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态与发展历程

3.1　数字出版概念、形态与发展历程

数字出版的历史并不长，而且迄今为止仍然处在发展与演化过程之中，所以要确切地定义它是很困难的。下面，本书将尝试界定数字出版，并且讨论两种当前最重要的数字学术出版物。

3.1.1　数字出版的界定

尽管数字出版作为一个产业有了较大发展，但是数字出版仍然是一个新概念，一些权威的工具书如《辞海》、《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等都还未及将之收录进去。这无疑加剧了当前对这一术语理解和使用上的混乱局面。

3.1.1.1　数字出版的概念与内涵

当前模拟电子出版已经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因此无论从内涵还是外延来看，电子出版和数字出版的概念都几乎是吻合的;而网络出版挟互联网高歌猛进的普及之势，一跃成为最重要的数字出版形态。因此处在当前的发展阶段，这3个术语经常被人们混用也就不足为奇了。下面，我们考察研究这3个所指极为相近的术语的界定情况。

其中电子出版是最正式，同时也是目前被接受程度最高的用语。一些学者、专业协会和权威的工具书都给出了自己的定义。

日本电子出版协会(JEPA)将电子出版的定义表述为“将文字信息、图像信息等数字化，设计、建立能够随机读取的数据库，通过编辑软件对创作的作品进行编辑，并通过电子媒体进行出版的行为”^[1]。这一定义侧重对电子出版过程的描述。

学者合庭惇认为，电子出版是“将经过电子计算机处理生成的数字化信息，利用软磁盘、CD-ROM或者互联网进行传播、发布的出版形式”^[2]。显然，这个定义涵盖了数字出版发展过程中几种最为典型的数字出版形态。它与《大英百科全书》对电子出版的看法非常接近。后者认为电子出版是“计算机网络或磁盘上的出版。指以计算机可读的形式生产文献，并通过计算机网络或者其他载体如CD-ROM等发行”^[3]。

微软的电子百科全书《因卡塔》(Encarta)认为“电子出版是出版以计算机网络来分销的信息或者以计算机来使用的信息”。这里虽然采用了电子出版的说法，但更像是对网络出版的定义。

国内关于网络出版的争议焦点主要是“口径”问题，即在多宽的范围内认可网络出版。大体说来，清华大学的熊澄宇教授和北京大学的谢新洲教授的意见可以代表在这个问题上的两种不同倾向。^[4]

熊澄宇认为，网络出版尽管有不同于传统出版的新特点，如可以人机交互、即时更新、海量存储等，但在出版的内涵上并没有发生实质变化，并强调网络出版不等于网络信息传播。持类似观点的人，通常把网络出版看做是传统出版过程虚拟化和传统出版物网络化的结合，因此很自然地要求网络出版具备传统出版的诸多要素，比如原有的工作环节、业务部门管理机构甚至是整个业务流程等。此外，通常还强调网络出版的主体合法性。例如:“网络出版应包括网络选题、网络组稿、网络审稿、网络编辑加工、网络发行和网络出版管理等环节”^[5];“网络出版(Web Publishing)是利用计算机网络，特别是因特网传播信息的出版行为。凡出版行为都有出版管理部门、作者群、编辑出版部门、发行部门、读者群等基本要素，缺一不可”^[6]。

而谢新洲则认为:“信息通过互联网向大众传播的过程都可以叫作网络出版”，“要跳出传统出版的概念，把网络出版看成一个全新的事物，一种新的信息传播方式。”持类似观点的人较少用传统的概念与规则对网络出版加以限制和框范。具体如:“网络出版就是利用因特网的各种技术来实现信息在网上的快速、大量、广泛和所谓自由的传播”^[7];“所谓网络信息出版，是一种借助计算机网络而实施的信息传播方式，由某个或某些个人或组织，出于一定的社会目的，把一些特定的信息收集并进行整理、编辑，定期并较长期地放在比较固定的赛博空间(Cyberspace)中某个地方或传给需要者，供人阅读浏览”^[8];“网络出版就是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发表、记录、存储、阅读的信息传播方式”^[9]。

2002年由新闻出版总署和信息产业部联合出台的《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也对互联网出版作了界定，即“指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将自己创作或他人创作的作品经过选择和编辑加工，登载在互联网上或者通过互联网发送到用户端，供公众浏览、阅读、使用或者下载的在线传播行为”，并对“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的资格和“作品”的范畴作了进一步的限定。这是当前我国对整个出版领域的管理原则和管理精神保持内在一致性的必然要求，尽管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技术原因会遇到一些小小的障碍，但它仍然是现阶段指导我国网络出版实践的权威规范。

