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料的利用

农村地区为城镇废弃物的处置，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场所。对农村生产来说，如何有效地增加土地肥力，自然是人们农田劳动过程中最重要的活动了。1909年来过中国的美国学者金指出：“迄今为止，中国、朝鲜和日本农民实行的最伟大的农业措施之一就是利用人类的粪便，将其用于保持土壤肥力以及提高作物产量。”^[132]

在江南，桑田耗费地力极大，最需施肥。每年立春前，桑树都要壅肥，包括河泥、草渣等，培上一尺多厚，再浇水。此后，不论人畜粪便，积在窖内作烂后用水和匀，根据桑树的生长期施以不同量的肥料，使桑树得到很好的成长。^[133]比较而言，南方田地用粪肥后，一般种地十田胜于北方五十亩，如是上等田地，则可抵北方百亩，其效力于此可以概见。^[134]光绪年间，嘉兴地方政府还在引录明末沈氏《农书》中的说法，强调种田耕地过程中肥壅的至关重要性，而且要明确“人粪力旺，牛粪力长”的不同功效，对二者绝不可偏废。^[135]无论农民还是官府，都认为种田的基本就是要“粪多力勤”，对桑园的经营也是如此。^[136]当然，田间施粪还有清淡与浓厚之分，并非所有浓厚的粪肥都能有效地发挥地力，当视不同地区而异。其中的不少工作主要在最初的农田“垫底”工作，也就是一般而言的施基肥。^[137]自古以来中国人一直延续的这种施肥方法，足以使六分之一英亩的良田就能维系一个人的生存。^[138]

但大量人粪肥料的供给，还得依赖城市。在城市中，它是废弃物，可以源源不断地提供，对农村的这种需求自然是有求必应。马克戈万甚至认为：“没有粪便作肥料，就没有中国农民的粮食大丰收，也就不会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由于政府一般对粪便的排泄不作具体的管理，长期以来城市中就有专门收购人粪的农民及其临时组织，他们不但沿街收取，而且还在部分地段挖坑蓄粪。在城里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挑粪的人公然担着粪桶行动，这种桶又往往是无盖的。^[139]

在杭州城内，一般都无坑厕，人们多用马桶，每日自有“出粪人”瀽去，称作“倾脚头”。每个地段都有固定的这类收粪人，互相之间不会侵夺；即使发生争执，往往就会“经府大讼，胜而后已”。据说这种风气自宋代以来就是如此，从事倒粪的，美称“金汁行”。^[140]在菱湖镇上，由乡下人组成的“粪夫”，专门负责居民家马桶的倾倒工作，收回去的人粪尿是农田的主要肥料来源。因而，“粪夫”们对各家各户的马桶了如指掌，穿堂入室如入无人之境。^[141]这类景象，在江南的城镇中随处可见。

在1908年上海召开的国际城市会议上，一个中国承包商以3．1万元（金币）的价格获得了收集7．8万吨人粪便的特权，并且按照合同规定将它们运往乡下出售给农民。^[142]另据分析，在上海市内，有数千名的淘粪工人队伍，其中不少人是在西郊兼种蔬菜水果，每天淘粪倒马桶之前或事毕，他们会将种植的蔬菜水果挑到市场上去卖。然后他们将新出的粪肥运回浇地，或者是卖给其他农民。淘粪工一般由“粪头”操纵，“粪头”向消费者收费并向淘粪工发薪。后这个肥缺渐归“粪霸”控制，他们按月向政府交费一次。在上海，淘粪工与“粪霸”基本都和帮会组织有联系，甚至完全由帮会掌控。^[143]

湖州东部紧靠嘉兴府桐乡县的涟川地区而言，那里一年四季要用船运输肥料与生活用品，有着习惯性的安排。正月里要到苏州、杭州买粪，到吴江县北面的甪直镇籴豆泥，还要到苏州买糟烧酒；四月份，到吴江县中部的平望镇买牛粪磨路，到湖州南浔镇买茧黄（即茧衣）；五月份，到湖州的长兴县、嘉兴府海盐县南部的澉浦籴大麦；七月份，要到嘉兴府的桐乡、崇德地区买羊草；九月份到平望买牛粪；十月份，除了仍去平望买牛粪外，还要到桐乡、海宁买枯叶，到山里买柴草，并在附近村镇租粪窖买粪；十二月份，去嘉兴买腊猪油。^[144]嘉兴北面的农民，家家有小船一只至数只，日出载农具、肥料等去田间工作。^[145]这种利用城镇的粪便作为农村桑树培植的肥料，与利用城镇的酒糟作养猪的饲料一样，都是将城镇的废物进行再利用；而反过来，农桑生产的发展又促进了城乡经济和生活水平的提高。^[146]

