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赴渝求学记

抗战时期赴渝求学记

陈忠年

长途跋涉为求学

1940年暑假，我收到来自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医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的录取通知单，感到十分荣幸，我将成为一名医学生了。可是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学校已由枫林桥华界迁入地处英租界的红十字会第一医院（今华山医院）内上课。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兵乘机占领了整个上海，我们已无法学习了，已在重庆歌乐山办学的上医院长决定在沪的学生即速撤离去渝，于是我们各自结伴分散离沪赴渝。

1942年4月30日，我与同班同学张耀英、胡旭初一起离沪，先乘火车至杭州，后渡钱塘江到萧山，沿途经日本兵关卡，被盘问、刁难和阻挡。幸亏我们在沪已办好“良民证”，带有听诊器，说是去沦陷区故乡行医，加上奉送香烟和巧克力糖才得以放行。出萧山到江边已属自由区，乘上乌篷船在风景如画的江上徐徐而行，经临浦、尖山，换船后抵诸暨才投宿旅店。翌晨步行30华里到苏起火车站，乘车至金华，找到学校指定的第一大站，与许多同学一起住在一所大破庙里。

多日后敌机空袭频繁，日军迫近，因此不得不全体急速离开金华，爬车窗挤入火车，才得以到达鹰潭。可那些未能搭上车的中学生却遭空袭，死伤不少。我们哀痛之余，怎能不愤恨日军的暴行。自鹰潭出发乘火车至衡阳，到学校设的第二站，住在一教会医院内，院长林谷音是上医校友，热情接待我们，膳宿免费。有时避空袭躲入防空洞，此外一切平静。自衡阳乘火车，下一处是金城江，还在建设中，棚户林立，霍乱流行，铁路轨道还在铺设，所幸凭粗浅的卫生知识，同学无一得病。

此后上公路，全仗胡旭初亲戚帮助联系资源委员会的运钨砂车，予以免费搭乘，经贵阳至重庆。此去山路崎岖，曲折多急弯，有时沿崖而行，俯视万丈深谷，令人不寒而栗。幸亏驾驶员年过四十，经验丰富，沉着稳妥，虽有时因停车时已晚而露宿车上，但一路平安，把我们几个送到重庆学校所在地。几声感谢和道别怎能表达我们由衷的感激！同学们见了赶紧帮助我们提行李，带路走上石阶。抬头见到横牌上写着“国立上海医学院”七个大字，心中顿时感到无比亲切，我们终于到学校了！那是1942年6月下旬。

在歌乐山的学习岁月

校园生活巡礼：我们一到学校，两位高班女同学便忙着领我们去安顿铺位，并介绍这里的生活情况。当时，宿舍全是简陋的平房，就地取材，以粗竹杆为屋柱，石条为地基，上面铺填泥土为地；以竹片条编成墙，再涂以石灰和纸筋；用厚层稻草覆盖为屋顶。窗框为木格条，没有玻璃而是糊上绵纸，涂上桐油。这种窗透光当然差，但防雨水却还管用，开启时只需用小木棒支撑即可。我爱睡上铺，比较清静，常临窗远眺，读笔记，看家信，想念家人。我们三餐均由学校免费供应，此外生活用品如草纸和照明用的油灯、油、灯芯也都是由学校按时发到宿舍。我们的伙食很简单：早餐为薄稀饭和盐水蚕豆；中、晚餐是粗米饭，内有不少沙子、稗子，另有水煮胡萝卜或赤豆一碗，供一桌公用。每周一次“打牙祭”，是同桌合买的一碗红烧牛肉。有的同学常去校外饮食加餐，最常去的是江苏小食店，那是下江人开的，店里的牛肉面物美价廉，很合我们胃口。我们常去厨房要一碗米汤，如同喝牛奶。歌乐山冬天冷湿多雨，终日离不开套鞋和雨伞，即使在屋内，因为是泥地，也得穿上套鞋。夏季炎热，烈日高照雨水少，水很紧缺。我们用的水多是工人挑来的，每人每天只发一瓢水，约大半脸盆，十分宝贵，要一水多用。使用水的方法是先用明矾将杂质沉淀除去，首先用作洗脸，待傍晚则用作洗澡或称擦澡，最后用来洗衣服，真是“水尽其用”。男同学则自己翻过小山到龙洞湾或在井边痛快地洗一番。这样的生活磨炼，对我回上海后，以至在21世纪的大城市中仍然节约用水不无关系，水来之不易啊！学校的厕所都盖在半山，是完全蹲式或坐在木墙板上，居高临下见到一片粪坑，面上有无数蠕动的蛆，这样的情形我们一路上见得多，已习以为常。我们带来的皮鞋破了，在重庆买的大多是纸样皮，用浆糊上去的，因此常遭鼠咬。我们只能将皮鞋挂在竹片编的天花板上，这才安全。