至于对数字出版直接下定义的，到目前为止并不多见。有人将之等同于网络出版，例如却咏梅认为:“数字出版是指以互联网为流通渠道，以数字内容为流通介质，以网上支付为主要交易手段的出版和发行方式。”^[10]还有人将之等同于电子出版。谢新洲认为“所谓数字出版，是指在整个出版过程中，从编辑、制作到发行，所有信息都以统一的二进制代码的数字化形式存储于光、磁等介质中，信息的处理与传递必须借助计算机或类似设备来进行的一种出版形式”，而这和本文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数字出版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编辑、复制和传播的内容始终以二进制代码的数字形式存在于光、磁、电等介质之上。数字出版另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它与生俱来的灵活性。所谓数字出版，就是指从编辑加工、制作生产到发行传播过程中的所有信息都以二进制代码的形式存储于光、磁、电等介质中，必须借助计算机或类似设备来使用和传递信息的出版。值得注意的是，在出版实践中，数字出版习惯上也指利用数字技术从事图书、期刊和报纸等印刷模拟出版物的制作和生产。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对于采用数字技术来完成出版过程中某些环节的做法，称其为出版的数字化也许更为科学。

3.1.1.2　数字出版与电子出版、网络出版辨析

如上所述这是3个经常被混用的术语，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它们之间还是有区别的。从近年来通行的涵义来看，数字出版与电子出版最接近，如谢新洲的《网络出版技术》中提到:“电子出版是数字出版的另一种说法，两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11]。”但是电子技术既包括数字电子技术，也包括模拟电子技术。以激光视盘(LCD)为例，它是运用电子技术制作的电子出版物，但是它记录的却是模拟信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艾尤·阿米仁认为“数字出版是两个传统概念的结合，即数字化和电子出版”。但是，随着LCD等模拟电子出版物被逐渐淘汰，数字出版和电子出版无论从内涵还是外延来看都逐渐趋同，如《大英百科全书》微软的电子百科全书《因卡塔》对电子出版的定义与上面对数字出版的看法都是相当接近的。

至于网络出版，很显然它不包括封装型电子或数字出版物，因此可算作后者的下位类概念。但是。随着CD-ROM等封装型载体被认为是一种过渡性产品而在出版舞台上风光不再，“数字出版”、“电子出版”和“网络出版”等在许多场合实际上是指的同一事物。另外，电子出版和数字出版都可以用来指印刷出版的印前部分^[12]，网络出版则没有这一用法。

3.1.2　数字出版形态

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数字出版物可以归入不同的类别。按载体类型来分，数字出版物可分为软磁盘、只读光盘、交互式光盘(CD-I)、照片光盘(Photo-CD)、高密度只读光盘(DVD-ROM)、集成电路卡(ICCard)和互联网出版物等;按照媒体信息类型来分，数字出版物可以分为文本型、图像型、音频型、视频型和多媒体型等。对于数字学术出版物来说，由于目前还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尚无法预知其演进的最终形式到底会是什么。但是在现阶段，数字学术专著和数字学术期刊无疑是两种重要的数字学术出版物形态。

3.1.2.1　数字学术专著

由于学术专著的篇幅适于容纳对学术问题的深入思考和全面阐述，它一直是研究人员，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评价和衡量其学术成就的重要途径。但是学术专著的市场空间很小，通常只有几百册的需求量。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图书馆预算缩减以及大学拨款和津贴的减少更是加重了学术专著出版的困境。学术专著因此被认为是一种濒危的出版物门类。但是数字技术的出现拯救了这种出版物形态。比如国内的超星图书馆、书生之家等，都搜罗了许多不同版本的数字学术出版物。2005年9月，由台中逢甲大学领军成立的“学术资源倍增方案联盟”，成功整合了中国台湾地区42所大学及香港地区6所大学，共集资330万美元(48所学校各出资5万美元、教育部出资90万美元)，与美国在线计算机图书中心(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OCLC)合作，于2005年12月引进价值美金550万元的西文电子书库，共5万册，等于48所学校，每所学校都在一夕之间增加了5万本西文电子藏书。

