近，人们又用竹笼装着卵石，修筑了一条弧形的护岸堤，上连飞沙堰，下接离堆。这个堤兜弯折角，远望像个人字，人们叫它“人字堤”。有了这些工程，都江堰更加系统化、完善化，可以更加充分发挥分洪减灾和引水灌田的两大作用。

为使灌渠通畅，保证水量，避免水灾，冲积的泥沙每年需要淘挖一次。一年一次的淘挖叫做“岁修”。“岁修”是保养大堰必不可少的措施。秦以后各代，在不断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所谓的治水“三字经”，亦刻有石碑。碑文是：

深淘滩，低作堰；六字旨，千秋鉴；

挖河沙，堆堤岸；砌鱼嘴，安羊圈；

立湃厥，留漏罐；笼编密，石装健；

分四六，平潦旱；水画符，铁桩见；

勤岁修，预防患；遵旧制，毋擅变。

除此之外，在灌区渠道的修浚工作上还有“遇弯截角，逢正抽心”之说。“遇弯截角”，说的是水流遇有弯角，河岸很容易受冲刷而崩塌，洪水到来时容易出险情，故应将弯角处对面的凸岸伸出的沙砾嘴截去，使河流较为直顺，水流自然通畅。在洪水期大流走向中道，不致过分冲刷凹岸。“逢正抽心”，说的是如果河流中间出现了沙洲，使河槽分为两支，水浅时容易枯干，洪水来时，没有宽大河槽，用竹笼砌丁坝或顺坝挑流归槽，使人工开挖的河槽借助水力自行刷深，形成平直的河道。

两千多年来，都江堰一直在航运、灌溉、防洪三方面显示出巨大的作用。水利史上这一伟大创举，在我国史不绝书，在世界上也不乏其文。

都江堰的兴建，一去两千余年，她像一座历史的丰碑，傲然屹立在祖国四川盆地之中，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颗水利工程史上的灿烂明珠，将永不磨灭。

郑国渠

郑国渠是春秋时期由秦国兴建的三大著名水利工程之一。它的建成，大大地促进了关中地区农业的发展，为秦国一统天下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战国后期，秦国逐渐强大。它要出兵讨伐东方各国，韩国首当其冲。公元前249年，秦国大将军蒙骜伐韩，韩兵大败，丢失了成皋等重镇。从此，韩国君臣都有岌岌可危的感觉。公元前246年，魏信陵君率领六国之兵打败了蒙骜，韩国得到喘息的机会。但是，一想到六国之兵不日就要撤走，秦国很快又会大兵压境，韩王不觉忧心忡忡。

一天，韩王召集群臣计议退秦之策，群臣个个面面相觑，一筹莫展。韩王正为无退敌之策心烦，突然一个大臣出来说道：“陛下且请放心，臣有一计，可保秦国无暇攻韩。”韩王开始还不大相信有什么妙计，但是，看到这位大臣似乎胸有成竹，便叫他赶紧说出来。这位大臣不慌不忙地说：“目前，秦庄襄王刚刚去世，其子嬴政才继位，不可能马上出兵，这是其一；前时蒙骜吃了败仗，秦军受了重大挫折，尤恐我乘其乱联合五国进击秦，故短期内不可能出兵进攻我们，此其二；其三，也是主道：“倘日后韩国一举灭秦，卿当立下盖世奇功。”

当下，韩王下令群臣立即物色一个合适的人选去实行“疲秦”之计。几天以后，有人向韩王推荐郑国，说郑国是一个在民间颇有名气的水工，他虽然没有从事政治活动，但知书识礼，口才出众，不仅聪明，且有胆识。韩王大喜，亲自召见郑国，勉励郑国勇敢地去承担责任，还一再叮嘱说：“此行须要十分缜密，倘有疏忽，不但个人有杀身之祸，而且会招致国破家亡。”郑国没有说话，只是唯唯受命。

