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风险感知的个体构建

个体对风险信息的获取和处理能力是有限的。当一个风险信息或者是风险源被人们发现时，可以称作是信息源被识别。人们接受一个信息时，首先是根据自身的经验对一个信息做成相关的价值判断。显然，个人经验是指人们的知识储备、是否有过类似事件的经历或者是日常生活的其他经历。有些风险信息的信号比较明显和直白，比较容易被识别，而有的信号比较细微、抽象和复杂，只能够被少部分人识别出来。然而，个体的风险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来源于对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认知实践。例如，垃圾焚烧过程中产生的二恶英易致癌，PM2.5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等。公众对环境危机的认知简单化、主观化和感性化，并且将危机情境的不确定性扩大而随意加强。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到个体的环境风险感知呢？

1.影响因素

媒体的舆论导向。媒体在风险传播和风险意识形成上起着重要作用。研究表明，媒体与公众的风险感知是密切相关的，公众关注和媒体报道之间的关系是互相促进的。这是因为媒体是公众的信息来源的主要渠道，媒体为公众提供大量的风险信息。公众的关心促使媒体对事件进行跟踪报道，媒体的报道反过来又增强了人们的关注度。

贝克认为，“全球风险社会的核心涵义取决于大众媒介，取决于政治决策，取决于官僚机构，而未必取决于事故和灾难所发生的地点。媒体应该承担风险信息的提供者、风险管理的宣传者”。^[15]然而，为争夺话语权，媒体往往会用夸张的语句来吸引公众的眼球。例如，在松江电池厂事件中，几乎所有的媒体对该事件进行了报道，其中有不少媒体故意放大环境风险，从而影响了公众对事件的认知。

特定利益群体意见。个体的风险信息构建易受到特定利益群体意见的影响，特别是利益相关者的言论对个体的风险构建有显著的影响。例如，云南某房地产老板将其楼盘销售不理想归因于附近一火电厂。为了改变其在销售中的不利地位，雇佣网络水军炮制了一篇关于火电厂污染的论文。周边居民相信其说法，并最终导致社会冲突。^[16]此外，浙江晶科能源“污染门”导致诞生癌症村谣言，并由此引发群体性事件。^[17]个体的危机心理通过各种网络沟通工具在短时间内产生，然后通过各种途径被无限放大。

情绪化的感知。公众对风险的感知并非是理性构建的。公众的风险感知是基于生活情境做出的反应，是受情绪影响的。在公众的风险感知构建中，公众不仅仅是风险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且他们主动地参与到风险信息的传播中来。研究表明，多数人依赖情绪反应来进行“启发式”决策。在风险感知过程中，感性比理性更为有效，且感性比理性更为省时省力。^[18]一方面，源于对环境风险的担忧和环境污染的气愤，公众容易产生焦虑和愤怒情绪；另一方面，公众对风险信号赋予了鲜明的“民粹主义”特点。例如，在宁波镇海PX事件中，一些反对环境污染和环境风险行为被赋予“热爱家乡的壮举”。^[19]这种民粹主义的情绪很容易被感染，让一些民众做出非理性行为。

2.个体风险感知的构建特点

公众与专家在风险感知上是有偏差的。心理学研究发现，当人们面对不确定环境时，更容易增加人们的焦虑和担忧。人们“宁愿相信最坏的结果，而不去考虑最有可能的情况”^[20]。对公众而言，公众更加关心自身的健康与生活，这与专家列出的优先事项名单显然不一致。显然，通过媒体的放大、专家学者的澄清等过程，一些风险在公众认知过程中被放大了，而另一些风险则被弱化。

在诸多的环境类事件中，专家和民众所关注的重点不一致。前者认为这些项目是潜在的风险，而后者则强调对环境和人体造成巨大伤害。公众因对科技风险的不了解与不确定，且在缺乏完善的沟通机制下，常会形成对专家与精英体系的信任危机。民众对于科技或风险的认知，则是通过感知过程，以知觉方式表达对风险的感受。