在英美等国家，大多数学术专著由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各种学会和一些商业出版社也出版少量专著。早在1993年，时任美国若歌大学(Rutger University)出版社社长的Kenneth Arnold就发出了“学术专著已死”的呼声，意为以纸介质图书的形式出版学术专著由于经济上逐渐不具备可行性，因此已经走到了尽头。同时他认为当时已初具雏形的电子书不会取代现有的纸介质图书，但是它拓展了人们关于图书的新观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承载学术思考与学术成果的学术专著又是“长存”的;只不过对于大学出版社和学者来说，应该“重新定义学术交流的形式和内容”。^[13]2001年，历史学家Marshall Poe作为一本“200年内读者不会超过200人”的学术著作《17世纪的俄国精英:“杜马议员”的量化分析》^[14]的作者，清楚地意识到学术专著出版的老模式——大学出版社作为出版者，大量印刷学术专著，举办大型宣传促销活动，结果导致巨大经济损失的模式正在消亡;而结合了电子出版与印刷出版优势的新模式，即数字出版加上按需印刷的模式正在显现。^[15]

但是一些深思熟虑的研究者，如Clifford Lynch就提醒如果学术著作的困境是由“原始拷贝成本”(first copy costs)而非储运成本造成的，那么数字出版并无助于解决其面临的经济问题。^[16]对于学术图书馆而言，数字学术图书似乎也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加州大学加州数字图书馆电子书特别行动小组的Lucia Snowhill在电子书市场和电子书使用情况调查结果的基础上，评估了当时数字学术图书在内容、软硬件标准和协议、数字权利管理、取阅、存档、隐私、市场与定价和电子书的高级性能等方面的表现，并断言学术图书馆的馆藏是否将以电子书取代纸介质图书，前景还不明了。^[17]

2006年前后情况似乎有了转机。索尼公司重新在鲍德斯书店销售其电子阅读器;哈里·波特系列图书的出版商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宣布通过互联网提供图书下载;一些重要的学术图书馆，其电子书馆藏也在不断增加;而搜索业巨头Google的图书搜索计划提供完整版的图书下载服务，引起图书馆界和出版界从欢迎到恐慌不一而足的强烈反应。^[18][19]似乎经过新千年初互联网泡沫破灭的低潮以后，数字学术图书市场有了复苏的迹象。但是，就像冷静的分析人士指出的那样，尽管电子书“发展前景良好”，但是除非做到“品种丰富，价格低廉，而且并不仅仅是纸介质图书的数字化显示”，它才可能进入主流出版物的行列。^[20]

由于经济和技术门槛降低，现在非专业的机构乃至个人都可以从事数字学术专著的出版活动。但是就主流数字学术市场而言，其“浮现中的供应链与纸介质图书市场的供应链惊人的相似”，只是出版商和书商应该略微调整其行为方式以确保其在市场上的地位。有学者认为，数字学术出版价值链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将受益——由于节约了仓储和销售费用，出版商和电子零售商的利润将增加，作者的版税也将上涨，而消费者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购买产品——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分配增加的收益，尤其是在出版商和作者之间。还有研究人员着重研究电子书设备与市场所针对的目标顾客以及电子书的使用情况。尽管发展前景看好，这个市场要成熟起来还必须经过曲折的发展过程。^[21]

有许多研究人员对各种电子书实验个案展开了研究。由于电子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技术的进步，因此相关研究也很多，而其中又尤其以对电子书行业标准的讨论为最多。相关问题在讨论数字出版的集大成之作《哥伦比亚数字出版导论》(The Columbia guide to digital publishing)中多有涉及。^[22]从内容上来看，电子图书的产生有几种途径:第一种是商业公司、图书情报单位或者学术研究机构扫描现有的纸版图书生成电子图书，比如超星电子图书、中国香港迪威多媒体有限公司与北京书同文电脑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联合制作的《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中国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主办的“瀚典”等。第二种是个人爱好者把现有纸版图书经过扫描、识别或录入后，生成电子图书供爱好者共享。这种做法最早可以追溯到1971年7月由Michael Hart发起的谷登堡计划(Project Gutenbery)。目前该计划可以通过互联网向公众免费提供1万多种已进入公共领域的经典书籍。还有如日本的“青空文库”也将古典名作与超过著作权保护期的3000余种作品在网上向读者无偿开放。国内的E书时空、北极星书库等也属于此类。第三种是版权所有者或合法版权获得者利用出版过程中制版使用的电子文本制成电子图书，以商品或纸版图书附属品的形式发放。