当时政治上的失意者“择主而事”，从这个国家走到那个国家去，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郑国入秦后，找到了晋见秦王的机会。当时因为各交战国之间说客和细作甚多，秦王对郑国的求见，自然有所警惕。郑国看到秦王年少英武，加上入秦后到处都看到秦民努力生产，士兵苦练武艺，心里暗想，将来统一诸侯国，恐怕非秦莫属了。他对于诸侯各国连年混战给生灵带来的巨大苦难有着深切的体会，早已渴望能结束这场战争，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看到秦国是大有希望的国家，他也希望能帮助秦，尽快完成统一大业。但是初见秦王，他的这些想法是不能立即说出来的，因为这样一说，不但会引起秦国怀疑，而且万一被韩王知道，一定会生出许多麻烦。所以，他想出另外一种办法去说服秦王。

郑国见到秦王后，行过见面礼，就开口道：“人人都说当今秦主是个深谋远虑的明君，我之所以弃韩投秦，正是为了选择贤明的君主，但是到秦一看，却使我大失所望。”

当时秦始皇为了尽快完成统一大业，正在如饥似渴地广纳人才，所以一听郑国出口不凡，不但没有发怒，反而暗暗高兴，便问郑国道：“先生既然有这种想法，能否直接讲出来呢？”郑国说：“当然可以。”于是他首先从李冰开凿都江堰使蜀地变为天府谈起，再谈到这“天府之国”对秦国逐渐强大所起的作用，又谈到目前秦国军事用粮年年增加，出兵东伐，却要从远道运粮，对用兵不利。最后又用激将法说道：“关中广袤数百千米的地方，又有泾、洛诸水可引，难道秦国的谋士们没有看到其中的道理吗？”秦王一听，非常高兴，立即采纳了郑国的建议，并委托郑国负责在关中开凿一条大渠。

郑国得到秦王的同意，立即到关中平原（亦称泾渭平原）进行调查。他看到关中土质肥沃，黄土疏松，渭河及其支流泾、洛等河穿流其中，的确是一个很理想的发展农业的地区。但是，要兴修一条自流灌溉的灌渠，可不是容易的事情。首先，他选择了一条合理的渠线。如果渠线的坡度选得太陡，渠道可以开得小一些，但水流太急，很容易把两边疏松的黄土冲垮；如果选得太缓，渠道不仅要开得很大，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而且水流太慢，泾水的大量泥沙就容易淤塞。郑国经过一番精心测量，充分利用地形特点，决定从仲山以西谷口的地方开渠，直至洛河。干渠的总方向是由西向东，渠线摆在渭北平原的二级阶地的最高线上，因而就具有“甃屋行水”之势。郑国沿着这一线路开渠，不仅工程省，而且方便一侧或两侧引水。在渠首段海拔约为430米，至入洛河处约为365米，故干渠的平均比降为4‰—5‰。渠全长约150千米。在战国末期要完成这么长的渠线测定工作，是件了不起的事；在当时生产工具还比较简陋的情况下，把它修成更是惊人的创举。这条渠被后人称为郑国渠：郑国渠修成后可灌溉农田13万公顷。

其二，他巧设了渠首。郑国渠渠首设在仲山西邸瓠口。瓠口又称为谷口。泾河自彬县入峡后，在崇陵中奔腾呼啸，势如破竹，于此出谷口进入渭北平原。谷口以东（即泾河北岸），北山以南，是东西数十千米、南北数千米的大片平原，其地形特点是西北微高，东南略低。渠首选在此地，充分利用了这一地形，使干渠沿北山南麓向东伸展，很自然地把干渠布置在灌区的最高地带，这样不仅最大限度地控制了灌溉面积，也形成了全部自流灌溉系统。郑国还采取了立堰壅水办法。据传，郑国到了秦国的北山之下，看到泾河中有许多巨大的石头，绵延有一两千米长，泾河水从其中流过。这个地方适合于作堰，所以就立石囷来壅水。每行用石囷100多，共计120行，借助天然石头的力量，又凭借一两千米长的石质河床作堰势。在修筑堰坝时还注意到了堰身与泾河水流方向成西北与东南的适当斜角，以减弱洪水对堰坝的压力和冲击力。渠首的引水口设在泾河弯道的凹岸顶点下游，这里流速大，进水量多，渠口不易淤积，就是枯水期，泾河主流仍靠近引水口。再加上进水口下游处筑有大堰壅水，使水位抬高，这样水更容易入渠。

