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动理论的研究视角

视角一：心理取向的集体行动理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社会普遍认为，集体行动的产生是由于各种异常的心理状态导致的。这些心理包括怨恨与不满、挫折与相对剥夺感等。因此，从社会心理与社会文化的角度出发，集体行动作为一种社会失范现象，它是个体情绪的集体抒发。^[9]集体行动的产生需要某种共同的心理，包括共同的价值理念，或共同的愤怒。^[10]正如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所认为的那样，作为独立存在的个体是理性的和有文化教养的，能够遵守社会秩序、受法律约束。然而，个体一旦聚集起来，容易冲动和非理性。随着聚众的人数不断增加，个体受群体的影响越来越大，最终趋从。因此，群体往往是非理性的。^[11]

相对剥夺感理论也是一个重要学说。格尔（T. R. Gurr）提出了“相对剥夺感”理论，他概括了三种类型的相对剥夺感，即递减型相对剥夺感、欲望型相对剥夺感和发展型相对剥夺感。该理论认为，每个人都有欲望，都希望社会能够满足其价值，而社会具有满足其价值的能力。个体总是盼望社会能够满足其愿望。期望得到满足，则对社会满意；而期望得不到满足，便对社会不满。如果社会满足个体的价值能力变小，人们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一旦相对剥夺感加大，人们就有可能对社会不满，并导致对社会的抵制与反叛。^[12]

价值累加理论则是另外一种学说，它是由斯梅尔塞（Neil Smelser）提出的。斯梅尔塞运用经济学的方法，论证了价值累加理论。该理论认为，集体行为或社会运动的产生，必须依次出现结构性紧张、环境条件、诱发因素、普遍情绪或共同信念、行动动员、社会控制机制等六个要素。（1）结构性紧张。这里的结构是一种社会结构或背景。只有让人们感到压抑、紧张的社会结构或背景，才有可能发生集体行为。（2）环境条件。这里的环境条件是指制度环境，也包括客观的社会情景环境。（3）诱发因素。集体行动不会凭空发生的，需要一个“导火索”。（4）普遍情绪或共同信念。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共同的情绪和理念，才能有集体行动。（5）行动动员。领头人物和率先行动者出现，并鼓励他人采取行动，从而导致参加集体行动的人员数量增加。（6）社会控制机制。对于各种集体行动，如果社会控制机制软弱，那么就无力阻止这种行为。^[13]具备上述六个要素，一旦民众实际遇到或感觉到权益或机会被剥夺，将促使其参加社会运动。

视角二：理性取向的集体行动理论。尽管心理、情绪等因素是导致集体行动的重要原因，但是仅仅有非理性因素是不够的。因此，在那些理性取向的学者看来，组织和社会网络是集体行动的关键。集体行动不会凭空发生的，它们需要组织和网络作为行动的载体。不满情绪能推动集体行动的产生，但是并不能替代组织和网络等各种资源的作用。

（1）资源动员。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资源动员理论认为，资源控制与分配是社会运动的关键。麦卡锡（John D. McCarthy）和扎尔德（Mayer N. Zald）认为，社会矛盾与相对剥夺感增加，这是导致集体行动者的重要原因。然而，这些因素并不能决定社会运动的发生和成长。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社会运动组织在一个社会中所掌握和利用的资源总和。资源的组织化程度是决定一项运动成败的关键。因此，“怨恨”和“不满”仅仅是一种个体的心理状态。如果要将个体的心理状态转化为行动状态和集体状态，并最终演变成一个社会运动，那么它需要经过“资源动员”过程。^[14]因此，资源动员理论关注行动领袖的产生、招新网络（recruitment network）建构、成员资格确定、行动策略等，他们更加关注社会运动组织的运作机制。

（2）组织化程度。除了资源等要素之外，组织化程度也是影响集体行动成败的关键。因此，组织化成为集体行动理论关注的重要领域。康豪瑟（William Kornhauser）认为，一个正常的社会结构应该有政治精英—中层组织—民众等三层结构，社会通过这三层结构得到稳定。然而，现代化过程导致人员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流动，使得以村落和血缘为基础的社会中层组织被打破，而中层组织却尚未发展起来。人员的快速流动与中层组织不发达的矛盾，使得人与人之间缺乏有机联系，社会矛盾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化解。

具体而言，社会中层组织对于大众运动的产生具有根本性的约束作用，这种约束作用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中层组织承担了许多社会功能如福利和慈善组织、俱乐部和兴趣小组，这些功能是国家无法承担或无法高效承担的，但又超出了个人的能力范围。其次，通过组织内部成员的互相讨论，加深人们对社会的理解。这种相互讨论同时为中层组织之间、中层组织与国家之间的对话提供了平台。这种讨论和对话能让他们意识到事情实际上不那么简单，有利于缓解他们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从而不会因冲动而轻易加入某个大众运动。第三，中层组织能够促进认同感和利益的多元化。由于不同组织具有不同的利益，成员之间也拥有不同的认同感。这种利益和认同感上的分散导致全民性的大众社会运动不易发生。第四，中层组织是政治精英与民众之间的中介，精英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往往是借由组织精英的转达来进行的。这一方面防止了民众受政治精英的操作和控制，让民众根据自身的价值观来进行抉择；另一方面也防止了政治精英的决策直接为大众压力所左右，即民粹主义的产生。^[15]