我们的教室：到达学校后，一直未见到教室，我们最关心的是什么时候上课，在哪里上课。后来才知道，原来我们吃饭用的大茅草棚就是教室，这才是“多功能”的地方：三餐时为饭厅，白天是教室，夜晚是自修室，周末是图书室，节日、开大会则是礼堂。上课时，有一块黑板放在左前方，中央放着带有两个小屉斗的长方桌就是讲台，用餐的八仙桌和长板凳即是课桌椅。不久，学校在山顶建造了两座长方形的教室和实验室，那是砖瓦屋，有明亮的玻璃窗，成套的课桌椅。有一部分教师的办公室兼卧室也在山顶的砖瓦房内。课间休息时，每个同学都有一架显微镜，成绩在前三名者给予使用质量最好的显微镜作为奖励。山上还有放置标本的小屋，内有老师们精心收集的地方病标本和教学用标本。

老师和学生：上海医学院虽在内地，且时值战争，我们引以为骄傲的是学校拥有一批真才实学，经验丰富，教学有方，教书育人的老师。大多数老师是经过留洋深造的医学科学家。在前期基础医学中最早学习的科目是化学和生物等。化学老师郑兰华十分重视化学课的实验操作，即使有助教，他也必亲临实验室，对学生的实验操作逐一检查，看他们是否学到了基本功。生物学老师陈世的讲课条理清楚，英语发音清晰，讲述速度适中，边讲边在黑板上绘图示意，使学生能全部用笔记记下和理解，感到学得很扎实。人体解剖学老师齐登科，他师从张鋆教授，承袭了张教授在黑板上用彩色粉笔画出浅层至深层解剖的立体状图解，齐老师找某一支血管、神经准确无误。组织胚胎学老师王有琪对胚胎各器官不同的发生、演化之复杂过程，了如指掌，随口可讲。王老师对神经解剖学更是专长，对如此错综复杂的结构，不论是外观、剖面，自大体到镜下，其名称、部位、与周围的毗邻关系都是滚瓜烂熟，令人折服。病理学老师谷镜汧热爱专业，不顾多大的困难，想尽办法为教学和科研积累了不少地方病标本、罕见标本和典型标本。难怪后来他听到装有标本的轮船返沪途中遭难，沉于长江时，他伤心得流泪了。寄生虫学老师毛守白为了让同学喜欢学，学得好，自己画了许多虫体解剖及生命周期挂图。他后来成为上海中科院寄生虫病研究所所长。药理学老师张昌绍，兼任中央实验卫生院（相当于科学院）的研究工作。他将从那里的资料中获得的新的药物知识也介绍给我们。