其三，他巧妙地开挖“水勃子”和“退水渠”。“水勃子”就是“引水渠”，是指由渠口通到灌溉干支渠之间的输水总干渠段。郑国渠的“自仲山西麓瓠口为渠”，就是指的总干输水渠段的位置和长度，即由仲山西麓瓠口到今天的王桥乡所在地的一段距离，长约5千米。在开通引水渠时，郑国因势利导，使渠的位置与泾河水流成一适当夹角，这样就使水流平顺，自然能多引水。现在，在五桥乡所在地的泾河东岸上，还保存有明显的引水渠故道遗迹。

泾水在秋季水量很大，冬春则很小。因此，在建渠的时候，就必须考虑既要在水少的季节尽量多引水，又要防止在多水季节因进水量过大而冲坏渠道的现象发生。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郑国巧妙地在引水渠南面开挖一条退水渠，其宽度与引水渠的宽度大致相等。这种退水渠能排泄山洪，把引水渠里较多的水泄到泾河去。

其四，他用“横绝”的办法，把沿渠小河截断，将其来水导入干渠之中。具体做法是，把南边的渠堤用堆石囷的方法加高加厚，使小河水从北边顺流入郑国渠。而且还在渠岸的北边设有一条灌溉支流，在南堤一旁的“横绝”处稍东还设有一条退水渠。郑国渠过石川河的情形就是这样的。“横绝”带来的好处不少，一方面把被“横绝”了的小河下游腾出来的土地（原来小河的河床）变成了可以耕种的良田，另一方面小河水注入郑国渠，增大了灌溉水源。郑国渠利用小河的水利资源，采用“横绝”技术，为以后关中大规模兴修水利开创了先例。

正当开渠工程顺利进行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原来，郑国渠大动工之后，秦国并没有被弄得疲惫不堪，相反，经过一段时间休整以后，又开始向东讨伐了。秦始皇登位第三年，秦又派大兵伐韩，连克10城。起初，韩国看到秦国两年没有动兵，又听说郑国已经在关中地区大规模兴修水利，韩王还以为是“疲秦”之计奏效，非常高兴；没想到秦兵突然而来，吃了很大的亏。眼看所谓的“疲秦”计已成为泡影，而且，郑国一去几年，连一点消息也没有，韩王便怀疑起郑国来了，于是派人向秦王说明了真相。

一天，郑国正在测量已经开挖的一段大渠的深度，突然，一大队士兵出现在他的面前，不由分说，便在他的脖子上套上大枷锁，把他推上了囚车。工地的人群看到这种情景，都惊呆了。

郑国走后，由于大渠没人指挥，两三天后，民工全都走散了。

郑国被绑到咸阳之后，士兵们从囚车上把他拉下来，由几个校尉将他一直押进咸阳宫。当郑国走进宫殿后，看到大殿两旁刀戟林立，文武大臣个个怒目而视，秦始皇更是瞪圆双眼，像立即要把他吞掉似的。但是，郑国却显得非常镇静，嘴角还带着一丝微笑。郑国心里明白，秦始皇对他突然采取这种拘捕的行动，一定是起初那个“疲秦”之计暴露了。除此之外，他再也想不到别的原因。

这时候，只听见秦始皇冷笑一声说：“小小的黄雀，怎能撼我大树！郑国，你的阴谋已经败露了，在处死你之前，还是给你一个说话的机会，看你还有什么遗言留给你父母。”

