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自由货币理论的形成时期

　　第一节 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渊源及产生

　　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形成与发展

　　经济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思潮，可谓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下半期的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所倡导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学说。从那时起，一直到20世纪初，它在西方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始终居于正统的地位。及至1929年—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一场盛况空前的经济危机的爆发，才结束了它辉煌的历程。残酷的经济现实使经济自由主义理论遭受到了它自诞生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伴随着这场危机同步到来的是发生于经济学界的一次空前绝后的“地震”———即众所周知的“凯恩斯革命”。

　　当传统的经济学说面对危机所引发的灾难性后果显得手足无措时，凯恩斯适时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在这本书中，凯恩斯彻底否定了为新古典学派奉若神明的“萨伊定律”，并抛弃了市场机制能保证资本主义经济自动趋向均衡的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不应被视为自然界的现象，它真正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缺陷，是市场机制本身固有的局限性造成的结果。基于上述理论原则，凯恩斯提出了自己的政策主张：

　　放弃自由放任的原则，实行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而政府应该担当起调节社会总需求的责任，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消费、增加投资，以保证社会有足够的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

　　客观地讲，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及其政策主张对西方世界“大萧条”后的复兴可谓居功至伟。然而，历史的脚步从来就不允许理论的停滞不前。正当资本主义世界大张旗鼓地推行“政府干预”政策之际，当初使凯恩斯理论所向披靡的经济条件正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各国纷纷出现了大量的失业与剧烈的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资本主义深深陷入了“滞胀”的泥潭而无力自拔。这种情况的出现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的失灵，于是，沉寂多时的经济自由主义死灰复燃，一时间形成了各种新自由主义流派与主流分庭抗礼的局面，“自由”之声甚嚣尘上。我们所要讲的新自由主义正是在这股“反凯恩斯革命”的浪潮中蔚然兴起的。

　　二、新自由主义概念的界定

　　新自由主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从狭义上讲，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往往被认为就是伦敦学派的经济学说，而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首推哈耶克（F．A．Hayek）和罗宾斯（L．C．Robbins）。他们不同意国家干预经济，转而十分强调市场经济的作用。而从广义上看，新自由主义还包括弗莱堡学派（或称西德新自由主义学派）。因为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崇尚市场经济的作用，批判凯恩斯主义提出的刺激需求和管理需求的论点。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欧根（W．Eucken）、艾哈德（L．Erhard）、罗普克（W．Ropke）、穆勒•阿尔马克（A．Muller．Armark）等。

　　三、传统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区别

　　尽管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都将传统的自由放任学说作为其理论渊源，并且在他们的著作中也都广泛引用了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支配着社会经济资源的分配原理，也都把恢复充分的市场竞争作为自己政策主张的基调，但二者在实质上还是有很大差别的。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源于法国的重农主义和英国的亚当•斯密，他们分别用“自然秩序”和“看不见的手”论证了自由竞争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在本质上，他们的自由放任学说是针对封建势力及其残余影响而提出的，在理论上表现为对封建社会晚期商业资本的代言人———重商主义者学说的批判。而当前的新自由主义则是在垄断资本主义固有的各种矛盾不断激化，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的方式无法稳定资本主义经济，并导致一系列新的严重问题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它要求国家采取适当的经济政策，恢复和加强市场经济，并把国家的干预引向更有利于维护当前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方面。所以，应该说这两者是貌似神异的。

　　第二节 弗莱堡学派

　　一、“社会市场经济”理论

　　“社会市场经济”这一概念，是缪勒尔•阿尔玛克在《经济管理与市场经济》（1947年）一书中首先提出的，后来为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者普遍接受，并成为联邦德国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基本概念。对于究竟什么是社会市场经济，缪勒尔•阿尔玛克曾作过一个概括性的论述。他认为，“社会市场经济是依据市场经济规律进行的，以社会补充和社会保障为特征的经济制度”，“社会市场经济的概念，可以理解为一种秩序政策的思想。它的目的在于在经济竞争的基础上将自由的积极性同恰恰由于市场经济成就而得到保障的社会进步联结在一起。”

　　所以，简单说来，社会市场经济“不是放任不管的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而是有意识地加以指导的，也就是社会指导的市场经济。”

　　但是，若要真正弄清社会市场经济的含义，就必须了解和掌握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者关于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我们认为，可以将其理论简要概述为以下三个部分。

　　（一）理念模型

　　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市场经济只是人类社会两类理念模型的某种有机组合，而且是最为重要、最为理想的一种社会秩序。

　　在联邦德国的这些新自由主义者看来，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或经济秩序，不论是古罗马的，还是中世纪各国的，不论是现代欧洲的，还是现代亚非拉各民族的，不论是历史上曾存在过但现已消失的，还是现存的，无一不是“中央管理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这两种理念模型的某种交替或组合。所谓中央管理经济，也称中央指挥经济、命令经济或计划经济，指的是一种排斥市场、私有制和自发价格机制的中央直接集中管理型经济，它由一个中央计划当局通过政府的计划命令来控制、调节经济秩序。在那里，个人没有活动的自由，人是被计划的客体。而自由市场经济，也称交换经济，则是借助市场价格机制自动协调社会经济秩序。在这里，人是计划的主体，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组织从事生产、销售、购买和消费等活动。他们认为，理念模型是不变的，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理念模型的组合形式，但无论怎样变化，都逃不出这两种理念模型的范围。一切经济制度，莫不是这两者在不同程度上的体现。现实生活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就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变态形式，而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古埃及法老奴隶制经济、封建采邑经济、希特勒统治经济以及现存的社会主义经济都属于中央管理经济这一理念模型。

　　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奠基人欧根认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集中计划经济这两种现存的经济制度，都有着各自的缺陷或障碍。

　　社会主义集中计划经济作为中央管理经济模型的一种历史形态，存在着三大缺陷：一是，中央计划机关无法使现代经济过程中的无数组成部分有机地结合起来，无人能洞察全局，事先作出妥善、合理的全面安排；二是，经济大权操纵在中央政治机关手中，因而有破坏世界经济关系的危险；三是，政府官僚直接控制全体人民的生活，个人失去了个性和自由，而且随着经济自由决策权和经济责任感的丧失，也便失去了整个社会的自由。相反，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一种变态形式，由于奉行自由放任原则，也有着它的困难和失败。垄断力量限制了自由竞争，使得价格机制无法正确灵活地协调市场供求，资源不能得到最佳配置；自由放任下的私有制导致个人收入分配上的贫富悬殊，造成社会的动乱；自发的市场价格机制会产生经济的波动，损害经济的发展。

　　因此，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者认为，不论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的集中计划经济，都不是人类社会的理想经济模型。现代人类社会最为完善、最为理想的经济模型，就是他们自己所提出的社会市场经济，这是一条既非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又非社会主义（集中计划经济）的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三条道路，它既能克服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端，又能避免集中计划经济的困境。只有社会市场经济，才能保证社会的高效发展，资源的合理配置，个性的充分发挥和人类生活的文明。

　　所以，社会市场经济，一方面强调自由竞争，但它又不同于新古典理论的自由放任；另一方面主张国家干预，但它又有别于社会主义的国家统制。社会市场经济所要的是国家有限干预下的自由竞争，通过国家的积极、适当、有效的干预来维持正常的竞争秩序，以自由竞争来实现全民的繁荣富裕。

　　（二）自由竞争

　　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者认为，自由竞争是实现全民繁荣这一社会市场经济基本目标的惟一有效手段。艾哈德说：“竞争是获得繁荣和保证繁荣的最有效手段。只有竞争才能使作为消费的人们从经济发展中受到实惠。”

　　因为，公民的繁荣富裕，需要经济的发展作为前提保障；而经济的发展，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社会的创业精神的有无与大小，取决于人们能不能抓住一切发展机会努力奋进，敢不敢冒一切风险对自己的命运负责。只有当所有人的精神、智慧和胆识得到充分发挥时，社会经济才能蓬勃发展起来；而人的这种能量的释放，全依赖于人的独立、自由与竞争。反之，在一个中央统制的社会里，人们普遍缺乏独立与自由，人们无法对自己的命运负责，因而人们力求安全与稳定，消沉并避免责任，其结果使得整个社会缺乏一个充满生机的创业精神，国民经济也就会萎缩下去。因而，“凡没有竞争的地方，就没有进步，久而久之就会陷于呆滞状态。”

　　此外，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者还认为，独立与自由的意志不仅是人类最基本的动力，而且是人类的最强力量和最高价值。只有当一个人能独立地处理自己的事务，能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发挥自己的才干时，也就是说，只有当一个人能自愿地从事一种有用的事业，能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对自己的命运负责时，他才能证实他有存在的价值，他是不可缺少的，不能侵犯的。反之，在一个中央统制经济里，一个人失去了独立的人格，丧失了活动的自由，他就失去了自己固有的价值，他就会变成一个没有灵魂的，可有可无的东西。

　　因此，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者都极为强调自由的竞争，认为自由竞争是实现全民繁荣这一基本经济目标的最佳途径；一种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是所有经济制度中最经济的，同时又是最民主的制度。

　　（三）国家的有限干预

　　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者所理想的社会市场经济，与旧自由主义者所谓放任原则的自由市场经济是不同的。罗勃凯比喻说，后者好比“野生植物”，而前者则是“人工培育的植物”。作为一种野生植物，自由市场经济所坚持的是自由放任主义，它要求的只是一个所谓廉价的政府，国家只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守夜人，“看不见的手”自然会协调经济的发展。而社会市场经济，这株人工培育的植物，需要国家采取相应的法律规范和政策措施，以确保正常的自由竞争秩序，保障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顺利运行。

