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向维度上,

回顾人类发展历史, 科学技术的进步让人类的活动能力越来越强、 活动范围越来越广, 按照生态伦理学的观点, 伦理调节的范围应该越来越广, 伦理关怀的对象应该越来越多, 人类文明程度也应该随之不断提高。[1]据考证, 原始人的伦理观念狭隘到只关怀本氏族的人, 对其他氏族可以实行种族清洗甚至种族灭绝,即使一样都同属于人类。 在奴隶社会, 奴隶主不把奴隶当人看, 将奴隶视为是会说话的生产工具, 杀死奴隶于道德层面并会受到过多谴责。 进入18世纪, 为实现有色人种和女性的平等地位仍然需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但整体来看, 从氏族部落发展到阶级国家, 特别是进入现代社会以后, 社会获得了巨大进步, 道德关怀的范围也得到极大扩展。 “在过去的200年里, 伦理观念不断地扩展到本部族、 本国或本种族之外, 直至包容全人类的潮流。 现在都承认, 从某种根本的意义上说, 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 都天然拥有某些基本权利。”[2]

人类的思考越深入, 人类的关怀触角越深远, 当人类发展到20世纪以后,很多人认为道德关怀的范围不应该局限在人类社会之内, 这些学者认为, 如果说区别对待不同的人种, 是犯了种族歧视的错误, 区别对待不同的性别, 是犯了性别歧视的错误, 那么, 区别对待不同的物种, 就是犯了物种歧视的错误。[3]思想家阿尔贝特·史怀泽 (Albert Schweitzer) 在其著作 《敬畏生命》 中写道: “一个人, 惟有当他把植物和动物之生命看得与人之生命同样神圣时, 他才是有道德的”, 而有道德的人 “不打碎阳光下的冰晶, 不摘树上的绿叶, 不折断花枝, 走路时小心谨慎以免踩死昆虫”, 他主张将人类关怀的对象拓展到一切生命, 除了人类本身之外, 还包括动物和植物。 体现对于环境予以道德关怀的 “环境伦理”(生态伦理) 理念渐行渐近。

在中国, 以和谐为核心的环境伦理观, 内容博大精深, 如 “天人合一” 的生存智慧, “和谐共生” 的价值追求, “知天畏命” 的道德态度, “仁爱万物” 的道德情怀, “爱有差等” 的道德原则, “与天地参” 的道德理想。 公元前3世纪,先秦的思想家苟况在 《王制》 中说: “草木荣华滋硕之时, 则斧斤不入山林, 不夭其生, 不绝其长也; 鼋鼍、 鱼、 鳖、 鳅鳝孕别之时, 罔罟毒药不入泽, 不夭其生, 不绝其长也;” 以及 “春耕、 夏耘、 秋收、 冬藏, 四者不失时, 故五谷不绝, 而百姓有余食也。”[4]而 《文子·上仁》: “先王之法, ……不涸泽而渔, 不焚林而猎。” 无不显示着中国古代统治者如何按照自然法则处理开发、 利用、 保护自然环境与资源的关系, 得以使自然资源永续利用。

政府承担环境保护的道德责任历史久远,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无论是中国传统文明还是西方社会文明, 环境保护的理念历史悠久。 在法律规范相对滞后的时段和空间, 政府以承担道德责任的形式负起环境保护的重任。

[1] 江泽慧: 《生态文明时代的主流文化——中国生态文化体系研究总论》, 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2页。

[2] 彼得·辛格: 《动物解放》 前言, 孟详森, 钱永详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

[3] 彼得·辛格: 《动物解放》 前言, 孟详森, 钱永详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

[4] 金瑞林: 《环境法概论》, 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 第9页; 其引自 《荀子选注》, 天津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第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