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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和狂飙时期(—)

时间:2022-12-2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父亲的支持下,他欣然前往莱比锡大学求学。至于神学,歌德更是反感,他对宗教向来持怀疑态度,视圣经为宗教教条,使人思想僵化。直到“狂飙运动”时期,歌德才进入莱辛的世界。在莱比锡求学期间,歌德就接触到了莎士比亚的作品,他最早接触的是《莎翁选粹》。但是歌德仍然受到等级观念的束缚,两年后,两人友好地分手了。歌德在阁楼的病床上躺了数月,母亲和妹妹精心照料他。1770年4月2日,歌德到达斯特拉斯堡。

莱比锡大学1765—1768

1765年10月,刚满16岁的歌德为自己设计了一条人生之路,他要专攻语言学、文学和历史学科。在父亲的支持下,他欣然前往莱比锡大学求学。

莱比锡当时约有3万人口,是西欧与东欧之间的贸易中心,是德国最大的博览会城市,是当时的文化中心。莱比锡市面繁华,市民生活轻松愉快,因而它被称为“小巴黎”。德国著名诗人和戏剧家莱辛曾说,在这座城市里,人们可以看到整个世界的缩影。

歌德从街道狭窄的法兰克福来到街道宽阔的繁华城市,摆脱了父亲的严厉管教,感到心情格外舒畅。他来到莱比锡半个月就写了这样的小诗:

像是一只小鸟,在美丽的树林里,

在枝丫上逍遥地摇曳,

安逸地享受着浓郁的乐趣,

鼓起自己的双翼,

在树丛中啁啾着跳来跳去。

歌德本来按照父亲的意愿,应该学习法律,但是他不想继承父业,而是想学文学。他向宫廷顾问博麦表明自己的意愿后,博麦对他学文学不以为然。博麦作为历史学家和宪法学者,对于一切带有文学气味的东西都表示憎恶。歌德只好根据博麦给他定好的课程,先听哲学、法律史和罗马法等课程。但他仍坚持经常听格勒特讲授的文学史和参加文学写作课。

哲学对他没有什么启发作用,逻辑学使他觉得很奇异,法律的讲授更是“糟糕”。他感到极其无聊。至于神学,歌德更是反感,他对宗教向来持怀疑态度,视圣经为宗教教条,使人思想僵化。格勒特教授虽然深受青年学生欢迎,但是他只重视散文,鄙弃诗歌

歌德怀着对新知识的渴求,转向了新的学科,学习生物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学习绘画和雕刻艺术。

莱比锡大学是德国文学奠基人莱辛的母校。莱辛在歌德出生前3年就进了莱比锡大学。1768年,莱辛又一次来到莱比锡,但是,歌德当时没有认识到莱辛的伟大,他不但不想找机会接近莱辛,反而设法避开他。后来,他为此后悔,写道:“我从此就再也没有机会瞻仰这位伟大的、令我十分尊敬的人的风采了。”直到“狂飙运动”时期,歌德才进入莱辛的世界。他由衷地说:“《爱美丽雅·迦洛蒂》(莱辛的剧本)鼓励着我们青年人,我们十分感谢莱辛。”

在莱比锡求学期间,歌德就接触到了莎士比亚的作品,他最早接触的是《莎翁选粹》。莎士比亚的剧作,使歌德的精神视野大为展开,在一次纪念莎士比亚的讲演中,歌德曾这样热情地说道:“我读到他的第一页,就使我一生都属于他了,我读完了第一部,我就像是一个生下来的盲人,一只奇异的手在瞬间使我的双眼看到了光明。……我没有一瞬间的怀疑,去放弃那遵循格律的戏剧。我觉得地点的一致是牢狱般的可怕,行动和时间的一致是我们想象力的枷锁。我跳到自由的空气里,我才感到,我有了手和脚。”

莱比锡市最著名的和拥有第二长历史的奥厄巴克斯·凯勒饭店和这里的浮士德的故事给歌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至于奥厄巴克斯·凯勒成了他在戏剧《浮士德》的第一部中涉及的唯一的真正存在的地方。

