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生态环境保护体系的构建

西藏生态环境保护体系的构建_基于双重约束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_生态文明：利用与厚生

唐　剑　贾秀兰

西藏地区特殊的气候条件和独特地理位置，使其拥有优美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生态资源，是我国珍稀动植物资源和矿产资源的重要产地，也是全球闻名的旅游目的地。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工业化步伐的持续推进，西藏的生态环境和生态资源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何建立健全完善的生态保护与约束机制，推动西藏地区经济、社会、生态的和谐发展，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性问题。

一、西藏地区生态环境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西藏常被比喻为“地球第三极”，是全球面积最广阔、海拔最高而且地质年龄最年轻的高原，海拔高度超过5000米的区域，占西藏总面积的45.6%。西藏蕴藏有大量的淡水资源，其中冰川面积超过全国冰川总面积的1/2，湖泊总面积也超过我国境内湖泊总面积的1/3。西藏还拥有异常丰富的森林资源、野生动植物资源和矿产资源，其中，森林蓄积量与活立木蓄积量分别为22.66亿立方米和22.94亿立方米，处于全国五大著名林区之首;区内共有125种野生动物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的种类，超过全国总量的1/3;区内已查明储量的矿产资源中，储藏量位于全国前5名的共计12种，位于前10名的共计18种之多。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不可复制的生态条件，西藏区内的各种地质物均发挥着重要的生态屏障功能，对国家生态安全乃至世界生态安全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保障作用。^[1]西藏旅游资源得天独厚，体现出与众不同的高原风光和民族文化底蕴，从而成为驰名中外的旅游目的地。相关统计资料表明，自青藏铁路通车以来，西藏旅游业总收入以年均40%以上的速度逐年递增，旅游业已成为带动西藏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新动力。^[2]

虽然西藏拥有独特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生态资源，但在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以及多元文化的不断冲击下，西藏地区在经济持续增长的过程中，生态系统的保护出现了诸多问题。

(一)草原生态系统面临的问题

西藏作为五大牧区之一而闻名全国，近年来却由于人口增长、气候恶化、病虫害严重和超载放牧等因素的使半数以上的草原不断退化，草原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根据自治区农牧厅的统计数据，西藏现有草原的总面积为12.3亿亩，可利用草原面积为9.9亿亩，而草原退化面积却达到了6.5亿亩，退化面积为草原总面积的一半以上。从退化的程度来看，严重退化的面积占可利用面积的15%以上，中度退化面积则超过可利用面积的20%，轻度退化的草原面积占可利用面积的近30%。^[3]而且畜牧业生产方式较落后，草畜矛盾日益突显，区内各县草地普遍超载30%～50%。^[4]

(二)森林生态系统面临的问题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西藏常住人口的增长速度逐年提高，尤其是近10年的增长率均比全国平均水平要高出10‰以上。统计资料显示，截至2009年底，西藏地区户籍登记的人口总数已达到290.03万，全区的耕地总面积为330万亩，耕地的人均占有量少于1.5亩，与全国的人均水平基本持平。而且在一些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由于缺少新型的替代燃料，居民已养成了砍伐林木、灌木作为基本燃料的习惯。砍伐加工的设备落后、高原缺氧导致燃烧不充分、高寒地区取暖期长等原因，使薪材过度消耗，资源受到严重浪费，结果导致森林覆盖面积持续减少、水土流失严重、土地沙化面积扩大。我国第三次沙化和荒漠化监测资料显示，西藏土壤侵蚀面积有102.52万平方公里，为全区国土总面积的83.46%;土地沙化面积已达2170万公顷，为全区的18%。^[5]

(三)冰川生态系统面临的问题

在人口增长、城市扩大、工业化进程加快等因素影响下，青藏高原的气候已呈现出逐年变暖的趋势，引发高原地区的雪线上升、冰川后退，最终危及区域的生态安全。由西藏自治区气象局等多个部门针对相关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并颁布的《西藏应对气候变化方案》显示:与全球其他地方的冰川相比，近30年来，喜马拉雅山脉冰川消融和后退的速度是最快的，尤其是近几年的年均退缩速度已达到10～15米，由冰川消融所引发的冰湖溃决、洪水泛滥以及下游河流系统失衡，必然会成为重大的自然灾害，影响到包括我国和印度、尼泊尔等在内的众多国家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6]受全球变暖、污染加剧、冰川退缩的影响，青藏高原的部分湖泊、湿地水位会降低，使水中的盐度增加，引发湿地生态系统失衡和传统物种的减少甚至灭绝的局面。