当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数字学术专著不只是把纸介质图书简单地转换为二进制文件，否则就没有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提供的可能性。媒体与文化研究教授McKenzieWark作为网络版著作GAM3R 7H30RY的作者，提出数字学术图书应该是变动的而不是固定的;不应该只是文本，而应该是一个对话的平台。人们可以印刷、装订一本书，但是真正的交流应该是在线的，而对所有读者开放的评论应该成为同行评议的崭新形式。^[23]Joseph J.Esposito的看法则更为全面，他提出了“处理过的书”的概念，指出除了核心内容之外，数字学术图书还应该包括五个方面的特点:作为门户;自行产生包括索引、词频统计等在内的各种工具;作为汇集评论、注释等一切与该书有关的信息与知识的平台;成为收集读者信息的机器系统的组成部分;作为图书网络的一个结点，等等。^[24]

除了纯粹的数字专著以外，实际上学术专著还可以采用折中的办法，即采用按需出版技术来生产此类出版物。例如美国佩斯大学出版社是个每年只出一二十种图书的小社，但是它持续出版的弗吉尼亚·伍尔芙研究等专著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该社的做法是与闪电资源公司合作进行按需出版，在无需预付印刷成本和没有库存压力的情况下，每年每种书销售几百册就足够维持出版社日常运转了。尽管就大规模印刷来说，按需印刷的成本要高于胶印，但是它印刷第一本的成本与印刷第100本的成本非常接近;而且由于只在顾客需要的时候才印刷出来，没有多余的印本占用资金、仓储空间和其他资源;最后，只要其数字版本保藏得宜，学术书就不再面临绝版威胁。因此可以说现阶段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根植于数字印刷的按需印刷与其他数字出版技术一起，将挽救濒于灭绝的学术专著出版。

尽管数字学术专著的盈利模式还不成熟，但是一些有远见的学术出版商已经开始尝试出版。大学出版社的许多图书都可以通过网络图书馆(netLibrary)获取。重要的学术图书经销商贝克与泰勒(Baker and Taylor)也开始销售电子书。Ebrary和Questia提供非常适于学术著作的操作系统与服务功能。一些大学出版社如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等都尝试提供数字学术著作并对其效果和影响进行评估。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长期以来提供其学术著作的电子版，而且发现这样做促进了印刷版图书的销售。

3.1.2.2　数字学术期刊

从目前来看，印刷学术期刊的消亡在短时期内不会成为现实。但是数字学术期刊在近年的快速增长是有目共睹的。1991年，美国研究图书馆学会(ARL，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出版的第一个电子期刊和通讯目录列出了110种电子期刊，但是在它1997年第七版目录中列出了3 400种电子期刊和通讯，以及3 800个电子会议。^[25]而截至2006年9月，仅仅《开放存取期刊目录》(DOAJ，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就收录了2 361种期刊共计107 847篇文章。^[26]

早些时候，数字学术期刊往往只是印刷期刊的数字版本，而且其中通常不包含复杂的图表和公式。渐渐地出现了许多没有印刷版本的原生型数字学术期刊，或者说纯粹的数字学术期刊。而且有些在印刷版本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数字学术期刊最后终止了印刷版本的出版，而专门出版数字版期刊。数字学术期刊的出版者可以是研究人员或其他志愿者，如Paul Ginsparg创建了电子印本文档arXiv;可以是学会或者协会，如德国数学学会1996年创办了数字版本的Documenta Mathematica;也可以是斯普林格和爱思唯尔这样的商业出版社。从期刊形式来看，它可以是纯数字学术期刊;印刷期刊的数字版本;或者是在线存取的过刊论文的数字档案，如JSTOR那样。从收入来源看，可以采用传统的订阅模式;也可以采用作者付费的模式，而这也是开放存取期刊通常的做法。

目前，国际上大多数主要的学术期刊出版商和学术机构都通过数据库方式提供全文数字化期刊的集成服务。前者如美国学术出版社的IDEAL(International Digital Electronic Access Library)系统收录了该出版社356种科学与医学期刊的全文。爱思唯尔公司的SDOS(Science Direct Onsite)数据库收录1995年以来的1 567种电子期刊的全文数据;CARL公司(Colorado Alliance of Research Libraries)的UnCover数据库收录超过1.7万种期刊，拥有期刊文章索引或文摘700多万篇，并且还在以每天5 000篇的速度不断扩充;德国斯普林格出版公司把其出版的388种印刷型学术期刊通过Link系统提供上网服务，等等。后者如美国科技信息协会ISI(Institute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通过其科学网(Web of Science)提供世界三大引文索引——科学引文索引(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和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HCI)的检索;美国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通过网络门户向读者提供该机构自1988年以来出版的期刊、会议文献和其他学术出版物，以及所有现行IEEE标准，总文献量达到938 613篇;英国皇家物理学会通过网站提供它出版的所有电子期刊的题录与文摘内容等。国内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出现了若干大型网络期刊数据库，如中国期刊网、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和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万方数据公司数字化期刊网，收录几千到上万种期刊不等，通过光盘、镜像站点等方式提供给图书馆和学术机构的用户使用，在学术领域有逐渐取代印刷本期刊的趋势。还有一些期刊则单独建立自己的网站以方便读者上网浏览和检索，如《科学》、《自然》，等等。

