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韩国考察学习新农村建设的报告

甘肃行政学院新农村建设专题培训班，于2010年10月8日开班，10月30日顺利结束。参加这期培训班和外出考察的人员有：甘肃行政学院有关领导和老师、省委组织部培训处负责同志、省内部分县（市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分管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副县（市区）长、农（牧）业局长、组织部长、龙头企业负责人，共23人。

这期培训班认真学习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为主线，以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为主题，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训与考察相结合、讲授辅导与交流讨论相结合、分段培训与集中总结相结合，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培训班的学习考察培训活动，分为国内和国外两个阶段。在学院培训期间，省行政学院安排省内教授和有关领导辅导学习了甘肃省情及发展战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解读，我国新农村发展模式，甘肃农村社会文化事业建设与发展，甘肃新农村建设的重点、难点、思路与对策，甘肃城乡一体化问题研究；学员结合各自实际，就甘肃新农村建设问题开展了交流讨论。在韩国考察期间，中韩海外研修学院安排韩国教授和官员辅导学习了韩国的绿色革命——山林、人类和未来，韩国农村开发事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韩国农业产业化与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意型行政与领导人的作用，韩国新村运动与农村劳动力运用经验，韩国农业观光旅游；到首尔、济州、釜山等地，访问参观了韩国农村振兴厅、世界文化遗产水原华城、三星电子公司总部体验馆、三星来美安建筑文化馆、韩国民俗村、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外景、都落山统一展望台、济州新村建设模范村瓦屹里村、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平泽市安仲邑粮食综合处理场，到一些观光农业示范村进行了观光农业体验；还开展了学习考察心得交流，对培训班的学习进行了总结。通过在甘肃行政学院的集中学习培训，赴韩国在中韩海外研修学院的集中学习培训和实地参观考察韩国新村建设取得的成就，全体学员开阔了眼界、启迪了思路、借鉴了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甘肃新农村建设的认识，增强了加快新农村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

这期学习考察培训的主要收获：一是对甘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了新的认识。甘肃新农村建设已取得初步成效，省内各地都有一些成功的做法，值得认真总结和推广；甘肃新农村建设面临的困难还很多，任务还十分艰巨，各级党政组织和党员干部责任重大；甘肃新农村建设前景广阔，只要我们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地抓下去，就一定能够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面貌，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二是对韩国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有了新的认识。韩国自二战结束以来，始终从本国国情出发，不同阶段确定不同的发展政策和发展重点，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1945年国家光复初期，采取了“先工为主”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政策，建立和提升了国家的工业体系，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了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在全国上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新村运动，重新塑造了国民精神；着力强化国家的科技支撑，推动各行各业自主创新，无论是工业、农业和第三产业，科技水平都在国际世界有较前的位次；总体上看，经济发达，国力强盛，国际地位不断上升。三是对韩国农业和农村发展有了新的认识。在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采取工业反哺农业政策，支持农业发展，改变农村面貌，特别是新村运动得到了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肯定；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高度重视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历任总统都出台过支持保护农业、维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村发展的政策；进入新世纪以来，对农业和农村发展更加重视，坚持把农业作为国家稳定安全的战略基础产业，把农村发展与国家发展同步考虑。四是对韩国生态环境建设有了新的认识。韩国高度重视生态环境建设，特别是生态绿化事业，全国能够种树的地方都栽了树，现在已到了无地种树的境界；不但改变了本国的国土环境，而且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做出了贡献，这一点已得到国际社会公认。虽然韩国有降雨多的良好自然条件，这一点我们无法比较，但他们亲环境的态度，对认准的事一抓到底的精神，是我们应该对照反思的。五是对学习借鉴韩国经验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了新的认识。经过学习讨论交流，大家普遍认为：韩国许多经验很值得我们在甘肃新农村建设实践中学习借鉴。韩国国情与我国有相似的地方，特别是不同发展阶段农村的具体情况。对照韩国，思考甘肃，我们必须立足省情、面向未来，加快推进甘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重点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生态环境改善，重视和下大气力教育农民、培训农民和有效组织农民，塑造农民的主人翁精神，增强广大党员干部服务农村、支持农业、关心农民的意识，以卓有成效的工作业绩，把甘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高到新的水平。

考察学习期间，对韩国还有一些其他印象，也很值得我们去思考，主要是：韩国全社会的法制意识普遍比较强，社会治安秩序良好，街面上很少看到警察，社会安定和谐；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完善，注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整体上贫富差距不是十分明显，没看到有乞讨人员；城市管理精细，处处干净整洁，垃圾分类收集，大街上垃圾箱很少；社会诚信度非常高，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产品质量意识浓郁，假货很少；公民受教育程度整体较高，全社会的法制程度和文明程度比较高。韩国人普遍具有勤奋、敬业、细致、礼貌、节俭、团结等一些显明的特点，总体素质较好，热爱自己的国家，凝聚力强，整体上对中国比较友好。

学员普遍认为，这期新农村建设专题培训班的举办，充分体现了省委、省政府对新农村建设的高度重视。省行政学院的培训工作做得非常好，各项安排细致周到，特别是组织工作有序、选题集中明确、课程设置合理、教学形式科学、培训内容扎实、考察收获丰富，总体上完全达到了预定的培训效果。建议认真总结这次培训班的成功做法，今后多举办一些专题类型的培训班，还可吸收部分乡镇和村干部参加。

一、韩国概况和中韩关系。大韩民国(Republic of Korea)，简称“韩国”，位于亚洲大陆东北朝鲜半岛的南半部，北部以北纬38°军事分界线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相邻，其余三面被黄海、朝鲜海峡和日本海所环抱，总面积为9.9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为4933万人。全国为单一民族，通用韩国语，宗教以佛教、基督教为主，首都为“首尔”，辖1个特别市（首尔特别市），9个道（京畿道、江原道、忠清北道、忠清南道、全罗北道、全罗南道、庆尚北道、庆尚南道、济州道），6个广域市（釜山、大邱、仁川、光州、大田、蔚山），地形多丘陵和平原，约70%是山区，沿西海岸河流沿岸有辽阔的平原，属温带东亚季风气候，6月到9月的降雨量为全年的70%，年均降水量为1500毫米。

（一）韩国的历史沿革。公元1世纪后，朝鲜半岛形成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古国。公元七世纪中叶，新罗在半岛占据统治地位。公元10世纪初，高丽取代新罗。14世纪末，李氏王朝取代高丽，定国号为朝鲜。1910年8月，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1945年8月15日光复时，苏美两国军队以北纬38°线为界分别进驻北半部和南半部。1948年8月15日，大韩民国在朝鲜南半部宣告成立，李承晚当选首任总统。1960年李承晚在全国性学生运动中下台。1961年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开始长达18年的统治，期间韩国经济实现持续高速增长。1979年朴正熙遇刺身亡，全斗焕发动政变，并于1980年出任总统。1987年韩国实行总统直选，同年卢泰愚当选第13届总统。第14至16届总统分别为金泳三、金大中和卢武铉。现任总统为李明博。韩国于1991年9月17日同朝鲜一起加入联合国。

（二）韩国的经济发展。20世纪50年代，韩国经济从崩溃的边缘开始走向复苏。60年代，韩国成功推行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70年代，韩国跻身于新兴工业国(地区)行列。80年代，发展成为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国家。90年代，开始把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作为努力目标。韩国曾是传统农业国，随着工业化进程，农业在韩国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是农产品主要进口国家。全国耕地面积为195万公顷，主要分布在西部和南部平原、丘陵地区，约占国土总面积的22%。矿产资源较少，主要工业原料均依赖进口。工业主要部门有钢铁、汽车、造船、电子、化学、纺织等，浦项钢铁厂是世界第二大钢铁联合企业。2002年汽车产量320万辆，居世界第6位。造船订单标准货船吨数759万吨，为世界第一。电子工业以高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为世界十大电子工业国之一，半导体集成电路发展迅速。近年来，韩国重视IT产业，不断加大投入，信息技术走在世界前列。

（三）韩国的外交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韩国以对美、日外交为主。70年代初，开始推行门户开放政策。1998年2月，金大中就任总统后，继续致力于巩固与美、日同盟关系，同时加强与中、俄友好关系。在对朝政策上，金大中推行“阳光政策”，提出互不使用武力、不搞吸收统一、加强南北交流与合作的“对北三原则”，主张以结束朝鲜半岛冷战结构的“一揽子方案”，从根本上解决朝鲜半岛问题。2003年2月，卢武铉就任总统后，强调发展韩美互惠平等关系，促进韩中日东北亚区域合作，同时加强同俄、东盟、欧盟等其他国家的关系，积极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

（四）中国与韩国关系。中韩两国从敌对到建立外交关系，是中国推行多边外交政策的体现，也是对外开放的结果，更是两国未来发展的长远需要。政治上，韩国需要像中国这样稳定的和平力量，支持半岛统一；经济上，韩国需要中国这个大市场，中国也需要韩国科学技术经验等；文化上，两国共处同一文化圈，两国文明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因此，中韩建交是历史的必然。