郑国不慌不忙地说道：“我事秦数年，未杀秦国一兵一卒，未毁秦国一草一木。仅为一渠，不知犯什么大罪使君王这样动怒？”

秦始皇哈哈大笑起来，略带嘲讽地说道：“你的口才很不错，但是，花言巧语是掩盖不住事实的。你到秦国来，到底负有什么使命，赶快如实招来！”

郑国平静地回答道：“不错，郑国入秦之前，韩国曾交给我一项正如陛下和众臣已经知道的使命。我作为韩国臣民，为自己的国君效力，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事。不过当初那‘疲秦’之计，只不过是韩王的一厢情愿罢了。陛下和众臣都可以想想，即使大渠竭尽了秦国之力，暂且无暇攻韩，对韩国来说，也只是苟安数年罢了……郑国并非不知道，天长日久，‘疲秦’之计必会败露，将有粉身碎骨的危险。郑国之所以披星戴月、呕心沥血于大渠上，正是不忍抛弃我所认定的水利这项崇高事业。若不如此，渠开工之后，恐怕陛下出10万赏钱，也无从找到郑国的下落了。”

众臣听了郑国一番话，都不住地点头，那群手持刀剑的武士，都纷纷垂下武器，大家不由得望着秦始皇，看他如何处置。

只听秦始皇大喝一声：“还不赶快打开枷锁。”

郑国获得秦国君臣的再次信任后，更把全部精力贡献给了关中水利事业。经过成千上万劳动人民寒冬酷暑的辛勤劳动，大渠终于建设起来了。

关中地区老百姓为了纪念郑国的业绩，把这条渠命名为郑国渠。

汉代史学家司马迁非常热情地赞颂郑国的献身精神，高度评价了郑国渠的历史作用，说这条渠建成后，“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司马迁把郑国渠兴建的事迹记载在他的名著《史记》上。从此，郑国的名字为世世代代所传颂。

新疆坎儿井

在我国著名的神话小说《西游记》里，描绘了唐僧在西去取经的路上，遭遇火焰山阻挡的故事。小说里写道，800里火焰山，寸草不生，飞鸟不得过。只有借得铁扇公主的芭蕉扇，才能一扇熄火，二扇生风，三扇下雨，然后布谷长禾。这虽是神话故事，却说明了火焰山一带气候炎热，雨水奇缺。火焰山，坐落在新疆吐鲁番盆地的中部。那里极为干旱，到了夏季，山上冰雪融化，水流到山麓后，大部分渗入地下，变为潜水。而白天气温极高，红色砂岩在烈日的暴晒下，如同烈焰一般闪闪发光，故称火焰山。水，这里的人们多么需要水呀。这一带的劳动人民为找水源，发展农业，作了许多尝试。经过世代努力，他们创造出了一种适应这里特异地形和地质结构的地下灌溉系统，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坎儿井。

坎儿井究竟始于何时？在《史记·河渠书》里，记载了最早的井渠——汉代修龙首渠的故事。

龙首渠引洛灌溉，在开发洛河水利的历史上是首创工程。它是今存的洛惠渠的前身。汉武帝时，有一个叫庄熊黑的人向皇帝上书，建议开渠引洛水灌田。他说临晋（今大荔）的老百姓愿意开挖一条引洛水的渠道灌溉重泉（今蒲城县东20千米），如果渠道修成了，就可以使1万多顷（1顷=6.6667公顷）的盐碱地得到灌溉，可收到亩产10石（1石=100升）的效益。武帝很快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征集了l万多民夫前去开渠。

