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生态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1.6　当代生态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生态经济学真正作为研究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关系的一门学科走上国际学术舞台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1988年国际生态经济学学会(ISEE)的成立以及1989年Ecological Economics刊物的创办，成为生态经济学正式创立的标志(Turner et al，1997)。从生态经济学产生与发展的历程来看，国际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大体可划分为3个阶段(周立华，2004)。

(1)生态经济学概念的酝酿和产生阶段(1950—1969)

生态经济学的产生与经济学和生态学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生态学的概念是德国生物学家Haeckel于1866年最早提出，并首次明确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体与周围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Tansley提出了生态系统(Ecosystem)的概念，为后来生态经济学的产生奠定了自然科学方面的理论基础。正是由于生态系统思想的产生，人们才有可能把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虑(严茂超，2001)。

传统的生态学只研究生物(不包括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而不考虑人类活动产生的环境问题。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影响的不断加深，促使生态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重点逐渐向人类社会经济活动领域扩展。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芝加哥学派创立了人类生态学，尝试把生态学的概念运用到对人类群落和社会的研究上，主张社会经济分析必须要考虑生态过程。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Carson发表了著名的科普读物《寂静的春天》，第一次向世人揭示了近代工业带来的环境污染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巨大破坏作用，而后各种论述生态经济问题的著作相继问世。6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学家Boulding发表了“宇宙飞船经济理论”，引起了世界的巨大轰动，60年代后期，他正式提出了“生态经济学”的概念。

(2)全球生态经济问题的大辩论阶段(1970—1987)

这一阶段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涌现出了大批关于全球资源、环境、人口与发展的论著，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大辩论。1968年，以研究人口、资源、环境为主要内容的“罗马俱乐部”成立;1972年发布了第一个报告《增长的极限》;随后出现了《生存的蓝图》、《只有一个地球》、《下一个200年》、《最后的资源》等一大批相关论著。在这场辩论中，西方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环境学家和生态学家都广泛参与进来，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做出了各种论述与预测。总的来说，他们可以被划分为三个派别:悲观派、乐观派和中间派。悲观派以“罗马俱乐部”为主要代表，其主要观点是认为经济和人口的增长是生态危机的最主要原因，人类社会的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都是有极限的，他们主张限制增长;乐观派以美国未来研究所所长Kahn为代表，其主要观点是认为人类正处于从贫困到富裕过渡的400年“伟大转变”的中期阶段，这个过渡只有在经济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因此主张必须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势头;中间派以Toffler的《未来的震荡》和《第三次浪潮》为主要代表，其观点介于以上两者之间，既不悲观也不乐观，而是理性地、现实地对待和分析人类面临的资源和环境问题。但是不管是什么派别，大家都清楚地认识到人类社会正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方面的诸多严重问题。

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受损生态系统恢复和重建的理论和应用方面，生态学家们做了大量的工作。1972年出版的《只有一个地球》的报告，以地球的前途为着眼点，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角度分析了当今的环境问题，从人口增长过快、滥用资源、工业和技术的影响、发展不平衡及世界范围内城市化困境等诸多方面揭示了人类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全球生态系统受损的原因，提醒人们要认识到居住地的有限性和易变性，这本报告也是系统研究生态系统对人类制约的开端(金岚，1992)。1978年著名学术刊物Science上的一篇文章认为资源保护是资源在一定时间内的最优利用问题，并将资源保护理论建立在生物过程明确的动态数学模型基础上，并与动态最优问题联系起来，奠定了可更新资源管理的理论基础，并提出可更新资源利用枯竭的原因在于开发者采取了较高的贴现率(Clark，1978)。

80年代后期，人们的视点开始聚集在生态系统对人类发展的制约上，开始研讨人类社会的生态承载力问题。在这个时期，新古典经济理论由于对支持人类经济系统的环境系统缺乏研究而遭受自然科学家的抨击。很多科学家意识到单凭技术并不能完全解决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只有当全体公众意识到人类和自然系统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并同时应用道德规范、法律制裁和经济调节等措施才是最有效的手段。当时经济学家们以技术进步(著名的索罗经济增长方程)对日益严重的环境与资源问题的缓解做出了解释，但是这种论点引发了更多的关于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思考，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开始尝试进行沟通(徐中民等，2000a)。