　　因而，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者，一方面反对自由放任主义，主张国家干预；

　　另一方面又反对中央集中管理，主张自由竞争，主张国家干预与自由竞争的有机结合。在他们看来，竞争是国家保障下的真正的自由竞争，干预是以完善自由竞争为目的的有限干预；积极的、有限度的、间接有效的国家干预，是保障自由竞争的根本手段，自由竞争是国家干预的基础和目的。欧根认为，在社会市场经济中，国家的职责是组织形成一种能使每个人都可以在其中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的经济秩序，即建立一种“竞争秩序”。为此，罗勃凯曾举了一个形象生动的例子加以说明。他说，国家好比是一个富有经验的足球裁判员。作为裁判员，他的职责不是去参加比赛，亲自展示脚下功夫，也不是对运动员指手划脚，为他们提供什么神机妙算，而是不偏不倚地保证全部比赛规则得以实施，维护比赛的正常进行。国家的职责也是这样，他不应当干涉企业的正常生产活动，插手市场经济的运行，而是要制定积极的经济政策来维护竞争秩序，保护市场经济，使之有一个良好的环境，并为其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

　　那么，什么是积极的、适当的、有效的国家干预呢？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者认为，所谓积极的干预，它是相对于凯恩斯主义而言的。凯恩斯主义也主张通过国家干预来代替和克服过去的自由放任，但他们的干预重点放在国民收入决定因素的分析和控制上，因而这是一种事后的消极的干预。而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者则是主张事先的积极干预，通过国家的干预为企业创造一个相对平等的自由竞争环境，实现价格的自动调节功能。所谓适当、有效的干预，就是说国家不应直接干预企业经营，干预的范围应只限于自由竞争秩序的维持；而且，国家干预必须明确有效，千万不可模棱两可，朝令夕改。

　　二、“社会市场经济”政策

　　战后联邦德国政府所奉行的经济政策，就是弗莱堡学派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在经济生活中的实际运用和具体表现。可以说，战后联邦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在弗莱堡学派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法规、政策而逐步建立起来的，而弗莱堡学派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以及联邦德国政府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维护私有制

　　这是社会市场经济存在的必要前提。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的首要职责是制定宪法，保护生产资料私有制，捍卫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

　　因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社会市场经济存在的必要前提，没有私有制，自由竞争也就无从谈起。只有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人们才能有活动的自由，他们的积极作用才能得到发挥。但是，《联邦德国基本法》第14条规定：“私人占有财产必须承担义务，对它的使用必须有利于集体事业。”就是说，尽管在私有制下，人们有处置其财产的自由，但自由并非意味着可以胡作非为。因为“不负责任和缺乏义务感的自由只会导致退化和造成混乱。”

　　（二）反对垄断

　　这是排除阻碍自由竞争的不利因素。不仅要反对私人组织的垄断，也要反对社会组织的垄断（如工会垄断等）。因为，无论哪一种形式的经济垄断，都是对自由竞争的排斥与破坏，都隐藏着欺骗消费者的危险，它会吞食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使广大消费者蒙受损失，使社会停滞不前。为了保障自由竞争的经济秩序，联邦德国政府于1957年制定了《防止限制竞争法》，并成立了相应的执法机关——联邦卡特尔局，以防止私人或社会组织对市场的垄断，保证价格机制的自动调节功能，促使经济顺利运行。然而，由于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者所谓的“垄断”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它指的只是“一个生产部门只有一个生产者”这样的垄断，《防止限制竞争法》的颁布，对联邦德国垄断资本家并没有多大的影响，而对工会组织却是个很大的打击。

　　（三）稳定通货

　　这是国家一切经济政策的中心环节。艾哈德认为：“经济政策的中心问题是在没有通货膨胀的趋势下，让经济继续向前发展。货币稳定是平衡经济发展和确定社会进步的基本条件。”

　　因为，通货的稳定是每一个公民都应享有的基本人权之一。只有通货稳定，物价方能稳定，消费者的实际生活水平才能得到保障。反之，只要物价稍微有所上涨，每一个公民就要毫无例外地为此付出相当大的代价。而且，通货、物价一旦失去稳定，人们就会对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稳定失去信心，从而就会减少储蓄，阻碍经济发展。因此，通货稳定、物价稳定应成为国家一切努力汇合的焦点，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加以保持。

　　为此，联邦德国政府通过对货币流量和信贷活动的调控，来稳定通货，平抑物价，保证经济稳步增长。第一，通过货币稳定率控制货币流量，即由中央专门机构掌握一定数量不同种类的重要商品，并对它们规定固定价格，当社会物价上涨，通货膨胀时，中央机构则大量抛售商品，以减少流通中的货币数量，消除通货膨胀现象；当社会物价下跌，通货紧缩时，则大量购进商品，以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避免通货的紧缩和生产的衰退。第二，通过变动信贷率控制信贷活动，即当社会出现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虚假繁荣时，政府就促使银行提高信贷利率，以限制信贷数量；相反，当社会出现通货紧缩、物价下跌和生产萎缩时，银行则降低利率，以增加信贷数量，防止失业和危机。

　　（四）公平分配

　　这是实现经济人道主义的主要途径。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目标是实现经济人道主义，使每个人都成为财产的所有者，使人人都过上幸福的安定的生活，实现全民的繁荣和富裕。为此，联邦德国政府从50年代中期起就积极推行“人民股票”措施，实施各种福利政策，以保证公平分配，实现经济人道主义。他们认为，人民股票的发行，可以分散社会财产，打破旧的阶级界限，消除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敌意，在50年代—60年代，政府曾把一部分国有企业，如大众汽车公司、普雷萨格采矿冶金公司等，用发行人民股票的方法把它们变为人民大众共有的私有财产。

　　在社会福利方面，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者既强调社会福利措施的必要，但又反对全面实施社会福利政策。他们认为，社会福利政策的全面实施必然会破坏社会市场经济的支柱——自由竞争。因为，如果实施社会福利政策的目的是要给每一个人提供从生到死的全部安全，保证他绝对不冒任何的人生风险，那么人们的才能、智慧、创业精神以及其他许多人类优秀品德就得不到充分发展，国民经济也就无法兴旺起来，到了最后，建立的决不是没有阶级差别的福利社会，而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机械社会。艾哈德认为，社会福利措施越是全面，对人们的保护越是广泛，个人也就会越来越依赖于国家，结果原先平等自由的、有主见的公民就会变成没有头脑的“臣民”。所以，任何一个现代社会都需要一定的社会福利政策，以保障分配的公平，但这种政策的实施必须适当，必须以不损害自由竞争为前提。在这一理论指导下，联邦德国政府所采取的社会福利政策也就只限于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对盈利少或不盈利的一些社会经济部门给予政府资助，对失业者、老弱病残者和低收入家庭给予一定的抚恤和救济。

　　（五）对外贸易自由

　　这是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外向延伸。在国际经济问题上，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者主张自由贸易，反对贸易限制。认为国家应积极设法取消国际贸易中的一切限制，消除关税壁垒，实行货币自由兑换，以促进贸易自由。

　　为了扩大联邦德国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作用和影响，联邦政府以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为依据，积极采取措施，以发展对外经济联系和贸易交往活动。第一，联邦政府为了鼓励和刺激本国产品的出口和提高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地位，通过财政税收政策和货币信贷政策对经营出口的单位和部门给予优待。

　　以奖励出口；第二，为了实现贸易自由，扩大国际间的经济交往，联邦政府积极倡导和推行经济一体化政策，参与西欧共同市场的建设；第三，联邦政府还积极建立和发展同欧洲经济共同体以外各国的经济联系和贸易活动，特别注重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交往。

　　三、“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演变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联邦德国政府为恢复和发展经济而奉行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与政策，大体上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实行有限调节的“社会市场经济”阶段。这个阶段，在时间上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60年代中期。在这近20年的时间内，弗莱堡学派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理论与政策主张，一直是联邦德国政府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指导原则。上面我们说过，这和弗莱堡学派的重要成员——艾哈德等人的参政有密切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联邦德国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在这危难之际，美国军管当局发现，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艾哈德是极少数几个懂得现代经济理论和管理并有一定经验的反纳粹人士之一，于是就任命他为美国驻纽伦堡军管机构的经济顾问。

　　1945年10月，艾哈德被提升为巴伐利亚政府经济部长。1947年10月，艾哈德到法兰克福任美、英占领区财政管理委员会货币与信贷特别处主任，负责筹备货币改革，1948年3月2日，他又成为美、英占领区经济管理委员会美方经济区主席。1948年6月20日，艾哈德以法兰克福经济管理委员会的名义，签署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关于货币改革后的经营管理与物价政策原则的法令》，宣布废除一百多项战后军管当局颁布的物价管理条例和管制经济的法令，并取消旧的帝国马克，实行新的德意志马克。从1949年至1963年，艾哈德一直担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的经济部长。艾哈德和他的两位合作者———财政部长弗里茨•舍费尔和德国州际银行行长威廉•福克博士一起负责组织和领导了整个联邦德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1963年至1966年，艾哈德又担任了联邦政府的总理。他与阿登纳总统分工合作。阿登纳是“在外地主”，专管国际事务与联邦德国的对外经济关系，旨在使战败的德国重返欧洲和世界舞台；艾哈德则是“内当家”，负责国家的经济事务，两人珠联璧合，被世人称为联邦德国“复兴之父”。艾哈德在战后近20年主持联邦德国经济工作期间，完全奉行弗莱堡学派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与政策，使联邦德国经济获得了迅速的恢复与发展。艾哈德简直成了联邦德国“经济奇迹”的化身。因此，人们把战后这个时期的联邦德国经济，称为艾哈德时期的“社会市场经济”。这种“社会市场经济”以私人企业和个人经济活动为基础，主要通过市场力量来调节整个国民经济，国家尽可能不去干预再生产过程，但不反对必要的和有限的调节，以期尽可能达到经济权力分配上的社会公正与经济利益分沾上的社会公平。这种有限调节的“社会市场经济”，从战后到60年代中期，基本上适应了联邦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并迎合了广大居民的心理。

　　第二个阶段，即实行全面调节的“社会市场经济”阶段。从有限调节的“社会市场经济”阶段转到全面调节的“社会市场经济”阶段，其原因在于联邦德国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上面我们说过，从战后到60年代中期，联邦德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是相当迅速的，但到60年代中期，特别是1966年—1967年经济危机之后，它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减慢了，从1960年的9％下降到1966年的2．8％，60年代工业生产平均增长速度为5．92％，而70年代头八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只有2．26％。大规模的失业和经济明显衰退，引起了政治斗争的激化。1966年基督教民主联盟的艾哈德政府倒台，由基督教民主联盟与社会民主党组成新政府。