(四)铁路系统带来的生态影响

青藏铁路于2006年7月全线贯通并顺利运行，为沿线各地区尤其是西藏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的跨越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给高原脆弱的生态环境也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和威胁。火车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噪声、振动、废水、废烟、废气，无疑成了新的污染源，对沿线居民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动物既定的生活习性都会产生较大的干扰。铁路的通行必然会加强西藏地区资源开发的力度，加快工业化进程的步伐，从而对次生环境形成负的外部效应。^[7]围绕青藏铁路周边所形成的经济带和沿线枢纽城镇的建设，在带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会使当地政府、村社和居民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情况，导致新的环境问题的出现;人流、物流的持续增长，势必使当地的生态环境的负荷量和自然资源的承载力面临新的更大的挑战。

在经济、社会、人口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必须在西藏生态资源的开发过程中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体系中，健全经济、法律、文化等综合约束机制，保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

二、约束机制在西藏生态环境保护体系中的作用机理

相对于知识、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而言，生态环境在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中充当着公共物品的角色，与生态环境紧密联系的利益相关者有政府、企业、社区居民、游客等众多经济主体。由于某个经济主体追求短期利益而对生态资源进行过度开发利用，对生态环境产生严重的破坏，从而导致其他相关者的利益受损和社会整体福利降低。因此有必要建立完善的约束机制，通过警示及处罚措施来实现对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由于约束机制将对其他没有违反合约规定，但又企图违规的经济主体发挥警示的作用，从而推动了利益相关者乃至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提高，对于实施破坏的短期功利主义行为来说这也是约束机制存在的正当性。约束机制包括外部约束和内部约束两种类型，外部约束机制主要是通过经济、法律、行政等刚性的手段提高主体的行为成本，从而保护生态环境;内部约束机制则是通过柔性的自律机制来增强经济主体自觉的环保意识，两者在生态环境的保护体系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一)外部约束机制的经济学分析

外部约束机制主要体现为市场经济环境中使用经济手段惩戒市场主体的背约行为，同时对经济主体守约的行为进行奖励的一系列机制。其主要特征包括:社会信息公开化、交易运作透明化、奖惩方式市场化、实现机制灵活化。市场联防体系是构成外部约束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科学成立征信数据库的基础上，减少由于信息不充分引发市场交易方的损失，从而使惩戒失信和激励守信得以保证。^[8]以物质利益的奖惩来强化约束机制，促使经济主体严守交易规则，需要在市场上广泛的形成失信惩戒和守信褒奖的主导理念。实现该目标的重要保证是建立起一种有效的参与机制，使生态资源开发的经济主体的破坏成本大于其破坏收益，以消除其破坏生态环境的经济动力，通过为保护性开发的经济主体获得生产性资源和战略性资源提供便利的方式对其进行合理的政策激励。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主体破坏生态环境的动机主要来自于对成本收益问题进行合理比较的基础上所做出的理性选择。当其发现保护性开发所能带来的预期收益高于破坏可能产生的当期收益，并且对破坏付出的成本高于破坏产生的收益时，社会通过严格遵守规定来实现预期的目标利益。但是，当保护生态环境所能带来的预期收益等于或低于破坏行为在当期可能产生的收益时，并且破坏付出的成本低于破坏所带来的收益时，经济主体就会产生对生态资源进行破坏性开发的动机。此外，在外部条件的影响下，交易双方都无法在守信的基础上获得收益，他们将会选择调整契约内容或者违约，以至最终导致已经制定的生态环境保护条约不能落实。总之，从理性的角度来判断，经济主体对环境保护条约的依存度与短期利益负相关，与长期利益正相关。^[9]外部约束机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将使经营生态环境行为的各经济主体在多次重复博弈过程中强化对未来长期经济利益的诉求，从而使生态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意愿进一步增强。

为方便研究，我们将生态环境的保护行为设定为遵守合约，将生态环境的破坏行为设定为违背合约。在某一主体失信时，不仅会受到具备法律强制力的第三方对其施加的惩戒，而且还会受到来自社会交换域中的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现有规制的惩罚。从此意义来看，惩罚机制的主要作用就是在市场重复博弈过程中，参与主体通过改变各自选择的策略空间以及收益支付方式来变更博弈均衡的结果，提高生态参与过程中背离者的违约成本，最终使主体破坏生态的行为受到惩治。