1.中韩建交的历程。中国和韩国自20世纪50年代起至80年代初就一直相互敌视，没有任何直接交往。1983年北京申办亚运会后，两国民间交往日趋加强。1991年11月，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率团前往汉城（现在的首尔）参加APEC（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受到韩国总统卢泰愚的接见。1992年4月，亚太经社理事会第四十八届年会在北京举行，韩国外务部长官李相玉获邀出席，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在钓鱼台宾馆会见了李相玉，就改善双边关系进行接触并达成协议。同年5月，中韩两国正式谈判建交问题。1992年8月24日，中国与韩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结束了两国长期互不承认和相互隔绝的历史。两国关系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交前后。1986年汉城亚运会和1988年汉城奥运会，中国代表团都参加，是互相了解的最初阶段。第二阶段是建交之后。1992年以来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形成合作伙伴。第三阶段是新世纪以来。两国进入全面合作关系，发展趋势蒸蒸日上。

2.中韩建交的战略意义。中韩两国具有共同的地缘政治利益，中韩关系在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力学结构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韩两国关系的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还深刻影响着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一是中韩建交和双边关系的深入发展，有助于化解东北亚地区的冷战格局。改变了中朝苏（俄）对韩美日的冷战架构，稳定了朝鲜半岛局势，制约了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再次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抑制了东北亚地区新冷战思潮的形成，为未来的地区安全与经济合作准备了条件。二是中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深入发展，极大地改善了韩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中韩双方在国际事务和地区事务中良好的合作，提升了韩国在东亚地区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韩国在战略空间上有了更大的选择。三是中韩建交为开辟首尔通往平壤的政治和平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朝关系和中韩关系的发展，是朝韩和解与合作并走向统一的推动力。四是中韩形成的新型政治经济关系，推动了东北亚地区自由贸易发展。两国贸易额度不断升高，加强了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建设，促进了亚洲经济的进一步融合。

3.建交后中韩关系的特点。总体上，两国关系全面、迅速、持续、深入地发展，这在世界外交史上是很难找到先例的。一是在全局上，两国关系不断深入发展。两国关系从刚建交时的互相承认的一般外交关系，经历了“合作伙伴关系”、“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等不断发展、不断深入的阶段。二是在政治上，相互尊重和信任不断加深。建交18年来，韩国的历任总统都访问过中国，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胡锦涛先后都访问了韩国，两国的总理、外交部长、议长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都进行过互访。在对日本右翼势力否定侵略历史、复活军国主义问题上，两国观点一致、步子协调，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互相协商和支持。三是在经济上，两国贸易往来和投资发展迅速。两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从建交时的50亿美元飞跃地发展到2006年的1343亿美元，增长近26倍。韩国对中国的投资迅速发展，截至2006年底韩国对华投资总额为350亿美元，在华的韩资企业达4万家；中国对韩国的投资总额到2005年底为11.5亿美元，并逐步上升。目前，中国是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一大投资对象国和第一大贸易顺差国，而韩国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国、第四大出口对象国、第三大进口来源国和第二大外资来源国。中韩两国的经济往来日益密切，经济依存度越来越高。四是在科技上，两国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两国签订了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建立了经贸科技部长联席会议机制，在IT等高科技领域正在合作开发新产品。五是在文化上，“韩流”与“汉风”强劲。以韩国电影、电视剧、歌舞为代表的“韩流”在中国劲吹，中国学习韩国语的人不断增加，接受韩国饮食文化的人越来越多。韩国学习汉语的人迅速增多，世界上参加汉语考试的11万多人中，韩国就有7万多人。中国的电影、电视、艺人和饮食文化，被越来越多的韩国人接受。六是在教育上，相互交流日益增多。两国互派留学生均为本国最多，韩国在中国留学生为54000多人，中国在韩国留学生为24000多人，各自在对方国家外国留学生中人数均居第一位。七是在军事上，形成新的战略合作关系。两国传统的经贸交流与合作提升到了军事、安保战略合作层次，合作范围已超出两国的版图，扩大为地区的军事安全；在朝核问题上紧密合作，充分考虑了东北亚地区的稳定与和平；已建立了军事热线，战略关系进入新的层次。八是在法律上，相互提供的保障不断增多。建交18年来，中韩两国在各个领域签署了多项条约和协议，为两国关系健康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4.中韩关系的未来走向。今后相当一个时期，中韩关系还会健康发展。一是，以2007年中韩交流年为新的起点，两国关系已发展成为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而且在不断深化和发展。二是，中韩两国地方政府和领导人积极推进地方交流合作，特别是与我国黑龙江省的经贸科技合作，韩国已成为黑龙江省第六大贸易伙伴和第四大外资来源国。三是，两国政局的稳定和体制的延续，保证了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四是，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要求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为了稳定的朝鲜半岛、东北亚和世界形势，两国不仅在国家建设中与对方合作，而且在国际事务中也将不断加深合作。

二、韩国农业发展与农业政策。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自60年代初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经济快速发展。70年代中后期，随着“汉江奇迹”的出现，韩国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并逐步成为以输出为主的现代化程度较高的新兴工业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和工业化进程中，韩国农业经济出现了诸如农场规模过小、农业劳动力减少、农产品价格相对较低、农户收入增长缓慢等问题。对这些问题，韩国通过特别的农业和农村政策，得到了较好解决。总体上看，韩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发展和农业政策的成效是明显和成功的。

（一）韩国农业和农村基本状况。70年代，韩国总统朴正熙对农业和农村采取了特殊的扶持政策，着力增加投入，推动技术进步，使韩国农业生产得到较大发展。1970年韩国农业总产值只有8亿韩元，1997年达到了293亿韩元，按可比价格计算，27年间增长了1．38倍。1970年农业所创造的GDP仅为6亿韩元，1997年增加到207亿韩元。农业用地占国土面积的比重，1985年为21.6%，2000年为19.0%，2008年为17.6%；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1985年为20.9%，2000年为8.6%，2008年为6.6%。

1．种植业生产。大米是韩国最重要的农产品。1997年，大米产值占农业生产总值的31%，生产大米的耕地占全部耕地的55%。1970—1998年间，韩国大米产量由393．9万吨增加到509．7万吨，增加了29．4%，1987年和1988年超过600万吨，达到了高峰。其他作物中，80年代中期只有大麦和大豆的产值超过农业产值的1%，此后在农业产值的比重不断下降。同期，水果和蔬菜面积稳定增加。水果主要是苹果、柑橘、葡萄、柿子、梨和桃等，蔬菜主要是大白菜、萝卜、洋葱、大蒜、红辣椒等。1997年，水果种植面积接近可耕地面积的9%，产值占农业产值的11%以上；蔬菜播种面积占耕地面积的19%，产值占农业产值的22%。其他经济作物，人参和芝麻的产量虽然不大，但价值比较高。

2.畜牧业生产。1970年以来，韩国畜牧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1975—1997年间，牛奶产量增加了11.4倍，猪肉产量增加了6.l倍，鸡肉产量增加了3.7倍，牛肉产量增加了2．4倍，禽蛋产量增加了2倍。养牛业在政府推动下，1970年至1995年25年间增加了22倍，达到55．3万头。1970—1998年间，猪的饲养量由112.6万头增加到754.4万头，增加了57倍；鸡的饲养量由2363.3万只增加到8587.4万只，增加了2.6倍。韩国养猪业专业化程度较高，普遍规模较大。相对而言，养鸡业仍然吸引着许多家庭农场，主要原因是养鸡业能够在小规模下进行，资本投入也比较少。

3.标准化农业。为摆脱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韩国大力发展商品农业，推进农业标准化。主要措施是：制定农业生产标准，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进行原产地保护和农产品认证。在全国建立了90多个生产基地，主要生产43个品种的农作物；建立覆盖全国的农产品检验检测机构，鼓励农民和农业经营户创立品牌，对农产品认证；建设农产品市场体系，严把农产品出口关。目前，韩国农业自主创新能力强，科技含量高，机械化普及率高，设施农业、亲环境农业发展较快，达到了标准化和现代化农业水平。

4.农业机械化。韩国政府1972年第一次制定农业机械化事业5年计划，并采用长期低利息的贷款方式扶持农民购买农机装备和扶持农机生产企业。经过30多年发展，完成主要粮食作物—水稻生产全过程机械化，并在水果、蔬菜、畜产品、农产品收获后环节机械化等领域都取得突破。纵观韩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历程，有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而诱发的采用先进机器代替人力、畜力生产的内在需求，更有韩国政府以财政补贴和信贷扶持为主要内容的农机化发展资金保障体系。

5.非农业产业。在加速工业化发展过程中，韩国政府注重解决农村人口减少、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农民增收难度大等问题，推进农业和农村发展，重点是大力发展非农业产业。在农村发展亲环境农业，对环保绿色农业给予特殊的扶持政策，补贴额度在农业各项补贴中为第一位。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以农业观光、农业体验和自然景观、田园风光为主题，对农村旅游资源进行深度开发。积极推进工农园区开发，搞活农村经济，缓和城乡差距，建立有针对性的支持系统，到2009年已在121个试验区建成336个产业园区，有13万员工受雇于5500家农村企业，解决农村就业岗位10万多个，其中67%为当地居民。这些措施带动了当地商业、餐饮、物流等行业发展，促进了银行存款余额增加，并促使房屋租金提高，从多个角度增加了农民收入，极大地改善了农村经济环境，提升了发展水平。