开渠过程中的一大难题，就是渠道必须经过商颜山（今又叫铁镰山）。起先，他们开了一条明渠绕过山脚。可是，一场暴雨，顺着山涧流下的山洪，卷着沙石呼啸着向山下冲去：山脚的黄土层受雨水侵蚀，大块大块地崩塌了。这样，刚刚筑好的渠道被冲得七零八落。怎么办？这时有人建议，从地下穿过商颜山，开条暗渠，也就是今天的隧道。但是只有两个进出口，何时能打通？因此，他们想了个办法，先在山上向暗渠线间隔打井（有的井深达百余米），再从井底向两边开暗渠，使之相通行水。相传在掘井施工时，曾掘到恐龙的化石，人们奔走相告，说缚住龙王了，并在当地修了一座缚龙寺。这井渠就取名为龙首渠。和以前所开渠道相比，龙首渠的风格是独特的，从洛河蜿蜒而来的渠道，就似一条长龙，经商颜山时，它的一节突然不见了，而后又出人意料地穿过商颜山而复出。渠道通水后，远近百姓都争相来商颜山观看这一新鲜事。司马迁说：“井渠之生自此始。”

1975年6月，文物工作者在北泾河上游发现又一井渠遗址。据考证，此渠与修龙首渠相差时间不远，和新疆的坎儿井十分相似。

据历史记载，西汉时期，汉武帝曾派张骞出使西域，沿途山岭横亘，戈壁千里，黄沙无垠。路途艰难不说，最缺乏的还是水，常常行数十千米见不到水。张骞注意到，当地农民多居住在山麓近水一带，农民们用山谷雪水和地上泉水灌田和饮用。张骞成了沙漠古道的开路先驱。他将内地农业生产技术带到了西北边疆：从此，在这条驼铃叮当的沙漠古道上，西域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往日趋频繁，内地水渠、井渠法也相继传入。据《水经·河水注》记载，在西汉，敦煌人索劢就曾率士兵四千人在楼兰附近兴修水利，“横断注滨河……灌浸沃衍，胡人称神，大田三年，积粟百万”。据考古发现，在今沙雅县东，至今仍可见到长达100多千米、宽约8米、深约3米的古渠遗迹，当地人还称之为“汉人渠”。新疆著名的坎儿井，亦始于西汉。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宣帝时，派破羌将军辛武贤率兵15 000人到敦煌，并派使者在自龙堆东土山下开井渠。三国人孟康说这井渠有“大井六，通渠也，下流涌出”。显然，此井渠与现代坎儿井布局一样，古代记载和遗迹生动地说明早在两汉时期，我国各族人民就友好交往，在新疆大兴水利，结下了民族友谊之果。

提起近代坎儿井，人们不会忘记林则徐在新疆治水的业绩。

林则徐是一位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杰出人物。他一生中的主要功绩除了反帝、禁鸦片外，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也是有很大贡献的。1842年，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由于投降派反对而失败，昏庸无能的道光帝撤了林则徐的职，并将他发配新疆。时值隆冬季节，戈壁沙漠上，寒风凛冽，黄尘漫漫。沙漠古道上，骆驼载着林则徐一起一伏地向前迈着艰难的步伐。林则徐脸色阴沉，思绪万千。可是，这茫茫沙海怎能淹埋他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刺骨寒风怎能泯灭他火一样的爱国热情？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诗句，不止一次在他心底响起。这时，林则徐已经58岁了，民富国强的愿望驱使他“怜民穷，不使之为鱼鳖”，决心要在白发晚年为开发祖国的边疆作出贡献。早年，他曾在江浙修治水利，也曾对平息黄河水患做过有益的工作，有一定的治水经验。现在，他走一路，看一路，问一路，认真了解人民生活和农业生产情况。刚到伊犁，他就提出关于“塞上屯田水利”的建议。伊犁将军布彦泰征求他的意见，问他愿在伊犁办理屯田，还是到边远的地方去。他却提出要到各地走走。从此，他往来奔走于吐鲁番、哈密、库车、阿克苏、喀什、莎车、和田等地，亲自指导勘垦。他发现新疆的坎儿井既可利用地下水源，又能减少蒸发，是很适合当地情况的水利设施，只是开挖得太少。于是，他倡导当地人民积极打井修渠，并亲自到现场指导，使坎儿井在这一段时期有了相当的发展。

