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公移山，兴修水利

进入新中国的建设时期，毛泽东再说“愚公移山”，既不是抗击日寇，也不是反击“摩擦”，而是向大自然宣战，根治穷山恶水，组织经济建设。

1956年7月的一天晚上，毛泽东乘专列到达徐州，要听徐州地委工作汇报。在车厢里，毛泽东接见了徐州地委第一任书记胡宏等人。

毛泽东问道：徐州专区管辖几个县，有多少耕地和人口啊？

胡宏逐项作了回答。

接着，毛泽东问徐州专区的农业生产情况怎么样？

胡宏回答说：西部的几个县，基础条件较好；东部的几个县，由于地处沂河、沭河、泗河下游，地势低洼，经常受水灾。1953年、1954年连续两年秋季发大水，邳县数十万亩农田被淹，平地水深数尺，陆上交通中断，靠空运和水运救济灾民。

毛泽东听后指示说：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你们要制定一个包括近期和长远的治水规划，把全专区500万人民动员起来，发扬愚公移山、大禹治水的精神，办好兴修水利这件大事，变水害为水利。兴修水利搞好了，涝能排，旱可灌，这样一来，农业丰产就有了基本保证。（《毛泽东在江苏》，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71页）

新中国成立初的农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江河水患肆虐。全国大大小小上千条河流，每年都会发生多场洪水泛滥，河堤决口，洪水淹没和冲毁良田，村庄房屋倒塌，百姓流离失所，甚至家破人亡等，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祸患。

出身于农民家庭的毛泽东，成长在水灾较为频繁的湖南，深知水灾的危害。旧时代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水患很多：水利连年失修，水旱灾害频繁发生。这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根治水患成为他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毛泽东看来，水利不仅是农业的命脉，更是兴国安邦的大事。因此下决心治水。

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就做出从根本上解决淮河水患的指示。治淮与抗美援朝成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两件大事。以治淮工程为标志，新中国由此开始了一场向大自然宣战，治理江河洪水，兴修水利的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

1951年5月毛泽东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大大推动了当时的水利建设。治淮工程持续到六十年代初，初步形成了蓄泄兼顾的中游干流防洪工程体系。历史上多灾多难的淮河两岸人民，在从新中国成立初治淮以后到七十年代末虽然发生过多次大洪水，但却再没有酿成重大水患。

1952年10月毛泽东视察黄河，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从此根治黄河的工程提到日程。1955年7月国务院会议通过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综合规划的报告。1956年3月新华社报道，全国兴修农田水利的五年计划提前、超额完成，经过五年的努力，不仅大大减少了水患，而且实现了扩大农田灌溉面积。这标志着治水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1954年夏，长江、淮河中下游由于雨量特别集中，均超过历史最高水位，长江岸边的大城市武汉告急。但由于几年来治水工程的成效，以及当地党政军民的奋力抗洪，终于使洪水没有酿成灾害，确保了武汉的安全。事后毛泽东题词：“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一九五四年的洪水”。

1958年以后，大型水利工程不再受原来县乡区划的局限，能够进行统一规划和部署，增强了劳动力和资源的统一调配，开展大规模协作，因此使水利建设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促进了全国的水利化建设。在新中国水利建设史上，有许多治水的大工程、大建设是在此后三年时间实施的。

愚公移山，大禹治水，寓言故事也罢，传说故事也罢，都是中华民族勤劳勇敢战胜自然灾害的象征和传统。毛泽东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兴修水利工程中，让移山的愚公和治水的大禹并肩走来，让他们的不朽精神焕发华夏子孙战天斗地的信心、斗志和干劲，创造出如许多的人间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