假定获取生态行为的信息完全准确，并且对违约行为的惩罚无成本，在囚徒困境博弈过程中一方选择的行动为C(合作)，而另一方的行动为D(不合作)时，对选择行动D的经济主体进行惩罚，从而其支付收益也产生变化，设惩罚值为f，引入惩罚机制之后，囚徒困境博弈的支付矩阵也被改变。如:图1所示。

图1　引入惩罚的囚徒困境支付矩阵

注:此处将生态环境的保护行为设定为遵守合约，将生态环境的破坏行为设定为违背合约。

惩罚机制发挥作用的关键和基础就在于博弈过程中收益支付的改变，因此惩罚值f必须满足(1)式和(2)式中的相关条件，博弈的性质才能维持不变。

不等式(1)对惩罚值的范围为0≤f＜P－L;不等式(2)的赋值范围则自然满足。^[10]

下面通过无限重复博弈模型来分析相关问题^[11]，主体i在第t期进行理性选择的行为集合用Ai(t)来表示，则他在t期可以得到的收益值为πi［Ai(t)，Aj(t)］，此处设定主体i获得收益的现值表达式如下:

在上式中:δ表示收益支付的贴现因子，δ∈(0，1)，π*表示博弈主体i在与另一方进行交易时通过合作能得到的利i润，用主体i单方面违约时所得到的收益用πzi表示。基于前期双方一直遵守环境保护合约的基础上，在此考查博弈主体i自珋t期开始违背前期合约，开始破坏生态环境的情形，当另一博弈主体j发现i违约之后，将以终止合作的方式对其实施惩戒，虽然主体i单方面希望完成合作，但j所采取相应措施将导致i希望完成双方经济合作的目标最终不能实现。从而使i也只能选择冷酷战略来应对主体j的惩戒，主体i在这种情况下所获得的收益用πBi来表示。由于产业集群内各利益相关者都能获得交易过程中的完全信息，包括主体j的产业群内所有利益相关者Ey (y=1，2，……n，y≠i)将充分获得i违反合约的信息，大家会自珋t期开始共同通过冷酷战略来应对i的行为，最终导致的结局是:主体i自t珋期开始首先违约，虽然获得了超额的短期利润，但从此就会终止与集群内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顺利合作并难以取得长期收益。主体i的违约将造成自珋t+1期开始被排斥在利益相关者集群之外，合约终止后的大量沉淀资产将推动后期成本的持续增长，因此，从t珋+1期开始，博弈主体i能够获得的收益πBi的最大值只能为零。根据上述推理，可将主体i首先违约而在期得到的收益现值表达为(4)式:

主体i在期采取合作行为获得的现值可表达为(5)式:

对比V*i和Vzi的大小，当V*i=Vzi时，博弈主体i将在违约和守约的边界进行选择。当V*i≥Vzi时，主体i违约会产生巨大的代价，因此遵守合约是理性的选择，主体i遵守合约的条件可表达为(6)式:

前面的推理表明，πBi只能等于零或者小于零，如果取πBi的最大值为零，对收益情况进行分析考查，同样可得出(6)式的结论。此处可将(6)式改写如下:

变换之后的(7)式等于由δ∈(0，1)可得，当→1，给定δ足够大的赋值，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博弈主体i在生态合作中将没有违约的动机。以上的推论适用于所有利益相关之间的合作行为，在正常的经济合作中，当贴现因子的赋值较大，具备理性选择能力的经济主体均会失去违背合约的动力。而且集体惩罚机制产生的违约成本十分高昂，理性的经济主体在权衡破坏环境所带来的短期收益同与之带来相应的长期成本的前提下，最终会将有效进行生态资源的保护性开发作为唯一的合理选择，在外部约束机制的刚性作用下，博弈主体会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赢局面。

(二)内部约束机制的伦理学分析

由于现实社会中正式制度的失灵、信息不对称等情况普遍存在，使以道德、价值观念等组成的非正式制度作为有益的补充发挥着重要调节作用。因此，通过伦理道德、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非正式制度来加强经济主体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自律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藏民族灿烂的历史文化资源中传承了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为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柱和思想动力。悠久的藏传佛教中蕴含着经典的众生平等、放生护生等生态伦理意识，而且藏族传统的民族文化生活习俗也传承了大量的生活禁忌、生态法则等生态伦理思想。这些思想和意识能够全面承认和极度尊重自然环境所蕴含的价值与权利，做到以珍惜一切生命和善待自然为基本行为准则，已成为西藏地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精神支柱。^[12]