饮水不忘挖井人。新疆的人民对林则徐非常感激，修建了“林公坊”，表示对他的颂扬和纪念，至今还有把坎儿井称作“林公井”的。

我们的祖先建筑的万里长城、开凿的大运河常常使我们自豪，而那遍布哈密、吐鲁番盆地的坎儿井，也够和长城、大运河相媲美，因为开凿它的每一段并不比修筑长城的每一段容易。

坎儿井工程共分三部分：一是主井，又叫工作井，是和地面垂直的井道，在开掘和修浚时用于出土和通风；二是暗渠，是在地下开挖的河道，为主要的输水道，把地下潜水由地层通到农田；三是明渠，就是田边输水灌溉的渠道。从山上流下的雪水，渗入地下后，被聚集在进水部分，再通过输水部分，引到地面，送到田间。挖坎儿井，地面坡度要大，地面坡度与地下水面坡度差也要大，这样才能得到更多的水量，并使水通过坎儿井自流到地面。由于地面有一定坡度，而暗渠一般坡度较小，所以主井深度越往上游越深，最深可达60—70米；下游临近出口处，只有10米左右。暗渠的长短不一，最长超过30千米，最短也有1千米，一般约10千米。暗渠断面一般高为1—2米，宽1米以下，断面较大的可通过2人。地下水也从暗渠底部、两侧，甚至顶部渗入渠中，渠水深一般可达0.4—0.8米。水源较少的井渠出口处，一般还修筑有小型蓄水池。这种小型蓄水池，当地人称为“涝坎”。

开凿坎儿井的工程是相当浩大的，规模大的坎儿井，往往要开凿好几年。要使坎儿井经久耐用，还要常年修理保养，要在暗沟清除淤泥，支撑梁柱，甚至还要加掘上游暗沟，以增加水源，工程也很艰巨。古代劳动人民为获得水源，就这样不畏艰难，坚持不懈地与自然作斗争。

芍陂

当你打开安徽省地图，就可以看到，在寿县城南约30千米处，夹在城东湖、瓦埠湖、阳湖的中间，有一颗心形的美丽绿珠，名叫安丰塘。当你站在大坝上，看着坝下的闸门慢慢曳起，清清的流水沿着整齐的渠道流向远处，滋润着碧波万顷的禾苗，一定会感到心旷神怡。这个塘，和我们今天那些耸立的高坝、壮阔浩瀚的大水库相比，或许会显得娇小。正因为这样，人们才恰如其分地把它叫做“塘”。这可不是一般意义的“塘”，它是古代曾享有盛名的我国最早的大型蓄水灌溉工程——芍陂。

早在春秋中叶，寿春一带已经成为楚国的重要农业区了。但是，这里东、西、南三面群山环绕，每逢雨季，山洪经过这里流入淮水，对农田危害很大；若遇缺雨年份，则又常旱灾。

楚国为了争霸诸侯，急需富国强兵，所以十分重视寿春一带的农业。楚庄王时期（公元前613—公元前591），令尹（宰相）孙叔敖奉庄王的命令，在今河南固始，安徽霍邱、寿春一带大办水利，并且兴建了我国第一座人工大水库——芍陂。《水经注》记载：“芍陂”周长一百二十多里，在寿春县南八十里，“言楚相孙叔敖所造”。可见早期的芍陂规模已经不小。由于芍陂周围连年丰收，东晋时期改称“安丰塘”。

芍陂建成以后，较大程度地解除了这里的水旱威胁，使这一带的农业得到更好的发展。到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前241），楚国被秦国打败，迁都到这里，并把寿春改名为郢。