Irwin and Wynne通过文化理论，诠释社区集体风险知觉的形成过程。其主要匹配贝克的方式现代化的理论，认为社区对于风险的态度是一个散漫的妥协过程。换言之，社区的风险态度是居民同所处的地方环境与文化有关，而非完全决定于个体的自由意志（free-floating attitude）。^[21]心理学的研究指出，影响个体对科技风险知觉的主要因素包括：是否熟悉；发生巨灾的不确定性程度；引发死亡的可能性；是否自愿暴露于科技的影响范围；是否可控制；恐怖的程度。^[22]然而，居民面对科技设施的风险，重点不在于发生灾害的概率，而是笼罩于人为因素或系统操作失误所造成的科技灾难阴影。

公众对环境类项目的无条件抵制。污名化是指一些邻避设施由于事故与事件的新闻报道，这些设施被公众普遍认为具有高度风险的现象。换而言之，对于公众而言，邻避设施就是等同于高风险。被污名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邻避设施被公众妖魔化。例如，几乎所有反 PX项目都坚持这样一个理由，PX设施容易引发白血病、畸形等等。尽管这些说法没有足够的科学依据，但是公众仍然坚信不疑。^[23]

风险文化理论认为，风险是主观判断的，它是不同主体基于自身生活经验而形成的风险判断。公众往往对专家和政府缺乏信任，其原因在于对其独立性的质疑。公众往往因为担心专家被利益集团所俘获。此外，公众对政府也缺乏必要的信任。这是因为政府和企业的利益相关联。因此，政府和公众处于不同的风险文化中，对环境风险的考虑也不一致。“民众对PX过敏，地方政府对PX 事件过敏”^[24]。

个体风险感知受社会信任的影响。心理测量研究发现，造成民众风险感知产生差异的主要因素，是因为对环境风险控制的不确定性。故风险的可控制性、恐惧、潜在巨灾性、风险分配是否公平、是否熟悉、是否自愿承受等因素，皆是决定风险知觉的重要因素。如果从更广泛的分析角度诠释，则社会信任与整合性预期风险效应（conjoint expected risk effects），也是影响风险感知的重要因素。^[25]整合性预期风险效应理论认为，个体风险感知的程度，是风险源于所隐含可能发生之损害与效益可能性的函数。

个体对科技风险大小的认定，具有社会与集体风险评估的特质，故深受风险资讯内容、品质与传播者特性的影响。民众对资讯处理，可能掺杂着推测与不确性的成分。例如，不同媒体和资讯提供者所引发的风险感知显然不同。对于可信度高的媒体，民众可能接受其提供的资讯并受其左右；对于不信任的媒体，民众不接受其提供的资讯。

居民的风险感知，并非是完全由专家提供的风险资讯决定的，居民亦非完全被动的资讯接受者或无知者，事实上，居民的风险态度对于日常生活文化与社会环境经济具有高度的敏感性。风险态度的形成是社区自我定位的一部分。它是综合日常生活与面对的社会经济环境，所建置于自我与社区的共同意识。

个体风险感知的构建还具有间接传播性，即受到相关的媒介影响较大。人们对一种风险信息的识别，很多时候还是依托媒体或者是从自己可以相信的人那里获得相关的风险信息，从而来弥补自身个人经验的不足或者缺失。特别是有时候对一个人来说是一种风险的信息，对于另外一个人来说可能就未必如此，所以许多的风险信息是通过间接传播被人们所识别和发现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了。在信息间接传播过程中，传播相关信息的关键是传播的个体或者媒介，但是这些个体或者媒介一般会根据自己的知识储备、价值观对相关的风险信息做出一定的价值选择，很多时候是对传播的信息进行相关的内容改编，使信息变成可令人信服的新闻传播出去。这样，媒体或者是自己相信的人就成为了许多公众风险认知的一个首要的因素，并且在整个信息放大和社会响应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一个原动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