不久,歌德在布路尔街的一家小旅馆吃饭认识了掌柜舍恩科普夫一家,对掌柜的活泼美艳的女儿安娜·卡塔琳娜一见钟情。歌德在自传中回忆道:她是“一个美丽可爱的女孩,我很喜欢她,可以有机缘来互送友谊的眼波”。为了能天天见到安娜,歌德在这家饭店吃包饭。两人情投意合,很快坠入爱河。

歌德在给他的朋友穆尔斯的信中写道:“我爱上了一个姑娘,她没有地位,没有财产,现在我感到很幸福,真正爱情带来的幸福……她决不会弃我而去。”

安娜是一个身材匀称的女人,比歌德年长3岁。虽然不很高,但有一张圆圆的亲切的脸庞。歌德爱她那坦诚、温柔的表情,率真大方的举止,聪慧明智的思维。但是歌德仍然受到等级观念的束缚,两年后,两人友好地分手了。

这次恋情,进入了他的文学生活,他写下了两个描写爱情的剧本《恋人的情绪》《同谋犯》和一些抒情小诗。歌德以后还经历过10多次恋爱,几乎每一次都进入了他的文学生活。这时候的歌德崇拜的是流行的“洛可可”文学,他的文学生活就是从这些词藻华丽、独出心裁的“洛可可”式开始的。《恋人的情绪》描写两对男女疯狂的恋爱。《同谋犯》写一个酒店女郎爱上了一个少年,后来又变了心的故事,反映出歌德当时的思想感情。歌德的抒情诗大多数是歌颂爱情,抒写个人感受的,他的诗纤巧华丽,从下面这首诗中可窥见几分:

我跟着情人,

走进森林。

我突然拥抱——听她怎么说法?

“留神,——我要喊了!”

“我不在乎!”我喊道,

“谁敢拦阻我就把他干掉!”

她说:“别作声!干吗喊叫?

有人可会听到。”

两个月后,歌德病倒了。一天早上,他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自己满嘴都是血,脖子的左边长了一个肿瘤。

这次病倒不是偶然的,离家时的忧郁情绪,求学路上的不遂意,爱情上的失落,加上饮食的不当,又受了风寒,他的身体被摧垮了。在他19岁生日的那天,也就是在1768年8月28日,他收拾起行装,离开莱比锡返回法兰克福。

阁楼养病1768—1770

歌德拖着病体回到了家,父亲很忧虑,这个望子成龙的父亲只得为他请医生看病。歌德在阁楼的病床上躺了数月,母亲和妹妹精心照料他。他的病一天天地好起来。歌德在阁楼里卧床养病,有时看看闲书。每当他闭目养神时,眼前就会浮现他昔日的恋人安娜的身影。他被悔恨和痛苦折磨着,他用画画、雕刻来打发日子。谁知这样一来又损伤了肺,这一次他几乎丧了命。说起来也有点奇异,正当大家束手无策的时候,一个偶然来到的炼丹术士挽救了他。病好后,歌德对炼丹术发生了强烈的兴趣,不仅捧着这方面的书本看,而且在自己的小阁楼上支起了小火炉,夜以继日地进行他的试验工作。

歌德将这次恋爱的经历写成了一本薄薄的诗集。他用诗发泄他的痛苦,让烦闷的心渐渐平静。后来,安娜嫁给了克里斯蒂安·卡尔·康内,后来的莱比锡副市长。

歌德度过了一年半的康复期,病已经痊愈。1770年他离开法兰克福,遵照父亲的意愿到斯特拉斯堡完成自己的学业。

斯特拉斯堡求学1770—1771

斯特拉斯堡地处法国国土的东端,与德国隔莱茵河相望,是法国阿尔萨斯的一个城市,当时人口约5万人,是德法文化交流的中心。1770年4月2日,歌德到达斯特拉斯堡。在斯特拉斯堡大学里继续学习法律,同时选修医学。他学法律是为了取得博士学位。在这里他继续研究哲学、历史、神学和自然科学的问题。