后期临床医学的老师中，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教外科学的沈克非老师。他的讲课内容深入浅出，简明扼要，重点突出。对警句十分强调，要我们牢记，如急腹症在诊断未明确前，绝对禁忌用镇静、麻醉剂。讲课中有生动实例来加深印象，也有应用日常所见所知的来比喻疾病症状，常以幽默的语言来调和课堂气氛。在临床总查房中，给我们不少宝贵的经验，他不时地考察住院医师和实习医师，使我们在查房前夕不得不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免被考倒。儿科学老师陈翠贞一口流利英语，讲课时从不看稿，而其内容完全与当时HOLZ所著儿科学相符。内科学老师钱惪在讲阿米巴脓肿的诊断时，强调医师应从抽出的脓液详细观察，取得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使我们终生难忘，并在自己的工作中加深体会。

当时在歌乐山任教的还有应元岳、冯德培、黄家驷等教授，可惜我们班没有机会聆听他们的讲课。在抗日战争时期歌乐山国立上海医学院的任教老师们，不论前后期都有共同特点。首先，他们都是忠诚于医学教学事业。在那样的艰苦环境中，尽心尽力上好每一堂课，带好每一次实验。对学生要求严格，一丝不苟，他们常说今日的学生就是未来的治病救人的医师，不能出任何差错。后期临床教学老师在带教、传授临床知识和经验时不遗余力，各级医师层层带教，坚持不懈。其次是耐得住清贫寂静的生活。不少老师是远离亲人，随校内迁歌乐山，有的是举家落户山区。生活虽艰辛，清苦度日，但没有一位教临床的老师想到悬壶行医，以弥补生活之不足。他们秉承创办人颜福庆博士倡导的“不为名利，只为病人”的精神，并代代相传。

当时上课都是用英语讲解，我个人的理解是当时国内的医学院如协和、湘雅、华西、齐鲁、同济等都是洋人或国外教会办的，上海医学院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一所医学院，尚缺乏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教材书籍，因此老师们应用英语讲课更为方便。

由于缺乏书籍、参考书，我们把老师在课堂上的讲述、解释、图解一一记下，笔记本就成了我们的教材。因此听课时必须全神贯注，尽量一字不漏地写，然后再整理。因此形成了“上课记笔记、下课对笔记、考试背笔记”的系列学习步骤。我们把笔记本作为学习的命根子，所以每次开学前，大家忙于买纸订本。那时内地廉价纸粗糙，如同草纸，吸水性很强，纸又是浅褐色或淡红色，因此用墨水很费。我们的墨水用粉末冲成，为节约而冲得很稀。但我们也珍藏有少量白色道林纸，只是在听最精彩的课时才舍得拿出来用。在重庆的学习生活使我们至今爱惜纸张，从不丢弃尚有空白之处的纸张，正反面尽量利用。在歌乐山上课时，我们班上还来了八九位香港大学的医学生。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人占领了香港，有一批港大医学生，不少是印尼华侨后裔，由他们的英国老师妇产科专家王国栋（Gorden King）带领，辗转内地，投奔上医，可见他们慕上医之名，对上医情有独钟。昔日富家子弟，今日落难学生的港大同学，还是很乐观，愿与我们一起在歌乐山学习。他们常苦中作乐，喜欢坐茶馆，虽囊中羞涩，但如其中一人卖血所得，也必请大家一起吃一顿，加加油，有福共享。

夜自修：如上所述，大饭厅在晚上是学生的自修室，学校备有汽油灯照明，可是常出故障而熄灭，倒不如自备照明可靠。经济较好的同学自备煤油灯，或两人合一灯。也有用乙炔电石灯，但点时挥发气味难忍，很少有人使用。其次一类是用蜡烛照明，在宿舍内自修。第三类在油灯下自修。第四类是干脆早早入睡，待明天早起到校园在自然光线下早自修。我则采用第二、第四类办法。尚有一类特殊办法，是三五成群，在白天带上笔记本到茶馆去，边喝茶，边复习、讨论笔记和上课内容。这种独特的自修方式是港大学生发明的，他们的笔记本订得如日记本那样小，可放入口袋，随时取出来复习。当然他们记的内容比我们记得简单而扼要。

