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心理学的发展时期

20世纪80年代之后，是政治心理学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政治心理学发展的中心已经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美国有关政治心理学的研究代表了政治心理学的最高发展水平。随着研究中心的转移，政治心理学的研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与以前相比，人们的研究很少涉及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的争论，而本能心理学的观点继续呈现萎缩之势，行为主义心理学占据了当今政治心理学研究的主导地位。具体来说，现在几乎所有的政治心理学者都承认现实社会秩序的合理性，尽管他们也对这个社会提出批评，但是这种批评是局部的，并不涉及社会的根本性质。

这一时期政治心理学有了极大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总结和介绍政治心理学成果的著作不断涌现。如我们在开篇所介绍的，学术界公认的几本论文集多数出现在这一时期，代表了政治心理学的发展水平。近年来，值得注意的有两本教材：一是霍顿所写的《政治心理学：情境、个人与案例》（2009），该书以环境和个体的政治心理划分两大篇，强调了环境和个体心理的互动，最后以环境和个体政治心理的结合作为教材的结尾。二是科塔姆等出版的《政治心理学》（2010）一书，该书最大的特点是对群体的心理进行了详细论述，设有群体政治心理学、种族政治心理学、从族群冲突到族群屠杀，民族主义政治心理学、恐怖主义政治心理学等诸多章皆与群体心理研究相关。

第二，政治心理学期刊的出现。政治心理学的第一本期刊出现于1934年至1935年间，是由威尔海姆·赖希（Wilhelm Reich）主编的《政治心理学与性经济学》（Journal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and Sexual Economy）^[1]，但这本杂志出版不久就夭折了。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两本政治心理学的期刊：《政治心理学》（Political Psychology）和《微观政治学研究》（Research in Micoropolitics）。《政治心理学》是国际政治心理学会于1980年创立，双月刊，每年一卷共六期，代表着政治心理学最新和最权威的研究成果。《微观政治学研究》创立于1986年，年刊，但是这本杂志的出版时断时续，分别在1986年、1987年、1990年、1994年、1996年、2002年出版过六期，目前已经停刊。自2014年开始，国际政治心理学会又推出了《政治心理学进展》（Advances in Political Psychology），每年一期，它的主要作用是对一年以来政治心理学的重要成果进行综述。当然，有关政治心理学的一些权威文章，也可参见一些学者编辑的有关书籍和美国三大政治学权威杂志：《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美国政治科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政治学杂志》（The Journal of Politics），以及美国社会心理学方面的权威杂志《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第三，研究领域不断扩展。随着苏美关系的缓和，直到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对未来社会的研究已经不再是学者们关注的重心，他们把美国代表的政治体制看作是完美的，因此觉得没有必要对社会再进行整体的设计。与此相关，这些学者提出人们应该更多关注各种政治的议题。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多数理论基本上是围绕着某个议题展开的。在诸多议题中，选举政治成为政治心理学关注的核心。分析选民在面对信息时如何分析、判断成为研究的重点，换言之，政治认知的研究主宰了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论证的思路是：权力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权力来源于选民的投票←选民的态度和投票行为←选民对政治信息的选择、分析和判断。也就是说，政治认知的研究是对态度和投票行为研究的延续和深入。

许多理论皆与政治认知相关，这些理论包括图式、启发、启动、刻板印象、前景理论、框架理论等。

所谓图式指“呈现组织好的以前的知识，从具体的例证中体验的经验”，以指导“新的信息处理和储存信息的检索”。^[2]区别图式者和非图式者的标志在于有无既定的知识结构。对一个特定的领域拥有既定的知识结构者称为图式者，相反没有发展出精致的知识结构，不管是缺少兴趣、能力或经验，都被称为非图式者。^[3]

