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心理学的形成时期

20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是政治心理学的形成时期。之所以被称作政治心理学的形成时期，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课程的设立。1924年，美国的锡拉丘兹大学（又称作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的麦克斯威尔（Maxwell）学院设立了“社会和政治心理学”教席，由当时著名的社会心理学者阿尔波特（Allport）担任，并第一次开设了以“政治心理学”命名的课程。^[1]

其二，也是最重要的，这一时期学派纷呈，理论成就突出。除了已有的心理学派外，行为主义心理学派对政治心理学开始产生影响。各个学派在对政治心理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些颇有影响的理论。

政治心理学理论发展的动力来自于剧烈的政治变动，最大的政治变动莫过于革命和战争。一战和十月革命的影响到了20世纪20年代开始显现出来，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对人性的重新认识。过去，欧美思想家一直自负于自己社会的文明程度发展最高，盲目地相信人是理性的，一味憧憬着随着工人、妇女获得越来越多的政治和其他社会权利，社会会越来越完美。但结果却是一战的爆发和人们不满之声的高涨，从而导致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由此人们对人性产生了质疑。

一战之后，中国的思想家梁启超曾经游历欧洲，回到中国之后于1920年3月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了《欧游心影录节录》，文中描述了一战给欧洲各国人民造成的灾难及世界影响，认为欧洲资产阶级文明已经破产。梁启超准确地描述了当时欧洲人的心态。

一战也暴露出另一个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在资本主义危机来临之时，各国的无产阶级会起来发动革命，而全世界的无产者也会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资本主义。但事实是，在一战爆发时，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人大多转而支持本国政府，积极参加战争。而在二战前夕，欧洲各国的民众在资本主义危机来临之时，也选择了向右转，而不是向左转。希特勒是德国人民经过民主选举而产生的独裁者，这种形式的公正却导致了结果的不公正。它提醒学者们不仅要研究政治制度、政治理论，也要关注人们的心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革命和战争以及民主体制显现出来的弊端促使学者们倾向于对人们的政治心理进行探讨。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政治心理学者都有共同的特征：受弗洛伊德的影响，接受了弗洛伊德的理论以及分析模式，然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派别。

一、行为主义心理学派

行为主义心理学派与本能主义学派相反，他们并不关注人的本能，他们认为，我们身上没有什么绝对是天生的，人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社会作用的结果，都是社会或家庭巧妙管理的产物。他们把人看成实验用的动物。他们对人们为什么与抱有什么目的去制约别人这个问题不感兴趣，感兴趣的只有两件事：能否制约他人和如何才能更好地制约他人。具体到政治心理学上来说，行为主义心理学派关注的是通过什么样的措施使人们达到社会所需要的心理，也关注什么样的心理能够符合政治的需求。简言之，与本能论所主张的本能决定人的行为相反，他们或者忽略人的心理，或者强调外在的环境能够影响人们的心理，或者突出什么样的心理能够迎合政治的需求。他们强调影响政治心理的方法、技巧，力图使自己的研究标准化、客观化，他们并没有一个价值评判标准，也就是说他们对价值是持中立态度的。

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是美国的心理学家华生（Watson），而把行为主义的社会心理学广泛运用于社会并对大众生活形成影响的则是B.F.斯金纳（B.F.Skinner）。但是政治心理学上的行为主义学派却与心理学上的行为主义学派有着很大区别。严格来说，行为主义学派是行为主义政治学与心理学理论的结合，这里的心理学理论不仅仅局限于行为主义心理学。譬如行为主义心理学强调刺激—反应之间的关系，但与此相对的还有许多理论，譬如学习理论、精神分析理论等。政治心理学上的行为主义学派的特点更多地是由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特点所决定的。具体来说有如下重要特点：

其一，吸收心理学理论的多元性。不仅受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影响，对其他学派也持开放态度，如拉斯韦尔受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较大。

其二，研究的科学性。行为主义学派试图把政治心理学的研究纳入“科学”的轨道，具体来说，注重经验分析，主张政治心理的研究是经验性和描述性的，除了运用文献分析之外，还大量运用问卷调查、实验以及访谈方法。

其三，侧重于定量研究。无论是问卷调查还是实验方法，最终基本通过数据分析得出所要的结论。

其四，价值中立。认为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是“实然”，而不是“应然”。即试图通过调查或访谈的结果或者实验的数据说明问题，“用事实说话”是其本身的重要特点。

行为主义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哈罗德·D.拉斯韦尔（HaroldD.Lasswell）。拉斯韦尔被公认为政治心理学的创始人，同时作为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代表人物，奠定了美国政治心理学的基调。《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是他在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所写的博士论文。这是一本研究政治社会化的典范之作，探讨了在战争期间通过什么样的“技巧”才能够使政府的观点为民众所接受。譬如，官方把舆论的控制权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宣扬本国发动的战争是正义的，是敌方逼迫自己发动的自卫性战争。把对方妖魔化，称对方为邪恶的敌人；瓦解敌方的斗志，向自己的民众鼓吹对胜利的幻想；维持与盟国及中立国的友谊等。^[2]