6.新观光农业。韩国的观光农业初期是指以农村为对象进行的观光活动。近期是指空间性或技能性的以农村为目的、超越基本的观光地，以农村的文化环境或自然环境、历史为对象进行的观光形态。对于农业和农村而言，是一种新兴的产业形态，因此称为新观光农业。韩国的新观光农业从1984年开始起步，到目前已经形成了较大规模，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在新观光农业的发展上，政府采取了较多的扶持政策，中央政府的6个部、厅、会，地方政府的15个道、市，对口帮扶和援助，形成了绿色农业体验村、渔业体验村、农业综合开发村、传统主题村、农村生活体验园等5种类型，观光农业村总计达到650个。

（二）韩国农业经济的地位变化。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调整，必然反映在农业地位变化上，从韩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变化就可以看出。

1.农业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二战后，韩国农业GDP占国家GDP比重大约为50%。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这一比例不断下降，而其它产业呈较大增长。1970年，各产业在GDP中的比重是：农林牧渔业占29.1%，矿产业和制造业占19.6%，水利水电及燃气业占1.4%，建筑业占5.1%，服务业占44.7%；到2009年，以上各产业占GDP比重变化为2.3%，25.1%，1.6%，6.2%，54.4%。农业在GDP中比重的变化，1985年为13.8%，1990年为7.8%，2000年为4.2%，2009年为2.3%。

2.农业就业在全部就业中的比重。1970年韩国农业中的就业人数（包括农林渔）超过整个就业人数一半，到1997年已减少到11%；1998年有所回升，为12.6%。同期农业就业人数绝对量从485万人减少到232万人，农业人口从1440万人减少到450万人，少于总人口的10%；2009年，全国农业人口减少到350万人，占总人口的7%；农业劳动力实际需求呈现出明显的季节性，每年5月份约为160多万人，10月份约为120多万人，其他各月份均低于这两个月。与此相关的是农村65岁以上老人人数的变化，1970年全国约为71.3万人，到2009年增长为106.7万人，这充分说明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

3.农产品在进出口中的比重。韩国是一个农产品进口大国，而且增加速度很快。以当年美元价格计算，1970年农产品进口值为3.5亿美元，1997年为76.2亿美元，27年来增加了21倍。但由于同期非农产品的进口增长速度更快，农产品进口在全部进口中所占的比重从19%下降到了5%。韩国也出口少量的猪肉和特种农产品，1970年韩国农产品的出口总值为5500万美元，占整个出口总值的6.l%；1997年农产品出口总值增加到15.l亿美元，但出口比重却下降到1.l%。2009年韩国农产品及食品出口额为48亿美元，占出口总额3653亿美元的1.3%。这说明，农业出口有较大增长，但出口比重不断下降。2009年，国际经济危机造成海外市场消费萎缩，韩国出口总额同比下降13.9%，农业出口的比重就明显上升，否则占比在1%以下。

4.农产品在居民生活中的比重。1970年，食物支出在韩国居民消费支出中的比重为46.6%。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1997年这一比重已下降到28.79%，2009年下降到10.2%。

5.农业收入在农民经济收入中的比重。韩国农民经济收入由农业收入、非农业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三部分构成。为了便于计算，一般情况下将转移性收入并入非农业收入中计算。1970年，农业收入占农民经济收入的75.8%，非农业收入占24.2%；2009年，农业收入只占农民经济收入的31.5%，非农业收入则占到68.5%。

由此可见，随着韩国整体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农业也在不断发展和提升，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有所下降。这种情况充分说明，韩国已步入工业化国家行列，国民经济的构成进一步优化，农业已经由粗放型传统农业转变为精细化现代农业。

（三）韩国农业政策的阶段特点。韩国农业政策的目标和重点是随着农业发展变化而不断演变的。由于历史和地理等方面原因，农产品自给特别是大米自给在韩国农业政策中始终占统治地位。韩国农业保护政策调整，经历了由农业向工业，由农村经济向城市经济的转变。

1.60年代产业化时期的农业政策。韩国政府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调节工农业间的收入以实现均等。1967年与1969年间，通过农业合作协会给农业以信贷，政府农业直接开支比过去增加一倍多，使韩国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一番。这一时期，韩国政府为农业发展准备了很多政策，但在实施过程中缺乏执行力度，农业政策没有收到预期效果。

2.80年代工业化时期的农业政策。政府把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等作为扩大农产品进出口、推进开放农业政策的前提，主要体现在价格保护和投入补贴方面。由于60至70年代以制造业为中心的产业政策牺牲了农业利益，造成农业基础薄弱、城乡生活差别越来越大，80年代的农业政策是针这些问题而推出的。但这一时期韩国基本国策仍以追求制造业效率为中心，农业政策不是永久性制度，只是临时制定的应对措施。

3、90年代乌拉圭回合后的农业政策。对外贸易出现巨额顺差，与美欧的农产品贸易摩擦加剧，农产品国际市场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乌拉圭回合谈判使韩国面临国外农产品涌入的严峻挑战。在这种背景下，坚持把提高农产品竞争力放到首位，同时注重农民收入提高，对农业发展政策逐步进行调整。主要是：减少粮食补贴；鼓励农户扩大土地经营规模；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农业结构；改善基础设施；完善市场体系，提高流通效率；加强对绿色农产品的认证。韩国的农业保护政策调整，不仅实现了农业经济向城市经济的平稳过渡，而且使贸易摩擦也得到缓解。

一是颁布了《农村振兴特别法》。根据新的农业发展环境，1990年韩国颁布该法，拓宽了韩国《农业基本法》（1967年颁布，1970年修订）所规定的农业政策目标，包括农村发展相关问题。主要目标是：调整农林渔业结构，提高农林渔业生产力；培育农村工业，促进农户家庭收入来源多元化，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生活，提高农林渔业就业人员生活条件和福利。

二是实施“农渔业结构改善计划”。1991年，韩国政府宣布了一个为期10年（1992—2001年），总投资42万亿韩元的“农渔业结构改善计划”，主要目的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改善农村生活条件。重点是：通过扩大农场规模，实现农场专业化；通过农地买卖、农地合理化利用、土地整治、机械化和农场基础设施建设等，提高专业农场生产力；通过稳定农产品价格、培育食品加工业和开发非农收入来源等途径，增加农渔民收入。

三是公布“农渔业振兴计划”。1993年，世贸组织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韩国政府根据市场开放要求，加速农业结构调整步伐，重新设计农业计划，于1994年公布了“农渔业振兴计划”，并同时决定原先于1992年开始实施的42万亿韩元开支计划提前3年完成，另外再开征一种特别税，在原10年计划期内征收15万亿韩元，用来加强对这一计划的投入力度。目的在于：通过向农民提供用于结构调整的资本，支持包括水稻、园艺和家畜饲养业等主要农业部门的发展。这个计划实施以来，韩国政府制定了各种调整生产结构和市场结构以及增强农业竞争力政策。

四是出台“大米产业促进综合计划”。为了修正大米市场体系和重建大米产业，1996年韩国政府出台了“大米产业促进综合计划”，内容包括：控制“农业振兴区”内农地改变为其他用途，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特别是土地整治、灌排系统等的投资，培养专业农民，改良农业机械，扩大农场规模，建立大米加工中心，鼓励农民与私营加工商直接订立农产品购销合同等。

五是出台“韩牛产业促进综合计划”。韩国在畜牧业生产中，特别重视肉牛养殖。1997年，韩国政府又出台了旨在促进韩牛产业发展的“韩牛产业促进综合计划”，内容包括：鼓励韩牛饲养，引入对养牛农民补贴，建立畜产加工中心，通过商标品牌和严格的分级制度，鼓励高质量牛肉生产，加强对屠场废弃物的卫生监管等。

（四）韩国农业政策的未来走向。面向新世纪，韩国农业政策调整力度不断加强，对农业支持力度也进一步加大，并采取了一些实质性保护措施，积极迎接农业面临的开放市场挑战，着力解决城乡收入差距拉大问题。

1.加大投入力度，保证农民收入。韩国政府为确保“农业与农村综合计划”实施，建立了“农业、农村十年中长期政策框架计划”，2004—2013年，要为农业领域投入119兆韩元（约1040亿美元）。2004年，韩国政府颁布了《改善农渔民生活质量和推进农渔村发展特别法》，共有l5个部和1个政府机构参与实施，以直接支付形式，大幅增大预算，保障农民生产经营和收入稳定持续提高。对坡度在7度以上不利于耕作的地区直补，同时还实行了稻农直补、旱田直补、稳定收入直补（以农业收入占农户收入的1／2，稻米外收入占农业收入1／2的农民为对象）、环境友好型农业直补、景观维护直补、引退转让直补（实施l0年）等。从2006年开始，直接支付政策列入国家项目，预算从2004年的100亿韩元提高到2006年的520亿韩元，直接支付面积从29742公顷提高到119000公顷，2006年22%的可耕地得到直接支付补贴。亲环境农业补贴也成为对农民的一种直接支付，不局限于稻农，也包括蔬菜等类型的亲环境生产者；规定凡3年期间的自然公园、上游水资源保护区、国立省立公园等，面积超过1万公顷，每年补贴金额为57亿韩元，补贴强度为52万韩元／公顷。重视对环境友好型农业直接支付力度，计划到2013年把直补占投融资比率提高到23%，占农民收入的10%。农林部通过加大投入，努力提高农民生产经营规模，计划到2013年平均经营6公顷以上耕地的农民占全国稻农的50%，使农民收入超过城市居民。同时放宽了农地所有者上限，每年培养1000名创业型农民，农业灾害保险中增加了水稻、蔬菜等内容。除了提高农民收入，稳定农民生产与经营，改善农民福利，支援和发展农村教育文化外，还关注农村老年问题，积极发展农村旅游业，建立公司和农村姊妹关系。培养专业农民是韩国农业的新亮点，也是韩国新村运动的传承与发展。

