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商人阶层的形成

根据文献分析，佛山商人的兴起，是与明清时期佛山及其周边地区的商品发展紧密相联系的。道光年间，仅佛山镇就有220多行手工业、70多行商业和服务业，共计300多个行业。有三四千种商品生产，3000多间商铺。据乡志记载，佛山衰落之时的光绪年间，手工业行业还有一百七十八行^[45]。

佛山发达的手工业和商贸的繁荣，吸引不少劳动力和资本。佛山秋色的兴起始于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与发达的手工业和农业有密切的关系。手工业的发达，造就了不少能工巧匠，也为佛山秋色艺术提供了大量的原材料。珠江三角洲以及四乡各县的百姓纷纷汇聚到这里打工谋生或做生意。乾隆年间，“四方商贾萃于斯，四方之贫民亦萃于斯。挟资以贾者什一，徒手而求食者则什九也”^[46]。康熙年间，鹤山人冯绍裘的先世“迁佛山，占籍南海，治铁冶，有锅炉数座”^[47]。顺德人梁俊伟“来佛创立机房，名梁伟号，因家焉。诚实著闻，商业遂振”^[48]。

当时，佛山地区在外经商也不乏其人，顺德县龙山乡商人于嘉庆年间，“或奔走燕齐，或往来吴越，或人楚蜀，或客黔滇，凡天下省郡市镇，无不货殖其中”^[49]。咸丰年间（1851—1861年），顺德县碧江乡商人梁炜也“去而事贾，走豫章、吴会间，遂成巨富”^[50]。

商业行会兴起，全国18行省在佛山镇均设有商务会馆，外国人也设有22家洋馆。^[51]据记载，佛山镇清中晚期，手工业行会、商业行会达224个，手工业会馆（堂）、商业会馆（堂）、地缘性会馆达80个。^[52]随着商业的曰益发展，商人队伍不断壮大，佛山地区的商人和珠三角其他地区商人一并发展成为所谓“粤商”，与同时代的徽商、浙商、晋商、闽商相比毫不逊色。

据统计，道光年间各县商人所负担的捐饷比例：南海县占60%（农业和手工业各占20%），顺德、新会县各占40%，番禺、东莞、新安（宝安）县各占30%，增城县占20%，香山县占10%。^[53]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的佛山地区的商人是为数不少的，是粤商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清时期的佛山商人，即“佛商”阶层的构成主要有：

第一，铁商。其人数居各种商人之首。依经营方式的不同，铁商又可分为两类。一为坐贾，即屯积货物以坐收厚利者。正统年间，“佛山商务以锅业为最”。锅商冼灏通，把持了佛山的铁锅贸易。“各省巨商闻公信谊，咸投其家，乃人人又益喜，辄厚谢之。公以故家饶于财。”嘉靖年间，石湾霍氏从事佛山铁版的买卖。其家训称“凡人家积钱，不如积货。所积亦有其方，难收易坏者不可积，人家用少者不可积。如佛山铁版无坏，石湾之缸瓦无坏之类者，可积也。”屯积铁版，已成为当时坐收厚利的可靠生财之道。乾隆年间，黄玉阶“自己积有多金，生业当铺、铁锅店、铸锅炉。自建大屋一所，八柱宫厅、土府及傍屋等座后。”这些铁商，拥有仓房、店铺，交易活动就在有己店里或家中进行。二为行贾，嘉靖、万历年间，李白作为李氏家族冶铁产品推销商，远贩闽赣，“往来樟江、清源，千里外如出一手。”其兄李壮，号同野，是冶铸起家的大富，也亲自出马参加商品运销，“尝挟巨货遨游吴楚钾”，“出入樟江，一时名辈咸乐与之游，海内莫不知有同野公。”万历年间，霍权艺世父冶铸，“己而家计大烧”，商旅于南京。当其七十悬弧寿时，亲家李氏“曾走益睦数千里问寿”。这些铁商，挟货而行，四方出售，在外省建立了自己的推销网点。

第二，陶商。自明正德年间，石湾建造了新式龙窑，烧造出五彩斑斓的彩釉陶瓷后，石湾陶器便成为人们争相采购的对象。明清时期，石湾陶瓷品的买卖，以陶户的自产自销为主。正德年间，石头霍氏经营石湾陶瓷生产，其家训称：“凡石湾窑冶，佛山炭铁，登州木植，可以便民同利者，司货者掌之。年一人司窑冶，一人司炭铁，一人司木植。岁入利市，报于司货者。司货者岁终，咨禀家长，以知功最。”^[54]这里的“司货者”，显然是石头霍氏的商业总管，各司其业的三人，则是总管属下的商人，其中一人为陶商。“岁入利市”，就是赚取的商业利润。嘉靖年间，以窑冶为业的石湾霍氏也以屯积“石湾之缸瓦”为其牟利的手段。清顺治年间，石湾陶业进一步发展。据碑刻记载，石湾居民“以陶为业，聚族皆然。陶成则运于四方，易粟以糊其口。官司量其船之大小，薄征其税，以抵正赋，听其自输自卖”。官府以征取商税来抵偿石湾乡的正赋，可见税源充足。这说明入清以后石湾陶商迅速增多，陶瓷产品交易十分兴旺。

第三，布商。明清时期佛山及其周围乡村家庭棉纺织业普遍发展，印染业随之兴旺。因此佛商中以贩布为业的不少。乾隆年间，冼似水“自设粤德布庄，货行苏、浙间”，与淞、宁之布商角逐。道光年间，黄世楚“自弱冠雄城贸易，谋献经纶罗绮为家室计，适为汾江大贾”。又如简祖寅，“随舅服贾汾江，谨慎勤劳，处事而事治，接物而物平，人皆重之。……既而合股伙友设布肆。”^[55]

