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生态环境危机形势

1.东亚生态环境危机形势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取得突破性进展，东亚的资源与环境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从污染主体看，工厂、矿山、交通工具、农药、化肥、生活废弃物（垃圾、污水等）等等，是制造污染的主要罪魁。从污染对象看，土壤、大气、淡水、海洋、生态链、食品、人体等等，无处不在。从污染成分看，二氧化碳、化学需氧量（有机污染物，COD）、各种有毒气体、重金属、难以降解之物、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辐射物、噪音、沙尘、烟尘、粉尘、可吸入颗粒等等，是污染的主要根源。能源枯竭、食品安全、气候变化、温室效应、生物多样性锐减、水资源危机、水质下降、酸雨、赤潮、棕云、灰霾、化学赤道、荒漠化、沙尘暴、臭氧空洞等等，无不是环境恶化的凭证。

整个地球可再生资源年消耗量和垃圾排放量已经超出了地球的承载能力。许多重要的生态学者认为，全球经济早已将地球资源消耗殆尽——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全球经济已经突破了可持续发展的模式^[2]。人类的经济发展已经向着不可持续的方向行进。未来十年，生态修复与污染遏制不容乐观，环境压力将持续加大。东亚环境危机，不仅存在于各国内部，也存在跨越国界甚至具有洲际规模的严重环境问题。无论是各国内部环境问题，还是国际环境问题，最终都会危害亚洲乃至人类的整体利益。具体而言，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主要表现在：

1.1　东亚大气环境危机

东亚大气环境危机主要是棕色云团、化学赤道、酸雨、颗粒污染（可吸入颗粒PM10与细颗粒PM2.5等）、垃圾焚烧和温室气体排放等。

棕色云团（ABC）

是在亚洲地区上空发现的一种棕色云团污染物。1995—1999年INDOEX（印度洋实验）观测实验发现印度洋、南亚、东南亚和中国南部上空笼罩着约3公里厚、面积约900万平方公里的棕色污染尘霾。其中含有大量的含碳颗粒物、有机颗粒物、硫酸盐、硝酸盐和铵盐等。这种污染不仅使得大气能见度下降，还造成居民健康受损，它和二氧化碳一样会产生温室效应。过去半个世纪，中国城乡的日光强度平均每十年下降3%至4%。全球13个棕色云团热点城市中，有10个在东亚。棕色云团可能已经成为继温室气体之后对人类的又一巨大威胁。“化学赤道”是在西太平洋海域上空无云区存在的一条宽约50 km的空气化学界限。那里的一氧化碳水平比北方地区高出4倍之多。

由于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及相关技术政策的滞后，东亚可能成为世界上最严重的酸雨污染区。如日本关东地区，冬季高浓度飘尘的酸度是中国北方城市飘尘的几千倍，大气环境已严重酸化，必然会形成重酸雨。中国的SO2（二氧化硫）排放量至今仍在快速上升，酸雨污染在进一步加重，酸雨区在不断扩大，影响面积已经增长到占全国国土面积的30%—40%。中国已发展成为全世界三大著名的酸雨区之一。

据美国太空总署2010年公布的全球污染颗粒浓度图表明，从北非撒哈拉沙漠到东亚的大片亚洲区域，PM2.5污染指数超标严重。而东亚地区几乎全部超标，是全球PM2.5最高的地区，已超过了撒哈拉沙漠。中国已有四个大范围的灰霾区域，即华北地区、长江三角洲、四川盆地和珠江三角洲。

东亚普遍处于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之中，工业化与城市化没有完成向生态化的转型，因此，东亚城市大气环境陷入严重危机之中。城市机动车尾气排放已成为大中城市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在亚洲，特别是东亚，城市机动车保有量在快速增加。近九成的汽车都存在车内空气甲醛或苯含量超标问题，其中新车车内的空气质量最差。严重灰霾和雾霭覆盖包括北京、上海、广州、乌鲁木齐等我国几乎所有大中城市群。根据上海市近三年监测数据，PM2.5年日均值为0.046—0.059mg／m3，超过美国国家标准的年均值限值（15μg／m3）2—3倍，PM2.5占PM10的比例达60%左右。与1990年以前相比，近二十年来，上海市大气能见度总体上呈恶化趋势，能见度低于10 km的天数出现两次恶化过程，近十年来每年能见度低于10 km的天数超过200天。