藏民族所传承的生态伦理思想体现出东方民族经典文化的重要特征，在综合思维模式的引导和规范下，主张同一和合、中和顺从的系统论观点，充分体现出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价值取向。所以，藏族传统的生态伦理思想是一个系统化的完整的文化体系，它通过将宇宙中的所有生物与非生物的环境纳入到整体的系统，形成宇宙中一切生物和非生物因素的因果关系网，从而建构了自成体系的人文生态系统。最终形成了藏族生态文化系统推崇的思想和行为境界，即:生命主体和生态环境之间体现出紧密的相依相融关系，人的身心小宇宙和自然大宇宙之间也体现出相融相通的紧密关系，这些紧密关系所带来的最终结局便是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高度和谐状态。

处于脆弱的高原生态环境之中，受到自然资源稀缺性的制约，使藏族生态伦理思想总是围绕保护生态环境、珍惜生态资源而展开，其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出发点均以保护生态平衡为前提，从而塑造了整个民族的传统思想观念与行为准则，并在实践的社会生活中得以延续。在强大的内部道德判断和价值取向的推动下，形成了保护生态环境，维持生态平衡的主观行为规范，最终弥补了仅仅通过法律制裁、经济处罚等外部约束机制在对不完备契约行为治理方面的不足。

三、双重约束机制在西藏生态环境保护体系中的实现路径

外部约束机制与内部约束机制在生态环境保护体系中体现为协同互补的辩证关系。从外部因素看，经济主体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第一，国家的正式法律制度能有效地发挥激励约束作用。第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集体约束机制是有效的外在推动力量。第三，伦理道德机制是刚性约束的必要补充，能够合理规范经济主体在政府调控失灵或市场调节失灵下的生态破坏行为。

从经济主体的内部动力来看，保护生态的自律机制来自于三方面的动力:第一，长期追求最大化的利益是经济主体是否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在动力。第二，逐渐增强的经济实力是经济主体保护生态环境的物质基础。第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力分配与制衡是影响他们采取生态环境保持行动的制度保障。

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既是对人类未来发展提供保障的需要，从深层次的角度来看，更是人类从事经济活动中履行社会责任的体现。经济主体在其发展壮大的不同阶段具有的需求层次有较大差异，在成长的不同历史时期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内容也会有所不同。外部约束机制的作用由于相对固定，因此较难有效激励和约束经济主体动态变化的社会责任，内部约束机制则相对灵活，能够通过满足不同时期的心理需求，从而有效填补外部约束机制的不足，两者体现为协同互补的关系。内外部约束机制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实现路径，如图2所示:

图2　内外部约束机制的协同互补关系在生态环境保护体系中的实现路径

上图表明，保护生态环境的内外部约束机制之间是一种协同互补的关系，两者的作用相互促进，相互补充。一方面，外部约束机制的特性表现为刚性的他律机制，主要通过提高经济主体破坏环境的行为成本，同时降低其市场声誉等途径，促使经济主体在市场活动中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态度从漠视到逃避，再到被动重视和弥补的转变。另一方面，内部约束机制的特性则体现为柔性的自律机制，主要通过经济主体强化自我责任意识，在经济活动中自我纠错等方式，能动地将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演化为内在的心理和行为惯例，最终自觉主动地参与生态环境的保护。两者内外结合，刚柔并济，共同完成了约束机制在生态环境保护体系中的实现路径，在生态环境保护体系中有着完全不同而又并行不悖的作用机理。

生态环境保护体系的自我约束需要通过自我强化和自我纠错两种机制的联动才能全面完成。自我强化机制发挥作用的原理与系统控制论中正向反馈机制的作用相似，其主要功能是促进经济主体自觉遵守处于共有社会交换域中其他利益相关者一致维护的环境保护的“惯例”。经济行为人的自觉行为将使生态环境的保护目标在自我实现机制的基础上得到有效实现，推动生态和谐思想内化为经济主体固有的价值判断和行为模式，并形成潜移默化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的约束下，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拥有自觉履行保护环境的义务感。如此一来，经济主体就会从自觉维护生态和谐的行为中获得满足，这种满足感又会反过来促进经济主体自觉履行环境保护的义务，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关于自我纠错机制，主要针对经济主体因某种原因或者动机破坏了生态环境的情况。此时，由于生态伦理思想的作用，经济主体可能会通过对自身破坏行为的反省过程中形成某种过错感或者自责的情绪，这种自责情绪主要来自于社会责任引发的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歉意，在自我内心谴责的同时引发由于破坏生态而产生的后悔情绪，最终促使自己在今后的经济参与活动中不会采取“违约”行为，在此过程中使自身维护生态和谐的形象得以重塑并维持。自我约束机制涉及一系列情感反应，包括负疚感、良心谴责、自我满足感等方面，这些内心的情感反应会使外部惩罚机制的作用效应大大增强，两者相互促进，从而使粗放式的资源开发行为持续减少，生态环境的保护体系得以自我实施。

