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问题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近些年来, 干净的水、 清新的空气、 安全的食品、 优美的环境, 在中国人的幸福指数中权重越来越大, 环境问题日益成为重要的民生问题, 而由环境污染事件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显著增加。 “人民群众环境诉求不断提高, 突发环境事件的数量居高不下, 环境问题已成为威胁人体健康、 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1]环境问题不仅威胁到人体健康, 还能影响公共安全甚至于社会稳定,这种问题的严峻程度远非其他问题所能比拟。

2013年的一份舆情报告称, 自1996年以来, 中国的环境群体性事件一直保持着年均29%的增速; “十一五” 期间, 环境诉求类信访高达30多万件, “环境访民” 成为中国庞大访民队伍中的新类型。 特别是2012年以来, 四川什邡、 江苏启东、 浙江宁波、 云南昆明等一系列环境群体性事件相继发生, 中国社会进入“环境敏感期。” 所谓环境群体性事件, 指的是由环境污染引发的、 有一定数量的个体参与的、 通过非正常渠道表达诉求的群众性抗议、 抗争的事件。 它不同于环境纠纷, 具有更明确的群体行为发生及后果显现。[2]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的棉丰村附近几平方公里遍布着众多化工厂、 涂装公司、 炼化公司等企业, 包括一家在此建成已近40年的国有炼油企业中石化镇海炼化分公司。2012年9月, 中石化镇海炼化分公司要上马炼化一体化项目, 棉丰村被政府纳入整体搬迁计划中。南洪村与棉丰村相距1郾5公里, 希望把本村也纳入征迁规划。 南洪村的哮喘和癌症发病率很高, 哮喘以儿童居多。 从22日到25日短短4天, 镇海乃至宁波的居民完成约定: 周末上街! 周五 (26日) 已有按捺不住的镇海民众堵路抗议。 第二天抗议规模更大, 在至少数千人参与的抗议中, 人们高举 “我们要生存、 我们要活命” 的标语, 场面一度失控, 镇海区参与抗议的人群被警务人员驱离。27日, 活动蔓延到宁波市中心的天一广场和宁波市政府。 27日下午, 宁波市委、市政府召开干部会议, 会议内容以 《主动倾听群众心声, 真实了解群众诉求》为标题, 发表在第二天出版的 《宁波日报》 《宁波晚报》 《东商商报》 《现代金报》 的头版。 在 “面对面听取群众意见” 的表态时, 文中提到: “最近几天发生的一些不理性甚至非法聚集和打砸行为, 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秩序, 严重影响了宁波发展的稳定大局。” 这个措辞激怒了游行市民, 冲突到达顶点。 与此同时, 通过网络, 宁波镇海 “反PX” 运动很快扩散到外地人群中。 突如其来的巨大压力, 迫使宁波市政府在28日做出决断。 在网民欢庆宁波人在继厦门、 大连之后赢得了第三次 “反PX” 的胜利时, 点燃导火索的湾塘村民显然只猜到了剧情的开头, 却没能猜到故事的结尾。 事实上, 很多宁波人并不知道, 镇海炼化原来就有PX工厂, 产能每年65万吨。10月28日傍晚, 一则简短的消息瞬间平息了几天来的沸腾: “宁波市经与项目投资方研究决定: (1) 坚决不上PX项目; (2) 炼化一体化项目前期工作停止推进, 再作科学论证。” 浙江宁波镇海 “反PX” 群体事件落下帷幕。 不过, 直到事件终结, 万千声援 “反PX” 的网民却很可能并不清楚, 位于风暴中心的镇海和宁波到底发生过什么。

“群体性事件”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曾有过不同的称谓。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 称之为 “群众闹事” “聚众闹事”; 80年代初至80年代中后期称“治安事件” “群众性治安事件”;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称 “突发事件” “治安突发事件” “治安紧急事件” “突发性治安事件”;9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期称 “紧急治安事件”;90年代末以来一般称之为 “群体性治安事件。” 无论何种称谓, 均对社会稳定构成强大压力。 改革进入新时期以来, 维护社会稳定的情势愈加严峻。 新时期的改革与30多年前的改革比起来, 压力更大。30多年前的改革, 人心所向、 阻力甚少, 是 “人人受益、 无人受损” 的帕雷托改进 (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 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 当下之改革难度更大,因为改革必然涉及利益, 多方利益主体已然形成不同格局, 在改革过程中实现平衡、 维系稳定成了改革必须要面对的难题。 一部人类社会文明进程史, 也就是一部稳定与不稳定复线交叉并进的历史。 因此, 稳定作为人类社会的永恒追求, 作为党和政府的治理目标, 历来受到学界、 政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从现实中来看, 稳定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来维护。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随之而来中国社会进入 “环境敏感期”。 由此带来的警民冲突、 暴力对抗, 使环保纠纷成为继征地、 拆迁矛盾之后又一种易引起群体性事件、 影响社会稳定的新因素。 有媒体分析说, 以2007年厦门 “PX” 事件为分界线, 此前的环保群体性事件, 从行动爆发的时间上看, 属于 “事后救济型”, 即权益已受侵害后的维权; 而此后的则多是 “事先预防型”, 针对尚未上马的项目, “可能的风险” 已足以动员起一场风暴。 有专家总结: 以前环保群体性事件更多的是 “抗争—赔偿” 模式, 而如今 “环境保护” 成为相对宽泛的诉求, 民众要求更高的环境权和健康权, 并且拒绝救济性的物质赔偿。 对此进行深入分析可以得出, 环境群体性事件在酝酿形成过程中, 表面上指向的是当地政府对环境问题的忽视, 但实际上, 环境权益只是其中一个显诉求, 决策参与权得不到保障、 诉求表达渠道受阻等众多隐诉求成为网民发起抗议的重要动机。 网民在讨论、 炒作这类事件的时候, 指向的多元化更加明显, 社会分配不公、 权利保障不足、 官员腐败等问题成为公众情绪发泄的出发点。 环境群体性事件成为 “最近的宣泄口”, 环保最终以正当性充当了各种利益诉求的集中爆发点。 政府在化解环境抗议事件时不能单纯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 而是应该从决策民主、 利益补偿等多个维度进行考量。

如果把环境群体性事件中引发的矛盾和冲突比作 “水”, 法治就像是 “渠”。“水” 流在 “渠” 里, 往哪个方向流、 在哪里拐弯, 水流或急或缓, 可以预测。如果没有 “渠”, 到处筑坝、 严防死守, 水就没有疏通渠道。 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就是修 “渠”, 即建立规则、 程序, 并且强化和保证规则的落实。 从这个角度看, 重新审视环境保护是 “很大的政治”, 内涵深刻。 这并非单方面强调环保的重要意义, 而是对执政党面临的形势和挑战有着清醒认识——生态文明直接关系公众切身利益, 又是中国社会治理体制中的一个利益交叉点, 有可能引发诸多隐性问题, 而在纠缠的 “绳结” 中找到拆解之法, 无疑将为中国可持续发展难题的破解找到思路。

[1] 2011年 《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

[2] 张萍, 杨祖婵: “近十年来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征简析”,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