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心理学的确立时期

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是政治心理学的确立时期。这一时期，政治心理学的教材、杂志、学会均已经出现，标志着政治心理学完全确立了作为一门学科的地位。

对政治心理学的理论进行梳理、总结的教材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1954年H.J.伊森克（H.J.Eysenk）编写了《政治心理学》，1971年格林斯坦（Greenstein）和勒纳（Lerner）编写了《人格与政治研究资料汇编》，1973年克努森（Knussen）主编了《政治心理学手册》，斯通（Stone）于1974年编写了《政治心理学》，埃尔姆斯（Elms）于1976年出版了《政治中的人格》。这些教材对政治心理学的概念、理论以及经典进行了系统介绍，对于掌握该门学科的知识提供了帮助，但这些教材都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譬如，沃德（Ward）就对格林斯坦、埃尔姆斯和斯通三人所写的著作作出过非常地道的评价，他认为格林斯坦的书尽管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但由于只是重点关注人格方面，因此不是一本能够全面介绍政治心理学的教材。埃尔姆斯的书过于关注美国的情况，而对国际间的关系则轻描淡写。斯通的书与前两本书相比，能够对政治心理学进行全方位的介绍，但是同样对国际间的关系论述不多。^[1]

最有影响的还是政治心理学组织的出现。国际政治心理学学会（ISPP）于1978年1月在美国成立，1978年召开了第一次大会。第一任主席为罗伯特·E.莱恩（Robert E.Lane）。这里要确定的是，国际政治心理学学会确切的称呼应该是“国际社会的政治心理学”（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Political Psychology），当然，称作“国际政治心理学学会”更符合中国国情，也更容易理解，可保留原有的翻译。在第一届国际政治心理学学会成立大会上，政治心理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是会议的总主席，但是一周之后突然得病，因此推荐莱恩为主席。在国际政治心理学学会创建的过程中，有一个人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这就是《政治心理学手册》的主编克努森女士，学会从酝酿到成立都凝聚着她的心血，国际政治心理学学会的名称也是由她命名的。按照她的设想，政治心理学学会不应该局限于美国，而应该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组织，使有志于政治心理学的学者有着更为广泛的交往与合作的机会。学会成立后，她担任了执行董事，负责学会的具体事务。^[2]

时代影响并推动着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这一阶段具有如下的时代特征：其一，对法西斯卷土重来的担心。战争的硝烟尽管已经散尽，但人们仍然担心法西斯的悲剧还会重演。其二，冷战的出现。逐渐形成了以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对苏美两国领导人的心理进行研究成为政治心理学的热点，国家形象理论、操作码等理论皆在此时兴起，以探讨领导人的心理与外交决策间的关系。其三，欧美发达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在物质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人们开始追求其他需求，譬如人们对自尊的维护、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对族群不平等的关注等，促进了各种运动的兴起，如人权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反战运动等，这些都推动了政治社会化的研究。权力是政治的核心，选举政治依然是这一阶段政治心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同时，学者们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现在的社会是完美的吗？是历史的终结，还是有发展的余地？这一时期政治心理学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主题展开：

一、威权主义人格的研究

二战尽管结束，但二战对人们心理的影响仍在，人们担心法西斯还会卷土重来？众所周知，希特勒是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群众的心理是否具有法西斯的心理，这一点直接影响着希特勒式的领导人是否会掌握政权。如何能够知道群众的心理是否具有法西斯心理？最好的办法是建立量表，对群众的心理进行测量。《威权主义人格》的研究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该书设计了有名的F（法西斯）量表，专门用于测量人们是否具有法西斯心理。