(3)生态经济学价值理论及研究方法的形成和发展阶段(1988年至今)

1988年国际生态经济学学会的成立，以及次年Ecological Economics刊物的创办成为生态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从此以后，生态经济学的研究者有了自己的组织和阵地，生态经济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到目前为止，在以下几方面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周立华，2004)。

1)概念和问题的明确。美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国际生态经济学学会创始人之一，Ecological Economics的首任主编Costanza在Ecological Economics创刊号的首篇文章中给出了生态经济学的定义及其需要研究的生态经济问题。他认为生态经济学是研究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利用跨学科和多学科的方法去研究当前的生态经济问题(Costanza，1989)。但是生态经济学作为一个非常年轻和有争议的学科，其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还处于探索和发展时期，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研究方法体系。

2)生态经济价值理论的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末生态经济学被提出以来，一些学者就开始探索生态经济资源的价值问题，相继涌现了有限资源价值论、收益决定价值论、边际效用论、均衡价格论、自然资源价值论等学说。它们大都是从传统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出发来研究生态经济价值，因此并不能完全反映环境资源与经济的本质关系。著名生态学家Odum在以往能量价值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能值价值理论，为生态经济资源价值的研究开辟了新途径。而后，基于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特征以及热力学定律，Odum又提出了以能量为核心的生态经济系统分析方法——能值分析，即把生态经济系统中不同种类的能量转换成同一基准的能值，来分析和衡量系统内部的能量运动特征(Odum，1996)。Odum的能值理论以及能值分析方法为生态经济学在该阶段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

3)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把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已经遭到很多人的批判，国际学术界从多种角度开展了关于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的研究。Pearce(1994)针对自然资产和人造资产的不同，将发展分为强可持续性和弱可持续性两大类，被视为可持续发展指标研究的一个里程碑。据此，科学家们建立了许多衡量可持续发展的测量指标，其中反映弱可持续性的指标有绿色国内生产总值(Green GDP)、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ISEW)(Daly＆Cobb，1989)、真实发展指标(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GPI)(Redefining Progress，1995);反映强可持续性的指标有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EF)(Rees，1992)等。从系统研究分析的角度出发，联合国统计署于1993年建立了新型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EEA)，日本科学家于1998年提出了广义的资源环境账户体系的理论框架(CSEEA)，都为解决经济和生态问题的耦合提供了方法依据(徐中民等，2000a)。

4)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计算方法的研究。关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计算是生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其中最有影响的是Costanza等13位学者建立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指标体系。他们将全球的生物圈分为16个生态系统类型，构建了17个生态系统服务指标类型，对全球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了计算。结果表明，全球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大约为每年16×10¹²～54×10¹²美元，平均价值为33×10¹²美元，相当于同期全球国民生产总值(大约18×10¹²美元)的1.8倍(Costanza et al，1997)。该研究成果于1997年在Nature上发表以后，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巨大轰动，也掀起了国际生态经济学研究领域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的热潮，为生态经济系统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2004年6月11—14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了第八届国际生态经济学大会，大会的主题是“挑战界限:经济学、生态学和管理”。大会对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国际性、多学科性问题的模型设计、规范和管理问题进行了探讨，对帮助我们解决此类环境问题的许多边缘领域进行了考察，比如各学科之间、生态系统和政治实体之间的界限，并对这些边缘领域对科学和管理产生的影响做出了评估。大会讨论的内容集中在资源管理、生物多样性、行为经济学和博弈论、宏观经济和环境、工业生态学、国际环境政策、恢复力、生态经济学的认识论基础、生态系统健康和环境指标、不确定性和预防原则，以及伦理学、价值和环境等。国际生态经济学学会还准备在生态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生态系统功能和人类环境，生态系统服务的评估，能源、热力学和工业生态学，生物多样性、生物研究的安全性和生物技术，环境公平的管理、监督和模型设计，生态系统管理的风险评估和决策分析以及可持续发展指标等方面加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