在这里,他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德国的思想家和文艺理论家赫尔德。赫尔德比歌德大5岁,已经是当时文坛上的知名人士。他引导歌德摆脱了追求形式的写作思路。在他的指导下,歌德阅读了荷马、莎士比亚,以及英国启蒙现实主义作家斯威福特、菲尔丁、高尔特斯密司等人的作品。赫尔德自己的著作《批判论》《德国文学论文存稿》《欧洲古代民歌集》中所表现出来的反对古典主义美学原则,重视民间文学传统的思想倾向,也深深地影响了歌德。但对歌德以后的文学生活来说,影响最大的还是莎士比亚。

在斯特拉斯堡,他还接受了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泛神论。斯宾诺莎的著作成了歌德百读不厌的书。赫尔德曾经说过:“如果歌德能拿起一本斯宾诺莎以外的拉丁文书籍,那该有多好!”这个被逐出教会的犹太人的思想,促进了歌德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形成,并渗透到他的诗歌创作中。海涅这样来形容这种关系:“斯宾诺莎的学说咬破了数学形式的茧儿,变成了歌德的诗歌飞舞在我们周围。”歌德还接触到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卢梭批判僧侣阶级和封建秩序、宣扬个性自由的著作。

这一切为歌德投入“狂飙运动”做了思想准备。

歌德这种思想上的变化,也反映在他的恋爱生活中。他爱上了一个美丽纯洁质朴的农村姑娘弗里德里克。这是斯特拉斯堡近郊农村一个牧师的小女儿。莱比锡的繁华都市让歌德对喧嚣热闹的城市生活感到了厌恶。这田园生活的恬静和谐,这天使般的姑娘,深深地吸引了歌德。他从弗里德里克家回来,第三天就给她写信,诉说离开她的思念心情。他对弗里德里克的爱情从1770年10月第一次见面时开始到1771年6月结束,分别那天,弗里德里克流着眼泪送走了骑着马儿离去的歌德。据说弗里德里克以后一直没有结婚,在家乡度过了孤寂的一生。

一年多的斯特拉斯堡学习生活结束了,1771年8月,歌德带着法学博士的学位回到了故乡。

韦茨拉尔就职与狂飙突进时期1771—1775

1772年5月10日,歌德听从父亲的教谕来到了韦茨拉尔的帝国最高法院。同年5月25日,他开始在帝国最高法院实习。父亲对儿子的学业感到满意,为他领取了律师执照,希望他能从此安心这个职业。但青春旺盛的歌德却安静不下来,他本来就不喜欢法律,对事务采取应付态度,因此来找他的人很少,这样的日子过得又枯燥又无聊。有一次歌德出庭辩护,由于言词太激烈,受到法官的斥责,这使他对这个职业更是心灰意冷。这次在帝国最高法院的实习对歌德并非不重要,他对帝国最高法院的情况是很感兴趣的。因为他希望能够从中获得一幅帝国现状的图景,尽管他同时也意识到了自己专业知识的不足。歌德希望有依照进步的、人本主义的裁决和实践,以及有顾及心理和社会因素的法规工作。

这期间,歌德看了16世纪有名的骑士葛兹写的自传《铁手骑士葛兹》,立刻被这位英雄的形象吸引住了,他随即开始写剧本《葛兹·冯·伯利欣根》。经过几次修改,于1773年发表,这时他24岁。

葛兹本是16世纪的一个没落骑士。他反对贵族和封建割据,同情被压迫者。当时正是德国农民革命战争时期,葛兹以建立一个依靠骑士的皇权为目的,参加了农民起义军,并担任军事指挥。但他与农民军貌合神离,终于又与敌人妥协,被囚在教堂里,直至死去。歌德把历史上的葛兹加以理想化,把他描绘成一个反抗封建诸侯和暴政的英雄,情节上也做了一些改动。