启发就是把概率估计和数值预测等复杂的任务归为更简单的判断操作。^[4]即将复杂的任务进行简化，它是一种有限理性。人类的决策过程大致分为简单、启发和系统。简单不需要理性思维。启发需要理性思维，但是这种努力尽管是成系统的但是有限的，依赖认知捷径，以避免在处理信息时耗费过多的精力。第三种是系统思维，在决策时，有意愿而且有能力进行认知上的深入思考，当面对重要的决策，包括对多个相互竞争的因素考量时，能够对之深入思考。具有系统思维者甚至能够根据不同的标准列出每种选择的利弊和不同的标准具有的突出性的差异等。^[5]由此可以看出，区分三者之间的最重要的标准是理性的差异。简单的思维方式不需要理性，启发是有限的理性，而系统思维是一种理性的思考。

启动作为一种程序增加了记忆某种类型和某种结构的易获得性。^[6]即在作判断时，最容易获得的信息往往起着重要的作用。启动指储存在记忆中的知识，遇到刺激物而被激活。社会心理学的文章把启动视作两个阶段：启动的刺激应该影响一些知识结构，比其他的知识结构更具易获得性，但人们是否运用易获得的知识结构作为评估的标准，要依赖于他们感知到应用于判断任务的程度。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显示，近期的启动增加结构中的易获得性，频繁的启动增加结构的可适用性。^[7]启动与易得性密切相关。即启动了记忆中的知识，使之在判断时最容易获得。值得关注的是，近年以来，学术界对易得性的探讨越来越多，甚至超过了对启动的研究，许多学者直接抛弃了启动，而直接谈易得性。

刻板印象是一种“按照严格的概念思维的倾向”，阿多尔诺等认为刻板印象是一种迟钝的形式，尤其是在心理和社会问题上。世上有如此多的观念和发现需要进行充分的说明，但是如果考虑过多，势必产生苦恼、焦虑，而遵循刻板印象则解决了上述烦恼。^[8]

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由卡尼曼（Kahneman）和特沃斯基（Tversky）于1979年提出，认为个体对结果的评估与参照点的偏离相关，而不是与净资产的水平相关，即对参照点的认同是一个关键的变量，在得失的权衡中，更加注重损失，在收益的情况下规避风险，而在损失的情况下接受风险。具体来说，前景理论有以下五种观点：其一，人们倾向于按照得失而不是净收益考虑问题，得失是以与某个参照点的偏离为依据的。其二，得失的感觉不同，损失的影响要大于收益的效果，讨厌损失大于所获得。其三，在得失均等的情况下，人们更愿意维持现状。由于损失厌恶效应的存在，当个人一旦拥有了某项物品，那么他对该项物品价值的评价要比未拥有之前大大增加，这就是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其四，参照点的选择，或者说一个问题的框架，对于决策很关键。这直接决定着对得失的评估。其五，过于重视确定性的结果，称为确定性效应；过于重视小的概率，而对中等和高概率重视不足。在不确定性结果中，人们往往把极端可能的结果视为确定性，称为虚假确定性。接近于0或1的概率变化远大于中等概率相同的变化，称为比率差异性原则（ratio-difference principle）。譬如如果花钱，灾难的概率将会从0.1降至0，或从0.2降至0.1，尽管降低的比率相同，但人们更愿意为前者花钱。^[9]

所谓框架，指“一种核心的、有条理的观念或故事线索，它为系列事件的展开提供了意义，并把各个事件编织起来。框架显示的是对议题本质的争议”^[10]。框架绝不是中性的，它告诉人们事件的本质是什么，如何来思考，以及人们应该怎样做。^[11]框架包括以下内容：其一，框架为事件提供系统的解释，把事件中的各个因素，或把系列事件通过解释编织起来。其二，框架是议题框架。这里所说的框架是对某个争议的议题提供解释。换言之，议题本身可能会有两种乃至多种解释。

以上诸种理论尽管名称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有限理性。认为选民在思考各种议题和对候选人投票时，基本不是对所有的选举信息进行系统分析，而只是对部分信息进行考察，遵循某种认知的捷径。图式、刻板印象、启发、启动、前景理论、框架皆属此类。但上述理论由众多学者在研究，很难归为某个学者的贡献，在此不作过多叙述。