芍陂地势是南高北低，稻田布于西、北、东三面，在陂的这三面开了4个水门，并开渠道，以利灌溉和排洪。为了扩大水源，又在陂的西南放开了一条子午渠，上通淠河。因淠河发源于大别山，上游雨量充沛，使芍陂有比较充足的水源。据《水经注》记载，当时还有祁神水（濠水）等引入，芍陂库址又是处在一片低洼的地方，东、西、南三面山冈的雨水经过这里，一部分汇集入淮，一部分注入芍陂内。所以，芍陂的水源较丰富，芍陂可以容蓄数千万立方米的水量。在少雨时节放水灌溉，在干旱年份就更显出它的巨大作用了。

芍陂的建筑物除了土坝以外，还有5个水门，这5个水门在北魏时期就建成了。它们的作用是用以“吐纳川流”，节制水库用水。

芍陂虽然在历代战役中多次受到破坏，但是由于它对当地的农业发展作用巨大，所以古代一些重视发展生产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水利家曾多次对芍陂进行整修。

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整修是在东汉建初八年（83）由著名的治河专家王景主持。当时，王景出任庐江太守，他很了解芍陂的历史作用。那时候，芍陂已经经历了六七百年的岁月，因年久失修，陂内大部分被淤塞，堤坝和渠道都残破不堪。王景亲自组织官吏和附近的群众清除陂内淤积物，重新修筑拦河土坝，整理渠道。据说他还在新修的拦河坝上，从坝顶到坝底打上一排排的木桩，用以加固坝身。此外，王景还推广牛耕和蚕织技术，从此以后，寿春地区“垦辟倍多，境内丰给”。

三国时期，曹魏在淮河流域一带进行了大规模的屯田，大兴水利，先后多次修建芍陂。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两次：一次是在建安五年（200），由扬州刺史刘馥修治；另一次是在魏正始二年（241），由邓艾修治。邓艾还在附近修建大小陂塘50余所，大大扩展了这一带的灌溉面积，在芍陂北堤又凿大香门通淠河，开芍陂渎引水通肥河，以利大水时泄洪。当时，“沿淮诸镇，并仰给于此”。可见，这个时候的芍陂又发挥着多么显著的作用。到西晋太康后期（286—289），“旧修芍陂，年用数万人”，说明芍陂已建立了岁修制度。

南朝元嘉七年（430），豫州刺史刘义欣主持了一次全面复修芍陂的工作。这次修治，不但重新清理了陂内淤积杂物，修复堤防，还对引水渠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整理，使得芍陂恢复到可灌溉农田万余顷。

隋开皇间（590年左右），寿州长史赵轨对芍陂又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修治。这一次还新开了36个水门，使放水灌溉更加及时便利。到了唐代，芍陂灌区仍然建立屯田，“陂经百里，灌田万顷”，并有安丰塘的名称。北宋时，对安丰塘也多次修治。王安石路过安丰塘，写了一首诗，夸赞安丰塘是“鲂鱼鲅鲅归城市，粳稻纷纷载酒船”，可见当时受安丰塘灌溉地区经济繁荣的景象。自此以后，宋元明清各朝代，先后修治芍陂不下数十次。但由于地主豪绅强占良田，70%的塘身被占为田，使灌溉面积锐减。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安丰塘才重换新装，充分发挥其作用。

海塘工程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开始利用大海为人类造福，同时也开始了征服海洋的斗争。海塘便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征服海洋潮汐的历史见证，同时也是我国水利史上的一座丰碑。

海塘，北面从江苏省常熟起，西南至浙江省的杭州市止，全长约400千米，分江苏海塘和浙西海塘两大部分。江苏海塘大部分濒江，小部分临海，所经地区为常熟、太仓、宝山、川沙、南汇、奉贤、松江、金山等县，长约250千米。浙西海塘经平湖、海盐、海宁至杭州钱塘江口，长约150千米。

