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苏联考察

我们党夺取政权后，国家进入经济建设时期。党应该怎样领导经济建设，在企业中怎样建立党的组织，党组织在企业中的任务是什么，这些问题我们还不明确。正如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讲的：“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

1950年1月，经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商谈，中共中央决定派一个“党的组织工作者赴苏代表团”去苏联考察、学习。苏联翻译为“领导干部代表团”。中央任命我为团长，中央组织部王甫和上海市委秘书长王尧山为副团长，东北局组织部秘书长金铁群为代表团秘书长，成员由中组部的同志和各中央局、省（市）委组织部长组成。中组部为代表团配备了专职秘书和翻译，全团共有40多人。

代表团出国前，在北京集中学习了半个月，除由外事部门的同志给大家讲解出国应注意的礼仪、纪律和有关事项外，主要是请中央各部委负责同志作报告，介绍我国各个方面的发展情况，使我们在考察中，将苏共情况与国内情况有一个对照。

我们出发前，中央领导朱德、刘少奇同志在中南海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朱德在讲话中说：苏联是列宁的故乡，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要搞社会主义，你们去要好好学习苏联老大哥的经验，以借鉴和指导我们的工作。刘少奇在讲话中强调，这是我党派出的第一个党的组织工作者代表团，主要任务是考察、学习苏联共产党各级组织是如何领导经济建设工作的，为我们党提供经验。

经过短期集训后，代表团从北京乘火车出发，经过漫长的旅途到达莫斯科。苏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和我国驻苏联使馆的同志到车站迎接，安排我们住进莫斯科大旅馆。这时，李富春同志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与苏联政府商谈经贸合作问题，也住在这里。我见到富春同志，说明了来访的任务。他笑着说：你是为党的组织建设，我是为经济建设，我们的任务都不轻松。

我们又与我国驻苏大使王稼祥见面。稼祥在东北工作过，我们比较熟悉。代表团在苏联参观访问期间，稼祥一直很关注我们的考察工作。代表团人数多，只有原志一名翻译，与苏联同志交流很不方便。我与稼祥谈到这一问题时，他说：我们在苏联有很多留学生，可以让他们帮忙。这样便解决了代表团翻译不够的问题。

代表团主要成员首先拜会了苏共中央组织部长库西宁。他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是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成员。库西宁很坦率地说：你们是我们的客人，但首先我们是同志，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们两个党的中央已商定好了，你们要多走一些地方，多看一看，我们还要多谈一谈，先休息好，我们再开始工作。我们感到苏联同志很友好、很诚恳、很热情。库西宁根据我们的任务，亲自为我们安排在苏联学习、参观、考察活动。

我们在莫斯科，第一项活动是拜谒列宁墓，这是各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到苏联后的共同愿望。代表团全体同志怀着崇敬的心情，瞻仰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遗容。我们参观了克里姆林宫和红场附近的名胜古迹。俄罗斯风格的建筑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苏共中央组织部的同志，向我们介绍了苏共在领导经济建设中的基本情况，和苏联党在领导经济发展中的做法。

他们在讲到苏联农村集体农庄运动时说，因为当时有很大一部分土地是由富农霸占着，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就采取了在全盘集体化基础上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通过集体化运动，在农村消灭了富农阶级，农民统统加入了集体农庄。我们问，在集体化运动中，出现过什么问题没有？他们说：在一些地方，政府对农民采用“剥夺财产”，“剥夺选举权”等要挟手段，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有的人为了报功，取得荣誉，虚报数字。由于党组织犯了错误，1930年，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农民严重不满和反对苏维埃的事件。党中央发现这些问题后，立即进行纠正。斯大林在《胜利冲昏头脑》一文中，承认苏联党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犯了错误，没有正确地对待中农，违背了列宁讲的自愿原则。

在讲到发展工业时，他们特别强调斯大林讲的“落后者是要挨打的”观点，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斯大林说：“旧俄罗斯的历史，其中有一点，就是常因落后而挨打。”蒙古、土耳其、瑞典、波兰和立陶宛打过它，英法的资本家打过它，日本打过它。原因就是因为它落后。发展工业是苏联共产党面临的一个新任务，必须要用新的现代的技术改造国民经济所有的部门。不实行改造，就不能在技术和经济上赶上和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这样，在苏联出现了改造国民经济的发展进程。

