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信息交流研究的流变

2.3　科学信息交流研究的流变

17世纪以来的科学革命导致了对于科学信息交流的新需求，并随之诞生了新型的交流组织和工具——学会和期刊。随着学会成员数的急剧增长，作为科学信息传播手段的书信交换其缺点就非常突出了，于是出现了定期出版物。^[54]后者的工作就是评价、验证作者递交的论文，并决定最终是否出版。在“小”科学时代(1650～1940年)，科学交流的主要工具是定期出版物。威廉·E·迪克写道:“从17世纪开始，定期刊物是报道新发明和传播新理论的主要工具。我甚至说，假设没有定期刊物，现代科学当会以另一种途径和缓慢得多的速度向前发展，而且科学和技术工作也不会成为如同现在一样的职业。”^[55]但是，1660年以来，科学出版物按指数增长的发展态势也带来了许多问题。^[56]那就是由于科学刊物的数量过于庞大，因此科学工作者只能阅读本学科领域极少的一部分论文，而这很可能使他们无法跟上本领域的研究进展。

上述困境在实践层面带来的影响和革新，一是浓缩和报道一次文献的二三次文献，如文摘、索引和综述等大量问世;二是研究型图书馆、情报中心等科学信息中介机构获得了很大发展，而且出现了区别于传统图书馆员的情报人员。而上述困境在理论层面的影响，是引起了研究人员对科学研究活动中的信息交流过程的兴趣，而且一度出现了单方面地揄扬非正式交流以作为对引起困境的科学出版系统的反拨这样的局面。在早期推崇非正式交流的科学家当中，J.D.贝尔纳(John Desmond Bernal)很有代表性。贝尔纳是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在晶体学、生物化学等领域也颇有建树。此外，他还在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领域有着巨大影响。可以认为，贝尔纳独特的身份和经历有助于他形成并提出关于科学交流的比较有价值的思想。首先，与其他人相比，他作为一名自然科学家能够亲身地、更加直接地体会到信息交流对于科研活动的价值以及其中存在的不足;而作为“软科学”家，又使他对于科学交流活动的思考能够脱离直观感受和体验的阶段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贝尔纳的科学交流思想最早反映在他1939年出版的科学学名著《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中。贝尔纳充分估量了科学信息的重要作用，他认为:“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所根据的事实和根据这些事实建立法则和理论的方法，都越来越不依靠科学工作者对大自然的直接观察，而是越来越依靠别的科学工作者先前的观察和他们的解释方法”，因此“极端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使科学家在他的工作的每一阶段，都能够迅速地方便地接触到一切有关的最新科学成就。”同时，他注意到“随着科学本身的发展而成长的科学出版体系”是“庞大而紊乱”的。一方面，“大量优秀科学著作可能永远湮没无闻，因为在它发表的时候没有人加以赏识，以后大家忙于应付新的出版物，就再没有时间去翻阅过去的档案来把它发掘出来”;但是另一方面，大部分出版物(可能多达3/4)“根本不值得出版，其所以能出版是由于与科研事业的真正利益完全无关的经济考虑”，而且“刊出的论文往往是不成熟的”。在对当时的科学出版体系表示失望之余，贝尔纳在“科学交流”一章中专门强调了科学交流中个人接触的重要性:“科学交流并不全都是通过发表论文进行的，甚至也不是大部分通过发表论文进行的。一批科学工作者和另一批科学工作者之间还通过访问、个人接触和通信进行科学思想的交流，其范围要比我们所认识到的广泛得多。”