但肥料并不是四季常常充足，需要大量的河泥来补充消耗了的地力，因此农民们经常要到河、湖、圹、浜中去捞泥，工作较为辛苦。

在滨海地区的小河浜中，低潮时期几乎都没有水，会露出一层黏滑恶臭的污泥。^[147]正是这样的河底污泥，却是乡村农民经常用以肥田的重要来源。搬运淤泥的篮子是一个巨大的畚箕，挑夫用两根绳子将畚箕与扁担的边缘连接，用手扶着畚箕后面的扶手以稳住肩膀上的扁担，要清空畚箕时则将其翻倒即可。有了这套装置，到达目的地时挑夫只需将手稍稍抬起，畚箕中的淤泥就会很容易地倒出。挖运河和修建防洪堤时产生的淤泥就是通过这种简单的方式被运走的。在上海，退潮与新一次的涨潮间隔之间，由阴沟带入苏州河的淤泥也是这种方式被运走。^[148]

杭州的水系十分发达，有五个城门的名称跟水有关：清波门、候潮门、望江门、钱塘门、涌金门。运河为灌溉提供了水源，但这儿的运河没有被用作排污的下水道，因为农民们太珍惜肥料的价值，经常疏通河道，用河泥来肥沃农田。^[149]曾根俊虎就亲眼看到，常熟虞山附近河道中众多的捻河泥的小船，人们都是将河泥用作耕地的肥料。他指出，在江南地区，“凡是通河之处，都是如此”^[150]。再如，秀水县的北部农村，经常在八九月份罱河泥给田中的菜施肥，既节省了肥料，也使“农人不劳而菜茂”。^[151]大概而言，一年中有九个月要从事这方面的劳动，这是嘉兴、湖州等地较为典型的农事之一。

在昆山，美国学者富兰克林·H·金曾近距离看到人们将运河中的淤泥用作肥料的具体施行方法：

运河的旁边是一块豆子地，人站在运河中挖出沉积在底部的淤泥，然后将淤泥沿着运河的两岸堆放，在堆积有2英尺厚之后，淤泥就会慢慢流到田里将其中的两排豆子淹没。淹没之后的豆子看上去就如同泥塑一般。当这片田里的淤泥变得足够干燥之后，剩下的一些淤泥就会流入到旁边的农田里去……4名男子正在分配已经干了的淤泥，以便在豆子收获之前在一排排淤泥上种棉花。我们和旁边正在监工的地主交谈，他告诉我们，这片豆子产量是每亩300斤，生的带壳出售的价格是每斤2分（墨西哥币）。因此，他们获得的总收益是每英亩15．48元（金币）。若土壤中缺少氮和有机质，摘取豆子后，将藤与湿淤泥混合就会变成绿肥。如果不急需增加肥料，豆子的秸秆则会被绑成捆当作燃料或出售或在自家使用，灰则会被倒入田里。故而蚕豆是一种既可当肥料又可当燃料，同时又可食用的作物。^[152]

按照茅盾的说法，水田增肥的重要原料还有水草，一般都与泥浆混合使用。他说：江南一带的水田，每年春季“插秧”时施一次肥，七八月稻高及人腰时再施一次肥。在有些地方，第二次施肥时注重用豆饼，不过这种肥料会因出产地的关系而时常短缺，有时价格很高，农民买不起，豆饼行因而破产。贫穷的农民只好单用一次肥，就是第一次的，名为“头壅”；而且这“头壅”最好的材料，是河里的水草，乡村中也叫“蕰草”；在冬季时从河中打起蕰草，与泥浆装到预先开好的方塘中，再加上农民经常到市镇上去收集得来的垃圾、稻草灰和残余腐烂食物的混合品，层层相间。^[153]这当然是农田极好的肥料。所有这些，都给外国人以一种深刻的印象，“中国人不浪费任何东西”。^[154]

【注释】

[1]［日］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北京十月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73页。芥川龙之介（1892—1927年），于1921年3月至7月来华，本书是此际的游记。

[2]［日］内藤湖南：《燕山楚水》，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52—153页。

[3]李长傅编：《江苏省地志》，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02页。

[4]杨绛：《将饮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5页。

[5]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据远东出版社1939年版校订本，第87—88页。

[6]同上书，第90—91页。

[7]骆憬甫：《1886—1954浮生手记——一个平民知识分子的纪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页。

[8]［美］E·A·罗斯：《E·A·罗斯眼中的中国》，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9]丰子恺：《车箱社会》，“作客者言”篇，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22页。