与此同时，美国的一些学者对人类的攻击进行了研究。美国耶鲁大学的米勒、多拉德、杜布、西尔斯组成的研究小组相继发表了《挫折与攻击》（1939）、《社会学习与模仿》（1941）、《个性与心理疗法》（1950）。在《挫折与攻击》中，他们在比较了动物与人的行为之后，认为人们的行为在受到挫折之后，必定伴随着某种形式的攻击，即挫折—攻击假说。之后，霍夫兰和西尔斯用此理论解释了20世纪上半期美国南部黑人受虐待的原因，认为黑人遭受虐待是因为他们的场（厂）主在经济上受挫，由经济上的受挫导致了他们将愤怒移置到黑人身上，从而导致了黑人受虐现象的出现。^[3]

二、新精神分析学派

新精神分析学派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的影响，其代表人物大多出生在欧洲，接受了欧洲学术背景的熏陶，同时受纳粹迫害犹太人和二战的影响，移居到了美国。由此也就形成了与美国本土的政治心理学派不同的特色。同时他们又不像弗洛伊德那样执着于性本能和死亡本能对人的心理的影响。新精神分析学派强调了社会文化对人的心理的影响。霍妮（Horney）看到了社会文化条件在神经病的形成中，其重要性远在弗洛伊德所强调的先天的生物和遗传因素之上。沙利文（Sullivan）把社会心理问题归于人际关系之间的问题。

在新精神分析学派中，有些学者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寻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合。他们借鉴了弗洛伊德的分析模式，但是当谈到如何来评判社会时，却吸收了马克思的理论。这两种理论的有机结合，使得他们对政治心理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新精神分析学派与行为主义学派相比，具有如下区别：其一，理论的有限与无限。新精神分析学派主要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精神分析理论，行为主义学派除了很少吸收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外，对于其他理论，尤其是心理学的理论均持开放的态度。其二，定性与定量的差异。新精神分析学派多利用文献进行定性的分析，偶尔会运用问卷调查，但是不占研究的主流。行为主义学派则以定量的研究方法为主。其三，强烈的价值关怀与价值中立。与行为主义学派的价值中立相比，新精神分析学派是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学派的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赋予了他们强烈的价值关怀，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结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诸多问题，注定要灭亡，要被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

早在二战之前，奥地利学者赖希（Reich）就倡导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的结合。他认为，应该从精神分析的层面探讨威权主义国家的根源，从社会经济结构探讨威权主义心理，具体来说，研究经济社会结构与性结构的相互关系。赖希认为，只是对前者进行革命是不够的，还要对后者进行革命即“性革命”。要实现“性革命”的目标，就必须进行政治、经济革命。但是政治、经济革命的最终完成，还要靠“性革命”的实现。赖希把政治、经济革命称为“宏观革命”，把“性革命”称为“微观革命”。他认为，“宏观革命”和“微观革命”应该相互作用，进行双向“革命”，“最理想的革命应是把‘宏观的’和‘微观的’结合在一起，但如今，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无政府主义者把注意力集中于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和资本主义所有制。让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天地里，在改变人的生活方式方面施展才能吧！历史赋予精神分析学家的使命是投身于这一领域的革命”^[4]。

赖希在政治心理学上的另一项贡献在于对下中产阶级的心理分析。他在1933年发表了《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心理学》，指出了法西斯的群众心理基础是中产阶级，具体来说是下中产阶级。下中产阶级的性格结构是当权威趋于专制时，他们多采取迎合的态度。

二战前夕，另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弗洛姆（Erich Fromm）对德国的工人阶级进行了调查，得出了几乎和赖希同样的结论。他注意到社会民主党在工人中占有优势，共产党在失业工人中占有很大的比例，而国家社会主义党受到了白领工人的欢迎。^[5]

二战中，弗洛姆出版了他的名著《逃避自由》。在此书中，他解释了人们为什么倾向于法西斯主义的原因，把法西斯所具有的人格命名为专断主义人格，认为这种人格的内在驱动力是虐待狂和被虐待狂。

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对政治心理学发展做出贡献的学者，包括拉斯韦尔、阿多尔诺、赖希、弗洛姆等。因拉斯韦尔与赖希的主要学术成果均在这一时期发表，故对两人的研究放在第二编中介绍。阿多尔诺和弗洛姆的成果主要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因此放在第三编中介绍。

【注释】

[1]Dana Ward，Political Psychology：Origins and Development.In Kristen R.Monroe ed.，Political Psychology，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 Publishers，2002，p.63.

[2]有关此方面的详细论述见［美］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田青、张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3]以上论述见刘松阳、刘锋：《政治心理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6页。

[4]转引自陈学明：《西方马克思主义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24页。

[5]Erich Fromm，The Working Class in Weimar Germany：A Psychological and Sociological Study，Harvard University，1984，pp.69-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