葛兹在剧本中是雅克斯特豪森的世袭领主。他刚强正直,见义勇为,对诸侯的专横暴虐十分不满,一生致力于为皇帝钳制诸侯,为人民除害。他的右手在战斗中被射断,安上了一只铁手,因此他得到了一个称号——“铁手骑士”。诸侯们对葛兹又恨又怕,他们收买了葛兹少年时代的朋友——骑士魏斯林根,让他来反对葛兹。在一次敌我力量悬殊的战斗中,葛兹不幸中计被俘,被囚禁在海尔勃隆。他的妹夫济金根闻讯赶来,将他救了出来。这时,爆发了农民起义。在起义者强制性的要求下,葛兹做了他们的首领。但是身为贵族的葛兹与农民军思想和行动不一致,他只得孤身离开了农民军。农民军内部发生了内讧,被魏斯林根击溃。受伤的葛兹再一次进了监狱,由于他伤势过重,不久就在牢房里死去了。

歌德把葛兹塑造成一个反封建、争自由的英雄,他对诸侯作战,体现了狂飙突进运动的反抗精神。该剧本是受莎士比亚作品的影响下写成的,剧中人物众多,场面不断变换,在形式上打破了戏剧的规律,语言生动,形象鲜明。这个剧本在政治上表现了德国人民渴望自由和国家统一的心情。剧本一出版就风行全国,尤其是青年人都争相阅读,青年歌德也因此一举驰名全国,成了“狂飙运动”的代表人物。

“狂飙运动”是18世纪70年代德国文学青年掀起的一次反封建的文化思想运动。它的名称来源于剧作家克林格尔的《狂飙突进》剧本名。聚集在这一运动周围的都是些血气方刚的青年诗人。这些进步青年出于对腐朽现实的不满,崇尚一种躁动的情感:“在狂飙中忘怀一切。”《狂飙突进》中的青年主人公维尔德这样说道:“让我们发狂大闹,使感情冲动,好像狂风中屋顶上的风标。在粗野的吵闹中我不止一次地感到畅快,心中仿佛觉得轻松。”这批青年作家掀起的文学运动如“狂飙”,势不可当,故此得名。这种“狂飙式”的热情一度席卷全国。

这个运动的纲领是崇尚自然,推崇人才。作家们也以天才自命。他们要求个性解放,要求民族发展。因此,他们反对封建专制,反对模仿法国文学,要求创造德国自己的民族文化风格。

狂飙突进运动大致始于1770年。赫尔德就是这个运动的纲领制定者和理论家。歌德的《葛兹·冯·伯利欣根》可以说是“狂飙运动”的第一部杰作。在葛兹身上体现了“狂飙天才”们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和启蒙主义者的人道主义精神。恩格斯称歌德这个剧本是“通过戏剧的形式向一个叛逆者表示哀悼和敬意”。不过,葛兹反抗现实却并不是面向未来,而是回望过去,希望恢复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在皇帝统治下成立宗法家长式的联合。因此,他惧怕农民斗争,终于脱离民众,在孤军奋斗中走向了失败。这反映出“狂飙运动”的局限性。

剧本《葛兹·冯·伯利欣根》在艺术上也很有特色,它冲破了古典主义的“三一律”,整个剧情都自由展开,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在这个剧本中,竟出现了30多个不同的地点,从吉卜赛人的帐篷到骑士的城堡,从兵营到皇帝的庭园,从森林到牢狱,画面十分广阔。这个剧本具有异乎寻常的德意志的力量、深度和真实。诗人毕尔格尔称歌德为“德国的莎士比亚”。