后期或临床学习：它是医学教育不可分割的部分。分为见习及实习两个阶段，在病房、门诊等处，由临床医师带教。当实习医师时，食宿都在医院宿舍。上海医学院的教学医院就在歌乐山的中央医院，闻名遐迩。除了当地老百姓，还有不少当时政府要人或其家属来院治病，周恩来总理也曾住在这所医院内治过病。医院后来又建造了一个高大的石砖屋作为手术室，曾有美国来的外科医师为病人施行手术。

当时临床的主治医师除了治病、讲课外，还担任临床的检验工作，如朱益栋老师兼任检验室主管。他除了去病房、门诊、教室外，整天在化验室工作。肺科孙忠亮老师自己为病人做胸部X线透视。就是我们这些实习医师也包揽三大常规的检验工作：数血细胞，测血红蛋白，查白细胞的分类百分数，血片中找疟原虫、螺旋体，甚至黑热病的利多小体，还要找粪便中的蛔虫卵、阿米巴原虫等。每个病房都有一个检验室，内备有显微镜、酒精灯、试管、血细胞计数器、比重计和一些常用的试剂，但照明的还是油灯。记得我轮转到内科实习时，一个下午收进10个病人，急待明确诊断。我忙得不亦乐乎，问病史、体检、写病历、采血、做三大常规，夜晚独自在油灯下找疟原虫、回归热螺旋体和阿米巴原虫。终于在晚上10时过后一一确立了诊断。虽已精疲力竭，却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做医师的欣慰。在外科实习时，参加中小手术时，我们实习医师要做护士工作，选手术器械，在手术台上要穿针，递手术器械等，要求快、准、稳，十分紧张。那时在医院不论职位高低，往往都需要做一个“多面手”。

学术空气：尽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地处西南山区，但是上海医学院和附属医院的学术空气还是很浓厚的。在医院里每周有一次临床病理讨论会（称为C．P．C．），经常有学术上的交流活动。每周一次医院内各科的总查房是由主任医师带领全科各级医师进行，这对我们实习医师、各级住院医师来说如临考试，需要在前一天复习病史，复查病人，再做一次三大常规，测血压及其他理论准备。当时的助理住院医师规定要到其他有关科室进修和工作一个时期，如外科医师需轮流到病理科做助教工作半年至一年，在上医教学医院上海红十字会第一医院的放射科医师首先要到临床病理科工作一年。

课余生活：歌乐山是山区小镇，没有影院，只有小的川剧场，我们听不懂。所以同学们自己组织歌咏队，也只是在节日才一展歌喉，庆祝会上都是自编自演的话剧。我们同学中有男女“高音歌唱家”各一位，他们是黄主精与史丽德，我们班有主编和演话剧的爱好者周世恒、周毓棻，还有一些善演滑稽戏的人才。春光明媚时，常全班出游到大自然的怀抱中，或去歌乐山旁临山谷处野餐，会在黎明之时爬上歌乐山狮子峰山脊观日出，俯视嘉陵江，感受祖国大好河山。难得在假期中也会二三人一起下山到沙坪坝中央大学看望中学老同学，也不怕归途中需爬上千的石阶。“劈兰”也是十分有趣的玩意。周末，想吃磁器口的特产花生和橘子。谁去买？谁出钱？于是大家去“劈兰”，即在纸上随便画几条斜、曲、直线，一端写明钱数，捡到“免费”纸条者则需要跑腿去采购。假日时有不少女同学自己买些菜自己做，最实惠的是买些花生、豆腐干、辣酱，讲究些则加上肉丁，几个人合煮一大碗，以备佐餐之用。每餐只需一汤匙即可下一二碗饭。不会煮菜的也有简便办法，即准备酱油、麻油各一小瓶，扎在一起，吃饭时用此调味拌食，其味美鲜，十分下饭，可谓既价廉物美又方便。难得几个同学，买些鱼、肉，由能干的同学掌勺，烧些拿手菜，其他人做洗菜洗碗等差使，有时也请男同学来做客。每当这种场合，肚子被撑得不能再饱了。