　　在这种形势下，要求国家干预经济的呼声日益高涨，于是联邦德国政府奉行弗莱堡学派新自由主义理论与政策主张就进入了第二阶段。

　　为了克服经济的停滞与大量失业，联邦德国垄断资产阶级要求国家对经济进行全面干预。例如，1974年“化学、造纸、陶业工会联合会”曾向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建议，对受危机打击最严重的制铝工业和化纤工业采取直接的指导投资政策。这个建议虽未被接受，却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主张国家进行全面调节。如哈麦尔和克垴夫就曾指出，实践已经证明，联邦政府“所采取的经济政策手段还是不够的，还不能同时达到稳定经济所需要的四个目标：稳定的价格，高就业率，外贸的平衡，持续的较快的增长。对两种体制的前景做一番比较，人们得到这样的结果，即在中央计划的制度条件下更容易达到这些目标。”

　　弗莱堡学派的新自由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破坏自由竞争基础的垄断组织，在经济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他们感到自己以前所宣扬的有限调节的“社会市场经济”，已经不能克服危机和失业，不能防止环境污染，不能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和保证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他们还考虑到，当时联邦政府已经实行的“反周期”政策，经济结构改革政策以及经济“计划化”等，也不得不考虑将其纳入他们自己的理论之中。于是，他们从“有限调节的社会市场经济”转到了“全面调节的社会市场经济”。他们所谓的“全面调节”，其实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调节，旨在扩大和加强国家对再生产过程的作用，发展国家的企业精神，扩大国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扩大国家支出，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特别是通过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和预算赤字的财政政策来影响总需求，制定包括一系列重要国民经济综合指标的长远规划，对经济进行全面调节。

　　第三个阶段，即80年代以来，又重新回到艾哈德时期的“社会市场经济”阶段。联邦德国在克服了前几次经济危机后，于1980年4月，又爆发了一次更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也引起了政治危机，1982年10月，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和自由民主党联合组成新政府。新政府指责前政府所实行的经济政策，国家拿得太多，花得太多，管得太多，结果严重损害了私人企业的利润收入，削弱了投资的意向和力量，挫伤了人们的“进取”精神，豢养了一批“寄生虫”，因而他们自己在《促进经济稳定和增长法》中所规定的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四大目标全部落了空。因此，新政府认为，要扭转这种局面，就必须重新回到艾哈德时期所实行的“多市场，少国家”的有限调节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与政策轨道上去。

　　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劫后余生的德国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在美、英、法三国占领军管制的联邦德国土地上，原先的住宅和许多城市在战火中变成了废墟和瓦砾堆，根据当时一些英国人的估计，仅清除西柏林市的场地就需要30年。另外，还有数百万无家可归的难民需要安置，食品供应匮乏，加上不法商人的投机倒把，严重的通货膨胀加剧了经济生活的混乱和困难。根据1945年8月波茨坦决议所附的第一个工业计划和1947年8月美、英、法军管当局公布的第二个工业计划规定的经济发展速度，当时有人估计：“每个德国人每五年才能有一只盘子；每十二年有一双鞋子；每五十年有一套衣服；每五个孩子中间只有一个能用上自己的尿布；每三个德国人只有一个能有机会躺在棺材里埋葬。”

　　全国上下笼罩着一片悲观气氛。但是，战后的联邦德国政府奉行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与政策的结果，却使联邦德国经济获得了迅速增长。在40余年的时间内，把一片衰败的联邦德国建成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强国，不得不承认其发展速度是相当迅速的。这当然是与其特别有利的国内外环境有关，如德国西部原有的工业基础较好和技术力量较强，美国出于战略需要所作的大量援助，以及新的科学技术的作用等等。同样，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其所奉行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的作用。

　　四、弗莱堡学派评说

　　（一）缺陷

　　弗莱堡学派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与政策主张，可以说是对亚当•斯密及其以后资产阶级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具体条件下的应用与发展。因此，有人曾把实践这一理论的杰出代表艾哈德看作是“亚当•斯密的顽强化身”。然而，这仍然不能掩饰其理论当中的内在缺陷。

　　首先，就弗莱堡学派这套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说，那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这集中表现在他们的所谓“理念模型”学说上。弗莱堡学派的“理念模型”只是“想象的典型”，而不是现实的反映。在他们看来，这种想象的典型是永恒不变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并不与一定历史时期相联系。因此，这一学说完全避开了对划分历史时期和社会经济形态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关系性质与所有制问题，而且还力求避免使用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特点的一切术语。例如，欧根在解释为什么企业称为“机关”，称企业主为“机关领导人”时说：“我们不说企业和企业主，而说机关和机关领导人，因为企业和企业主这些字眼使人想起‘资本主义’时代，因而它们有一定的历史色彩。在确定‘理念模型’时，一定要避免这种色彩。”这就清楚表明其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性质。

　　其次，弗莱堡学派倡导这套理论和政策主张的目的，是为垄断资本服务，反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一是他们利用广大群众对希特勒法西斯统治深恶痛绝的心理，把社会主义经济与希特勒的法西斯统制经济完全等同起来加以攻击，别有用心地把古埃及法老奴隶制经济、封建采邑经济、希特勒军国主义经济和现代社会主义经济都归属于“中央管理经济”，把社会主义经济说成是“包罗万象的”、“全面的”垄断组织，“超垄断组织”等等，其反社会主义的用意是很明显的；二是他们把工会看作是“非常危险的垄断联合”，是“社会或自由市场经济”的障碍，因此，他们利用对垄断的批评，来打击和瓦解工会组织，妄图使工人脱离反对垄断资本统治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三是他们无论是反对国家直接干预再生产过程的作用，还是实行“全面调节的社会市场经济”，都是以维护西德垄断资本的统治利益为转移的。其实，他们所谓的“有限调节”或“全面调节”，实质上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调节。

　　（二）启示

　　弗莱堡学派所倡导的理论和政策主张，确实适应了西德垄断资本统治利益的需要，有效地促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其中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规律的某些具体管理方法和措施，对我们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也是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主要有以下几点启示：

　　首先，是关于如何处理经济自由与政府干预之间关系的问题。艾哈德在概括它所奉行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与政策时指出：“西德（原联邦德国）并没有采用过什么秘密科学。我在事实上不过实践了发展西方各国的现代经济学原理，把漫无限制的自由与残酷无情的政府管制两者之间长期存在着的矛盾予以解决，从而在绝对自由与集权之间寻找一条健全的中间道路。”在艾哈德等弗莱堡学派的新自由主义者看来，要繁荣经济，实现全民福利这一社会目标，就只有走自由竞争的道路，而作为经济和社会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的政府，却只需对国民经济作适当的干预和调节即可。德意志民族不愧是善于思考的民族，它承认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但对干预什么和干预的目的等问题，却作出了自己的选择。联邦德国对经济的干预，不同于其他工业发达国家采用扩展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解决优于市场经济本身的弊端所造成的需求不足，而是强调对市场运行本身的环节加以调节性的于预，以维护市场竞争机制的健康运转。它既不相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活动能维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又不主张用行政手段去扭曲市场运行规律。这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很有启发的。

　　其次，是关于稳定通货与物价的问题。艾哈德等弗莱堡学派的新自由主义者认为，保持币值与物价稳定是商品经济得以灵活运转的前提条件。因此，他们主张无论在经济萧条、失业严重的场合，还是经济繁荣、充分就业的形势下，都应保持通货与物价的稳定。如果滥发纸币，采用通货膨胀的做法，则无异于暗中窃取别人的钱财，这是最卑劣的行径。联邦德国自1948年进行货币改革、放开价格以来，始终注意保持币值与物价的稳定，赢得了经济繁荣、政局稳定的成功经验，有力地证明了经济改革和通货膨胀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所谓温和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决不是无条件的。事实上，保持币值与物价稳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和模式的转换，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追求高速度，往往形成投资膨胀，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屡屡发生隐蔽性通货膨胀的原因。这种在旧体制下潜伏着的通货膨胀，当体制改革放开价格后就会猛烈爆发，使改革名存实亡。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曾为通货膨胀所困扰，波兰甚至因物价上涨而发生社会骚乱。因此，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始终把稳定物价、消除通货膨胀放在首要地位。

　　最后，是关于发挥创业精神的问题。艾哈德自己在总结联邦德国经济复兴所取得的成绩与经验时指出，这是“全体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如果德国这个例子对别国有些价值的话”，那就是在社会市场经济原则下，“有机会来发挥个人创业的精神和能力”。艾哈德所总结的这条经验，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是很宝贵的。我国经济改革的成败，归根结底也取决于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果每个公民的智慧、能力和创业精神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那么我国的经济也就一定会兴旺发达起来，人民群众也就能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了。因此，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国家的首要职责也就在于消除一切阻碍人的积极作用得以发挥的不利因素，让每个公民自行实现其价值。正如联邦德国经济复兴的经验所证实的，只要创造了一种使人人有机会发挥自己创业精神和能力的环境，任何民族都可步入繁荣之途。

　　第三节 伦敦学派

　　坎南和罗宾斯在伦敦学派的形成和发展阶段过程中都曾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因而介绍坎南和罗宾斯在经济理论方面的观点，及其在坚持经济自由主义立场之时，对一些具体的经济问题的看法，是有意义的。

　　一、坎南的经济思想

　　坎南作为伦敦学派的奠基人，其主要的贡献在于编校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研究和讲授经济学说史、传播古典自由放任的思想、以伦敦经济学院的讲坛为阵地培养学生、为伦敦学派的创建打下基础等方面，而在理论上的创建和影响并不很大。与罗宾斯、哈耶克相比，似乎要逊色得多。