2.坚持大米基本自给，积极发展高效作物。出于国家粮食安全考虑，韩国长期以来对粮食生产实施了高强度保护，以实现大米自给，由此造成韩国粮食价格大大高于国际市场价格。乌拉圭多边会谈后，韩国加快了除大米以外的其他粮食作物市场开放步伐，在确保大米基本自给前提下，开始调减粮食生产。目前，韩国对大麦、小麦、大豆、玉米的进口已基本完全放开，实际关税税率已降到零或者接近零的水平，国内生产因此大幅度减少。韩国还积极发展高效益并具有出口竞争能力的园艺产品，如蔬菜、水果和花卉等。花卉生产在强劲的出口势头下，已成为韩国农业新增长点，进口大幅减少，出口快速增长，1999年实现了净出口，许多花卉品种在国际市场上显露头角。

3.调整畜牧生产结构，提高畜牧生产效益。主要是适当控制肉牛和奶牛数量，重点发展肉猪和鸡。韩国饲料自给率很低，不到3%，畜牧业发展建立在大量进口国外饲料基础上。为减少饲料进口所需外汇，开放国内牛肉和牛奶市场，韩国逐步减少了肉牛和奶牛饲养量，养牛业重点转到了改善牛的品质上，肉猪和鸡的饲养量稳步增加。

4.发展环境友好型农业，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环境友好型农业成为韩国农业未来发展方向，1997年12月，韩国颁布了《环境友好型农业推进法案》，2001年1月又修改为《环境友好型中长期计划》，明确了环境友好型农业概念、发展方向以及政府、农民和民间团体应履行的责任。近年来，采取措施降低化肥、农药使用量，对家畜粪便进行管理；建立直接支付制度，增加补贴额度，激励从事环境友好型农业的农户。

5.重视食品安全制度建设，加强农产品认证。1997年，韩国开始对所有屠宰场进行HACCP认证。2004年，韩国发起农畜产品跟踪计划，从农产品生产、销售等环节进行质量跟踪。2005年，韩国政府建立了对牛肉质量检测的DNA检测系统。2006年，韩国政府建立了农产品跟踪信息系统，大约8800个农户和800个批发商参与了这一项目；发布了《良好农业规范(GAP)条例》，对优质农产品验证，大约3700个农户参与这一项目，安全农产品数量达到66000个。由于2002年口蹄疫和2003年禽流感对韩国畜牧业的影响，从2004年开始，韩国实施《畜病综合防治计划》，提高畜病反馈速度，并作为一项长期政策。

6.强化农产品市场对接，实现销售现代化。成立农产品分发系统改革委员会，建立公共批发市场和电子拍卖系统，农产品销售实现现代化。为了反馈市场信息，从2000年开始，直接交割系统替代了拍卖系统，并建立了即时信息网络，提高农产品价格透明度和市场信息流速。为了保护农产品价格，2000年建立销售订单系统，不允许农民自己销售农产品，达到一定标准后，才能通过农产品电子商务系统，直接销售给消费者。加强“农产品质量标准系统”建设，建立了全国电子商务销售大厅，一般农产品必须达到质量标准，着眼未来加强农产品的品牌销售。

三、韩国新村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从1970年开始，韩国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新村运动，主要内容是：改善农村生活环境、促进农业发展、提高农民生活质量。运动自上而下开展，以勤勉、自助、合作为基本精神，以振兴国家为动力，通过政府支援、农民自主的方式，设计实施了一系列开发项目，带动农民自发开展家乡建设活动，对促进韩国经济和社会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韩国政府组织实施的新村建设与发展运动，把经济发展、科技发展和国家伦理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和发展中国家，成功实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一）新村运动的社会背景和科学依据。韩国新村运动的开展，是政府基于国民经济发展的一种整体策略，是由当时的国情所决定的。

1.国内经济状况。韩国在1945年光复，特别是1953年国内战争基本结束以后，采取了“先工为主”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利用工农业“剪刀差”优先发展工业和城市，让广大农村乃至农业和农民为城市和国家工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一点，类似于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策略。到60年代，由于大力推进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衡，农村问题十分突出。全国农村人口占比高达61.8%，其中有80%的农户住的是茅草房，点油灯生活；每户年均收入仅为280美元；有50%的道路只能马车通行，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极其恶劣。

2.农村基本情况。韩国山多，耕地只占全国国土面积的22%，平均每户只有1.3公顷。人口密度大，每平方公里约500人。由于人口对有限国土面积压力日益增大，导致地价不断上涨，尤以城市近郊最为显著。此外，矿产资源匮乏，只有农村劳动力资源富裕。60年代末，韩国经济依靠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取得成功，政府已有支援农业的基础性财力，通过国家支持，逐步缩小城乡、工农、区域之间差距的条件初步具备。

3.国民思想状态。国家光复后，在大力发展工业化思想主导下，国家科技水平日益提高，为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韩国国民的生活伦理水平严重滞后于经济、科技发展速度。毁灭性的朝鲜战争，加上长年政治动乱，以及循环往复的通货膨胀，严重破坏了韩国国民勤俭节约、相互信任的良好社会风尚和民风民俗。自60年代以来，韩国工农业发展、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严重失衡，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社会分配不公，官员腐败严重，学潮频繁发生，社会不断动荡，民愤一触即发。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大批农村年轻人纷纷涌入大城市，一次又一次冲击着农村原有的传统文化、伦理和秩序。政治家们为了增加选票，提出很多不能兑现的口号作为政治资本，腐蚀了农民健康、淳朴、自助、自立精神。

基于这种国情，韩国的决策者们一致认为，依靠人力资源开发来发展经济，是韩国快速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要想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必须提高国民生活伦理水平，与国民经济和科技发展相辅相成，才能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和推进社会进步。随着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间交流扩大，从国外引进新的科学技术并不难，但是国民伦理道德水平，如勤勉、诚信、节俭、自助、平等、合作等思想、精神、意识，是永远无法用金钱和引进获取的。这种社会背景，客观上要求韩国的农民振奋精神，勤勉、自助和合作，官民一体，建设家乡，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二）新村运动的发起过程和主要内容。韩国政府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放在提高国民素质的大背景下来实施，通过具有感召力的新村运动，采取了国民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形式而不是政治运动，使国民长期受抑制而潜在的良好社会伦理道德迸发出来，释放出了巨大的效能。

1.新村运动的发展过程。韩国政府在组织实施新村运动过程中，制定了阶段性目标，取得了超出预期目标的效果，创造了一个发展中国家跨越式、超常规发展的模式。总体上经过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基础建设（1970—1973年）。目标是改善农民的居住条件，如改善厨房、屋顶、厕所，修筑围墙、公路、公用洗衣场，改良作物、蔬果、畜禽品种等。从1970年冬季开始，政府无偿提供水泥、钢筋等，激发农民自主建设新村积极性、创造性和勤勉、自助、协同精神。由中央内务部直接领导和组织实施，建立了全国性组织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网络，同时建立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培养大批新村指导员。新村运动经过基础建设阶段，初步改变了农村生活居住条件，引起了广大农民共鸣，调动了他们立足家乡、建设家乡的积极性，妇女也开始参与各种社会活动。

第二阶段：扩散推广（1974—1976年）。新村建设重点从基础阶段改善农民居住生活条件发展为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提高，修建了村民会馆和自来水设施，以及生产公用设施，新建住房，发展多种经营。政府对新村指导员、国家各级公务员、社会各界负责人分批进行新村教育；对卓有成就的农村提供贷款，并在各方面提供优惠政策；动员理工科大学和科研院所教师、科技人员轮流到农村巡回讲授，推广科技文化知识和技术。新村运动倡导勤勉、自助、协同精神，以振兴国家为动力，由农村迅速波及工厂、学校、城市，向全国范围扩大，成为全国性现代化建设活动。

第三阶段：充实提高（1977—1980年）。随着城乡差距逐步缩小，社区经济开发日趋红火，政府推进新村运动的工作重点放在鼓励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和特产农业，积极推动农村保险业发展。同时，为推动乡村文化建设与发展，为广大农村提供各种建材，支援农村文化住宅和农工开发区建设。这一阶段，国内政治不断动荡，新村运动受到种种批评和责难。经过调整以后，新村运动从政府主导的“下乡式运动”转变为民间自发，更加注重活动内涵、发展规律和社会实效。

第四阶段：国民自发（1981—1988年）。政府大幅度调整有关新村运动的政策与措施，建立和完善全国性新村运动民间组织，培训、信息、宣传改由民间组织来承担。政府只是通过制定规划、协调、服务，以及提供一些财政、物质、技术支持和服务等手段，着重调整农业结构，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农村金融业、流通业，进一步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继续提高农民收入。当时，农村居民普遍认为，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已接近城市居民生活水准。

