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科学信息交流的概念与形式
英国科学家，诺贝尔生物与医学奖获得者和“DNA之父”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曾经在BBC组织的一次讨论中说:“交流是科学的本质(Communication is the essence of science)”。1979年威廉·加维(WilliamGarvey)将之作为他主编的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集的名称，从而使这一论断流传得更加广远。[2]此外，还有研究者将科学信息视为科学活动的“生命之血”[3];或将交流系统比作“科学的神经系统;它接收刺激，并将之传遍全身的每一个部分”[4]，等等。这些说法都凸显了科学信息交流对于科学发展的重要意义，但是究竟什么是科学信息交流呢?
2.1.1 概念辨析与界定
一般来说，对于科学信息交流所指涉的实践活动并没有太多意见分歧，但是关于“科学信息交流”这一术语却众说纷纭，存在诸多含义相近的词语，比如科学交流、学术交流、科学传播、学术传播、学术出版等。下面对几组相近、容易混淆的术语做简单辨析，以方便此后本书的相关论述。
首先是科学交流与科学传播。这两者对应的最恰切的英文词都是“scientific communication”。由于“communication”的中文意思既可以是“交流”也可以是“传播”，所以不难理解会同时有“科学交流”和“科学传播”两词行世。但是在中文语境中，“传播”和“交流”两者有本质不同，前者潜在地意指单向的信息传递，而后者含有相互影响的双向信息传递之意。就像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科学信息交流之所以不是科学信息传播，也许是它本质上的双向性”[5]还有，不同学科对两者的接纳程度不同。或者换句话说，这两种用法各有自己的适用范围。不难理解，在传播学范畴内更多使用“科学传播”这一用法;而在信息学(原来的情报学)领域，则更多使用“科学交流”一语。此外，又由于两者学术传统的不同和研究优势的差异，从而造成了一种非常奇妙而自然的分工。众所周知，西方学术界一般都认同科学信息交流活动包含两个层面或者说范畴的信息交流，即:一是学者同行之间的交流;二是科研成果向公众传播(与学生之间的传授关系似乎介于两者之间)。信息学的源头深深地植根于科学学和科学社会学的相关研究之中，因此它关注的是对科学进步有直接影响的科学研究人员之间的正式和非正式信息交流活动。由于活动主体，包括信息传播者和信息接收者具有相似的知识储备和兴趣，因此他们的地位相对来说是对等的;后者不仅能够理解前者传播的信息并加以反馈，还能在吸收的基础上实现再创造。再进一步说，在不同的情境中这两者还完全有可能实现角色互换，即原来的信息接收者有可能成为信息传播者，而原来的信息传播者也可能一变而为信息接收者。所以顺理成章的，在信息学范畴内，它的研究对象必然是双向的“交流”而非单向的“传播”，其研究成果也主要集中在科学研究人员之间的学术交流方面。然而，尽管第一种科学交流十分重要，但是第二个层面的科学信息传播同样不可忽视;而且正是由于后者的存在，使得整个现代社会在少部分科学天才以外，社会作为整体所达到的科学素养和知识水平要高于以往任何时代。因此，J.D.贝尔纳曾经明确地把“感兴趣的公众”视为科学交流的对象;Shearer等人认为让公众获取知识是学术活动承担的三个功能之一;还有联合国的UNISISIT模型及其改良模型(参见:2.4.2小节UNISIST模型及其改进)都把向公众传播知识纳入科学交流的范围之内。[6]传播学一向独擅对大众传播问题的研究，对面向小众特殊人群的“窄众传播”(如第一种科学交流活动)从关注程度到研究成果都略显不足。但是在第二个层面的科学交流中，信息活动不再局限于狭窄的特殊人群，而变成科学家(或代理人)向社会大众传播科学研究成果和知识。传播学研究因此找到了用武之地。其中，研究人员和公众在专门知识领域的力量是不对等的;研究人员作为信息发送者和公众作为信息接收者这样的格局通常不会发生翻覆。因此这两者之间不可能是完全平等的交流对话，而是科学信息由研究者向公众传递，后者对前者作一定程度反馈的过程。这也正好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传播学关于科学信息活动的研究中，“创新扩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理论和相关研究一枝独秀并且最具影响力这一现状。由于本文研究的重点在于直接影响科学活动效率的研究人员之间的信息交流，所以将更多地采用“科学交流”和“科学信息交流”等词。