四、政策建议

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外部约束机制与内部约束机制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两者在协同互补的机制作用下，对西藏地区的生态环境的保护发挥着双向联动的功能。因此，在西藏生态资源保护性开发体系的构建和完善过程中，要重视内外部约束机制的紧密结合。

一方面，健全生态保护的法律法规，强化环境执法力度，构建强有力的外部约束机制。合理制订并及时修订符合西藏自治区具体情况的生态保护法规体系，加大对破坏生态环境、过度开发生态资源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对于严重危害生态环境的相关责任人更应该通过法律、经济、行政等综合治理手段加大其破坏性开发的成本。同时，加强监督机制，对与生态开发相关的各产业的发展，要提高准入标准，并严格执行申报、审批制度。对于一些采取短期经济行为的地区和企业，对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或者消极推进生态恢复工作，甚至漠视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的，应坚决查处并果断停止其相关建设项目的审批。完善开发建设项目生态水平的事前审批、事中监督和事后评估制度，从制度的层面为促进开发建设项目的生态效益提供保证。

另一方面，加强生态教育，发展生态文化，推进生态合作，形成有效的自我约束机制。运用合理的传播工具和科学的传播方式，将藏民族悠久的生态伦理思想在各市场主体中进行广泛宣传并切实确立，在政府、企业、社区、游客等利益相关者之间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理念。在从事经济活动过程中主动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理念，并通过自我实现、自我纠错等内部约束机制不断发挥作用，将生态和谐思想逐步内化为自身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

此外，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是有效维护西藏生态平衡的重要支撑和有力保障。西藏地区生态条件的脆弱性和保护监管任务的艰巨性，都决定了科技进步的重要意义和关键地位。要加大对科技进步的投入力度，强化生态科学的基础性研究，全面建立西藏地区综合生态资源本底资料的档案库，尽量全面掌握西藏生态环境的总体规律及其与社会发展、经济建设、人类活动等重要影响因素的合理关系，在生态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管理过程中，严格遵循本土的自然规律，并且在国际合作的基础上，切实提高西藏地区生态保护、环境监管、合理开发的科技水平。

总之，在内外部约束机制协同互补关系有效推动下，参与西藏地区环境资源开发利用的经济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将强化生态意识，逐步确立起生态和谐的价值取向，并改变自身的价值选择，将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确立为终极追求目标，从而回归到对内生动因的分析，真正认识到生态环境的保护是经济主体长期收益函数的内生变量，两者呈正相关，最终达到环境保护的各参与方共同享有和谐发展的成果，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帕累托改进。

［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注释】

[1]李芳利:《关于加快发展西藏生态经济的几点思考》，载《西藏发展论坛》2010年第4期。

[2]唐剑、贾秀兰:《西藏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性开发——基于产权经济理论和关联博弈理论双重视角》，载《财经科学》2011年第1期。

[3]青藏铁路那曲段经济带建设研究课题组:《青藏铁路那曲段经济带发展规划》，2005年12月。

[4]段杰鑫、王云霞:《西藏经济发展中的生态安全问题》，载《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5]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网:《西藏全面整治重点区域环境污染问题》，来源: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官网，http://www.caepi.org.cn/highlights/23188.shtml，2010－06－11。

[6]章芬、闫峰:《浅析西藏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载《研究与探索》2010年第11期。

[7]朱玉福、唐文武:《青藏铁路通车对西藏生态环境的影响分析》，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8]崔彩周:《我国企业失信惩罚机制科学化问题研究》，载《南方经济》2005年第5期。

[9]柯丽敏、朱建芳:《建立企业失信惩罚机制的探讨》，载《理论探讨》2003年第4期。

[10]廖博、王端民、张鹏涛、章胜:《惩罚机制在社会合作中的价值研究》，载《价值工程》2009年第1期。

[11]唐剑、袁蕴、李宝平:《内外部惩罚机制在企业社会责任体系中的实现路径研究》，载《经济体制改革》2011年第3期。

[12]贾秀兰:《藏族生态伦理道德思想研究》，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