第五：自我发展（1988年以后）。政府积极推动城乡流通业发展，倡导全体公民自觉抵制各种社会不良现象，致力于国民伦理道德建设、共同体意识教育和民主法制教育。这一时期，政府机构以及活动内容和形式逐步弱化，农业科技推广和培训组织，农村教育机构，农协、流通、农村综合开发、农村经济研究等自发组织机构，应运而生，发挥作用，传承新村运动的精神和理念。

2.新村运动的主要措施。韩国政府在实施第三个5年计划时（1972—1976），把“工农业均衡发展”、“农水产经济开发”，放在经济发展三大目标之首位（其它两个目标是扩大出口和发展重化学工业）。韩国政府投资20亿美元，启动农村地区综合开发。在新村运动中设计实施了一系列开发项目，以政府支援、农民自主和项目开发为基本动力和纽带，带动农民自发建设家乡。1970年11月至1971年7月，政府为全国所有农村每个自然村免费平均提供了300袋水泥，并限制农户不得自行处理水泥，要用于村里公共事业。当时韩国农村平均每村有80多户农民，每户4袋水泥，按当时市价计算相当于4000韩元的政府支援。为了用好这些物资，地方政府设计了20种建设项目，如修建桥梁、公共浴池、洗衣场所，修筑河堤，改善饮水条件和房屋、村内道路等。村民得到这些援助后，纷纷组织动员起来，共同出力合作完成村里公共事业。第一年，全国35000个村庄中的16000多个村表现积极，成绩显著；第二年，政府对这些成绩显著的村庄继续提供援助物资，平均每村增加到500袋水泥和1吨钢筋。政府还将35000个村划分成自立、自助、基础三级，成绩最佳划为自立村，最差的划为基础村。政府援助物资只分给自立村和自助村。1973年，全国约1/3的村被划成基础村；到1978年，基础村基本消失，约2/3的村升为自立村。

3.新村运动的社会效果。新村运动初期，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改善生活环境上，主要理由是农民最为迫切的要求是改善自己的居住生活条件。同时，改善农民基本生活条件，更容易启发农民并得到广大农民积极响应。通过一系列实实在在的项目开发和工程建设，增加了农民收入，改变了农村面貌，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和称赞。

一是改善农村公路。当时的韩国农村，从地方公路到村级公路既狭窄又弯曲，没有桥梁，各种车辆和农机具无法通过，交通十分不便。新村运动初期，全国大部分农村都组织实施修建桥梁、改善公路工程。1971—1975年间，全国农村共新架设65000多座桥梁，各村都修筑了宽3.5米、长2～4公里的进村公路。到1970年代后期，除了个别极为偏僻农村外，全国都实现了村村通车。村民们又自发起来，修筑了许多政府还没有顾及到的大小河堤。不少农民无偿让出自己土地，供村里修路。

二是改善住房条件。1971年，在全国250多万农户中约有80%住在苫有稻草的茅草屋。到1977年，全国所有农民都住进了换成瓦片或铁皮房顶的房屋，农村面貌焕然一新。由于改善了农村周围的公路，水泥和钢筋等物质运费大大降低，很多农民从外地运来水泥和沙子，改善屋顶工程逐渐转变成以建新房为开端、建设新村庄的事业，政府也积极给予贷款支援，支持农民改善了居住条件和环境。

三是农村实现电气化。1960年代末，在韩国农村只有20%的农户有电灯，其余农户还在传统煤油灯下生活。到1978年，全国98%的农户装上了电灯，1990年代全国已实现电气化。新村运动初期，政府鼓励竞争，优先给积极参与的农村供电。随着新村运动深入开展，农村电气化得到迅速发展，缩小了城乡差距。这期间，由政府补助一部分，农民借用低息贷款，加速实现了农村电气化。农民生活发生了相应变化，家电得到普及，农民为了购买彩电、冰箱、洗衣机就要储蓄，又促进了农村储蓄业迅速发展。

四是农民用上自来水。韩国农民自古以来饮用井水，而传统井水既不卫生又不方便，需要花费很多劳动力和时间。能喝上自来水，是农民梦寐以求的夙愿。新村运动开始时，村民自觉动员起来，把山上的水引到村里蓄水池，用水管接到每家每户。因地势高，不宜引水的村庄，深挖井，再用水管接到每家厨房，用抽水泵取水。1980年代，普及使用汲取地下水的井管挖掘机，农村饮水条件优化，环境卫生条件也明显得到改善。

五是推广高产水稻品种。新村运动初期，政府开始推广“统一系”水稻高产新品种，水稻生产跨入划时代发展阶段。1970—1977年，水稻每公顷单产从3.5吨增加到4.9吨。农民在水稻生产中，学到了共同合作的“集团栽培”方式。水土条件相近的10～30户农民，在掌握先进耕种技术的班组长带领下，共同选种、育苗、插秧、施肥、灌水，直到收获。这种共同协作的“集团栽培”，使水稻高产品种在极短时间内推广到各地农户，提高了全国农民的水稻栽培水平。

六是增加农民收入。韩国农民收入明显提高是从1970年代开始的。1970年，农户年平均收入为824美元，按每户6口人算，人均收入137美元；1978年农户年平均收入为3893美元，人均649美元，农户实际收入大大提高。农民收入急剧提高，主要得益于1973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水稻新品种，政府为保护“统一系”水稻新品种，在价格上给予财政补贴。同时，部分农户改种经济作物，调整优化农业结构，政府以新村运动名义大量投资，扶持农村经济持续发展，促进了农民收入增加。

七是农村金融发展壮大。1971年每户农民储蓄额只有12美元，到1978年增长到500多美元。随着农民储蓄不断增加，由农协提供的农业生产资金也不断增多。60年代中期，由农协提供的生产资金中，70%来自政府财政资金或金融资金；到70年代中期，这一比重下降到25%。农协信用资金主要来源于农民储蓄，农协金融组织在农村金融业中占有重要位置。农协在流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农民种植水稻高产新品种过程中，施用大量的化肥和农药，农资、建材、家电等物资也由农协组织提供。

八是农协组织迅速发展。随着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协规模也迅速扩大。70年代，全国基层农协数为1500个，大致与邑为单位的行政区域数相近，一个基层农协对1000多户农民开展业务。一个基层农协工作人员从1972年的6名增加到1980年的18名；一个基层农协受理的资金从1977年的6万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330万美元，其中180万美元来自信用事业，100万美元来自经济活动，50万美元来自公共福利保险事业。由此可见，基层农协在当时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九是兴建村民会馆。新村运动一般在冬季农闲期间开展，但在当时很难找到村民能集中讨论活动的场所。从开展新村运动第二年开始，各地农村纷纷兴建村民会馆。农民有了会馆以后，用来召开各种会议，举办各种农业技术培训班和交流会。为在农忙期间节省劳动力，提高劳动效率，在村民会馆中办起了公共食堂。妇女会在村民会馆中还举办公共交易场，降低产品流通费用，节省了村民购物时间。村民会馆收集了包括农业生产统计资料和农业收入统计资料在内的各种统计资料，经常向村民展示本村发展计划和蓝图。在村民会馆组织的各种活动中，农民不是只通过书本，而是在各种实况展示和社会实践中亲身体会到民主决策和管理的真谛，也学会了与各级政府同心协力、共同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方法，进而提高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能力。

（三）新村运动后期政府的职能与作用。农业本身比较效益低，需要政府长期保护和扶持，并有相应的资金投入。韩国政府在新村建设后期高度重视这一问题，进入90年代，制定了一系列扶持农业和全面发展农村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的政策措施，使新时期韩国农村发展与新村运动有机衔接、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具体内容是：

1.教育扶持政策。大学以区域划定招生名额，优先照顾农业高中毕业生升学，对1万名来自农渔村的大学新生提供注册金。完善农渔村小学办学条件，对农渔村高中生减免学费比率从15%提高到30%，优先在农渔村地区建立专科大学。在人事制度方面，对农渔村学校教师给予优厚待遇。

2.医疗配套政策。国家财政承担农渔村医疗保险的比率由40%提高到60%。定期对农渔民进行体检，与其他行业职员享受同等医疗待遇。根据地理位置，合并相邻市郡的农协组织，共同分担重病患者及老年人医疗费。

3.农民年金制度。从1995年下半年开始，实行农渔民年金制度，最低等级金额的1/3由政府从农特税中支出。为照顾高龄农渔民，申请加入的年龄界限从60岁以下放宽到65岁以下。

4.减轻农民负担。免除畜牧业用物质生产增值税，对经营耕地少的农民及收看电视困难的农民免费。

5.扩大非农收入。简化申办农工团地手续，促进旅游开发，解决30万人就业。到2004年，将农渔民非农收入比率从30%提高到50%，指定小城镇周围为农渔村产业地带，供其自由使用。

6.改善基础条件。建设现代化农渔村，规模为100～300户，组建790个，改善农渔村住宅50万栋。扩建农渔村公路，对3.4万公里中的2.7万公里重新铺修，将铺修比率从26%提高到85%，提高地方养路费所占比率。开掘地下饮用水，为取水困难的5000个村庄，开掘提供地下饮用水，为小规模村庄提供污水处理设施。