　　（一）在分配理论方面的看法

　　斯密在《国富论》中正确地分析和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与资本主义社会三大基本阶级相应的三种基本收入———工资、利润和地租，并认为利息、租金等其他收入，也是由此派生出来的。从这里不难看出，这种认识在实际上已触及到了剩余价值的分配形式以及来源和本质的问题。这种把阶级的划分建立在分析作为阶级依据的经济范畴的基础上的看法，相对于斯密以前的经济学家来讲，无疑是一种进步。坎南在编辑斯密的《国富论》时，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斯密的这种看法，而是认为：“分配理论……并不是此作品的本质部分，因而只要删去第1卷第6章的一些段落和散见在其他部分的若干行字，就可以容易地省略去这一方面的内容。”“按照坎南的理解，斯密偏离了他原来本应该写的真正的目标（专门的分配理论），而滑入了一场把分配‘作为他的价格学说的纯粹的附属物或推理结果’的辩论。因此，‘虽然亚当•斯密声称每年生产的全部产品被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因而显然是指总工资、总利润和总地租，但是《国富论》第1卷的最后4章所指的却是按人头的工资，按百分比的利润和每英亩的地租’。”虽然坎南是如何理解这一问题的，人们难以从坎南的有关著作中得出确定的结论，但坎南持有这样的观点：“声称一种能被人们正确理解的分配理论，需要对工资、利润和地租在生产总额中所占份额作出解释而不是解释工资、利润和地租各自的比率，他把这称作虚假分配……”

　　（二）货币理论

　　针对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废除了金本位制后严重的经济局势，直接导致了政府考虑是否恢复金本位制的问题，英国的经济学家分成了两大派别。一派是以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凯恩斯为首的反对恢复金本位制的经济学家，另一派是以坎南、格雷高里为首的伦敦学派，他们坚决主张恢复金本位制。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伦敦学派与剑桥学派的首次分歧，也被认为是伦敦学派形成的起点。

　　坎南认为，恢复金本位制的理由主要是：①对通货的需求，不同于对一般商品的需求。坎南这个论点的基础是边际效用论，即边际效用对黄金和一般商品的作用是相同的，而对于通货却是不一样的。坎南指出：“边际效用对黄金（无论是就它的普通用途而言还是就它作为通货而言）所起的作用同对其他商品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如果黄金相当便宜，它会被用作屋顶，并且许多过去因财力不足而用不起黄金制成器皿的人，也将拥有金制器皿了。这个道理不难理解，但要了解边际效用如何适用于通货，可能有些困难。我们能说英镑变得比较充裕时英镑的价值就下跌，它的边际效用就减少吗？边际的购买者或边际的购买在哪里呢？需求弹性在哪里呢？”坎南还认为：“任何人都会立即为其他单独物品的数量所满足，却不会为金钱的数量所满足……金钱可以交换其他的物品……”从坎南这一被格雷高里认为是他货币理论的“最主要之点”中不难引申出，坎南实际上否定了那种认为货币数量增多，其价值就会减少，从而物价就会上升的观点；②物价水平并非只受货币数量的影响。坎南认为，影响货币价值的因素是十分复杂的，不能认为仅受货币数量的影响。他以批评的口吻说道：“货币价值的数量理论只把数量当做货币价值可能依存的条件，而其他条件（包括需求）则被视为不变”；③对通货的管理是有害的，也是无效的。坎南把中央银行管理通货的手段——利率调整、控制信贷规模，看成是对自发运行的市场经济的人为干扰。例如，坎南曾指出，在实际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并非中央银行“合适的”贴现政策产生“合适的”货币数量，而恰恰相反，是通货发行所受的限制迫使银行采取适当的贴现政策。中央银行控制信贷数量的政策与货币数量之间的关系，也与上述的作用相同，不是对信贷数量的控制产生“合适的”货币数量，而恰恰相反，是通货发行所受到的限制迫使银行去控制信贷数量；④只有恢复金本位制才有助于经济稳定。针对前述的难以解决的问题和不适宜的政策，坎南认为若恢复金本位制，就能使货币流通数量自然地受到控制，既达到了保证物价稳定的目的，也不需要人为地干预自然运作的经济生活。不难看出，坎南所提出的货币政策是有针对性的，他在坚持经济自由主义立场的同时，从根本上否定了凯恩斯通货管理的理论基础——货币数量论，也否定了凯恩斯通货管理的重要政策———货币政策。

　　（三）经济危机的理论

　　坎南的经济危机理论主要包括他对经济危机的成因分析和对策研究。1929年—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大危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激烈的争辩和大的分化。持经济自由主义立场的坎南认为：

　　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是在工会垄断的情况下，妨碍了工资的下调，从而破坏了市场的力量，使雇主难以雇佣更多的工人，造成了大批工人的失业。如坎南在1932年发表的《对劳工的需求》的文章中曾这样认为，在一个工厂或一个工业部门的就业中，如果对产品的需求是有弹性的，则在工资率较低的情况下，能够雇佣较多的工人。从全社会来看，因对产品的需求也是有弹性的，因此，如果工人不要求太高的工资，就可以雇佣任何数量的工人，直到充分就业为止。

　　十分清楚，坎南以及伦敦学派其他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的这种解释是十分荒谬的。

　　把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种特有的经济现象归结到工人的头上，不能不认为这是一种偏见。难怪连西方著名的经济学家劳伦斯•R．克莱因也责怪到：“如果这一观点能代表这一时期许多经济学家的理论，那么说凯恩斯体系是革命的还有什么可疑呢？”否定金本位制是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伦敦学派的宣传和鼓动下，英国于1925年4月恢复了金块本位制。金块本位制是一种以金块办理国际结算的变相金本位制，又称金条本位制。金块本位制与金本位制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政府不需要生产金币，金币也停止在市场上流通。流通中的纸币虽然也有确定的含金量，但在兑换中却不能自由地兑换等量的黄金，而只允许购买400盎司重的金块（条）。按当时的金价计算，每400盎司重的金块值1560英镑，一般人是难以购买的，金块只可能在进行国际结算时使用。但金块本位制并没有给英国的经济带来什么福音，在1929年起爆发的经济危机中，金块本位制在经济萎缩、出口困难、贸易逆差等问题面前依然无能为力。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国政府在1931年被迫取消了金块本位制。虽然这一举措表明金本位制已不适应当时英国经济的发展状况，已有明显的消极影响，但此时的伦敦学派依然坚持恢复金本位制的政策，并否认金块本位制是产生经济危机的原因。坎南在1931年出版的《现代通货及其价值》一书的序言中仍然坚持地提到，他仍有必要重复一下在1918年出版的《货币论》中提出的关于金本位制有种种优点的看法，不必放弃它。

　　从上面的分析中不难看出，坎南的经济理论在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中十分突出。除此之外，坎南还在古典经济学时间的划分上给出了独特的定义：上至1776年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下迄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问世。这种划分的方法与通用的标准有所不同。

　　二、罗宾斯的经济思想

　　利奥尼尔•罗宾斯是一位在西方经济学界颇有声望的学者，而且是掌执伦敦学派帅印历史最长的人物。从经济学的角度审视，罗宾斯的主要贡献体现在经济学方法论、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和经济思想史四个方面。

　　（一）经济学方法论

　　罗宾斯在经济学方法论方面的贡献，集中地反映在被称为“20世纪经济学的伟大著作之一”的《论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一书中。英国人丁•沙克尔顿和G．洛克斯利曾概括地讲到：“罗宾斯贡献的实质是什么呢？首先，他直接提出问题：经济学（特别是价值理论）基本命题的基础是什么？第二，他看到，这些命题确实与实践有关；第三，他摒弃历史归纳主义，即以历史说明的概念来支持的理论；第四，他认识到，经济学中受人控制的试验具有局限性；第五，他认为微观经济学的正确性并不依赖于特别的心理学原理。在这一点上，有趣的是他指出，他反对行为主义的部分原因是基于这样的观点：不考虑心理因素就不能恰当地理解主观价值论；第六，他接受这样的观点，在下述意义上经济学是没有价值的：它不依赖于被认为在伦理上恰如其分的个人评价；第七，在书中的不同地方，他都强调抽象的重要性，这种抽象是由一些特定的假设构成的。关于这一点，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他使用了完全预见性的假设，虽然为了其他的目的，比如利润理论，不确定性必定是主导的论题。”

　　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上，罗宾斯坚持抽象的演绎法，反对历史归纳法、心理分析和价值判断。在前面已给出的罗宾斯有关经济学的定义中还可看出，罗宾斯认为，经济学的命题是从各种先决条件中推演出来的结论，最主要的先决条件是以某种方式涉及一些简单的无可争辩的经验事实的全部假设。除了这一种假设以外，还存在另一种假设，这一类假设“只具有更为有限的性质，它们的基础是理论所要解释的一些特殊关系或关系的各种类型的一般特点”。这表明，罗宾斯认为，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中，包括理论假设、概括、特定命题的广泛推论几个部分。还十分重视对经济理论的验证工作。他曾十分简明地谈到：

　　“我们设计理论来解释世界，并要问一问它们在特殊的条件下是否发挥了这种作用来检验它们……经济理论越来越先进和复杂，也就越是迫切地需要对它们加以检验。”

　　对自己提出的这一种看法，罗宾斯后来认为，这一观点过于实用主义了。他曾希望根据第二版（应指他的著作《论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作者注）整理出来的实际情况来解决检验的问题，但却没有成功。他还认为，虽然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要进行经验验证，但至少应该指出决定理论正确与错误的条件。他也强调，真实性与经验的内容有区别，对经济关系的表述与对事实的表述无关。

　　（二）经济理论

　　1．罗宾斯在宏观经济学方面的经济理论

　　罗宾斯作为伦敦学派的领袖人物，在宏观经济理论上长期持经济自由主义观点。他信奉和支持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并在这一方面受哈耶克的影响颇深。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罗宾斯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观点有所变化，转而支持通过控制总需求来达到充分就业的政策，并受到凯恩斯的赞扬。