垃圾焚烧形成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二恶英对亚洲的危害性严重。日本与中国的二恶英增长已引起广泛关注。在日本，由焚烧垃圾产生的二恶英正在逐渐污染整个国土。国际二恶英会议报告显示，日本全国二恶英浓度平均值高达0.051pg-TEQ／m3，高出维也纳等欧盟国家的5倍左右。在东京附近的所泽市母乳中二恶英浓度要比日本认定无害的浓度高12—20倍；冈山县一港口附近海底土样中溴化二恶英的浓度比全国普查时最大值高出10余倍；距东京30km的Kunugiyama生态农业市土壤中曾检出二恶英超标300倍；从1997年以来控制排放后，二恶英大大降低了，但食品中含量仍有增加趋势。在中国搞垃圾焚烧最早的深圳市，其疾控中心2009年发现12种食品中二恶英PCDD／Fs 和PCBs的毒性当量浓度超出了欧盟参考值。

百年来，全球气候正经历一次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全球性的气候变暖危及整个人类生存。气候变暖的主要根源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过度使用化石燃料和大规模砍伐森林、破坏植被）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特别是二氧化碳的排放。在过去的一个世纪（1906—2005）里，二氧化碳浓度持续增长，全球气温上升了约0.74℃。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第三次评估报告中指出，1860年以来，全球平均温度升高了0.6℃±0.2℃。近百年来最暖的年份均出现在1983年以后。20世纪北半球温度的增幅，可能是过去一千年中最高的。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急剧增加。美国能源部、能源信息情报署、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的数据图表明，美国所排放的温室气体一度比中美洲、南美洲、非洲、中东、澳大利亚、东亚（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蒙古）、南亚、东南亚加在一起的总和还要多，占全球总排放的30.3%，加上欧洲（27.7%）则占58%；东亚、东南亚、南亚合计占12.2%^[5]。世界银行主编的《世界发展指标2010》（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0）指出，1990—2006年，全球五大二氧化碳排放国——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和日本都降低了各自的碳收入密度（生产单位GDP制造的二氧化碳，中国降幅最大为4.3%，OECD高收入国家的平均降幅只有1.7%），中国和印度的碳能源密度（单位能耗释放的二氧化碳）有所上升（0.8%和1.3%），中国、印度、美国、日本二氧化碳排放分别以5.1%、4.8%、1.2%、0.6%的速度递增，发展中经济体的递增速度（2.1%）快于OECD高收入国家（0.9%）。二氧化碳排放的急剧上升源于作为全球主要能源的化石燃料的大量使用。自1970年代以来全球能源消耗以每年2%的速度递增。国际能源署（IEA）预计，到2030年化石燃料仍然是主要的能源形式，且需求将比目前增长40%，二氧化碳排放量年均增长40拍克（约400亿吨），二氧化碳浓度将长期维持在1000 ppm（每百万个空气分子中含有1000个二氧化碳分子）^[6]。气候变暖将导致各种极端天气，干旱、洪水、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农作物生长时间变化、农业生产受到干扰等，对亚洲发展中国家和近海国家危害很大。气候变暖亟须全球高度关注，积极共同应对，任何国家和地区不应推卸责任。东亚作为新兴工业化地区，应该为此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

1.2　东亚土壤环境危机

东亚土壤环境危机主要是荒漠化、重金属、石油类、放射性化合物、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沉降等方面的污染。

东亚大片土地已经变成了大面积沙滩、荒漠和戈壁滩，呈现严重荒漠化。由于环境污染与不合理开发，中国成为世界上受到荒漠化与水土流失危害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与水土流失面积大，范围广，速度快，危害严重。中国荒漠化土地面积约占国土总面积的1／3，而且每年还在增加1万多平方公里；威胁着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水土流失面积达到367万平方公里，占中国陆地总面积的38%。荒漠化与水土流失至今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中国森林覆盖面积仅为世界平均覆盖面积的三分之一，它导致了水土流失、洪灾频繁、物种减少、沙尘暴增加、气候变化等多种恶果。沙尘暴的影响是无国界的。中亚地区的尘埃能够被西风气流搬运到l万公里以外的夏威夷群岛。

在日本，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快速增长以来，各地环境污染事件不断。1976年就发现秋田存在镉污染，熊本和新潟发生汞污染（水俣病），东京工业垃圾填海造地的筑地重金属超标可能上万倍。明治初期三井金属矿业公司污染了神通川，使附近人群发生慢性镉中毒，即“骨痛病”。中国目前正在经历同样的经济迅速增长期，其污染也在同步增长。新世纪以来，和重金属有关的环境事件频繁发生。大多数城市的近郊土壤环境已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全国污染的土地面积已超过1.5亿亩，连同污水灌溉污染、固废毁田等，约占耕地总面积的近1／5左右，且每年还在以大约15%的速度递增。在一些受污染较为严重的地段，土壤中的有害物质多达近百种。全世界约70%的电子垃圾已经涌入中国部分沿海地区，如广东、浙江、上海、福建、山东等地，致使当地水土环境严重污染。