7.鼓励农村经营。免除因继承农业或经营农业而回乡者的城市住宅转让费。提高农渔民信用保证基金，每年新增加一定的信用保证基金。健全食品加工制度，修改有关法规，使农民或农业生产者团体只需在市、郡、区申请就可以营业，废除品目制造许可证制度。

8.盘活农用耕地。废除农用耕地所有面积上限和距离限制条件，对少于660平方米的旱田允许农民使用，将0.3公顷以上非自耕农地处理权扩大到1公顷以上，对不在当地而拥有耕地者加重税收。

9.培养中坚农户。培育15万户专业农户（其中大米10万户，畜牧、果树业5万户）。到1998年为止，休整农业振兴地区内的13.6万公顷耕地；完成34个农产品公用批发市场；制定消费者协同组合法，建立山区与城镇联系；建立各类综合处理设施400个，畜产品综合处理设施10个，水果、花卉及猪肉等出口专用基地60个。到2004年为止，培育2000所在城镇有限投资的农业法人团体，提供1000亿韩元购买农机具贷款。

10.健全支持机构。1994年下半年，为实现农业国际化、区域化，加速整顿农林水产部、农村振兴厅、山林厅和水产厅。分离农水产协同组合的信用产业和经营事业，合并基层农协单位组织。改革农渔村振兴公社，农水产品流通公社的基层组织及职能。

近年来，韩国政府又倡导建设具有竞争力与生活和美的农渔村，具体政策是：确保农渔村预算达到10%，进一步提高农渔业竞争力；开发环境亲和型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增幅达到20%，补贴农民收入因农产品价格走低而减少部分；确保农渔业稳定经营，建立农渔业福利体系；稳定农民收入，增强农村经济活力，奠定农渔业旅游基础。

（四）新村运动中形成的创新精神。新村运动大大推动了农业与农村发展，富于创新精神，特点鲜明：

1.强调“勤勉自助合作”精神。这种精神后来扩展到城市，发展为民族自立、事业报国的国民精神。政府设置了奖勤罚懒机制，重在激发村民积极性。

2.让农民选出“指导者”。政府大力倡导和支持新村运动，但具体上什么项目，完全由农民自己选择，自己的事情自己办。每个村选出新村建设指导者，负责组织大家行动，里长（即村长）只管服务。指导者不拿报酬，但政府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如可随时面见公务员，优先选拔做公务员，坐火车、汽车票价便宜50%，子女在初高中考试排在前一半名次的免学费并发奖学金等。

3.政府提供物资、资金和技术支持。对农村基础设施和民居建设，政府除给予必要的建材、资金支持外，还帮助搞村镇建设规划，推荐了12种标准住宅图纸，道路桥梁建设由政府派技术人员指导。为了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政府还向农民普遍发放长达30年的长期低息贷款，争取国际组织贷款，从“住宅彩券”中拿出一部分支持农村建设，政府支农资金通过农协直接发放到户。

4.注重搞好骨干培训。中央和地方都有相应的培训机构，包括公务员培训在内的教育研修院有82所。为培训新村运动骨干，专门建立了中央新村运动研修院。培训期间早晨6点到晚上11点都安排活动，公务员与农民选出的指导者同住同吃，共同讨论。研修班制定各村建设规划，交郡核准后实施。总统也曾到研修班与学员一起听课，参加讨论。

5.强化各级公务员的责任。政府要求，面、邑（相当于乡镇）和市、郡（相当于县市）两级公务员每人都要联系4个村进行帮扶。道（相当于省）一级课长和局长要负责一个郡。中央内务部（主管部门）的课长和局长要负责一个道。对县乡两级公务员实行奖罚分明的新村建设考核制度，帮扶干得好的提拔，干得不好的调往山区或岛屿工作。

6.发动全社会帮助新村建设。政府要求各界名流、知识界人士和企业老总，都要与新村建设指导者一起培训，尽其所能支持新村运动。从而不仅支持了农村发展，而且使新村运动发展为国民精神运动。

总之，韩国新村建设与我国新农村建设比较，在终极目标上具有一致性，特别是农业现代化、城乡一体化、农民市民化等方面。从国家体制分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其自身的优越性，更加有利于新农村建设，特别是组织领导、思想发动、农民自觉等方面，再加上我国国力不断强盛，建设资金逐渐增多，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新农村建设将会取得更大成效。

四、韩国新村运动和农村发展的启示。新村运动对韩国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作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没有韩国农村现代化，也就没有韩国国家现代化。我国正处于解决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的关键时期，韩国农村现代化的思路、内容、方法、途径以及现代化发展遇到的各种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一）正确掌握韩国新村运动的理念和内容。起初，韩国新村运动的重点是村庄的建设和改造。随着新村运动的深入，“村”的外延进一步扩大，有社区和所居住区的含义，“新村”也就不局限于简单的村落。从根本上讲，新村运动就是追求更美好的生活。首要的是一场摆脱贫穷的运动，“让我们吃得好，穿得好，住着安全舒适的房子；让我们的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让我们病有所医；让我们过着文明的生活，就像在大都市生活一样”。这些现实目标，让广大群众更有热情和动力积极参加到新村运动之中。因此，学习借鉴韩国新村运动，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在村一级实施新村建设项目，以生活环境改善为切入点；二是培训新村建设领导人，即新村指导员。

1．村级项目的实施。政府在新村运动之初，主要采取实物资助办法。在1970年项目开始的第一年，政府提供给每个村大约300袋水泥；在第二年，政府只援助村民能够在第一年积极参与的那些村庄·，提供给每个村500袋水泥和1吨钢筋，对村民不积极参与的那些村庄不提供援助。这种差别性援助，促进了原先不积极参与的村庄积极参与这项活动。从1971—1978年，政府对新村项目的水泥援助平均每个村84吨、钢筋2.6吨。运用政府援助，村民实施了新村建设项目，主要体现在农民最渴望解决的居住环境改善上。虽然各个村庄地形地貌、农业种类、村庄基础设施状况有很大差异，优先解决的问题也有很大差异，但项目在全国35000个村庄基本上都有。这些项目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消除居家的不便。在70年代，韩国农民居家环境仍然传统落后，一般韩国农民的房子只有一个烧火灶台，用起来不方便；附近没有水井；屋顶通常是茅草盖的，会漏雨水；不卫生的污水系统等。通过实施新村建设，使家庭住房更加舒适方便，村民对改善居住环境更感兴趣，全体村民对新村运动更有热情，同时增进了村民之间的友谊。

二是消除村庄的不便。在村级层次，70年代韩国农村村庄环境有很多不便，如所有道路狭窄，人员、货物运输非常缓慢；妇女需要到水井打水，到溪边洗衣服；饮用水不卫生，人们经常死于水传播疾病。相应项目实施，如修建进村公路和村内道路，改善传统饮用水井和村庄排污系统等，使村民感觉舒适方便，有了自豪感并有了信心。

三是消除发展的不便。主要是提高增加农民收入的基础设施水平，如建造多用途水库，修建灌溉沟渠，修理堤岸，建设供电和通讯设施等。此外，还有村庄和政府都感兴趣的项目，如道路两旁美化，桥梁、防洪堤建造，河流净化，植树造林和开荒等。项目实施改变了农村落后的生产生活面貌，崭新的农村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

2．培训项目的实施。新村运动中，培训项目扮演了重要角色。至今，仍存在新村中央研修院专门培训机构。如果没有对村庄领导人进行集中培训，新村运动就不可能胜利完成。培训项目1972年初启动，也就是新村运动实施的第二年。新村运动实行一年之后，从一份调查农民反映的报告中发现，是否有好的村一级领导，是引导村民参与新村运动最重要的因素。为此，韩国政府在水原郡建立专门的新村领导人研修院，对新村运动村庄指导员进行培训。

一是针对男性的培训。开始的培训仅限于男性，包括五个科目的培训课程：成功农民案例宣讲；小组讨论；与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相关的问题；农作物生产技术；小桥建造、农舍翻修及自来水供应等工程基本技能。

二是培训对象的增加。随着新村运动发展，培训对象扩大到女性新村指导员。根据新村建设需要和妇女特点，还增加了培训内容，重新修订课程设置，妇女在新村运动中得到新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培训范围的扩大。随着新村运动更深入发展，培训又扩大到城市。为了达到全国各界对新村运动的了解和支持，除了对村庄领导人进行培训外，在70年代，绝大多数韩国社会各界负责人都参加了与村庄领导人一起的培训，从国会议员、部长、教授、法官到新闻记者、企业家等。

四是参训人员的要求。各类高级官员及社会精英与新村运动领导人一起参加培训的人数达到10500人，他们穿同样衣服，吃同样食物，住同一个宿舍。通过培训，增进了对农业和农村问题的了解，消除了与村庄领导人交流的隔阂。

（二）深刻认识韩国新村运动的成效和特点。韩国在60年代经济起飞以前，经济发展缓慢，一直是落后的农业国，也是世界上较为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但韩国自1962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导向型产业的经济发展战略获得巨大成功，国内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汉江奇迹”。1962年，韩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80美元，1970年达到202美元，1980年达到1588美元，1990年达到6000美元，1995年达到10000美元，2000年达到11000美元，2007年达到20000美元，2010年将达到22000美元。这其中，1962—1995年是高速发展阶段。在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同时，农村现代化方面，从1970年开始，通过走韩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之路—新村运动，迅速扭转了当时拉大的城乡差距、工农差距，成功促进了韩国农业转型和农村现代化。新村运动对韩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韩国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新村运动被公认为韩国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从成效和特点上总体评价，我们可以为新村运动给如下的定性：

