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孕育了政治心理学的萌芽。柏拉图对洞穴人的描述直到现在仍然被许多学者所引用，喻意为我们现在仍然生活在虚幻的世界中，打破心理的锁链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自柏拉图开始，一些著名的思想家都或多或少地对政治心理学的一些领域有所论述，因为这些思想家在对政治现象进行思考时，必然要涉及一些政治心理学的内容。譬如要实现对人民的统治，必须对人性有所认识；要具有统治国家的能力，必须对领导所具备的特质有所探讨。但总的来说，自柏拉图时期开始，直到19世纪前半叶，政治心理学的发展只是处于萌芽阶段，所谓萌芽，是指思想家们并没有明确的学科意识，对人与社会的认识是从宏观、整体的角度入手的，既没有政治学，也没有心理学，更谈不上政治心理学，有的只是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进行的哲学思考，政治心理学只涉及其中很少的一部分。但政治心理学的种子已经埋藏在这些思想土壤中，只是尚未真正长成。
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前十年，是政治心理学的逐步独立时期。这一时期，政治心理学已经具备雏形，一些学者提出的理论成为政治心理学中的重要概念和术语。譬如弗洛伊德提出的“俄狄浦斯情结”“无意识理论”“本我”“自我”和“超我”等。而且有的学者已经提出了“政治心理学”的概念，譬如法国思想家勒庞在1910年出版了《政治心理学》（La Psychologie Politique）一书。但这一时期，只是政治心理学的一些理论、概念频出的时期，还没有形成一整套规范的研究方法，如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实验法等，也还没有学者对前人的理论进行整理、总结，以揭示政治心理学独有的特征。因此，这一时期是政治心理学的逐步独立时期。政治心理学能够在这一时期逐步独立是由多方面的原因促成的。
首先，政治学和心理学两门学科的独立，为政治心理学的逐步独立提供了最重要的前提条件。由于政治心理学综合了政治学和心理学，自然是先有政治学和心理学才会有政治心理学。在1875—1903年间，政治学在美国逐渐演变为政治科学，之后，政治学发展为重要而独立的科学。而心理学产生于德国，1879年，德国人冯特建立了第一座心理实验室，编写了心理学的教科书，并出版了《心理学研究》杂志，由此标志着心理科学的诞生。[1]政治学和心理学的独立，为政治心理学的产生奠定了良好的学科基础。
其次，传统理性主义的衰落，非理性主义的兴起。传统的思想家相信理性的力量。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思想家大多主张人是理性的、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在参与一些政治活动中能够作出自己正确的决定。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近代的思想家才主张民主，赋予广大民众选举权。传统理性主义者依靠理性想象人类社会的原初状态，构建了理想的社会，认为人们只要按照理性办事，这种理想社会就会自然达到。
但是这些观念在19世纪后半叶受到了非理性主义的冲击。非理性主义否认理性的力量，而承认个人的生命力量和情感力量。德国的叔本华认为现象世界的一切都只是我的表象，我的意志才是世界“实际存在的支柱”[2]。尼采继承了这样的思想，提出了生命就是权力意志，认为生命的本能并不是寻求保存，而是“释放自身之力”，生命的保存只是“释放自身之力”的结果之一，这种生命的“释放”过程就是追求权力的过程。他说：“生命，作为个别现象，它追求的是最大限度的权力感；它必须追求更多的权力；追求，不外是追求权力；最基本的和最内在的仍旧是这种意志。”由此言之，凡是“有生物的地方，那里便有着求权力的意志”。在有生命的地方所保有的意志，“不是求生的意志，我教你——只是‘求权力的意志！’”[3]
英国思想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主张每个人的个性如果得到充分发挥就会达到社会的和谐。在他看来，当每个人充分个体化时，个人也就充分地融入了社会之中，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也就实现了高度一致。“那时将会出现其个体性能充分地向各个方向扩展的人。这样，完全的道德、完全的个体化和完全的生命就将同时实现。”[4]这一时期，在法国更是出现了生命哲学一派，其代表人物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说：“倘若我们追溯到自然的根处，我们或许会发现同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围绕它自身的轴心旋转，在人类刚形成时直接表现出来，后来则通过精英人物这一中介来推动人类前进从而间接发挥作用。”这里所说的“同一种力量”就是“生命冲力”。无论是作为“社会压力”的道德，还是作为“爱的引力”的道德，都是“生命冲力”的两种互补的表现形式。由此，他断言：“全部道德，无论它是压力还是抱负，在本质上都是生物学的。”[5]
这股在西欧国家兴起的非理性主义潮流对思想界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人们开始重视对人的生命、情感的研究，这为政治心理学的出现提供了良好的学术背景。对情感的重视和研究，拓宽了我们对理性和情感的重新认识，提醒我们科学和理性是重要的，但是人类无法忽视身体本能的召唤，同时也无法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每个人从出生开始就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死亡是每个人的最终归路，这往往是理性所无法面对的，因此需要非理性的因素，甚至是宗教、迷信对人们的心理进行安慰。科学和理性指导人们的行为，同样，情感和宗教对人们的行为也有所作用。当然，这时对生命和情感的探讨有其局限性，基本局限在人们的生命本能的释放层面，叔本华、尼采等是这样，接下来介绍的弗洛伊德、勒庞也是如此。他们把情感看作非理性的东西，没有认识到情感与理性之间复杂的关系，即情感与理性既有对立的一面，也有和谐的一面。
最后，西方社会出现的许多政治现象，也需要从心理学的方面加以研究。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之后，各国的工人罢工、示威游行此起彼伏。工人阶级的各种运动不但震动了各国政府，也影响到了思想界，他们想弄清楚的是：为什么随着选举权的不断扩大，人们的不满却越发高涨？为什么随着政治文明的不断发展，世界却越发紧张，并最终爆发了一战？为什么人们会相互残杀，难道仅仅是为了个人或国家的利益吗？弗洛伊德认为，在文明发展的同时，人们的性本能和死亡本能也受到了压抑，由此导致人们心理的紧张、不满，战争是死亡本能的一次集中体现。而勒庞的回答则强调了群体的影响，人们加入一个群体会放弃自己的思考。
在这一时期，许多学者从不同的方面对政治心理学进行了研究。主要形成了两大派别——本能心理学派和精神分析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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