此外，皮文与科罗沃德（Piven and Cloward）指出，组织对集体行动的发展是“双刃剑”。如果组织化的集体行动过于频繁，那么会使得基层抗议的能量消减。此外，个体受组织影响较大，其参与的集体行动更容易被国家所消融。相反地，来自下层民众的自发性造反往往最为彻底和破坏性，下层民众的集体行动对统治精英的冲击更为激烈。

（3）社会网络。麦克亚当（McAdam）指出，集体行动会对社会秩序造成一定的冲击，但并不能完全否定它的作用。相反，通过集体行动这样的利益表达渠道，使得相关利益者的利益诉求得到维护和实现，这是既有群体社会关系的展现。因此，从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来研究集体行动，是一个重要视角。在集体行动的研究中，麦克亚当指出了网络的基本功能：一是信息沟通的功能，二是团结联络的功能。^[16]梯利（Tilly）认为，在群体利益转为集体行动的社会动员中，组织力量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群体所具有的共同特征越多，那么该群体就越容易动员起来；如果群体内部人际网络越强，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则越紧密。换而言之，群体的共同特征和人际网络影响着该群体的组织能力。^[17]

视角三：结构取向的集体行动理论。该理论认为，政治机会和政治结构决定了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该理论强调政治机会结构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一个社会运动能否兴起、怎样发展，既不取决于人们所掌握资源的多少，也不取决于人们的愤恨和不满情绪。那么，社会运动的发展由什么因素决定呢？它取决于政治机会多寡。^[18]所谓政治机会结构，是指那些比较常规的、相对稳定的（但不是永久的）的政治环境，这些政治环境结构能够提供人们集体行动参与机会。政治机会结构将集体行动视为一种与执政精英的策略性互动。在实践中，将集体行为操作化为一种政治通道的存在。^[19]此外，基茨切尔特（Kitschelt）将政治机会结构界定为政治体制的开放程度，并且这种开放性也是一定程度下集体行动者的约束条件。^[20]

梯利针对社会集体抗议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政体模型和动员模型。该理论强调了国家对于社会集体运动的作用。梯利在他的模型中将政体下的社会成员分为两大类型，即政体内部成员和政体外部成员，而外部成员在社会与政治生活中处于不利地位。为了改变这种不利地位，政体外成员通过采取各种策略对政体施加影响。策略一是想方设法进入政体，使自己成为政体内部成员；策略二是通过各种方式，改变政体性质，以便将自己包容进去；策略三是以社会革命等方式，致力于打破这个政体。^[21]梯利认为，一次成功的集体行动是由利益驱使、组织能力、制度障碍、抵制力量等因素共同决定的。（1）利益诱惑与驱使，参与者为了自身利益诉求参加集体行动；（2）组织能力，集体行动的策划者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3）制度障碍，是指个体加入集体行动的各种体制性阻碍因素，例如个体所拥有的政治机会或威胁；（4）抵制力量，是指个体参与集体行动时所受到的来自于原有政体的抵制力量。上述因素对集体行动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影响。

麦克亚当提出了“政治过程论”（political process theory），认为政治过程就是政治机会结构、自有组织资源、认知解放三项要素组合而成的，这三个要素构成了政治运动的基本要素；而集体行动就是上述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造就的结果。在这三个要素中，他特别强调了认知解放（cognitive liberation）的巨大作用。认知解放使得人们的思想观念得以改变，认知解放是使一个集体行动从潜在变为现实的必要前提。^[22]

视角四：文化取向的集体行动理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集体行动理论的研究者将关注的重点重新转向文化领域，涉及话语、符号性行动和情感等方面。文化取向的集体行动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

（1）文化马克思主义。汤普森通过对19世纪英国工人运动历史的研究，发现了文化因素的功能与作用。据此，汤普森提出了“文化马克思主义”学说。汤普森强调对工人阶级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工作场所，学术研究应当将重点放在工作以外的家庭和社区。此外，应该透过消费和社会再生产来分析工人阶级。^[23]伦布克（Jerry Lembcke）认为，阶级并非是“经济和权力运作”的结果，还应该包括文化意识的作用。具体而言，工人阶级的思想观念与文化理念是其阶级意识和阶级行动的基础。因此，工人阶级的力量成长还在于工会的作用，依赖于工人阶级的文化。^[24]

（2）文化建构论。科恩（Cohen）强调，并非所有的集体行动都是为了争取资源或权力，其中不少的集体行动是为了文化的改造。因此，为了实现文化改造的目标，集体行动往往会双管齐下：一方面在民间社会大力宣扬相关理念，通过意识形态的塑造来形成共同的文化观念；另一方面以集体力量向国家部门施加压力，促使相关部门被动地接受。从文化建构的角度来讲，集体行动是一种集体文化认同的建构过程，它是基于共同的意识而采取的一种行动策略。^[25]

（3）框架分析论。所谓框架并非是指制度环境，而是行动者为厘清他们所处的社会情境而采取的一套观看方式。换而言之，框架就是民众的价值理念的塑造过程。现实中，一般民众并不是盲目地接受媒体所告知的讯息。他们的价值判断与文化理念之形成，往往会结合自己的经验与智慧。^[26]因此，在集体行动中，框架整合（flame alignment）是一个价值理念塑造的重要过程。斯诺等人认为，集体行动中的话语形成过程，实际上就是建立策略性框架的过程，其目的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参与集体行动，包括这四个策略：一是框架搭桥，二是框架扩大，三是框架延伸，四是框架转换。^[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