海塘的塘身，一般高达10米，全部是用大块巨石分层叠砌而成。上窄下宽，成梯形状。人们可以从塘顶一级一级往下走，直达海滩。大石块有的长2米，宽厚各0.7米；有的长1.5米，宽厚各0.5米。其选料与叠砌的方法很讲究，整个海塘浑然一体。

海塘兴建的年代，已经难以查考。《水经注》转引过《钱塘记》这则传说，相传在东汉末年，杭州城里有一个名叫曹华信的人，他很有钱，主张在钱塘江口修建海塘。他在招募民工时说，一担土石给钱一千，于是就有很多人运送土石来。但曹华信这人不讲信用，土石运到后不给钱，民工一气之下，丢下土石便走。这些土石堆积成海塘，当时就叫做钱塘。其实，钱塘名称的这个由来并不可信，因为早在秦始皇时就设置了钱塘县。但东汉时劳动人民在与自然界作斗争的过程中，为了防止海潮的侵袭，构筑海塘工程，却是完全可能的。关于海塘修建年代的确切记载，也在东晋咸和年间之前。

早期的海塘是“版筑”的，像打泥墙那样两面用木板夹起，中间填土来筑海塘。但由于潮汐昼夜冲刷，来势汹汹，这种海塘遭受破坏自然十分严重。

到五代吴越王钱镠时期，海塘工程有了发展。吴越王钱镠曾在杭州候潮门和通江门外筑塘防潮，采取了一种新方法：用竹笼装满石头放在塘址上，然后再打大木桩把竹笼固定起来，成为堤岸，这样堤岸就坚固多了。这种“石囤木桩法”使海塘工程大大前进了一步。

到了宋代，我国江浙沿海一带发生了很大变迁，一些海域淤积成陆地，一些陆地沉沦为海域。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在北宋大中祥符、景祐、庆历、嘉祐和南宋乾道、嘉定、嘉熙年间都不断对海塘加以修筑。在不断加修海塘的过程中，塘工技术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大中祥符五年修筑钱塘时，发现竹笼装石筑塘，竹腐石散，海塘易毁，便改用以柴土为材料的卷埽式“柴塘”。景祐年间又将部分土塘和“柴筑”改为石塘。到南宋嘉定十五年时，浙西提举刘里又发明了一种新方法，就是在海塘之内，加筑一道土塘，开凿一条备塘河，以捍卤潮。这种办法对防卤潮和确保农业生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现在的海塘之内，有一条内河（备塘河），河内又有一道土塘，这就是防卤潮用的，通称土备塘。

明清时期是我国海塘工程的大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在海塘工程上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之多，技术上的进步，都超过了其他任何历史时期。据史籍记载，从明洪武三年起，至清乾隆四十五年止（1370—1780），先后大规模修筑海塘28次。仅明永乐十三年（1415）一次修筑海塘，就动用民工10余万，历时3年，费财千万。同时，明、清时期还制订了维护海塘的管理制度。每年额定维修海塘的塘夫数目和修塘费用，并且将塘段编立字号，设置塘长，使事有专责。由于明、清对海塘工程的重视，有力地促进了塘工技术的发展。宣德年间（1426—1435），巡抚侍郎周忱，募郡民700人，部分更筑海塘，采用“筑土实其里”的新方法，把内外的石块和中间的填土连成整体，使海塘显得坚固厚实。稍后，人们为了减轻海潮对海塘的冲击力，又改旧塘为坡陀形，垒石如阶梯状，斜向海底，并在海塘外筑“护沙栏”和“挑水盘头”，以杀潮势。同时，人们还把每块石缝的交接处凿成槽简，嵌合严实，使其相互牵制，难于动摇，并用油灰的糯米抿灌，铁襻嵌扣，以免渗漏散裂。这样一来，海塘自然就更加坚实牢靠，并为今日的海塘奠定了基础。

海塘工程自汉至清，由局部连成一线，从土塘演变为石塘，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充分体现出我国历代劳动人民征服自然的伟大气魄与创造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