　　罗宾斯指出，若经济萧条延续的时间较短，那可以通过迅速的削减成本和进行严格的清偿，使困境中的企业较快地恢复元气。但他又指出，认为经济灵活易予调控的理由是没有根据的。在国家的干预下，劳动市场、货币市场和产品市场上都会呈现出刚性的特点，这种现象与分摊成本产生棘轮式的上升效应，出现经济中的刚性和一般性分摊成本递增的现象。因此，即使是罗宾斯在认同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时，在他为政府确定的避免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政策时，他也十分小心地没有把这个目标与达到充分就业的政策联系起来。罗宾斯注意到，由于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实施了失业保险制度，形成工资刚性，市场上劳动需求的降低并没能产生工资下降的现象，从而破坏了劳动市场上劳动供给的平衡；政府对价格的干预导致市场上价格的刚性。如此种种的干预结果，使市场机制的灵敏度下降，供给、需求以及供求确定的价格，都不能在受到外来冲击时作出迅速的反应，其结果必然导致萧条时间的持续。罗宾斯还认为，30年代发生的大萧条不能够过多地归结在总需求的崩溃上，并同意哈耶克的看法，认为经济出现问题的原因是储蓄的短缺，从而导致在经济繁荣成熟之前就已夭折。他分析到，在以生产迂回为重要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价格的变动容易形成生产结构的扭曲，流入生产品行业的新的支出，必然也影响到消费品行业，又从消费品行业抽走资源而促使价格进一步上涨，并又反作用于生产品部门。在储蓄短缺的条件下，建设项目投资所需的额外资金没有保证，为经济的崩溃创造了条件，消费品部门价格的上涨又加剧了经济崩溃的过程。根据自己的分析，罗宾斯认为，在任何时候，需求和消费的不足都不是危机的根源，只要价格与成本变动一致，企业的获利能力和发展就不会遭到破坏。最大的问题是价格与成本运动的不一致，它是经济出现问题的主要根源。由此可见，在这一时期对经济危机原因的分析，罗宾斯与凯恩斯的看法存在本质的区别，罗宾斯的分析特征秉承了伦敦学派的主要特点，属于经济自由主义的范畴。

　　他一度支持的传统理论忽视了深深植根于市场经济中的动荡因素，致使他对经济的分析显得肤浅，而凯恩斯的理论把他从沉睡于教条主义的状态中惊醒。

　　到了1971年，他在《一位经济学家的自传》中作了更加深刻的反思：“问题出在人的智力上。我已经成为理论结构的奴隶，如果不是在逻辑的一贯性上存在固有的缺陷的话，这种理论结构完全不适合于已经发展了的形势，所以它使我做出错误的判断。我认识到，这些结构引出的结论对实践毫无用处。但是过去我相信它们是有根据的，所以我的职责是根据它们提出政策建议。”作为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在其晚年的时候，能大胆地承认自己理论的不足，并诚恳地解剖自己，不能不使人钦佩。两位英国人在谈到罗宾斯的这段反思后，曾引用了凯恩斯对罗宾斯的评价。

　　2．罗宾斯在微观经济学方面的经济理论

　　在微观经济学方面，首先值得介绍的是罗宾斯对马歇尔“代表性企业”概念的不懈抨击。大家知道，马歇尔经济学说在方法论上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局部均衡分析，而这一方法所建立的均衡价格论和关于需求和供给的分析，成为了西方经济学中微观经济分析的理论基础和主要内容。而在他的分析研究过程中，可能是为了研究的方便，他是以个别市场、个别商品或个别企业为对象的，并为了避免面对无数个差别很大的企业，马歇尔提出了“代表性企业”的概念。

　　马歇尔认为，一个代表性企业，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普通的企业。但是，营业上所说的“普通的”这个用语，却有许多不同的解释。而一个代表性企业是特殊种类的普通企业，为了要了解大规模生产的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在所说的工业与国家中，一般地已经达到怎样程度，我们需要研究这种普通企业。可以这样认为，“所谓代表性企业，既不是指新兴的企业，也不是指衰老的企业，在某种意义上说，代表性企业是一个平均企业。它是在对全体企业进行广泛观察，精心挑选出来的，它的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保持着平均水平。”

　　但罗宾斯认为，对厂商的均衡和行业的均衡理解中，不必要用“代表性企业”这样一个概念，因为在一个均衡的、不断变动的环境中，代表性企业难以确定。他这种看法取得了成功，以致一度把这一概念从微观经济学的教科书中删了出去。但在近来的研究中，人们又开始认同马歇尔的观点，并认为，罗宾斯的不正确看法，主要是他没有很好地理解马歇尔在处理动态问题方面作出的努力，也没有理解“代表性企业”对于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有巨大的帮助。尽管这样，罗宾斯对马歇尔这一观点的看法，依然被认为是他作为理论家，在经济学方面的贡献。

　　罗宾斯在论述供给方面的理论，特别是在劳动供给方面的看法，也在其微观理论上有着特殊的建树。他的论述如下：

　　收入等于工资率（单位时间的工资数）乘上工作时间：Y＝W•L

　　这里，Y：收入；W：工资率；L：工作时间。

　　从上式不难推出，收入的变化率等于工资率的变化率加上劳动时间的变化率：

　　Y＝W＋1（用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各自的变化率）

　　将上式两边同除以1，则得到：

　　Y／L＝（W＋1）／1

　　罗宾斯把Y／1看作收入需求弹性，即收入需求变化与劳动时间变化的比值。

　　若收入需求弹性大于1，那W与1必然有相同的符号，也就是随着工资率的变化率而变化，劳动时间的变化会有相同的方向。如工资率向正的方向变化（即工资率增长），劳动时间也会向正的方向变化（即增加劳动时间）。这可以通俗地解释为：随着单位时间工资数量的增加，人们也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投入劳动。

　　这个公式就是被罗宾斯自称为被人们广泛承认和接受的公式。

　　罗宾斯又给出了收入价格的定义。他认为，收入价格的单位是用时间来表示的，它是工资率的倒数（即1／W）。容易看出，由于收入价格被表示为工资率的倒数，工资率越高，要取得一个单位的收入所花费的时间就越少，即努力的程度就越低。在一般的情况下，收入需求将同收入价格呈相反的方向变化。劳动时间的供给决定于收入需求，也与收入价格或者工资率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就是人们所认为的：“虽然他没有明确地把工资变化划分成收入和替代效应，但他明确地指出了实际工资率变化所引起的工时数的变动迹象模糊不清的原因。”

　　在序数效用和基数效用问题的争论中，罗宾斯坚持序数效用论。因为他认为，效用产生于人们的主观评价，不可能依此建立客观的度量和比较标准。据此理由，罗宾斯反对消费者剩余的观点，也反对福利经济学的创立者阿瑟•皮古依据边际效用价值论引申而得到的福利经济学。并认为，皮古把收入均等化看作增大社会福利的途径，也是建立在边际效用的主观评价上的，因而同样不具备客观的性质，由此而得到的种种政策只是伦理的改革，而不是经济政策。

　　（三）经济政策

　　受自己信奉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罗宾斯主张的经济政策明显带有要求政府减少干预，提倡自由竞争的特色。但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为分野的两个时期，罗宾斯的理论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这就构成了罗宾斯经济政策的重要特点。这一特点如同《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所描述的：“罗宾斯在经济政策的讨论中所提出的观点，在其整个生涯中基本上是始终如一的，尽管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早期思想的纯正性有所搅乱。他的主要政策主张，笼统地说，是倡导经济自由主义。但罗宾斯倡导经济自由所依据的理由，并非因为市场解决方法比集体主义或干预主义计划拥有一些理论优势或先天优势，而是凭经验认为，自由主义的办法似乎是有利于把自由与效率结合起来。在他的早期著述中，例如《战争的经济原因》（1939年）和《阶级矛盾的经济基础》（1939年），他采取了极端自由贸易的立场，正是这种立场和对宏观理论的争论，导致了本世纪30年代他同凯恩斯的冲突。他后期的著作表明，他比以前更为愿意在特定的例外场合限定经济自由主义。除其他措施外，他还支持实行贝弗里奇计划、高等教育津贴、艺术津贴、控制艺术品出口、进行综合的宏观控制以达到充分就业。也许从《和平与战争时期的经济问题》一书中可以找到他对自己的政策主张的最全面阐述。”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人们普遍认为罗宾斯在宏观经济学和政策上的主张在20世纪40年代就逐渐接近凯恩斯观点后的1963年，罗宾斯出版了他的著作《政治学和经济学》。在这本书中，他以新自由主义的口吻，论述了“机会平等”的问题。罗宾斯的看法是，“机会平等”与“收入和财富的平等”是不相同的，“机会平等”的意义在于，让人们在自由经济体制中有同等的竞争机会。他强调指出，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如果用若干法定的或等级的限定来否认他能从事特定的事业，那是极不相宜的，因为这样做违背法律上的平等这个原则。假若对一个人只因其家庭环境的关系，而其他条件都充分具备，就否认他有与其同伴尽量地进行竞争的机会，那是一件不幸的事。我们认为，这种情形在道义上说是不合适的；而且我们又认为，在经济上说是不合算的，因为这样就不能做到人尽其才。他还谈道，机会平等是一个良好的目标，它有广阔的前景和丰富多彩的内容。虽然我们不想牺牲一切去争取它，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珍惜它，也不意味着我们不打算用一种不那么有破坏性的方式去努力实现它。“平等”和“平均”历来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内部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诸多经济学家对新自由主义攻击的一个目标，就是认为新自由主义只讲效率，而丢掉“平等”，只讲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不讲“收入的平均化”。罗宾斯的观点证明了，在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重要的争论点和分界线上，他始终坚定地站在经济自由主义的立场上。这正如胡代光、厉以宁教授在评价罗宾斯的上段话所谈到的：“新自由主义在这里所谈到的采用‘不那么有破坏性的方式’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反映了它对政府干预的一种基本看法，也就是说，政府的干预即使在促进‘机会平等’（更不必说促进‘收入和财富’平等）方面，也只能被局限在十分有限的范围之内。它认为，如果超过了限度，同样会带来‘不平等’。”

　　因此，虽然罗宾斯经济思想在二战前后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在坚决反对或支持国家干预的经济政策上也有所不同，但正像前面《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所阐明的：“他的主要政策主张，笼统地说，是倡导经济自由主义的。”