第四，丝商。生丝出口，是明清佛山的重要商务。故而经营土丝者亦不乏其人。乾隆年间，有马进贤、马任贤两兄弟，居佛山梨巷，“荣业土丝生理。”稍后的潘佑安，“设号于香江（香港），业花纱丝茶，价如其货，……人谓公之起家以信义，不虚也。”

第五，药商。佛山成药业始于明代，盛于清代。其发展与佛山城市人口密集和冶铁、陶瓷等高温作业易出工伤事故不无关系。因此成药商人，也成为佛山的重要职业。乾隆年间，佛山参药行有二十七家堂店。道光年间，其中“称姜仁圃者，伯仲于羊城”。除参药行外，经营各类丸药店的商人更多。乾隆年间，潘晓修“市隐禅山，丸药济人，远近沾溉，业以大起。”同时的潘联子，“居佛镇药肆数十年，同业称其仁厚。”此外，还有设肆于澳门者。乾隆年间，何建鼎“壮年服贾濠镜，业药肆至城，与人市货论价一二言而决。嘉庆年间，肆业扩大，其子何文彩率领弟、侄数人赴澳门接办经营，药肆和收租之铺增加到四间以上。”^[56]

第六，米商。明清时期，广郡民食尽仰籴于广西、湖南之米，而地处西、北两江会流处的佛山则成了广东的米粮贸易中心。佛山的米户，把持着米市，垄断了价格。乡志载：“举镇数十万人尽仰资于粤西暨罗定之谷艘，日计数千石。谷艘至稍希，则米肆拥先，所籴以增价。”^[57]“广西谷艘一日不到佛山镇，则囤户便联增米价。”^[58]因此佛山米商对佛山乃至广州的经济生活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佛山最重要的米商称“七市米户”，据碑刻记载：乾隆五十五年，“佛山镇铺民梁太盛、梁异平、黄兴臣等呈称：蚁等向在佛山镇七市开张糙白米铺生理，每铺或雇工七八人、十余人不等，俱系随籴随碾，日逐发卖。”一铺雇工有十余人，经营规模实属不小。除镇丙七市米户外，石湾、澜石、罗定、澳门等地都有佛山米商设肆经营。

第七，柴商和木商。佛山周边不产木材，即炊柴亦须贩自粤西。乾隆乡志就有梁舍人往粤西贩柴的详细记载。乾嘉以还，由于城镇发展，营建大兴，木材贸易也颇为活跃。《鹤园冼氏家谱》载：“木贩某者，向在街首营生，逋负多。先数日逃去，及是欲归死。铺门被业主钉锁。”买木者预先付了定金，木贩某却不能如期交货，造成“逋负多”，可见需要木材的人很多。

第八，行商。明清时期，主要的商业市镇杯设有“牙行”。所谓“牙行砂”，实际上就是“牙店”“行家”“行户”的通称。行商由身家殷实者承充，官府发给执照。其职能主要是替客商收集专卖品。因其主富商巨贾的兴贩，所以“牙用”的收入，常常获利甚厚。清代的行商，只要有资产，也从事着商业活动。在佛山，行商不仅设立仓栈，而且砌造码头。

第九，典当商。清代佛山典当业尤盛。据《粤东例案》记载：“乾隆十九年七月，抚部院官批本司详查得佛山同知详称：佛山镇、当、按铺按钱扣底一案，嗣后凡当货物，照例取三分之外，丝毫不许苟取。”可见佛山当时已有典铺、当铺、按铺之别。典当业堆放货物的地点叫“质库”，形如近代的碉楼。当时“佛山多典肆。以御盗故，高其墙垣。……河道日狭，质库日高。”典当业一经设立，其触角必定会从城镇伸向乡村。与此同时，银铺业在佛山也方兴未艾。

第十，船商。佛山以水运为主，船商也是一个重要行业。在长期的江海航行中，佛山船商积累了丰富的营业经验，这对后来的佛山商人经营近代轮舶业无疑有深刻影响。

第十一，盐商。佛山地近省城，也有从事盐运者。

第十二，珠宝商。广东濒海，广州此前一直为南洋、波斯各地犀玉丛聚之地，经营珠宝乃是极易致富的行业。因此佛商也有到广州交易珠宝的人。

除上述种种商人外，佛山还有颜料商、成衣商、线香商、烟草商、鞋袜商、铅商、铜商、糖商、果商，等等。乾嘉道之间，佛山的工商店号在三千家以上。铺户贸易和转运贸易成为当时主要的贸易形式。

明清佛山商人活动的地理范围相当广阔。他们经营的业务，不是仅限于佛山、石湾一隅，而是伸展向省内，省外各地。^[59]据查了解，明清时期佛山商人最集中的地点是广州。广州与佛山这两个城市，相辅相成，时人

并称为“广佛”或“省佛”。当时各省出口的货物，皆先集中运往佛山，再由此转输广州。而各省所需的中外货物，也通过佛商到广州置办。佛山和广州，正如两座巨大的桥头堡，而千百个佛山商人，便如一条无形的桥梁一般连接着两头。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从明朝中叶至鸦片战争这300多年间，佛山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在佛山社会萌芽、缓慢地发展着。佛山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诞生地之一，孕育很多有影响的近代工业先驱，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