[10]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上海：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1939年版，第78页。

[11]徐迟：《江南小镇》，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36—37页。徐迟，原名徐商寿，1914年出生于湖州南浔镇。

[12]长安镇志编纂领导小组编：《长安镇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376—377页。

[13]茅盾：《天窗》，收入氏著《茅盾全集》第十一卷《散文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10页。

[14]［日］清野长太郎编：《1921年浙江社会经济调查》，丁贤勇、陈浩译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30页。

[15]〔清〕陈树德、孙岱纂：《安亭志》卷三《风俗》，民国二十六年安定吴廷铨铅印本。

[16]冯天瑜：《“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10页。

[17]张镜予等：《社会调查：沈家行实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第97页。

[18]［日］中川忠英编：《清俗纪闻》卷二《居家》，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09—110、179页。中川忠英（字子信，1758—1830）主持编述的这本书，是乾隆时代江、浙、闽一带民间社会生活、风俗习惯的调查纪闻，初刊于1799年，也有的是说嘉庆五年（如台湾大立出版社1983年影印的本子就定于此年），即1800年。

[19]［日］曾根俊虎：《清国漫游志》，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55页；《别录江苏浙江两省纪行》，《北中国纪行·清国漫游志》附录，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11页。

[20]［日］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北京十月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04页。

[21]同上书，第135页。

[22]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上海：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1939年版，第75—77、129—130页。

[23]李伯重：《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09页。

[24]黄敬斌：《民生与家计：清初至民国时期江南居民的消费》，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7页。

[25]丰子恺：《车箱社会》，“都会之音”篇，第208页。

[26]［法］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6页。史式徽（1866—1937年），法籍耶稣会士、教会史教授，曾于1909年来华。

[27]［俄］D·马克戈万：《尘埃：百年前一个俄国外交官眼中的中国》（原书于1898年俄国彼得堡出版），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87页。

[28]张骥：《试述奉贤县医药与卫生概况及旅奉同学服务情形》，《校声》1934年第2期，第9页。

[29]［美］明恩溥：《中国人的素质》，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116页。明恩溥（1845—1942年）是美国公理会来华传教士，本书是他在华传教二十二年于1894年成书出版的代表作品。另有中文译本题作《中国人的特性》，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两者译法颇有不同，本文参考取前者。

[30]［美］E·A·罗斯：《E·A·罗斯眼中的中国》，第7页。

[31]［日］德富苏峰：《中国漫游记》，第164页。

[32]郁达夫：《苏州烟雨记》，原载《中华新报·创造日》1923年9月，收入《郁达夫文集》第三卷《散文》，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67页。

[33]周邵：《葑溪寻梦》，古吴轩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4页。

[34]周作人：《苏州的回忆》（1944年3月），收入氏著《苦口甘口》，上海：太平书局1944年版，第112—113页。

[35]［韩］金九：《白凡逸志》，宣德五、张明惠译，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217页。

[36]［英］阿瑟·哈罗德·希思：《画里中国》，见《港督话神州》附，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249页。

[37]［美］明恩溥：《中国人的素质》，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4、119页。

[38]郑曦原等编译：《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0页。

[39]参冯贤亮：《坟茔义冢：明清江南的民众生活与环境保护》，《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七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184页。

[40]［日］曾根俊虎：《清国漫游志》，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50页。

[41]［日］曾根俊虎：《别录江苏浙江两省纪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01页。②［日］曾根俊虎：《清国漫游志》，第351页。

[42]骆憬甫：《1886—1954浮生手记——一个平民知识分子的纪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页。

[43]［日］小林爱雄：《中国印象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2页。小林爱雄（1881—1946年），曾于1908年底至中国旅行，作为游记，本书初版于1911年。

[44]［韩］金光彦：《东亚的厕所》，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22页。

[45]参［俄］D·马克戈万：《尘埃：百年前一个俄国外交官眼中的中国》，第173—175页。

[46]佚名：《中国城市卫生论》，《中国卫生杂志》1931年二年全集，第15页。

[47]［日］德富苏峰：《中国漫游记》，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59—260页。作者德富苏峰（1863—1957年），于1917年第二次来华，本书即为当时的游记。

[48]［美］E·A·罗斯：《E·A·罗斯眼中的中国》，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49]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09—110页，注26。

[50]理真：《闲话颛桥》，《学生月刊》1941年第11期，第52页。

[51]郁达夫：《还乡记》，原载《茑萝集》，上海泰东图书局1923年版，收入氏著《沉沦》，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179页。

[52]李长傅编著：《江苏省地志》，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铅印本，第207、217页。