　　（四）经济思想史

　　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是罗宾斯十分感兴趣的问题，在这一方面，他通过撰写书籍和日常的教学活动，也有所建树。

　　在罗宾斯1952年出版的著作《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济政策理论》中，他谈到了英国的一些古典经济学家有关自由经济制度调节过程的问题。这就是用来补充这一过程的，但又允许这个过程继续下去的经济政策。而且认为，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家已的确认识到了经济波动的存在，发现了通货膨胀和收支平衡的困难，并认为国家的经济职能好像不包含稳定的作用。这些人粗糙的理论，不论是用规范的方法，还是用实证的方法所形成的观点，都想当然地认为，这种制度可以自动地达到均衡，由此而形成的经济政策也是以这种构想为理论基础的。也是在这本书中，罗宾斯提出，若把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全部假设都放到他们的逻辑结构中去，这些人都不是坚持自由放任的极端主义者。他坚持以对自由放任苛刻和严厉的约翰•拉姆赛•麦克库洛德和约索•威廉•西尼尔为例，前者谈道，在任何情况下，求助于（自由竞争的原则）具有更多的应声虫的政策味道，而较少政治家或哲学家的政策味道。后者宣称，政府的职责是做一切有助于人民福利的事情。对罗宾斯在经济思想史方面的这一发现，人们的评价是：“罗宾斯即使不是令人完全信服地，也是颇具说服力地指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并不拘泥于欧洲大陆的自由放任主义，而是把经济关系的自由看成是一般的原则，可有许多特定的例外。”在罗宾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著作中，1958年出版的著作《罗伯特•托伦斯与古典经济学的演进》，也受到了人们的关注。

　　三、哈耶克的经济理论

　　哈耶克作为一位曾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著名经济学家，作为一名研究方法极为特殊的和有争议的人物，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不仅独创了自己所特有的经济理论研究方法，而且在诸如货币理论、经济周期理论、资本理论、自由放任的思想等重要的经济理论方面，都有卓越的贡献。如诺尔曼•P．巴里认为：

　　“在长期卓越的学术生涯中，哈耶克对多种学科，包括经济理论和政策、心理学、法律以及政治和社会哲学，都做出了很多重大的贡献。尽管哈耶克的著作涉及众多的领域，但是他的社会哲学构成了一个‘体系’，其中早期论述纯经济理论的著作可以并入论述法律、心理学、方法论和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的著作之中。这个政治经济学的‘体系’部分是重新阐述18世纪斯密和休谟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但也吸收了很多现代社会科学的宝贵财富，最著名的是奥地利学派对经济理论的贡献……”

　　（一）经济与社会科学

　　C．卡凯塞斯曾这样评价过：“在诸如大卫•李嘉图等思想家把人类的问题看成商品的稀缺、正义原则的使用和劳动分工的时候，哈耶克却认为主要的问题是了解如何在一个复杂的环境中运作，因为这些被认识到的任何看法仅为其中的一部分。”

　　卡凯塞斯的看法准确地描述了哈耶克对经济问题探讨的重要特征，即把经济理论问题仅看成社会科学的一门，是复杂的人类活动的一部分。这种与诸多经济学家不同的看法，既开创了哈耶克研究经济问题的主要途径是把经济理论问题与道德科学、伦理、政治学、法学、哲学等多门学科联系起来研究，也使哈耶克在自认为研究经济纯理论的过程中，充满了意识形态、个人哲学观念的色彩。

　　1．信息的含意

　　哈耶克认为，人的生命的形成即带来了遗传的天资，但人后来的知识却是由相互之间的行为、经历和反应所形成的。这类直接的知识是通过利用人类语言和交流的技能得到的，这也是人类获取知识的第二源泉。文化条件、制度准则和人们的关系也会对人们的见解加盖印记。在一些场所，人们往往会检测自己所获知识的状况，他会认为这是自己的所得，而不去注意自我知识的进展是过去所获信息的积累。被人们所忽视的、非直接信息的客观流动，按不可置信到完全真实的排列分类，并完全不顾及信念的标准。

　　信息是可以理解的，但只有在相对熟悉的情况下才可能做到；信息是可以领会的，但只有在与我们自己的见解相似时才可能做到；信息是流动的，但只有在我们能用自己的认识去理解，才可能发现这一切。根据哈耶克的这种看法，发现由已存在原理框架中的同一的潜在过程所构成。科学方法的根本共性是：

　　全面的概念惟一的原意是天生就不可能被理解的。哈耶克的这种认识是其研究经济学的、极为有特色的方法论。这正如人们评价的：“哈耶克思想体系的核心与社会科学中关键的认识论问题有密切关系。最重要的是，他坚持认为，一个人或一个组织所能获取的知识量必然是有限的……”

　　2．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

　　关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哈耶克认为，它们之间在研究的对象上是完全不同的，因而也就构成这两类科学研究方法的不同。

　　哈耶克指出，解释和预测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用于提高人们理解力的规律（理论）会有助于人们弄清楚可能带来什么（进行解释），也可能会导致什么（进行预测）。经验论验证了的种种模式可用来进行预测，但这要取决于特殊的环境和经验数据的状况。也就是在数据不足难以进行预测时，预测将不能单独地使用，但理论（模式的知识）还是有用的。在理论缺乏实践内容时，“假设的预测”是可能的，这如同哈耶克所说的：“预测可依赖于尚不可知的事件。”

　　哈耶克还认为，自然科学研究的是事物之间的关系，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与事物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根据简单和复杂的状况，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在各自的方法上必然存在着差别。这也就是哈耶克所强调的两门学科之间的差异：“自然科学涉及的是相对简单的现象”，而社会科学涉及到“生活、精神和社会”的更为复杂的现象。至于简单和复杂的定义，哈耶克认为，简单（和复杂）由“为了形成不同领域中结构的特有模式，而必然在公式或模型中出现的不同变量的最少数量”所确定。正是这些变量（或数据），决定了在不同的环境中由理论所描述的模式的特殊形式。

　　从一般的原理看，增长的模式和复杂系统的函数都有发现的可能，但对一些特殊现象的全部事实不可能了解的状况，却会造成对特殊问题预测的失败。

　　一些适用于简单现象的科学定律的概念，也就是仅与诸如原因和结果两个事件发生联系的规则，就很少用来解释复杂的现象。哈耶克在强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区别的同时，也强调了这种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的差别，并不意味着一门科学会比另一门科学更为科学。如果认为自然科学似乎远比社会科学先进，其根本原因是自然科学涉及的现象要简单一些。而社会结构理论最初的成果已表明，涉及到人类相互影响的一些事情，由于其受到人们不能完全了解的具体环境的影响，而出现“理论提供的判断力，人们生活中任何事件对他们今后任何行动的一些影响，都会使我们不可能把理论的知识用于预测特殊的事件”。精确预测和控制的完美方法，通常取决于社会科学能及的范围。

　　3．客观与主观的知识

　　通过在各组成部分之间确立明晰关系的方法，自然科学已在世界上成功地实现了“图像感觉”的替代。凭感觉分类的方式之所以被科学的方法所替代的原因就是，这种方法在解释表面上相同的对象的行为的不规则问题时，通常是不充分的。哈耶克把这一重新划分对象的过程视为“自然科学最有特色的方面”。例如，颜色和声音按照相应的频率和振动的波长定义，形成可见光和不可见光，以及可听见和不可听见声音的区别。但是，诸如在物质刺激和人们感受之间会有严格一致的见解是站不住脚的，也就是说，没有理由相信，展现在个人面前的世界状况会成为整个物质世界自身状况的代表。然而，就自然的秩序而言，组成现象的元素是可能进行客观度量的。但哈耶克还是认为：“当然，我们的知识是不完备的。”

　　哈耶克为了证明他的看法——认为所有的人的知识都是相同的假设已成为社会科学中错误的固有来源，曾作了这样的说明：众人认为魔术的魅力实际是假的客观知识一定与相信魔术的个人的认识无关。同样，若有人在工作的任何时候在颈项上都戴着链子，这种客观的情况将不能告诉我们任何社会的有关内容，所能得到的有关知识仅是，这戴着的链子是一种奖励，还是一种惩罚，不仅人们的行动是为了客观的目的，而且只有在人们考虑到所有社会制度，才能理解人们与社会制度的关系。因此，了解参入任何活动的那些人们的意见是基本的要求。反省是社会科学发挥作用的基本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关系的重要性必须立即明显地显露。调查非故意的有关联活动的结论，耐心的努力是最为一般的要求。

　　从上面艰深晦涩、不易了解的哲学方法论的探讨中，人们一定会问，作为著名经济学家的哈耶克，为什么会如此花费精力去研究哲学的方法论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别呢？曾就读于哈耶克门下的中国学者（从台湾到美国去的）林毓生先生在其回忆录《海耶克教授》中曾作过这样的评述：“在伦敦大学（伦敦经济学院———作者注）执教以后，海氏（指哈耶克）发现英国知识分子中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竟和从前他在维也纳时所见到的现象如出一辙。他深切意识到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西方文明实在面临了普遍的威胁。1925年海氏主编《集体主义的经济计划》开始攻击社会主义计算的基本谬误。1939年出版《自由与经济系统》的小册子，指出国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基本共同之点，以及它们的计划经济与个人自由的不相容性。可是大多数英国知识分子并不了解海氏所谈的内容，问题已根深蒂固，非纯理论的说明所能解决。社会主义之如此流行与19世纪以来社会思想中的实证主义以及科学方法之被普遍误解关系很大。

　　海氏1941年在《经济学》发表《科学的反革命》指出圣西门及孔德所提倡的实证主义对西方知识分子的影响。这种实证主义是由于对自然科学征服自然的惊人成就的误解所导致。1942年、1943年、1944连续三年在《经济学》发表《唯科学主义和社会的研究》，从方法论的观点，说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性质上的根本不同。”

　　由此可见，哈耶克对哲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差别的研究，是他深感社会主义思潮危及资本主义制度时，企图唤醒“民众”的需要，也是他否定计划经济体系以及后来全盘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铺垫。