1.新村运动是乡村建设运动：以村庄为单位，财政投入较少，开展适合时宜。韩国大约有35000个村庄，新村运动把这些村庄作为政府的政策着力点，涉及到制约农村现代化的方方面面：村庄道路改善，农民住房翻新，自来水接入，农村电气化改造，改良新品种引入，农家的节俭运动，村庄会堂建设，村庄事务中妇女的参与，村庄领导人培训等。实际上，新村运动已成为一项农村发展的综合性工程，大大缩短了韩国传统农村向现代化转变所需的时间。新村运动所用的国家财政资金很少，政府主要给村庄资助水泥和钢筋两种物资。在1971—1978年期间，通过各种新村项目，政府提供每个村庄约2000美元价值的水泥和钢筋。如果我们了解到韩国一个村庄大约有80户家庭这样一个事实，那么8年多时间2000美元的水泥和钢筋这样的数目是很小的。新村运动是适合时宜的运动，70年代早期新村运动刚刚开始时，土地价格和农村收入还很低，城市化和工业化还没影响到农村土地价格和农村工资水平，政府没有一分财政资金用于所需土地和劳动力。解决新村建设土地，是农民自己把村庄道路两边的部分土地捐给村庄，由村民自己出劳动力，新村运动成本相对较低。如果推迟到1980年代以后，农业劳动力短缺可能会阻碍村庄项目实施，村民可能不会无偿捐献土地，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可能会因此延迟，农村现代化所需的财政资金也会大大增加。因此，适时实施新村运动，为政府节省了大量财政资金。

2.新村运动是精神建设运动：物质文明带动，生活素质提升，思想伦理重建。新村运动通过具体村级项目实施，在物质上改善了农民生活居住环境，在精神层次上提高了农民思想伦理。据有关资料，1971—1978年间平均每个村庄得到改善道路是2600米；修建小桥总数是70000座，平均每个村庄2座桥；改善河岸总长度大约7800公里，每个村平均改善河岸长度为238米；新村项目建设水库共有24000座，每个村平均0.7个；农村电气化比例从1970年的20%增加到1977年的98%，农村点油灯景象开始消失。农村饮用水系统得到改善，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大多数农户从他们住处得到方便卫生的饮用水，改变了农村地区靠家庭主妇头顶运水的传统习惯；传统茅草屋顶开始消失，代替的是瓦片屋顶；道路改善促进了对动力机械的引进，韩国传统水稻生产在1980到1990年间大部分实现机械化。通过新村运动，随着贫困落后村庄改变，农民思想伦理上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宿命的“我们不能做”转变到“我们能够做”。“我们能够做”的态度，增加了群众信心。在当时背景下，新村运动是与“贫穷是我们的命运，我们做不到”等守旧悲观观念对抗的运动，是一场战胜悲观主义、把自己当做生活主人来进行思考和行动、通过社区进步找到价值和成就的精神革新运动。新村运动树立的“勤劳、自助、合作”精神，提高了韩国人力资本的整体质量，为经济持续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是无法用金钱计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可以说，新村运动是一场综合性农村治理运动，不仅促使韩国农村面貌焕然一新，而且帮助韩国人民树立了自信与合作等良好的精神道德风貌。

3.新村运动是组织群众运动：政府积极主导，群众广泛参与，自上而下行动。在这一过程中，政府通过行政渠道对新村运动进行的协调、服务、培训、指导，倡导用“勤劳、自助、合作”精神建设新农村。政府通过国家内务部，在道（省）、郡（县）、面（乡镇）这一套行政机构来推动。在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下，农民积极、广泛地参与新村建设活动。村庄的参与程度，虽然第一年村民积极参与新村项目的村庄只占全部村庄的一半，但从第四年的1974年开始，全国所有村民都已经积极参与新村运动了。随着新村运动向城市推广，城市街道兴起适合城市的新村运动，如让家庭附近的街道保持洁净，排队等候公共汽车，垃圾倾倒前先装入塑料袋，保持公园和野餐地清洁卫生，参加街区会议以熟悉街坊四邻，在道路两旁种植树木和鲜花等活动。群众广泛参与的新村运动，有效组织群众，提高了全体国民素质。

4.新村运动是农民增收运动：推进农村现代化，带动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新村运动是在农业转型、农村与城市差距逐渐明显的背景下实施的，与农业政策有密切联系。韩国从1968年起对大米实行价格“双轨制”，政府从农民手中高价收购大米，然后再低价供应给城市居民。这一政策，提高了农民收入，也直接刺激了大米生产。从1971年开始，在全国推广高产的“统一系”水稻。由于大米产量增加、价格提升，农民平均收入大幅度提升，从1972年1025美元增加到1977年2961美元，全国大多数村庄在新村项目实施的6年间，收入几乎增加了2倍。韩国政府在1968年开始实行农业收入增长专门项目，推行农业生产专业化，增加农民收入。1968年在全国约90个地区实施，建立了蚕桑生产区、蘑菇生产区、塑料大棚生产区、苹果生产区、奶牛生产区、肉牛生产区、牡蛎养殖区、板栗生产区等农业生产区域，提高了农产品专业化、商品化程度。由于城市人口快速增加，农产品消费需求增长远远快于产量增长。据有关资料，1970年韩国农村家庭平均收入只有城市家庭收入的75.6%，从1974年开始，农村家庭收入每年都超过城市家庭收入，而且持续到1985年。

5.新村运动是技能培训运动：培训务工技能，锻炼协调能力，储备外迁条件。在实施新村运动中，一些村民学会了木工、土木建筑等技能，甚至还包括指挥协调能力。在70年代和80年代，参加过新村项目建设的村民，大多数到大城市里找到了更好的工作，他们在新村运动中学到的一技之长，成为外迁务工的基础。因此，农村劳动力人口也从1970年的1440万减少到1990年的670万，20年里整整减少了一半。可以说，新村运动的实施，起到了培训技能的作用，极大地提高了外迁农村劳动的素质。

（三）有效借鉴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和做法。通过开展新村运动，韩国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社会矛盾缓和，城乡一体化初步实现，农村物质面貌和农民精神状态大大改善。目前，我国初步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实力，在同样深受儒家文化传统影响的中国农村和农民小规模生产环境下，我们更需要借鉴韩国新村建设的有效做法。

1.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提高新农村建设的组织化程度。韩国的新村运动，政府是启动者、组织者、资金提供者、制度制定者。在我国，针对强政府、弱社会的现实，在统筹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不能忽视，尤其是在新农村建设起步阶段。必须将新农村建设上升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国家现代化战略高度，并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领导体系；确立科学的管理制度，对各级政府的管理对象、内容等进行详细规定；通过规划先导、投入引导和政策指导发挥作用，制定科学的建设规划，让公共财政真正向农村倾斜，逐步加大财政支农支出比重。

2.体现农民主体地位，调动新农村建设的普遍积极性。韩国新村建设中，以农民为主体，最大限度调动了农民参与新村建设主动性；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真正发挥了农民在筹集建设资金、选择建设项目、监督工程质量等方面的作用。在我国，应切忌违背农民利益搞新农村建设，特别是起步阶段，尽可能从农民最关心的事情抓起，让农民感受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好处和实惠，让农民群众更加积极地参与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在转变认识的同时，还要培育造就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高农民整体素质，给农民一个平等的自我发展空间和机会。

3.注重开展全员培训，提升新农村建设的整体水平。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力军，农民素质的高低决定着新农村建设的速度和质量。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转型涉及整个农村文化系统创新，是一场非常艰难的农村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变革历程。必须不断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把塑造新型农民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问题来解决；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注意发挥农村知识分子的作用；注重农民文化素质提高，用先进文化塑造农民；提高农民科技素质，用科学技术武装农民；注重提高农民道德法律水平，用文明风尚熏陶农民。

4.充分运用市场机制，促进新农村建设的要素流动。韩国在新村运动中建立了各种设施，如公共活动中心、公共澡堂、公共洗衣处、医疗站和村办企业等，由于缺乏长效维护机制，无法正常运作下去。实践证明，缩小城乡差距，并不能仅仅靠政府投入和包办。韩国在新村运动初始阶段，过度强调政府的统筹作用和依赖行政手段，助长了农民对政府的依赖思想。我国新农村建设要吸取韩国教训，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即使是政府投入的公共产品，能够实现社会化运营方式就不要由政府经营，调动农民和社会各界的积极性。

5.建立多元投资支撑，强化新农村建设的投入保障。韩国在新村运动中建立了以国家投入为主体、各种社会投入参与的多元化农业投资体制。我国新农村建设涉及的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属于公共产品范畴，长期以来政府公共财政支持不足，造成严重滞后的局面。必须加大政府投入，确保财政对农业投入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完善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大力推行财政省直管县体制；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培育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形成合理的农村金融机构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农业贷款抵押担保制度，允许农民用土地使用权进行抵押贷款。