有关认知部分，重点介绍两种理论，即马库姆斯的议程设置理论和泰特洛克的整合复杂性理论。前者与媒体相关，认为媒体对新闻报道的形式，影响了人们对信息重要程度的判断。泰特洛克的整合复杂性理论，由复杂性和整合两部分结合而来，复杂性体现为看待事物的维度，而整合是几个维度之间的联系程度。

这一时期是政治心理学研究百花齐放的时代。除了多数学者对政治认知的研究之外，也有学者对其他政治心理理论进行研究。

政治人格的研究方兴未艾。首先，威权主义的研究有所发展。法西斯主义的幽灵已经渐渐远去，对威权主义的探讨渐成衰落之势。但由于欧美各国大批移民的涌入，恐怖主义的兴起，导致各国社会威胁感上升，排外情绪加重，使威权主义的研究仍然有用武之地。埃特米耶的右翼威权主义理论对此作了探讨。其次，政治动机的研究有所丰富。温特打破了过去只关注自尊、性本能的习惯，探讨了成就、归属和权力三种动机，并将其应用于对美国总统的研究。最后，领导人格的研究逐渐兴起。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巴伯有关总统人格的研究。

另一个拓展的领域来自于政治情感。原来学者们把情感看作与理性相对，只知认知的重要性，而不识情感。但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者们逐渐认识到情感与理性并不是截然对立的，情感对认知有着重要的影响，即情感对信息处理、记忆、储存以及判断等都会有所影响。基于这种认识，许多学者在政治情感方面提出了许多概念和理论，譬如热认知理论、情智理论等，其中马库兹的情智理论影响较大。

随着社会的越来越多元化，群体间的矛盾变得突出，群体对社会的不满也逐渐增加，由此推动了群体心理的研究。有的学者专注于族群间关系的解释，譬如西尔斯的象征政治理论；斯达纽斯和普拉多的社会支配理论。有的则专注于群体对社会的反抗，归纳总结出集体行动的一些规律。卡兰德曼斯作为集体行动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理论即是在此方面的尝试。也有学者试图用政治心理学的视角分析国际关系。许多理论，如前景理论，温物的政治动机理论、整合复杂性理论也都或多或少地关注国际关系。在本编中，专设一章重点介绍科尔曼的问题解决理论，该理论以巴以冲突作为考察的样本，成功地推动了巴以和谈的进程。

【注释】

[1]Dana Ward，Political Psychology：Origins and Development.In Kristen R.Monroe ed.，Political Psychology，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 Publishers，2002，p.63.

[2]Susan T.Fishke&Patricia W.Linville，What does the Schema Concept Buy Us?，Perc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Vol.6，1980，pp.543-547.

[3]Milton Lodge，Ruth Hamill，A Partisan Schema for Politic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0，No.2，1986，pp.505-520.

[4]Amos Tversky，Daniel Kahneman，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Heuristics and Biases，Science，Vol.185，No.4157，1974，pp.1124-1131.

[5]David C.Barker Susan B.Hansen，All Things Considered：Systematic Cognitive Processing and Electoral Decision-making，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67，No.2，2005，pp.319-344.

[6]Steven J.Sherman，Diane M.Mackie，Denise M.Driscoll，Priming and the Differential Use of Dimensions in Evaluation，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Vol.16，No.3，1990，pp.405-418.

[7]Scott L.Althaus，Young Mie Kim，Priming Effects in Complex Information Environments：Reassessing the Impact of News Discourse on Presidential Approval，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68，No.4，2006，pp.960-976.

[8]T.W.Adorno，et al.，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Harper&Brothers Press，1998，p.236.

[9]DanielKahneman，AmosTversky，ProspectTheory：AnAnalysisofDecisionunderRisk，Econometrica，Vol.47，No.2，1979，pp.263-292.

[10]W.A.Gamson，A.Modigliani，The Changing Culture of Affirmative Action.In R.Braungart ed.，Research in Political Sociology（Vol.3），JAI Press，1987，p.143.

[11]Adam J.Berinsky，Donald R.Kinder，Making Sense of Issues Through Media Frames：Understanding the Kosovo Crisis，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68，No.3，2006，pp.640-6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