韦茨拉尔是个荒凉乏味的城市,歌德起先只是喜欢郊外的自然风光,但韦茨拉尔却注定了要在他的头脑中留下深刻的记忆。

1772年6月9日,歌德去参加两里地外的福尔佩特豪森舞会,在路上他认识了法官亨利·布胡的大女儿夏绿蒂。夏绿蒂长得并不十分美丽,但活泼可爱,周身散发着青春的气息。她母亲去世后,她就代替母亲尽心尽力抚育她的10个弟妹。歌德与她以及另外一些同伴同车,对她一见倾心。夏绿蒂的未婚夫克斯特纳因事耽误了,正骑着马在后面走。克斯特纳是翰诺威尔公使馆的秘书,同时也是歌德的朋友。在歌德的眼里,夏绿蒂是一个淡泊不矜持的女子,不爱打扮。但那种“轻盈秀丽的体貌,纯良健全的性格,以及从此派生的蓬勃的生气,对于日常事务处理的才智”的魅力深深吸引和迷醉了歌德。夏绿蒂也很喜欢跟歌德做伴。然而,这一开始就注定歌德的爱恋是一场单相思。因为夏绿蒂已经订婚,她的未婚夫克斯特纳是一个非常正直和可信赖的男子。

他们三人经常在一起,克斯特纳同歌德保持着友谊,夏绿蒂也明确表示只能给歌德以友谊。在度过一个晴和美好的夏天以后,歌德深感他们三人的关系日趋紧张和尴尬,萌发了自杀的念头,他将一把磨好的匕首放在枕头底下,但最终他还是解脱出来了,他的理智占了上风。歌德决定离开此地,临别前一天,他分别给克斯特纳和夏绿蒂写下了一封告别信。1772年9月11日,歌德离开了韦茨拉尔。离开了心仪的夏绿蒂,歌德痛不欲生。这时,歌德接到了克斯特纳的信,克斯特纳在信中告诉他耶路撒冷于1772年10月底自杀的消息。歌德于1772年11月6—10日短暂地重返韦茨拉尔。耶路撒冷是歌德在莱比锡大学的同学,他爱好英国文学,性格有些内向。他在布伦瑞克公使馆当秘书。据说他热恋一个朋友的妻子,因无法实现愿望,又无法排遣内心的情感,便假说要去旅行,借了朋友的手枪,在1772年10月30日的夜里自杀了。他死时穿棕色长靴,身着黄色马裤,青色燕尾服。在耶路撒冷自杀前不久歌德还在与他探究人生的意义。

歌德对夏绿蒂爱的体验和遭遇,还有这几年周围工作环境及家庭造成的压抑的心情,加上耶路撒冷的自杀,种种事情凑在一起,是歌德创作《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起因。1774年2月他开始动笔,经过4个星期,于1774年3月初完稿。故事的完整情节及维特书信、日记的内容和日期都与歌德给夏绿蒂的信相差无几。只是小说中的维特死了,歌德却活着。1774年秋,《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立即引起轰动,这部小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引发了感伤主义和狂飙突进文学运动。

《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出版,在德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使年轻的歌德一跃成为享有全欧盛誉的作家,也为德国文学在世界文学领域中争得了一席重要地位。

青年歌德有着充沛的精力和旺盛的创造力。这个时期,歌德还写过一个诗剧《普罗米修斯》,但当时没有完成,只写了两幕。歌德在该剧中塑造了一个不畏强暴、为人类的幸福勇于牺牲自己的普罗米修斯形象。这个剧本在1830年才出版。投身“狂飙运动”中的歌德还写了许多热情奔放的抒情诗,其中《五月歌》《湖上》等都很著名。在这些诗中,他歌颂生机勃勃的大自然,显示出反对封建束缚的思想倾向。还有《论德意志建筑艺术》《戏剧协奏曲》《牧师的信》等。歌德一生写过2500多首诗,这些诗都是他强烈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感人肺腑。

1772年9月到1775年是歌德文学创作的第一高峰期,绝大多数狂飙突进时期的作品如《葛兹·冯·伯利欣根》(1773)、《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都是这时期写成的,这些作品让歌德成为著名作家。