[53]［日］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北京十月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75页。

[54]［日］内藤湖南：《燕山楚水》，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05页。内藤湖南（1866—1934年），1899年9—11月第一次来华，本书是该次旅华的游记、杂感和评论合集，1900年博文馆出版。内藤来华游历的时代离民国不远，他的感受自然可以作为一种比照。

[55]［日］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第107、129页。

[56]周邵：《葑溪寻梦》，古吴轩出版社1999年版，第63页。

[57]宋清如编：《寄在信封里的灵魂——朱生豪书信集》，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278页。

[58]胡颂平编者：《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62—163页。

[59]马长林：《近代上海城市管理中的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复旦史学集刊》第四辑“明清以来江南城市发展与文化交流”，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1页。

[60]［日］纳富介次郎：《上海杂记》，冯天瑜：《“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09页。

[61]［美］富兰克林·H·金：《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117页。

[62]赵会珏：《上海之公用事业》，上海：商务印书馆1949年版，第3、14页。

[63]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据远东出版社1939年版校订本，第676页。

[64]［日］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北京十月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65]〔清〕李维清：《上海乡土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68页。原书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出版。

[66]［法］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

[67]吴果中：《〈良友〉画报与上海都市文化》，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8页。

[68]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页。

[69]沈伯经、陈怀圃编：《上海市指南》，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157页。

[70]茅盾：《故乡杂记》（1932年），收入《茅盾全集》第十一卷《散文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9页。

[71]叶圣陶：《多收了三五斗》，《文学》1933年7月创刊号。

[72]长安镇志编纂领导小组编：《长安镇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223—224页。

[73]茅盾：《大旱》（1934年9月），收入《茅盾全集》第十一卷《散文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70—271页。

[74]长安镇志编纂领导小组编：《长安镇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376—377页。

[75]茅盾：《大旱》（1934年9月），收入《茅盾全集》第十一卷《散文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71页。

[76]梁治华：《南游杂感》，《清华周刊》1923年第280期，第4页。梁治华乃梁实秋的原名。

[77]陆耀乾：《苏州风俗杂谈》，《369画报》1940年第7期，第22页。

[78]吴易生：《在天堂（苏州通讯）》，《杂志》1944年第1期，第159页。

[79]黄敬斌：《民生与家计：清初至民国时期江南居民的消费》，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4页。

[80]裴可勤：《奉贤农村妇女工作和生活的面面观》，《女子月刊》1935年第10期，第5071—5072页。

[81]紫羔：《周庄素描》，《珊瑚》1933年第7期，第3页。

[82]佚名：《中国城市卫生论》，《中国卫生杂志》1931年二年全集，第14—15页。

[83]丰子恺：《车箱社会》，“都会之音”篇，第207—208页。

[84]茅盾：《故乡杂记》（1932年），收入《茅盾全集》第十一卷《散文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9页。

[85]徐蔚南：《乍浦游简：寄云的信》，上海：开明书店1936年版，第2—3、72页。

[86]丰子恺：《车箱社会》，“都会之音”篇，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207—208页。

[87]浙江文艺出版社编：《郁达夫日记集》，“余冬日记”，1935年11月19日，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345页。

[88]卜凯主编：《中国土地利用》，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民国三十六年版，第8页。

[89]〔清〕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卷五《五月》，“插秧”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89—191页。

[90]同治《湖州府志》卷三十《舆地略·蚕桑上》，同治十三年刊本。

[91]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第128—129页。

[92]参邱仲麟：《风尘、街壤与气味：明清北京的生活环境与士人的帝都印象》，（台湾）《清华学报》2004年第1期，第181—225页。

[93]［美］E·A·罗斯：《E·A·罗斯眼中的中国》，第23—24页。

[94]［法］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一卷，第5页。

[95]浙江文艺出版社编：《郁达夫日记集》，“避暑地日记”，1934年7月6日，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302页。

[96]吕思勉：《因整理土地推论到住的问题（上）》（1945年），载氏著《吕思勉遗文集》上册《蒿庐论学丛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59页。

[97]长安镇志编纂领导小组编：《长安镇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372页。

[98]新市镇政府编：《新市镇新志》卷十九《医疗卫生》，1989年铅印本，第300页。

[99]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33页。

[100]〔清〕不著撰人：《杭俗怡情碎锦》“乐善类”，“扫除垃圾”条，清代稿本。

[101]［日］德富苏峰：《七十八日游记》，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77—478页。作者曾于1906年5月至8月来中国游历，本书作为此次的游记，由东京民友社于1906年出版。