6.积极推行村级治理，找准新农村建设的最佳切入点。韩国新村运动以村庄建设为着力点，方法和措施上值得借鉴。我们应该明确，了解农民的愿望与迫切需求，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条件。农村各地情况差异显著，必须从农村实际出发，尤其是要从村庄实际出发，进行有重点建设。进行入户调查，了解农民在农村发展中的需求次序；同时需要适当分类，明晰政府职能作用发挥的边界，确定哪些由农民自己解决，哪些可以合作解决，哪些需要政府解决。村庄改善要从实实在在的项目做起，只有以项目为纽带，才能团结村民，提升道德水平，创造和谐农村。

五、对甘肃新农村建设的建议。甘肃地处内陆西部欠发达地区，地域广阔，自然条件差异很大，农村人口比重较高，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任务艰巨。自2006年启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来，省委、省政府陆续出台了《甘肃省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施意见》、《甘肃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纲要》、《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施意见》、《甘肃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试点工作意见》、《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宣传报道意见》、《甘肃省新农村建设人才保障工程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和工作重点已经非常明确，各项工作也起步良好，进展顺利，取得了初步成效。

学习借鉴韩国经验，加快甘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不是简单的照搬照抄，最重要的是研究和探索在某些相似的条件下，如何把农民发动好、组织好，提升农民素质；研究和探索如何建立推动这项工作的长效机制；研究和探索如何在现有条件下，提高新农村建设水平。中国和韩国同属人多地少国家，又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韩国的有关经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探索。与韩国相比，我们更有条件、更有能力搞好农村的建设和发展。韩国在他们的国情和体制背景下能够动员全社会，对农民和国民进行“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教育，集中必要的物力和财力，办成一些大事，相比之下我们更应该做到并做得更好。而且，我们现在已具备了许多有利条件：一是，中央提出了“统筹城乡”、“重中之重”、“两个趋向”、“多予少取”等一系列重大的方针政策。二是，甘肃经济实力比60年代末、70年代初韩国新村运动起步时的综合实力要强。三是，乡镇企业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比较发达，对带动农业和农村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四是，有传统的政治优势，只要不搞包办代替，我们统一思想、统一步调、调动资源、办成大事的能力更强。

根据这次考察学习体会，对照借鉴韩国新村运动和农村发展经验，必须立足省情，面向未来，加快推进甘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立足省情，就是一切从甘肃实际出发，特别要正视基础条件较差、生态环境脆弱、区域差异较大、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高的实际，从当前最现实的事情做起；面向未来，就是不为现实条件局限，不为眼前困难所惧，用开放的思想、开阔的思路、开发的思维，从农村未来的长远发展来思考新农村建设问题。为此，我们建议，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重点抓好和强化以下几个方面：

（一）科学合理编制发展规划。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规划先行，有序推进。一是把新农村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统盘考虑。省、市州、县区、乡镇乃至于村一级，都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把新农村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明确思路、目标、重点和工作措施。二是注重分区域分层次制定分阶段的新农村建设规划。各市州情况千差万别，各县区情况也大不相同，制定规划一定要从实际出发。既要有总体布局规划，又要有分区域规划；既要有近期发展规划，又要有长远发展规划；既要注重实用性，又要体现操作性。三是在新农村建设规划中明确对不同层次的具体要求。按照“全省统揽、市县共建、主抓靠县、行动在村、实惠到户”的工作格局，坚持总体规划到市县区，详细规划到乡镇，实施方案到村社，设计图纸到农户。

（二）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从甘肃实际出发，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最紧迫最现实的问题是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生活条件改善。一是切实加快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村公路建设，实现乡乡通油路、村村通公路，对农村村内道路硬化给予重点扶持。加快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优先解决饮用高氟水、苦咸水、污染水群众的饮水安全问题。加快农村能源建设步伐，积极推广沼气、秸秆气化、小水电、太阳能、风力发电等清洁能源技术，支持养殖场建设大中型沼气，以沼气池建设带动农村改圈、改厕、改灶。加快实施农村电网改造工程，下功夫解决农村电网标准低，特别是偏远农村动力电配送问题。二是努力改善农业生产基本条件。继续加强基本农田建设，有条件的地方加快“旱变水”，干旱地区大力推进梯田建设，加快中低产田改造。继续实施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抓好以小型灌区节水改造、雨水集蓄利用为重点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扩大省级小型农田水利补助专项资金规模。三是强力推进生态环境建设。在全省范围内开展通道绿化、村镇绿化行动，以造林绿化为突破口，加快农村生态环境改善步伐；实施黄河干流绿化和支流河道生态治理，积极争取国家重点水土保持治理项目。四是着力加强农村环境治理。由省上有关部门牵头，加快制定村庄建设和人居环境治理指导目录，对符合目录的项目，给予资金、实物等方面扶持；引导和帮助农民切实解决住宅与畜禽圈舍混杂问题，搞好农村污水、垃圾治理，改变农村环境脏乱差的状况，建立适合农村实际的村容卫生管理制度。

（三）加快建立农村产业支撑。坚持把农村产业体系建设作为新农村建设的根本，发展现代农业，积极推进农村产业化进程。一是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重点是良种培育、先进种养技术集成配套、农产品精深加工、资源高效利用和生态保护等。大力推广综合集成的抗旱播种、培肥地力、高效节水等旱作农业技术，大力普及节水灌溉技术，建设旱作农业示范区和节水农业示范区。继续重点扶持全膜双垄沟播种植技术和节地、节肥、节水等先进实用技术，提高设施农业比重，促进农业科技创新与转化。二是加快农业机械应用和普及。以提高农机补贴的标准和种类为推动，改善农机装备结构，拓展农业机械化服务领域，开发高效实用价廉的设施农业装备，加强先进适用农机具示范推广。三是积极推进亲环境农业发展。实行农产品绿色产地保护，划定绿色生产区域和专业生产区域，制定严格的绿色产品管理制度；重视农产品安全制度建设，加强农产品认证，完善农产品检测系统，进行质量跟踪，着眼未来加强品牌培育和销售。四是大力发展农村观光产业。加快发展区域性特色农业，加大对优势特色农产品发展的扶持力度，支持“一村一品”发展，优先支持发展新型观光农业，把农村特色观光作为新兴产业培育。五是扶持发展农产品原料基地。重点抓好能在全省形成相对集中、具有较大规模和较强竞争力的专用马铃薯、中药材、酿造原料、果品、蔬菜、奶牛、肉牛、肉羊等生产基地建设。

（四）努力培养和造就新型农民。坚持把教育和培训农民作为新农村建设中面向未来的重要工程来抓，着力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提高就业创业能力，提高思想道德素质。一是强化农民科技培训。结合农业科技入户、新型农民培训工程等项目的实施，坚持实行科技人员到户、良种良法到田、技术要领到人；完善农业科技特派员制度，组织各级农业科技培训与推广部门，开展分片分类包户培训，促进培训工作制度化、经常化、规范化，不断提高农民科技素质。二是突出农民转移就业培训。加大对“阳光工程”和扶贫“雨露计划”的支持力度，进一步提高补贴标准，充实培训内容，完善培训机制，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扩大农村创业性培训，实施“农民创业性培训计划”和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工程，从理念、知识、技能、方法等多方面提高农民的创业能力。三是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帮助和教育农民，树立勤劳、自立、合作等积极的精神状态，激发农民建设新农村活力。

（五）不断推进政策制度创新。加强新农村建设的制度建设，注重从制度层面解决农村发展问题，而不是简单的限于物质层面。一是建立新农村研究培训专门机构。省上建立全省统一的新农村建设指导机构、研究机构和培训机构，通过各地各部门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把中央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市州、县区、乡镇都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新农村建设领导机构和教育培训机构，统一指导新农村建设工作，做到有领导、有机构、有人员、有计划、有投入，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局面。二是形成城市单位结对帮助的长效机制。倡导新农村建设的社会责任，在全省范围内建立结对帮助机制，特别是城市的省直机关、事业单位、大中企业、社会法人团体，至少要结对联系到乡镇，细化分解到村，都要明确结对乡村，落实帮助责任；省直各部门都要明确自身在新农村建设中的职责和任务，特别是综合管理、基础产业和公共服务部门，更加积极主动地支持新农村建设。三是强化县区乡镇的主导责任。实行县级干部包乡联村、县直单位驻村帮扶工作和考核制度，县区是落实的重点，必须建立目标管理考核责任机制，把新农村建设作为干部年度综合考核、评价各级各部门班子执政能力、工作绩效的重要内容，并把各部门和包村驻点单位对新农村建设的支持、服务工作列入年度考核范围，强化监督检查，奖优罚劣，推动工作。

（六）当前新农村建设的重点。从群众最紧迫和最容易做的事情开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省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应放在：一是明确重点项目。农村区域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项目；直接面向村庄的公益类建设项目；农户自主参与、农民直接受益的项目；新农村建设大规模培训项目。重点应抓紧解决饮水困难和饮水安全、乡村道路、沼气、卫生间改造、垃圾和污水处理、标准节能住宅、信息网络等工程。通过国家给予一定的建材和技术支持，引导农民投工投劳。二是明确基本要求。村容村貌整洁优美，有符合规划的硬化路面，有达到饮用水标准的生活用水，有符合卫生要求的厕所，有集中的排水沟渠和水塘，有集中的垃圾收集转运场所，有安全卫生的住房，农村面源污染得到有效控制，农民素质明显提高，医疗文化教育等得到基本保障，节水节能节地节材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2010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