《威权主义人格》于20世纪50年代初发表以后，立刻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赞扬者有之，批评者也有之，更有一些学者试图在此基础上对F量表和威权主义人格加以发展。譬如艾森克（Eysenck）、库尔特（Coulter）提出了R—T两个维度，R代表激进—保守的和硬心肠的（radical-conservative and toughminded），T代表软心肠的（tender-minded）；R代表威权主义者，T则主要是以自由主义者为代表。^[3]洛奇赤（Rokeach）提出了教条主义理论。他认为，F量表最大的缺陷之一就是只能测量右翼的威权主义，因此应该提出一种包括左、中、右的总体的威权主义，对所有的威权主义进行测试。对这种总体的威权主义，他称之为教条主义，包括三个变量：封闭的认知系统、总体的威权主义以及总体的不宽容。^[4]威尔逊（Wilson）设计了保守主义量表（Conservative-Scale，简称C量表），认为保守主义与右翼威权主义相关，把教条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反民主态度”都归入“保守主义”的概念中。此外，李和沃尔（Lee&Warr）针对F量表单维度的测试问题，设计了“平衡F量表”，科恩（Kohn）设计了威权主义—反叛量表（Authoritarianism-Rebellion Scale）。^[5]

二、选举政治的研究

权力的争夺是政治学所关注的核心。二战以后，在欧美等代议制国家权力来源于选民的投票。但西方的民主选举是否存在问题？如果有问题，究竟出现在什么地方？在这方面，一些学者对选民的投票心理进行了研究，结论基本是一致的，即选民是理性的，是经济人，投票时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唐斯引入了经济学的视角，在其著作《民主的经济理论》一书中，认为选民在投票时是理性的，考虑的是从政府的行为中能够得到的收益，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投入的最小化。他认为，一个理性的选民，其实不是对政治，而是对自己的收益感兴趣，如果他们觉得目前的收益是低的，他们就会寻求政治上的改变以提高自己的收入。因此，唐斯认为，如果选民基于此反对现任领导人，不能不说是一种理性的行为。^[6]与此类似的，还有《美国的选民》的作者。他们认为，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都关注自利，譬如工人阶级关注福利政策，是因为福利计划会给他们带来收入的增长。公众平常对政治是冷漠的，那是因为他们觉得政治离他们很遥远，一旦某些政治侵犯了他们的私人生活，立刻就会变成“门槛内议题”（doorstep issues），引起他们的兴趣和关注。^[7]

但另外一些学者，如弗洛姆、马尔库塞等人，对西方的民主制度进行了批评。他们来自欧美，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对欧美社会多持批评态度。他们认为，民众不像上述学者所设想的那样乐观，相反民众处于一种被愚弄的状态。就像推销商品一样，这些政治精英把自己打扮一番，通过媒体等对自己大加吹嘘，表面上选民按照自己的意愿投票，实际上他们的思想被政治精英控制了，投票的结果符合这些精英的设想。

三、政治社会化的研究

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学生运动、民权运动、反战运动以及妇女解放运动等，促使许多学者对政治社会化进行研究。最为突出的是有关儿童的政治心理特点和青少年反叛的研究。

有关儿童的政治社会化时期的特点，伊斯顿（Easton）和丹尼斯（Dennis）以芝加哥的中产阶级白人家庭中的，2~8年级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了调查表和访谈的形式，最终提出了一个美国儿童政治社会化的理论模式。他们认为，儿童政治社会化过程可分为政治化、人格化、理想化、机制化四个阶段。政治化，指儿童接受权威的存在，接受它的权力和合法性，知道权威外在于和高于家庭。他们认为，这点对美国的制度是很关键的。如果没有这种认识，儿童将无法给权威结构提供最低限度的支持。总体说来，小学生已经知道和理解政治领域是外在于家庭的，尽管他们还可能叫不上名字。到八年级时，学生全部被政治化。人格化，指儿童对政府的最初理解是以权威人物为中介的，他们甚至把权威人物等同于政府。理想化，指正面看待、评价各种政治权威。机制化，指儿童对政治制度的感觉由人格化的目标向政治机构转移，年龄越大的儿童，对权威机构如政府或最高法院评价越高。^[8]