贝尔纳尽管没有明确地提出科学的正式交流和非正式交流的说法，但是他对科学出版体系和科学活动中个人接触的看法实际上已经隐含了两分法的思想萌芽。而他强调论文以外个人接触的重要性，也可以认为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以美国社会学家H.门泽尔为代表的学者们一度偏重“非正式”交流过程研究的肇端。门泽尔和当时其他一些研究者一样，强调人际信息交流的重要性和长处，揭示了一些素负盛名的正式交流系统利用率低下的现状，并探讨了偶然性在信息获取当中的重要作用。^[57][58]而这几乎“标志了早期(正式的)情报研究的结束”。^[59]在其后关于非正式交流的研究中，最有影响的是根据美国社会学和科学史学家Derek de Solla Price对“无形学院”的现代阐释而发展起来的理论。Price的出发点是要测量正式交流渠道，尤其是科学文献和合作研究的增长(通过论文的多个作者现象);但是在其中，他借用产生于17世纪欧洲的这一术语来指称当时各个科学领域不受地理限制的非正式人际交流网络，每个学科领域最多产的研究人员彼此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60]Diana Crane于1972年出版的《无形学院:科学交流中的知识扩散》一书发展和完善了“无形学院”的概念。该书阐述了科学文献的引用结构和出版模式以描述科学的发展，同时较为系统地论述了“生产基本的科学知识的非正式的、但是专门的社会系统。”她认为这个研究人员的社交圈是由具有相同研究兴趣，利用同样研究范式工作的人组成的，尽管从地理上看他们可能并不住在一起。而这些围绕一定的科学范式产生的科学交流网络就叫做“无形学院”，它们凭借独特的社会结构和内在一致性从几个方面影响非正式交流。^[61]1961～1964年，格里菲思与加维对美国心理学信息交流机制的研究则从实证的角度再次揭示了科学的非正式交流渠道的价值。该项研究表明，在美国心理学信息交流过程中，既有导向研究结果发表于同行评议期刊的正式渠道，也有将研究结果传送到少数专家手中的非正式渠道。其中，后者的数量远远大于前者，后者传播的信息也更加具有时效性。其他如M.H.哈尔伯特和R.L.阿克夫的调查资料显示全部科学信息的大约1/3是通过非正式渠道传递的;R.罗森布拉姆和F.沃利克对美国4家公司和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的3200名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调查表明，其所获得全部科学情报的53%是通过非正式渠道(个人接触)获得的;W.M.卡尔森对美国国防部工程师的调研表明，在工程师们查找为科研和试制工作所必需的科学情报的过程中，在70%的场合下，他们首先着眼于非正式来源，并且较之首先着眼于正式来源的情况，他们获得了更多必需的情报……^[62]

对于科学的非正式交流渠道意义与作用的重视乃至片面强调在70年代以来的其他一些研究者那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平抑。197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ICSU，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cientific Unions)历时4年研究提出的UNISIST科学交流模型阐释了正式渠道、非正式渠道和表单渠道等3种科学交流渠道。该模型把正式交流渠道置于科学交流的中心地位。(参见:2.4.2小节UNISIST模型及其改进)苏联情报学家米哈依洛夫则认为Price“理应受到严厉指责”，因为尽管科学交流的非正式过程具有“重大的意义”和“无可争辩的长处”，但是将其作用绝对化只“会给整个科学交流系统带来损失”。因为“孤立的、与整个科学交流系统缺乏有机联系的非正式渠道有着严重的缺点:它们的使用范围非常有限，它们没有社会上的监督机构来评价其所传播的科学情报的价值、客观性质和真实性”，“传播情报的口头渠道不可能检验情报的可靠程度，也不能为以后的加工进行情报积累”。同时，他强调“没有科学文献，没有构成所谓正式渠道的整个传播系统，那么以现代形式出现的科学便完全是不可能的。”由于非正式交流通常是信息发布者和信息接收者之间的直接交流，而且往往与研究工作本身结合在一起，因此职业的信息工作者(图书馆员、情报人员等)在其中很少用武之地。而米哈依洛夫却是以研究情报学为出发点，因此宜乎其以基于科学文献的正式交流系统作为研究基础。^[63]

从20世纪70年代末直到90年代，直接关于科学交流的研究颇为凋零，倒是科学信息传播和交流领域的分支如书目计量学研究，尤其是其中的引文分析研究几乎成一枝独秀。该研究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S.C.布拉德福关于核心期刊的研究，以及普赖斯大量应用数学方法度量科学出版物以说明科学增长的研究，而Eugene Garfield于50年代中期与60年代对于自动编制引文索引的提倡与开发为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SI，Institute for Scienctific Information)的成立奠定了基础。这促成了科学交流中定量研究路线的形成。此后随着网络的发展，在书目计量学的基础上萌生了网络计量学。20世纪90年代以后，信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万维网的普及极大地改变了学术交流的环境、结构和过程，人们才重新燃起了对科学交流研究的兴趣。研究者拂去了以往学术交流著作身上的灰尘，并以崭新的眼光来审视他们。^[64]

总体来说，对引入数字技术以后的科学交流的研究既有对社会、经济环境等宏观层面的研究，也有对科学信息增长、科学交流形式、各研究领域和学科科学交流活动以及用户信息需求和使用等微观层面的研究。但是有一些学者认为，科学交流研究未能摆脱“数据的丛林掩盖了底下是概念沙漠”这样的现实。^[65]这种看法虽然过于严苛，但是以较高的标准审视相关研究，不能否认它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科学交流研究的现状与病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