赴苏联代表团向保卫察里津烈士墓敬献花图（前左为张秀山）

在谈到苏联党在经济各部门的组织形式时，他们介绍说：在农业机械站成立了政治部。党派出了大批党的工作者到农村中担任政治部的工作，为集体农庄培养了领导骨干，清除了暗藏在集体农庄中的敌人和坏分子，巩固了集体农庄。

在苏联党的组织机构中，党委里设有工业部、农业部、商业部等专业经济管理部门，协助党委领导经济工作。基层党的任务是贯彻党的决议，和努力完成各项生产计划。

我请他们讲一讲苏联党组织的工作经验。他们介绍说，斯大林强调：单有党的决议，还不能保证事业成功，还必须有能够正确认识、领会和实现决议的人才，并且组织对于决议执行情况的审查。不实行这样的组织办法，决议就有变成脱离实际生活的纸上决议的危险。列宁指出组织工作的主要之点，是挑选人才和审查执行情况。苏联党根据这一原理，确定党的组织部门在实际工作中的主要任务，就是使党通过的决议与执行这种决议、审查这种决议执行情况的组织工作得到落实。

他们引用列宁的话说：“从前所有一切革命党陷于灭亡，就是因为它们自傲，而看不见自己力量之所在，害怕说出自己的弱点。而我们是不会灭亡的，因为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弱点，并且能学会克服弱点。”党必须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能掩盖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以此教育干部，如果能善于及时发现、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就会是不可战胜的。

苏联同志讲的基本都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内容，讲得很系统，观点也很明确。我们的翻译原志翻译得也很好，代表团全体同志听得很认真。在延安时，我就读过《联共党史》，不过那时对书中写的一些问题认识不深，缺乏了解，也没有记住。在这里经他这么一讲，以后又到实际中作了考察，很多问题在头脑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他们又安排我们到一些部门和地方党组织去考察，而这种“考察”大都是听单位负责同志的长篇报告，谈他们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多。针对这种情况，我向苏共组织部的同志提出：听了你们的报告，使我们对苏联共产党有了深刻了解，学到了很多东西，下一步是不是可以改变一下学习方式？我们代表团的同志希望多到工矿企业、农庄去看看，多接触基层的同志，采取座谈的方式，我们有什么不明白、不清楚的问题，与基层的同志一起讨论好不好？他们接受了我们的建议，报告少了。我们到企业、农庄等地，除了参观之外，就是以座谈会的形式，了解企业的状况，主要是他们的做法。

在莫斯科，我们详细考察了一个叫“锤头与镰刀”的工厂，这是一个有2000多名党员的大型炼钢厂，我们认为它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学习。

这个工厂1934年1月以前就成立了工厂党委会，一名书记领导全厂党组织的工作，一名副书记负责宣传工作，此外还有政治研究室主任和宣传辅导员，全厂脱离生产的干部比较多。五年后，工厂党委有了工作经验，改善了领导作风，减少了工厂中脱产干部的数量，取消了各种工作委员会，在100名党员以上的大车间设有支部书记。

1939年，根据联共党章规定，工厂中党的基层组织有监督生产的职权。

在伏尔加河上

为了使党中央的领导更接近在全国有影响的大工业企业，苏共中央决定在大工厂中设立党中央的组织员。这个工厂的党委书记又兼任了党中央的组织员。中央组织员是党中央在工厂里的代表，有建议党委会重新审查党委所通过的决议，建议行政机构重新考虑某些措施的权力。

他们对工厂党委会和车间党委会的职权和组织分工有明确规定：

工厂党委会是工厂党的领导机关，执行党员大会和党员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

车间党委会在解决本车间内有关生产问题和政治工作问题时，有权作出决定，车间党员必须无条件执行。

工厂中党的基本任务有五个方面：1．紧密联系群众，向群众解释党的政策，在群众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实现党的号召和决议。2．加强劳动纪律，开展社会主义竞赛，动员群众完成生产计划。3．与工厂中的松懈现象和经营不善的现象作斗争，经常关心改善工人的文化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4．用自己的工作来实现对工厂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领导，以保证工会和行政机构完成党的基本指示，但不得干涉厂长和工会的工作细节。5．在整个管理系统中，积极协助贯彻一长制的原则。