青少年反叛，指由与父母的政治取向存在着矛盾、冲突，最终延伸到对政治权威的敌意。有关青少年反叛，有些学者认为确实存在青少年反叛现象，但青少年反叛并不仅仅限于青少年时期，青少年时期仅仅是一个开始，反叛的时期包括青少年晚期和成年的早期。有的学者认为是17~25岁，有的学者认为是15~30岁。^[9]这段时期是青年时期，实际上这一反叛是青年反叛。伊斯顿和丹尼斯则将其归为15~35岁，他们认为这个时期与其他年龄阶段相比，容易反对权威，倾向于政体的改变。这是一个态度容易发生改变的年龄。他们对权威的支持很少有强烈的信念，多数准备挑战权威。^[10]与上述结论相反，许多学者则否定了这样的结论。阿尔贝克（Allerbeck）等对荷兰、英国、美国、德国、奥地利五国的亲子组合进行研究，发现五国的亲子关系尽管有所差别，但是也有共同之处，即所有五国亲子之间的相关度是正向的，青少年与父母意见相同的案例远比反叛的案例要多，非常清楚的是父母通常是作为一个正面的参考而不是反面的参考。^[11]

四、对未来社会的展望

现有的社会存在诸多问题，许多学者运用心理的标准对未来社会进行了展望。如弗洛姆和马尔库塞等认为，现在的社会导致了人性的扭曲，未来的社会应该与人性相和谐，即人道社会主义社会。莱恩提出了新人文主义观，认为政府要提高人们的自尊，要根据人们的幸福对未来社会进行设计。可以说，对当代社会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展望，成为政治心理学发展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整个政治心理学发展只关注于各种议题研究，已经不再对整个社会进行考察。

有关威权主义人格的研究及其发展，由于阿多尔诺是《威权主义人格》的作者，主要附在阿多尔诺的理论中加以介绍。对唐斯的民主经济理论学术界多有介绍，在此不作赘述。国际政治中的国家形象理论、操作码理论等是由众多学者推动的，在笔者近期出版的《领导心理学》中有专门的介绍，在此忽略。^[12]有关政治社会化的诸种观点，由于出自多人之手，在此只作简单介绍，不再单独作为一章来述。在接下来的诸章中，将介绍阿多尔诺（第六章）、弗洛姆（第七章）、马尔库塞（第八章）三位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的理论，他们的理论涉及对法西斯、西方民主以及未来社会的一系列看法。最后在本编中还要介绍莱恩（第九章）有关政治社会化和幸福观方面的研究成果。

【注释】

[1]Dana Ward，Political Psychology：Origins and Development.In Kristen R.Monroe ed.，Political Psychology，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 Publishers，2002，p.67.

[2]有关国际政治心理学学会成立的具体过程可参见Dana Ward，Political Psychology：Origins and Development.In Kristen R.Monroe ed.，Political Psychology，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 Publishers，2002，pp.68-69.

[3]H.J.Eysenck，Thelma T.Coulter，The Personality and Attitude of Working-Class British Communists and Fascists，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Vol.87，1972，p.59，pp.70-71.

[4]Milton Rokeach，Political and Religious Dogmatism：An Alternative to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Psychological Monographs：General and Applied，Vol.70，No.18，1956.

[5]Bob Altemeyer，Right-Wing Authoritarianism，The University of Manitoba Press，1981，pp.91-107.

[6]Anthomy Downs，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Harber&Row，1957，p.42.

[7]Angus Campbell，et al.，The American Voter，Wiley，1960，p.205.

[8]David Easton，Jack Dennis，Children in The Political System，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69，pp.391-393.

[9]Michael X.Delli Carpini，Age and History：Generations and Sociopolitical Change.In Robert S.Sigel ed.，Political Learning in Adulthood：A Source of Theory and Research，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p.20.

[10]David Easton，Jack Dennis，Children in The Political System，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69，pp.304-305.

[11]K.R.Allerbeck，M.K.Jennings，L.Rosenmayr，Generations and Families：Political Action.In S.H.Barnes and M.Kaase eds.，Political Action：Mass Participations’in Five Western Democracies，Sage Publications，1979，p.516.

[12]参见季乃礼：《领导心理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