其次是科学交流与学术交流。一些研究者认为“科学交流和学术交流最终的表现形式都是信息的交流，而科学交流是从功能的角度，学术交流是从学术的角度反映了科学信息交流的内容和实质”。[7]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学术交流涵盖科学交流;科学交流强调自然科学研究活动中的信息交流，而学术交流还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信息交流活动。比如邱炯友认为科学交流源于17世纪科学家之间的正式和非正式交流，但是两三百年以后，“科学家”已经不再局限于自然科学领域，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者也使用同样的模式来交流研究成果，因此用“学者”、“研究人员”代替“科学家”来指称交流主体可能更加合宜，而“科学交流”(scientific communication)和“学术交流”(scholarly communication)之间的差别也就微乎其微了。[8]还有，陈丽美等人认为学术交流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发展之初，因自然科学研究的蓬勃而活跃，研究重点强调科学交流;而即使时至今日，科学交流仍然是学术交流的研究主流。[9]本书作者比较认同后一种看法。但是，由于当今所谓科学同时涵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而且这些学科领域的研究人员所使用的信息交流工具、手段和模式共性大于个性，因此，本书并不打算严格区分这两个术语。
最后是科学交流与科学出版。这两个术语在语义层面非常清晰，不会混淆;但是两者在实践发展过程中的确存在某种纠结。20世纪强调非正式交流重要性的论调不绝于耳，而以五六十年代为最盛。如D.普赖斯认为“80%左右是他(泛指科学家——作者注)在这些资料正式报道之前通过非正式渠道从其他研究人员那里得到的”[10];再如根据M.H.哈尔伯特等人的资料，“全部科学情报的大约1/3是通过非正式渠道传递的”[11]，等等。此后随着ICT的普及，还有学者预测了非正式交流的“复兴”[12]。相左的意见也一直存在，认为“科学文献是科学的社会结构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科学交流体系的最重要的成分之一”[13]，“学术出版是学术传播中最直接、原始、持续和广泛接触的议题”，或者是更加极端的看法，认为此前二三百年的学术交流几可等同于学术出版。而且有一个大家公认的事实从反面证明了这些看法多少有其道理，即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开放存取运动正是因为不满基于学术出版的科学交流效率而兴起的。关于此二者，本书作者同意邱炯友的看法，即科学出版和科学交流存在“意义与功能重叠”，但“绝非等同”。[14]在很大程度上，前者是后者的一个部分、环节和手段。
关于科学信息交流的定义有很多，比如科学信息交流是“在整个科学发展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科学信息的提供、传递和获取的过程”，是“科学家在科学活动过程中通过语言、文字等进行信息的交换”、是“形成科学之存在和发展基本结构的科学情报的发生、传递及获得过程的总和”、是“借助于某种符号系统而进行的知识信息的生产、传递、获取和运用过程的总和”;“人类社会中提供、传递和获取科学情报的种种过程是科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机制，这些过程的总和被称之为科学交流”，等等。[15]本书暂时并不打算给“科学交流”下一个严格的定义，而是姑且采用C.L.Borgman的看法以方便后续的研究和论述，即“科学交流研究任一领域(物理学、生物学、社会和行为科学、人文学科、技术)的学者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利用和传播信息”。[16]
2.1.2 科学信息交流的形式
从不同的维度考察，科学信息交流具有不同的形式。比如从信息交流的时间性来看，科学交流有共时交流和历时交流两大类;从信息交流的空间性来看，科学交流可分为同址交流和异地交流两大类。[17]不过这样的信息交流形式是一般社会交流过程中都存在的，而不是科学交流所独有的。对于科学交流而言，根据交流介质或载体的不同，将科学交流形式区分为口头交流、书面(文献)交流和电子交流这3种基本方式及其组合，对于透彻地了解科学交流可能更有意义。①口头交流。口头交流主要指通过会议、研讨、演讲等形式进行的研究人员之间的面对面的交流。这是非正式科学交流的一种重要形式。它信息含量丰富，但是受到时空限制，而且组织成本较为昂贵。②书面(文献)交流。迄今为止主要利用印刷文献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传递信息。以图书和期刊为主的文献交流仍然是目前最主要的正式科学交流形式。③电子交流。指利用包括无线通讯在内的电信网络传递和交换信息。当前最重要的电子交流渠道是互联网。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对近年来科学交流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研究人员所运用的电子交流工具包括电子邮件、电子讨论小组等。④口头-电子交流。这个组合包括电话、无线电收音机和电视这样的工具。相对来说更加新颖的此类学术交流工具包括视频会议、电子笔记本和网络电话(IP-telephony)等。在科学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口头和电子交流形式的组合将会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⑤文献-口头交流。这是一种相对老式的组合，包括录音和录像等。⑥文献-电子交流。包括电子期刊、电子论文、电子图书以及新型的电子印本(e-prints)等。这一组合有望逐渐替代纯粹的书面交流形式。⑦文献-口头-电子交流。这一组合能够产生合作研究(collaboratories)，或者说虚拟实验室(virtual laboratories)这样的新型交流形式。[18]