牢不可破的友谊：在重庆期间有的同学得了结核，染上伤寒、肝炎，住进病房或隔离疗养，同学们都是远离家人，最需要同学的关怀和安慰。我自己在四年级时患了肠炎，没有住院，每天自己到半山腰茅房拉稀达10次左右，身体软弱无力。此时我同班同室同学周溶挑起了照顾我的担子，她出钱买鸡蛋，又自己煮，以给我补营养。那时我们只能在油灯、酒精灯上以废食品罐当小锅煮此简单食品。半月后我才恢复。还有一位港大印尼华侨同学黄基识患了结核，单独一人在小隔离室，在重庆，他除了同学没有其他亲人，胡旭初每天去看他，或带些自己省下的食品如橘子、花生给他。过后不久，周溶患骨髓炎住入外科病房，病程缓慢，且无法起身，我每天去病房看她。她父亲在渝工作，故经济不成问题，我只需帮忙购买些营养菜。我每天到山下街上饭馆买一盆炒菜送到病房。一年左右后，她患病处排出一死骨而告痊愈出院。在艰难中建立的友谊是最为可贵和牢不可破的。

告别歌乐山：歌乐山下艰苦而愉快的日子是难忘的，但我们毕竟不是与世隔绝的。据说歌乐山的松林里埋有被害革命志士的忠骨。离歌乐山不远有渣滓洞、白公馆，有两个学生因路过那里误入“禁区”而失踪了。当我正在重庆市立医院妇、外科实习时，那里发生了校场口事件，使我看清、看透了国民党政府的面目。学校内大张旗鼓宣传青年军，同学中有不明真相、热血方刚的青年报名参加。1945年比我们高一班同学提前毕业奉命调军医署工作，这在“文革”时，成为他们被打成牛鬼蛇神和反动军官的理由。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盟军胜利而告结束，我们归心如箭，为回上海而做准备。离开歌乐山前，不少同学、老师摆了地摊，卖掉些不用的衣物用品，以补贴旅途所需。1945年下半年歌乐山大放光明，有了电灯，可是我们却要走了。我与外科病房医师、护士同行。归途中并非一帆风顺，搭乘卡车时，遭国民党军队士兵强行爬车搭乘，我们说已乘不下了。这一拒绝招来了祸害，那些兵记得我们的车号，要实施报复，在下一站要强行拉人下车去受鞭打，经我们全体苦苦哀求并道歉才平息。之后我们经陕西省宝鸡、西安和河南洛阳、江苏徐州等火车路线，再渡江到南京返沪。火车陈旧不堪，一路摇晃行驶，还常走不动，一停几小时，男医师们和交大男同学都曾下车推火车。一位交大学生还在那里墙上写着“交大学生在此推火车”的字样以表留念。有一次，火车乘不上，我们也曾露宿站台，经过四年的锻炼，这又算得了什么！

1946年4月回到上海，见到父母、弟弟，不免喜极而泣。稍歇一两天后便到海格路上海医学院附属红十字会第一医院，以补足最后两个月的妇产科实习课程。以后我一直以医院为家，周末才回去看我父母，从不住在家里，直到我结束总住院医师晋升为主治医师自己成家时。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医学院保持了原有的不为名利、脚踏实地、朴实严谨的校风并继续追求卓越。她成立以来，为祖国培育了众多的医学精英和一大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医务工作者，并在国内外医学院中赢得声誉。看到今日上海医学院的莘莘学子在优越的环境和条件下学习是多么幸福，请大家珍惜医学院学习时机，为祖国的救死扶伤医学事业做好准备和做出贡献。

作者陈忠年，上医病理学教授。1946年毕业于国立上海医学院医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