　　4．唯科学主义

　　为了进一步划清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界限，力图表明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经济学固有的特殊性，哈耶克使用了“唯科学主义”和“科学的偏见”这样的专用字眼给“照葫芦画瓢的方法”进行了标注。“科学”这个词组起源于19世纪前50年，有特指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含意。受物理学和生物学巨大成功的影响，其他科学领域也开始模仿物理学和生物学的方法和语言。哈耶克对此现象曾这样说过：“在近120年的时间中，在科学方法上的模仿，而不是在精神上的模仿的做法，现在已控制了社会科学的研究。这对于我们理解社会现象几乎没有任何帮助。”

　　在自然科学直接地集中在自然现象的领域，研究工作可以从其构成的状况对要素进行推论，但这种方法在社会科学中是否定的，社会科学必须直接从个体态度的研究中去发现“结构连贯性的原理”。

　　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用在社会秩序的调查中，是唯科学主义的一种错误的企图。由于社会现象是研究的客体，唯科学主义明显的起始点是诸如“经济学”、“资本主义”和“法律体系”这样的有关现象的直接观察，这如同于地质学家对岩石表层新的露头进行观察一样。原则上讲，用这种方法研究社会总体的类别是不行的，其原因是，即使单独的事件在表面上呈现相同的状况，任何单个的样本必须由单独事件的独有集合所组成。不同的复合物不能归类为相同集合的实例。每种集合描绘一个秩序，而这个秩序只能根据反映人类态度的关系进行定义。哈耶克认为：“换句话讲，只有在我们所提及的整体存在，并到了整体的程度，而且已建立了各个部分内在的联系，能用这些关系中建立的模型进行表述时，这样的理论才是正确的。”

　　根据这一看法，哈耶克的信奉者斯蒂尔秉承哈耶克反凯恩斯经济理论的立场，认定凯恩斯的就业理论就是唯科学主义的典型实例。他指出：“为了解释失业（可视为总体）是由总需求不足引起的，为了支持这种分析，确立了投资总量、总收入和储蓄水平间的重要关系，凯恩斯经济学，以及称为宏观经济学的统计预测的这一经济学的遗产，是唯科学主义典型实例。”

　　受奥地利学派的影响，哈耶克对历史主义持批判的态度。在他的经济理论中认为，历史主义是唯科学主义的应用。历史主义是教条，因为历史主义相信，历史是社会经验主义的研究，从历史中可推出一般化的理论。历史主义是荒谬的，因为科学不可能解决所观察到的现象的全部问题。针对历史经验主义者妄图用过去的历史来解释和说明一切社会现象的做法，哈耶克曾讥讽地说：“若我询问，为什么在我的花园中野草以这样的特殊形式生长，将没有单个的理论科学能提供答案。”科学的方法，不论它涉及到多么复杂的现象，它也只可能在有限的方面得到应用。

　　5．经济问题和经济分析

　　“在进行经济研究时哈耶克主张采取演绎法而不是归纳法，这也是和他的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相联系的。在哈耶克看来，社会经济现象中没有一成不变的事情，也没有规则性的变化，有的只是各种个体，因而不能从中归纳总结出公理性经济规律，只能对个别现象、个体行为和个人性质作出假设和概括，从这一假设出发才有可能推导出市场经济与法律秩序的性质。”

　　哈耶克自己也认为：

　　“毫无疑问，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必须使用演绎推理。它们的本质区别在于，在自然科学中，演绎的过程必须从某些本身是归纳概括结果的假设开始；而在社会科学中，它都直接从已知的生产要素开始，并利用它们去发现在不能直接观察的复杂现象中的规律性。可以说，这两种科学都是经验演绎的科学，即从已知的要素中演绎出在复杂现象中不能直接建立的规律性。”

　　在谈及“经济问题和经济分析”时，哈耶克认为，经济决策往往以不完善和不准确的信息为基础。在决策的过程中，却确立了信息是正确和完善这样夸大性的假设。这种方法论，在19世纪后期新古典主义革命以后变得十分流行，它避免谈及“知识的问题”，把经济问题变为在已知的竞争目标间获取一定资源的有效配置，并对此种方法持坚定的否定态度。

　　在资源的使用寿命极为短暂的地方，要将其使用的时间推后使用是不可能的，这是一种限于当前使用的资源，它显示了类似于新古典主义范例的情形。

　　因此，在这有限的范围内，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方法可以发挥作用。但由于绝大多数资源并不存在这类限制，在这些资源涉及的范围内，分析方法会有所变化。哈耶克曾指出，在新古典主义的构架中，为获得“一系列必然是正确的意见”，形式上的分析必然包括同义反复的处理方法，因为这些意见都是我们开始研究时假设的转换。逻辑演绎来自严密详细的假设，这些假设涉及到资源、技术和揭示定义经济方面有效成果理论状况的目标。这种做法可能获得重要的见解，但这些见解仅能与个人头脑中的意向有关。企图把这一逻辑扩展到许多个体相互影响和最终必然互相成功的决策的社会过程，是毫无希望的。只有在靠知识被获取并被传播的以经验主义为根据的进程确立，关于因果关系的命题才有可能取得。

　　6．均衡

　　在西方经济学中，均衡分析是其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一。自1769年由詹姆斯•斯图亚特首次使用以来，这一概念不断地得到使用，也随着经济理论的深化而不断地产生变化。目前比较通行的看法是，经济均衡意味着一种典型的由于应用了某些投入而得到的结果，这种结果符合经济参与者的预期。

　　从均衡概念发展的历史过程看，亚当•斯密、李嘉图、穆勒等人都有其特殊的贡献，但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建立第一个一般均衡经济模型的，是瑞士洛桑学派的代表人物里昂•瓦尔拉。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的基本思想是：“一种商品的需求（以及供给）不仅取决于该商品的价格，也取决于其他商品（替代品或补充品）的价格。就是说，一种商品的需求量（以及供给量）不仅是其本身价格的函数，而且是整个价格体系的函数：D1＝F（P1……PN）。因此，某种商品的价格不能孤立地被决定，而必须和其他商品价格联合着决定。当整个价格体系恰好使所有的商品都供求相等时，市场就达到了一般均衡。”

　　随后，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上占有极为重要地位的马歇尔，提出了局部均衡理论。按照马歇尔的看法，均衡是指相反力量的均势，从而使它们处于相对静止状态。局部均衡假定其他条件不变，一个商品的价格只取决于自身的供求状况，而不受其他商品价格和供求状况的影响。究其马歇尔用局部均衡代替一般均衡的原因，马歇尔自己认为，问题搞得愈小，对它的处理就愈精确，但是它和现实生活也就愈不符合。不过，每次精确地处理一个小问题，有助于处理包含它的那些大问题，而这种处理比在其他情况下要精确得多。时际均衡的概念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由哈耶克、林达尔和希克斯提出的又一个有关均衡的概念。哈耶克在1928年的一篇有关时际贸易和国际贸易（即跨空间贸易）的类比中，提出了时际均衡的概念。林达尔在1929年提出了第一个关于时际均衡的数学模型。“时际均衡把确定Nt出清市场价格作为它的目标（从一个任意给定的短期出发点开始，在基本时间期限t内N项商品的价格）。这个均衡条件定义的主要含义以及把它与长期正常条件分开的主要影响在于，不仅相同商品的价格在不同时间里不同，而且股本不需要按照它的供应价格产生统一的利润。”

　　更具体地讲，哈耶克关于均衡的理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均衡存在的有关条件。关于均衡存在的基本条件和研究的意义，哈耶克提出了如下的看法：首先，他认为，均衡只有局限在单个人的行为分析时才会有明确的意义。哈耶克指出：“我必须要先表明，均衡的概念如果应用于单个个体的行为时，就会有明确的意义。”

　　他又说，长期以来我总是感到，我们在纯粹分析中所使用的均衡概念本身及方法，只有局限于单个人的行为分析时才有明确的意义。当我们将其应用于解释许多不同个体之间相互作用时，我们实际上正在步入一个不同的领域，并悄然引进一个具有完全不同特征的新因素。

　　从这里不难发现，在哈耶克的均衡理论中，依然坚持了他的方法论中特有的个人主义色彩，在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上，强调个体推知集体，集体由个体构成的观点。哈耶克还说道，从我已说明的观点看，在我们使用均衡的概念来描述一个人的不同行为之间的相互依存这个意义上，该概念不可立即应用于不同人们的行为之间的关系。从现实的情况看，人的社会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大系统，那在面对社会、面对人类，以及面对人们之间的竞争时，又如何使用均衡这个概念呢？哈耶克认为：“如果在某个时期中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都是在执行其各自的个人计划，并且这些计划在这个时期的开始就由个人所决定，那么此时就会存在均衡。”

　　“对一个社会而言，我们可以谈及它在某一时点的均衡状态，但是这意味着，只是在人们所制定的不同计划有利于一致的行动时，这些计划才彼此相容。而且，一旦社会达到了均衡，那么只要外在事实与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预期相一致，这种均衡就将继续下去。”很明确，有关社会的均衡，哈耶克把其建筑在个人所决定的个人计划，不同的计划一致的行动和外在事实与共同预期的一致三个方面。其次，哈耶克认为，均衡与人们所掌握的知识有密切的联系。哈耶克指出，于是我们必然会得出结论，为使均衡成立，他必须拥有有关的知识，是因他起初的地位而必然获得的知识及他后来制定的计划。这肯定不是所有的知识，如果他偶然得到这些知识，它对他则是有用的，并会导致他计划的改变。只是因为某些人没有机会了解事实，因此我们才能很好地拥有一个均衡的状态，如果他们了解事实，就会导致他们改变计划。或者换句话说，均衡仅仅以人们在试图执行其可能达到均衡的初始计划的过程中确定获得的知识为基础。均衡是外在事实与共同预期趋于一致的一种现象，为使预期与外在事实相一致，对于制定计划的个人来讲必须具备把握外界条件和事物预期的知识是至关重要的，而个人知识的变化也必定对均衡产生影响。