数字学术期刊的发展十分迅速。不断发展的新技术赋予了数字学术期刊诸多传统期刊所不具备的特点和功能，并使得数字期刊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之中。那么，究竟什么是构成学术期刊的基本要素呢?目前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非常困难的，就像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数字环境里的出版模式是各种各样的。Stevan Harnad甚至提出了“学术空中文字(scholarly skywriting)”一词，以描述其期刊Psycoloquy and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关于特定论文的持续滚动更新的同行评议做法。由于数字学术期刊还处在初期发展阶段，因此各种各样的相关尝试和试验层出不穷。研究者也十分关注相关个案的进展，并积极地总结经验教训，以裨益下一步的实践。一些老的数字学术期刊项目已经完成了使命，或者已经进入比较稳定的发展阶段，如康奈尔大学的CORE项目、加州大学的Red Sage项目、爱思唯尔的TULIP项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Muse项目等，相应地，对它们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中后期。但是这些老项目如果采取了一些新举措，如Muse项目采用了一种新的定价方式，那么仍然会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另外，创立于1995年，以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历史等人文社会学科主题为中心，兼有一般科学性主题共十几个领域的代表性学术期刊的过期期刊全文库JSTOR项目“期刊仓库(Journal Storage)”，尽管由于和出版商达成了“延长间隔”更新条款，提供的期刊与最新出版的期刊之间有一段2～5年不等的固定时间间隔，但是由于其收录的期刊品质高，而且收录许多核心学术期刊从首期起的全部数字化过刊，有的甚至能追溯到17世纪，因此受到用户的欢迎和研究者的长期关注。另外对一些知名度相对较低或者规模相对较小的数字学术期刊出版和传播项目也有相应的研究，如《数字图书馆期刊》(D-Lib Magazine)、数学和统计学领域的Euclid、《在线生物化学期刊》(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Online)等。

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数字期刊已经开始发挥独特的作用，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它还未能缓解多年以来的“期刊危机”。而从许多数字期刊自身来看，由于出版者缺乏相应的专业技巧，因此期刊和论文的质量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有研究者认为欲速则不达，建议无论是向数字出版的方向迈进，还是向开放存取的出版模式靠拢，都应该牢记一些基本原则，即“学术交流是有成本的，而技术和财务方面的因素都会影响其未来的发展”。因此，必须在实施论文质量控制的同时，充分利用新技术和先进的生产制作手段来出版数字学术期刊。例如，采用都柏林核心这样的元数据标准来提高数字学术期刊索引的质量;使用XML来标记、显示和导航数字学术期刊;利用RSS技术来实现内容辛迪加以及为内容作注解，等等。

除了学术专著与期刊在数字世界的延续以外，数字技术的发展也给出版物形态带来了之前难以想象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还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延续下去。例如，早在20世纪30年代，贝尔纳就曾提出要废除学术期刊，而代之以负责分发单篇论文的各种中心机构，连同文摘卡片一起，向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人员传递信息。^[27]此后，一直都有研究者对此建议表示赞同，认为也许应该摆脱传统期刊的思维模式，在单篇论文的层面而非期刊的层面上来出版和存取学术文献。但是，这种提议只有在数字环境下才有实现的可能。而在数字科学交流的时间中，的确有研究者探讨过把单独发表的数字论文本身作为交流单元的可能性;并且指出在那样的情况下，期刊和仓储将蜕变为二次文献。还有，数据库既可以是一种专门的技术也可以是一种出版形态，其影响渗透于各种其他形态的数字出版之中。其中的书目数据库作为存储目录、题录和文摘等书目线索的数据库，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大量出版了，例如《化学题录》、《科学文摘》等;全文数据库，则自1973年美国米德公司建成世界上第一个面向公众查询的大型全文数据库Lexis以后已经逐渐成为全球文献数据库的重要发展方向;至于多媒体数据库(MDB，Multimedia DataBase)，自1983年由D.Tsichritzis和S.Christodoulakis等人提出概念至今，也已经有一些原型和实际产品诞生，并且必将在未来的科学交流乃至科学研究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