而真正对科学交流研究具有独特价值的是将科学交流区分为正式交流和非正式交流两种形式。区分正式交流渠道和非正式交流渠道也是众多科学交流研究者最关心同时也感到困难的问题之一。[19]一般认为，所谓的正式科学交流是指研究人员之间通过正式出版的文献进行交流;非正式科学交流指研究人员选择其他研究人员就工作的某些方面进行面对面的意见交换，反映的是私人间的交流关系。[20]关于科学研究结果、发现、观察和看法的正式出版物传统上是以书报刊等印刷品形式出现的。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以科技期刊为代表的正式出版物数量日趋丰富，结构日益完善。非正式交流则是“基本上由科学家和专家自己来完成的那些过程”[21]，是科学研究人员之间为了建立和保持联系、交换科学信息和进行合作研究而发生的互动式信息交流。它主要通过口头交流实现，如同事、师生之间的人际交流、参加会议、电话等。当然，在某些学科，预印本和后印本等也是很重要的非正式交流工具。从交流的内容来看，可以是寻求建议、新方法、新成果，或者仅仅只是闲聊，等等。米哈依洛夫列举了5种非正式科学交流形式:科学家和专家之间直接对话;科学家和专家参观同行试验室及科学技术展览会等;科学家和专家对有关听众作口头演讲;科学家和专家之间交换书信、出版物预印本和单行本;研究或研制成果发表前的准备工作。[22]根据D.J.Price和D.Crane的研究，多产、资历老的研究人员会逐渐形成“无形学院”这种非正式的交流网络，由此确定其在科学共同体中的独特地位并对科研成果的传播起到巨大作用。[23]不过，新进研究人员往往缺乏这种网络。现在，非正式交流通常利用电子邮件、电子会议(electronic conferences)、讨论小组(discussion groups)等手段。因此，当前的非正式交流可以以更加丰富的形式发生在更加广泛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之内，相应地，参与者的范围也有可能扩大。
不过，由于存在以下一些因素，使得正式科学交流和非正式科学交流并不容易区分:首先，在正式和非正式交流渠道之间还存在许多半正式交流渠道，如专业会议、讲座，以及包括研究报告、学位论文等在内的灰色文献等;其次，不同学科的情况也有变化，例如在物理学等学科领域，预印本一直是十分重要的交流工具，这种趋势随ICT的普及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而在人文科学领域，学术专著而非期刊是最重要的正式交流渠道，尽管这种情况近来也有一些变化。为此，有些学者认为信息资源交流的正式与非正式渠道之分取决于是否存在一个作为“第三者”的控制者，即对科学信息有无过滤和控制应成为划分交流渠道的重要尺度。而过滤与控制本质上就是信息交流主体间关系的一种反映。[24]还有一些研究者进一步引入了传播学中“守门人”(Gatekeeper)的概念来区分交流过程，认为情报的正式交流过程是指有“守门人”参与的交流过程，非正式交流过程就是没有“守门人”参与的交流过程。[25]实际上，这两种意见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认为直接的科学交流往往是非正式交流，否则就是正式交流。
正式科学交流渠道的优势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信息可以传递给居住得很分散的读者;可以传递和交流详细的信息，如对于方法、图表、结果等的细节性描述等;印刷出版物包含的信息能够被批判性地检查和验证;可以方便地参考和引用;提供了确立学术工作优先权的途径，从而有助于确定作者的学术价值和地位。[26]但是，国外许多学者也谈到了科学交流的非正式方式的重要意义。H.门泽尔将非正式交流方式的优势归纳为6点:时滞短;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和针对性;包含更加丰富的信息，等等。[27]一些学者如Price等甚至认为相较于正式交流渠道，非正式交流渠道具有更大的作用和意义。但是现在大多数研究者已经能够比较公正地看待这两种交流形式。非正式交流擅长传播研究背景和研究结果的细节性资料，正式交流则能够较为系统地交流和传播科学数据及描述性信息。经非正式科学交流渠道的信息通常是离散的、口语化的、不完整的和含混的。但那是由于在交流开始之前，信息接收者已经拥有关于研究对象的较为完整的信息和知识;而且信息传播者也知道交流对象只要最少的信息就可以充分理解研究结果对于他们共同感兴趣的研究课题的意义及重要性，所以在传递的信息当中存在大量的省略和不规范之处。[28]正式交流中存在的问题则可能是互动不够，人们无法从有共同知识背景和对研究结果感兴趣的人那里迅速获得反馈。进一步的研究也表明，正式交流和非正式交流渠道是互补的，两者不能偏废。正是这两种交流形式共同发生作用，才能保障科学信息的有效交流和共享。[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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