党的基层组织监督生产的方式是：

1．在工厂党委会议上和其他党的会议上听取厂长、总工程师和其他生产单位的工作报告，党员可以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

2．如在生产中发现薄弱环节，党委会召集有关方面的工作人员开会，听取他们的报告，帮助找出其中的缺点和问题，并提出改正意见等。

3．工厂党委的委员经常到车间、现场中去了解情况，给工作人员以具体的帮助。

4．请先进工作者到党委会谈工作、生产、生活上的一切问题，使党委了解到一些不易了解的情况。

5．党组织经常向党员了解情况并实行监督。

6．党组织可向厂长提出纠正缺点的建议，厂长根据党委的建议发出指令，即党委通过厂长来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

1950年与列宁格勒卡冈诺维奇农庄农民在一起

1950年5月1日张秀山赴红场观礼的通行证

这些做法对我们都很有启发。

1953年，我们在整党期间，东北局组织部曾将苏联这个工厂党组织的一些做法，向东北一些重点企业作过介绍。

苏联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差异很大。从欧洲到中亚，从莫斯科到一些加盟共和国，苏共中央组织部的同志，为我们安排了很多地方参观考察。我们在苏联近五个月中，无论是苏联党政领导人，还是我们所接触到的苏联基层的工人、农民，对我们非常友好。

其间，我还参加了莫洛托夫选区选举委员会召开的大会，听取了莫洛托夫的演讲。会后，莫洛托夫接见了我们几个同志，送给我们每人一本很精致的《斯大林生平》纪念画册。我还应苏联红军总参谋长伏拉西克邀请，参加了苏联红军的庆祝大会。在列宁格勒卡冈诺维奇农庄参观时，我们还接受了三个农民自发送给毛主席的民族服装。

代表团的全体同志怀着崇敬的心情向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察里津等地的烈士墓敬献了花圈。

五一国际劳动节时，我们应邀登上了红场观礼台，观看阅兵仪式和莫斯科各界群众大游行。在这里，我们见到了斯大林同志。晚上，苏共中央的同志请我们在莫斯科大剧院观看了芭蕾舞《天鹅湖》等节目。

在苏期间，我看望了在莫斯科学习的留学生，有些是中央领导和老同志及革命烈士的子女。有朱德、任弼时、叶挺、肖劲光、邹韬奋等人的孩子。有的虽是第一次见面，但都很亲热。当他们一一说起自己父亲的名字时，更加增添了我们对他们的感情，特别是那些已经失去父亲的孩子。这些年轻人，在苏联的学习条件很艰苦，但他们学习都很刻苦，很努力。他们向我反映了一些学习和生活中的困难。我跟稼祥说了。稼祥同志与苏方联系后，很多问题得到了解决。多年之后，他们当中有的人到沈阳农学院，以及我到北京后来看我，说我当年给他们解决了大问题。这些学生学成回国后，为国家经济建设做了很多工作，有的后来还担任了政府重要负责人。

1950年在莫斯科和留苏学生贺毅、崔军、高毅、张代峡、叶楚梅、叶正达、叶正明、任岳

我们回来时，稼祥安排朱德、林彪、博古的女儿随团一起回国。三个孩子多年在国外，二战期间在苏联经受了很多苦难，她们说的是一口俄语，中国话基本听不懂。我让秘书在旅途中，关照好她们的生活和安全。

6月，我们回到北京，向中央作了详细的汇报。少奇同志说：你们的汇报，启发了中央的思想，知道了苏联党还有这样的组织形式。

当时我们刚刚建国，党对如何管理全国经济建设还缺乏经验，不大清楚如何建立相适应的组织形式。《东北日报》根据我们考察的情况，连续多天刊登专题文章，介绍苏联共产党在工业、农业等部门的一些管理经验和做法。之后，在许多方面都是学习苏联，借鉴他们的一些具体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