早在十年前加油站地下漏油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地下污染源。石油渗漏在东亚地区更为多见，仅中国就已经存在着“十万加油站渗漏之祸”，大部分处在渗漏之中。然而，由于石化企业的丰厚利润，目前仍在吸引各地管理部门让石化企业遍布沿海、沿江各地。在东亚地区，类似环渤海地带石化企业的密布，类似南海油田地带采油的竞争，已经对东亚地区人类生存构成了巨大威胁。在中国，目前无论是产品回收方面，还是垃圾资源化方面，均存在与先进国家的较大差距。多年来习惯于粗犷型生产，过于追求发展速度，在环境容量上负债累累。中国虽然已经出现不少环保志愿者和民间组织在活动，不少民众热心于环保，但不少管理部门的环境意识仍旧落后于广大民众，不作为成恶习。

1.3　东亚水环境危机

东亚水环境危机主要表现在水资源短缺，地表水、地下水、海洋水的严重污染，特别是工厂、城市、养殖场及其周边水域的严重污染。

东亚水资源相对有限，但工业和农业需求却在不断扩大。其中，农业灌溉用水量消耗70%以上。而人口快速增长和工业化城市化不断推进，需要更多的水资源供应。黄河干涸期越来越长，长江污染越来越严重，恒河和印度河的流量明显减少，过度灌溉用水使得咸海趋向消失。由于化学污染物不断增加，水资源的质量越来越差。水资源短缺和质量问题在未来几十年将成为更加严重的问题。

东亚水域的整体环境一直在恶化，城市水域环境的恶化更加突出。绝大多数城市地下水已经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城市污水渗漏广泛存在，城镇水源地多有不同程度超标。还有数亿人民饮用不合格的水。

东亚地区的有机污水排放量人均水平与发达国家并没有很大差别，但是东亚地区众多的人口和工业化的开展致使有机污水排放总量偏高。

东亚地区过度施用化肥、农药，造成水体、土壤污染严重。目前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化肥消耗量居世界之首。中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化肥消耗国，其化肥消耗量占全世界的35%。农业生产中肥料施用可概括为“三重三轻三低”，即重化肥，轻有机肥，肥料利用率低；重用地，轻养地，土壤有机质低；重产出，轻投入，施肥效益低。平均每公顷化肥使用量达到400公斤，是发达国家化肥安全施用上限（225公斤／公顷）的近2倍。由于多数农民没有实施科学施肥，化肥利用率很低，氮肥利用率约为30%—50%，而发达国家化肥利用率可达60%—70%。化肥大量且不合理的施用，导致植物不能完全吸收利用，部分化肥随农业废水和地表径流流入江、河、湖、库，污染了水体，造成水体水质恶化。

东亚集约化禽畜养殖业迅猛发展，产生大量的粪便，成为一个重要污染源。畜禽养殖场的污水中含有大量污染物质，其生化指标极高。此外，许多畜禽养殖场布局不合理，过度集中，缺乏废弃物处理能力和配套耕地消纳，常常将粪便倒入河流或随意堆放，高浓度的有机污水排入水体，导致水体水质恶化。中国农村地区每年产生的畜禽粪便量达39.7亿吨，由于缺乏足够的处理能力，畜禽粪便的无害化处理利用率不足5%。庞大的农村人口基数，农业肥料大量、不合理的使用，规模畜禽养殖的迅速发展等具体国情决定了水源污染构成更加复杂，产生量更加巨大。农村生活污水产生量大，且绝大部分农村污水只经过化粪池的简单处理或没有任何处理，就直接排入附近水体，是周边水环境污染的重要污染源。

东亚海洋水环境危机相当严重，主要表现为太平洋垃圾山、赤潮、石油污染、辐射污染。东亚海洋区域包括黄海、东海、南海、苏禄海—西里巴斯海、印度尼西亚海以及泰国湾6个巨大海洋生态系，把东亚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东亚海洋区域13个成员国在经受着赤潮、溢油、核辐射及各类海洋污染危害，极大地威胁着各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人体健康。

在离日本不远的北太平洋上，多年来已经形成了全球最大的垃圾场，向东经夏威夷延伸至加利福尼亚的900多公里的水域，被丢弃的垃圾逐渐形成了两个巨大的“垃圾大陆”。据估计总面积已有两个美国那么大。近十年来，其面积已增加了两倍。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到2030年其面积还可能增加9倍。届时垃圾将充满太平洋的每个角落，据美国Al-galita海洋研究中心估计约有1亿吨塑胶垃圾，累计深达30多米。它们在不停地向海水释放着污染物。目前至少有267种海洋生物受到严重影响。垃圾山在严重威胁着整个海洋生态系统。