1775年元旦,歌德应邀出席一个家庭的音乐会。音乐会地点在法兰克福已故银行家舍内曼的豪华住宅里举行。在这个音乐会上,歌德认识了银行家17岁的独生女儿安娜·伊丽莎白(昵称丽莉)。此后,他们经常一起骑马出去游玩,很快建立了感情。经过两家家长的默许,他们两人订了婚。但歌德的父亲不喜欢丽莉,因为丽莉接待宾客像“交际花”,两家的宗教信仰不同,两家的家规和生活情趣也迥然不同。丽莉家经常是宾客盈门,而歌德家讲究清净,爱好书画。所以,尽管他们订婚了,歌德也感到了他和丽莉的结合没有未来,他决定放弃这段感情。歌德在《诗与真》中写道:“但是我的爱丽莉之心使这种理性的裁断动摇。”他们从认识、订婚到分手不到一年的时间,但丽莉给歌德的印象令歌德终生难忘。这一次仍是歌德先跑开的,其中除了家庭的原因外,主要也在于歌德怕受爱情的束缚。他在为丽莉所写的一首诗中,发出过这样的呼声:“爱情,爱情呀,还我自由来。”然而,对女子的负心也常给歌德带来愧疚和痛苦。老年的歌德曾说:丽莉是他一生中唯一爱过的女人。他曾写下四行诗(杨能武译):

可爱的丽莉,你曾一度

是我全部的欢愉,全部的歌,

唉,而今你成了我全部的

痛苦但仍是我全部的歌。

歌德在痛苦地回首往事的时候,写下了《诀别》一诗(钱春绮译):

我已尽了应尽的义务

今后再也不来找你麻烦,

请原谅你的朋友。他就要离你而去。

恢复他自己的安闲。

这一年歌德写了剧本《史推拉》,反映了他的这种愧疚和痛苦的心情。

剧本《史推拉》是歌德忏悔作品之一。讲述的是一个美丽善良的女子史推拉哀婉悱恻的爱情悲剧。史推拉在16岁那一年,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结识了比她大10多岁的费南多,他们之间很快产生了爱情。但史推拉不曾想到费南多已是有家室的人了。费南多爱史推拉年轻貌美,便瞒着她遗弃了妻子车绮丽和女儿岁西,带着她来到乡间住下来。5年后,费南多不辞而别,这一去就是3年,音信皆无。度日如年的史推拉托人雇了一个少女做伴。被雇的少女与她的母亲沙媚夫人一起来到这里。谁知在沙媚夫人她们到来的同一天,游荡了3年多的费南多也回来了。费南多发现那个叫沙媚的中年妇女就是8年前被他遗弃的妻子。此时,沙娟夫人、史推拉和少女正打算住在一起。在同一场合同一时刻,3位女性明白了她们思念等待的是同一个人。剧情矛盾纠葛缠绕,大段台词表达各人心声。与妻子的重逢使费南多的良心受到震动,他决定抛弃史推拉,与妻子女儿一道远走。史推拉承受不了这个打击,服了毒药自尽,悔恨交加的费南多随即也用手枪自杀了。

在这之前,歌德还写了一个剧本《克拉维哥》,也是描写负心男子的忏悔和被弃女子的不幸的。克拉维哥原是一个穷困潦倒的青年,他得到一个富商的养女玛丽亚的帮助和爱情,答应以后娶她为妻。可是他当上了王家史官后,却违背诺言抛弃了玛丽亚,导致玛丽亚的病亡。玛丽亚死后,他又跑到她的灵前表示忏悔,最后丧生在玛丽亚哥哥的剑下。这两个剧本和《少年维特之烦恼》一样,都是描写不幸的爱情的,但它们的思想意义却有很大的差别。《少年维特之烦恼》表现的是一个时代的烦恼和苦闷。维特的自杀,是对社会的不满和抗议;《史推拉》和《克拉维哥》却只局限于爱情纠葛之中,避开了个性解放的要求与封建现实之间的矛盾。因此,这两个剧本都缺乏深刻的社会内容。这种不敢面对现实的软弱性,很好地预示了歌德向魏玛时期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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