[102]系千：《苏州与上海》，《新上海》1925年第1期，第186页。

[103]参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0—207页。

[104]光绪《海盐县志》卷八《舆地考·风土》，光绪三年蔚文书院刻本。

[105]〔清〕黄世荣：《嘉定物产表》卷上，民国五年光明社聚珍版。

[106]〔清〕汪永安原纂，侯承庆续纂，沈葵增补：《紫隄村志》卷二《风俗》、《土产》，康熙十七年修，咸丰六年增修，上海图书馆藏传抄本。

[107]〔清〕蔡蓉升纂，蔡蒙续纂：《双林镇志》卷十五《风俗》、卷八《公所》，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六年铅印本。

[108]民国《嘉兴新志》上编，民国十八年刊本，第82页。

[109]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7、154页。

[110]〔清〕蔡蓉升纂，蔡蒙续纂：《双林镇志》卷二《水道》。

[111]光绪《嘉兴府志》卷十二《山川一》，光绪五年刊本。

[112]乾隆二年《苏州府永禁虎丘开设染坊污染河道碑》，载苏州博物馆、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室合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1—73页。

[113]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第155页。

[114]戴鞍钢：《口岸城市与农村经济演变——以近代上海和长江三角洲为中心》，《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第128—137页。

[115]中孚：《真如区的观感》，《新真如》1937年第20期，第6页。

[116]赵福基：《工业废水问题》，《工程界》1949年第四卷第11—12期合刊，第46页。

[117]〔清〕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卷十一《十一月》，“夜航船”条，第329页。

[118]［日］内藤湖南：《燕山楚水》，第102页。

[119]［日］清野长太郎编：《1921年浙江社会经济调查》，丁贤勇、陈浩译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223页。

[120]［俄］D·马克戈万：《尘埃：百年前一个俄国外交官眼中的中国》，第173—175页。

[121]［日］曾根俊虎：《北中国纪行后编》，载《北中国纪行·清国漫游志》附录，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92页。

[122]［日］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北京十月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6页。

[123]［日］德富苏峰：《中国漫游记》，第145页。

[124]［韩］金光彦：《东亚的厕所》，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22页。

[125]［日］日比野辉宽：《赘肬录》，冯天瑜：《“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52—353页。

[126]［韩］金光彦：《东亚的厕所》，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22页。

[127]聴冰生：《马路上的男女不平等》，《新上海》1925年第6期，第132页。

[128]张镜予等：《社会调查：沈家行实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86、99页。

[129]王鸿飞纂：《双浜小志》卷一《市镇》，民国未完稿本。双浜，又名东张市，在常熟境内。

[130]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13页。

[131]陈邦贤：《中国医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初版、1954年修订版，第266页。

[132]［美］富兰克林·H·金：《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113页。

[133]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07—608页。

[134]〔清〕卫杰：《蚕桑萃编》卷二，“粪类”，光绪二十五年刊本。

[135]光绪《嘉兴府志》卷三十二《农桑》，光绪五年嘉兴鸳湖书院刻本。

[136]光绪《嘉兴县志》卷十五《农桑》，光绪二十四年刻本。

[137]〔清〕张履祥辑补，陈恒力校释，王达参校、增订：《补农书校释》，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25—40、67页。

[138]［美］富兰克林·H·金：《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113页。

[139]［俄］D·马克戈万：《尘埃：百年前一个俄国外交官眼中的中国》，第223页。

[140]光绪《杭州府志》卷七十五《风俗二》，光绪二十四年修、民国十一年铅印本。

[141]倪丙业：《菱湖旧事》，无出版社，2002年刊本，第28页。

[142]［美］富兰克林·H·金：《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113—114页。

[143]［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第68页。

[144]〔清〕张履祥著，陈恒力校释，王达参订：《补农书校释》上卷《逐月事宜》，第11、16—18、21、24页。

[145]冯紫岗编：《嘉兴县农村调查》，国立浙江大学、嘉兴县政府1936年印行本，第7—8页。

[146]陈恒力编著，王达参校：《补农书研究》，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5页。

[147]［法］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第291—292页。

[148]［美］富兰克林·H·金：《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97页。

[149]［美］威廉·埃德加·盖洛：《中国十八省府》，第20页。

[150]［日］曾根俊虎：《北中国纪行后编》，第184页。

[151]〔清〕张履祥著，陈恒力校释，王达参订：《补农书校释》，第114页。

[152]［美］富兰克林·H·金：《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96—97页。

[153]茅盾：《水藻行》（1936年2月），收入氏著《茅盾选集》第三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16—417、429页。

[154]［美］富兰克林·H·金：《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