大量生活污水排入，造成沿海城市近岸海域发生严重富营养化，致使赤潮污染事故频次和面积不断增大。中国每年赤潮面积多达数万平方公里。在渤海海域七年间就发生赤潮近20次，中国已成为一个赤潮灾害多发国，赤潮已波及整个东亚海域。藻类剧烈繁殖，海水急遽缺氧化，鱼虾死亡。

东亚海域分布有较多的油气田构造，如渤海油田、南海油田、海南油田、西江油田等，在油气开采和运输中的溢油事故频发，致使东亚海洋区域石油污染已十分严重。仅在烟台、威海、东营、潍坊一带海域，每年发生的船舶沉没、搁浅、碰撞等溢油污染事故就达30多起。近期蓬莱油田发生的康菲石油公司重大漏油事故污染，让数以万计的原油集中涌入海湾，污染面积高达6700平方公里海域，最高超标86.4倍，其污染强度超过了被称为“生态911”的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严重影响到鱼类洄游和海水养殖业。

随着东亚发展，越来越多的核电站分布在东亚，而其辐射隐患与辐射污染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2011年3月福岛第一核电站在8.8级强震后机组厂房发生爆炸，造成约400罐固体核废料翻倒，封盖脱落，罐中核废料漏出，致使放射性物质扩散到空气和海水中。仅1号机组的中央控制室辐射量超过正常水平约1000倍。按照《伦敦倾废公约》，日本没有履行“通知国际组织”和“与各国磋商”的国际义务，违背了现代国际法和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让辐射泄漏持续了几个月时间，严重影响到海水质量，中国不少近岸海域海水水质均检测到其影响，已经直接影响到海水的使用功能。

1.4　东亚生物多样性危机

东亚生态危机还表现在生物多样性锐减与物种灭绝危机。东亚生态系统危机，同时也是全球生态系统危机。以目前的自然资源消耗速度，到2050年左右，生态赤字（自然资源的年消耗量超过年产量）将达到100%。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数据，地球上的物种灭绝已有半数，估计到本世纪后半叶，将会增长到2／3。10000位世界自然保护组织的科学家在研究了40　000种物种之后，认为40%的物种处于危险边缘。美国加州大学研究报告称，地球正处于第六次物种大灭绝的中期。《地球危机》的作者格雷姆·泰勒（Graeme Taylor）指出，第六次物种大灭绝由人类利用环境不当而引发，新物种的进化和繁衍将需要千百万年的时间。印度尼西亚森林毁坏的速度是惊人的，根据目前速度计算，到2022年，苏门答腊和婆罗洲将有98%的森林被毁灭，而热带雨林中的丰富物种也将随之消失。2000—2007年南亚地区的森林仍在以0.1%的速度减少。东亚太平洋地区略有上升，幅度达到0.2%。

据日本厚生省称，日本死亡人数连续九年上升，2009年自然人口进一步萎缩，比2008年减少高出约1.46倍。人口减少加速的趋势预计在未来还将继续。据世界卫生组织连续二十年监测发现，仅北京地区急性冠心病发病率就提高3倍左右，中国儿童血铅中毒在蔓延。更需要关注的是发病年龄在迅速年轻化、婴儿化，病魔逐渐扩展到中青年甚至婴幼儿身上。中国已成为新生儿出生缺陷的高发国。据钟南山院士研究，广州妇女宫颈癌、卵巢癌的发病率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如果不采取措施，再过五十年很多人将不能生育。可以说，东亚地区的环境形势，已经十分险恶。正如国际自然资源委员会芭芭拉所说：我们是在“与死亡赛跑”。但保护生物多样性至今仍然不是大多数国家首要考虑的问题。

由于大气、水、土壤环境的严重污染，东亚农业环境面临空前的危机。水资源短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污染、重金属污染、农药化肥污染、石油污染、工业与生活污水的污染等，都加重了亚洲农业环境的危机，给人类的食品安全造成巨大的压力。严重的大气污染、垃圾堆放、填埋和焚烧、饮用水紧缺、地下水紧缺、河流湖泊污染、地面沉降、噪音污染，这些也使得亚洲的城市环境同样面临严重的危机。亚洲普遍还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垃圾处理设施的修建比不上垃圾产生的速度，垃圾循环利用的水平还很低，产生的垃圾越来越多，这些垃圾堆放或填埋在城市周边，形成“垃圾围城”现象。垃圾对城市周边的土壤、空气、水域、农业、居民生活都会带来严重污染。中国产生的垃圾已经占世界年产垃圾的四分之一以上，成为世界上垃圾生产量最多的国家，也是垃圾处理任务最为艰巨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