　　（2）均衡与时间的关系。均衡与时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即时际均衡，是哈耶克等人创造的均衡理论的基本点。哈耶克指出：“因为均衡是一种行为之间的关系，而且一个人的各种行为必然是即时相继发生的，所以，很明显，要想赋予均衡这个概念任何意义，时间的描述都是极其重要的。这点值得一提，因为很多经济学家在均衡分析中似乎都没能发现一个处于均衡当中的时点，所以他们声称均衡必定是个没有时间概念的问题。在我看来这好像是无稽之谈。”

　　可以这样认为，在时间与均衡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就意味着均衡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那时间的推移会对影响均衡的什么因素产生影响，从而导致均衡的破坏呢？哈耶克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回到我一直讨论的特殊问题，即为了使均衡能够出现不同个体必然拥有的知识数量（或者他们必须拥有的‘相关’知识）的问题。如果我们已记住这一点：均衡要么不存在，要么被扰乱，我们将更接近于答案。我们已经看到，如果一个人或者由于其趣味的变化（这里我们对此不关心），或者由于他了解到新的事实而改变其计划，那么均衡关系将中断，但是，显然此人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途径来了解新的事实而改变自己的计划。这两种途径对我们的目的而言，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他可能在无意之中了解到新事物，也就是说，这并不是他企图执行其最初计划的必然结果；或者，在他尝试的过程中，他会发现事实与他所期望的不同，这是不可避免的。很显然，为了使他能够按计划行事，在计划的执行过程中，他的知识只是在它需要被证实或更正这样一些紧要的关头，才是正确的。但是，他可能不拥有某些知识———这些知识如果他拥有的话肯定会影响他的计划。”

　　在这里，哈耶克把随时间推移个人所掌握知识的变化看成影响均衡的主要因素。

　　（3）均衡研究中论据的含意。论据这一概念是在研究“独立地由许多人决定计划”时，计划如何“都能被执行”和“不同个体的计划就必须在一种特殊的意义上保持一致”这样的问题时提出的。哈耶克认为，要做到这些，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任何一个人因做为其计划之基础的一些论据，都将是其他人特定行为方式的预期，所以，关键的问题在于，对不同计划的协调来说，一个人的计划恰恰包括那些形成另一个人计划的论据的行为。”在传统的均衡分析论述中，人们的假设认为，表示个人兴趣和技术现状的论据会被均等地给予所有的个体，人们在同样前提下的行为会使他们逐渐适应彼此的计划。但哈耶克认为：

　　“这种假设显然避免了一部分上述困难，但是人们常常会指出，这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解决由一个人的行为是其他人的论据这一事实所导致的困难，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卷入了循环推理。”并指出，这里所指的论据，假设是客观事实，并且对所有的人来说都相同，它显然与构成纯粹逻辑重复转换之起点的论据不再是一回事了。这种“论据”意味着那些仅仅存在于行动着的人们头脑中的事实，并且只是“论据”这一名词的这种主观解释，才使那些命题成为必然的真理。在这里，哈耶克用上了其方法论的又一方法——主观主义，强调论据的主观存在，突出了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

　　（4）均衡在经济学的研究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前面已讲过，均衡在西方经济学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往往是探讨、研究经济问题所必须存在的前提。哈耶克也认为，如果我们找不出自己关心公认的虚构均衡状态的理由，我们就不能更深入地讨论这个问题。不管过分追求纯粹的经济学家们偶然说过些什么，惟一能证明这种关心是合理的办法，就是假定存在一种倾向于均衡的趋势，这点似乎无可置疑。正是根据存在这样一种趋势的判断，经济学才不再是纯粹逻辑的游戏，而成为一门经验科学。

　　7．竞争的含义

　　无庸置疑，作为坚决信奉和提倡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斗士哈耶克，必定是一个坚决维护自由竞争的经济学家。但他在如何看待竞争，特别是传统西方经济学中有关完全竞争的问题上，却有他一套独特的见解。哈耶克认为：“竞争主要是一个形成意见的过程。通过传播信息，它带来了经济体系的统一和连贯，而这是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市场的先决条件；它创造出人们对于什么是最好的和最便宜的看法，而正是由于它，人们所了解的可能性和机会至少像现在了解的那样多。所以，竞争是一个涉及数据不断变化的过程，它的重要性也就必然完全被任何视这些数据为恒定的理论所忽视。”这一关于竞争的概念，是哈耶克1946年5月20日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小讲演》五月刊上发表的文章《竞争的含义》中提到的。到了1979年，哈耶克又指出，竞争是一个发现的过程，正如其他任何种类的实验一样，竞争也不能被说成是可得到任何可测值最大化的实验。竞争仅仅能得到，在有利的情况下，比其他已知的过程使用更多的技能和知识。哈耶克关心竞争，但他更关心自由的竞争。他说道，毫无疑问，在缺乏“自由”的状况下，不但各种东西不可能由那些最懂得如何生产因而能以最低成本生产这些东西的人来生产，所有消费者最喜欢的东西（如果他们有选择余地的话）也根本不可能都生产出来。而且，实际价格与生产这些商品的最低成本也不会有多大关系。事实上，在这种状况下，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能作出选择，以及他们的数据，与竞争下的这种选择和数据完全不同。哈耶克关心竞争的完全性，但他更关心竞争的存在性。他说道：“所有这些都给我们一些实际的教诲，我们应该更少地操心某一特定场合的竞争是否完全，而更多地操心到底有没有竞争。被各个工业的理论模式所掩盖的是，有竞争与没有竞争间的鸿沟要比完全竞争与不完全竞争间的鸿沟大得多。可是在讨论中，目前的趋势往往是不容忍‘不完全’，而对阻止竞争缄默不言。通过研究竞争被有意压制通常出现的结果，比通过注视实际竞争中的缺点（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理想眼里的缺点），我们或许能更多地了解竞争的真正意义。我在这里特意说‘竞争被有意压制’，而不只是‘没有竞争’，因为只要竞争没有在国家的帮助或纵容下受到完全的压制，一般来说它总是起作用，即使这种作用可能是缓慢的。经验已经证明，压制竞争通常引起的弊病，决不能与竞争不完全可能带来的弊病同日而语。比价格可能会与边际成本不一致更为严重的是，有了强大的垄断，成本会大大地提高。然而，基于较高效益的垄断，其危害是比较小的，只要保证一旦其他人在满足消费者需要方面效益更高，该垄断立即消失。”

　　哈耶克进一步地分析到，在现实生活的状况中，认为任何两个生产者的地位从来就很难相同的见解，源于在一个变动不息的世界中不可能达到完全竞争理论所注重的长期均衡这一事实……论述“完全”竞争的理论必然会涉及到长期均衡价格，并非仅仅与充分利用已知的耐用但会枯竭的资源这一问题无关，而且由于过去相信这种长期价格的模式而得出的关于政策的结论，会非常误人的，甚至是危险的。完全竞争理论在这些问题上由于忽略了时间因素，而使自己完全脱离了所有与理解竞争过程有关的东西。如果我们把竞争过程看作是一系列事件的连续（我们应该这么看），那我们就能更加清楚，在现实生活中，任何时候一般都只有一个生产者能以最低的成本制造某一特定的产品，而且他事实上能以低于仅次于他的成功的竞争者的成本出售其产品。但他在试图扩大其市场时常常被他人赶上，而后来者又会再被其他人赶上而无法占领市场……这样一种市场显然决不会处于完全竞争状况。相反，竞争不但会非常激烈，而且也是使有关产品，在任何时候都能以已知的最廉价的方法供应给消费者的关键因素。很清楚，哈耶克在这里又用上了他分析时习惯采用的时际方法。在对待完全竞争的问题上，他的鲜明主张是，竞争远非只有在“完全”时才是有益的，竞争所处的环境越复杂，或越“不完全”时，竞争就越重要。

　　（二）中性货币和货币政策

　　中性货币是货币数量论的一个基本观点。该理论认为，若流通中的货币数量仅影响经济中的价格水平，而不影响实际的产出水平，则货币处于中性。有关货币中性的思想很早就出现在货币数量论的早期理论中，如在1752年大卫•休谟的著作《货币论》、《利息论》和《贸易平衡论》中，就可见到中性货币的经济思想。但中性货币这一术语很晚才出现。哈耶克1935年在其著名的著作《价格与生产》中，把这一术语的发明归功在了克努特•威克塞尔身上。权威人士却认为，事实表明，这应归功于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欧洲大陆经济学家们。

　　1．中性货币

　　在现代社会中，可信赖的货币体系是十分重要的，甚至可以讲，可信赖的货币体系是一个国家经济活动的基础。货币的出现使人们摆脱了对自然界紧密的依靠，也使人们走出了狭小的地域市场。但这种范围的无限扩大也迫使人们增添了互相的依赖，甚至出现了哈耶克所说的，每个人都要依靠“我们所不能知道和不能控制的人们的努力”。哈耶克在接受了传统货币数量理论的同时，对货币影响个别价格仅是通过一般价格水平的解释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有关这方面的著作，第一本是1929年用德文撰写的、后在1933年译为英文的《货币理论与经济周期》，以及在伦敦经济学院所作的4篇讲稿所组成的、并在1931年出版的著作《价格与生产》，在随后1935年的修订版中，哈耶克力图表明货币理论工作的重要性，他甚至把货币理论看成是“被易货交易假设下的纯理论视为覆盖整个领域的第二时期”。

　　这些著作以及后来出版的著作，显示了哈耶克如同探索中性货币神圣梦寐以求的货币理论的发展，即对个人自愿决策无任何妨碍的货币政策体系的探索。

　　虽然哈耶克把中性货币定义的功劳归于克努特•威克塞尔，但又认为威克塞尔的定义从技术上看缺乏精确性。而在后来的经济理论中，出现了偏离中性原则的倾向。哈耶克认为，中性货币“指的是一种状况，在这样的状况下可以想象到，货币经济中的事件会如此发生……似乎它们仅仅受到均衡经济学所考虑到的‘实际’因素的影响”。

　　哈耶克在中性货币理论所关注的是货币数量的影响对相对价格结构的扰动，因为货币数量对—般价格水平的影响不会对生产产生影响，而相对价格的变化必然影响到生产。哈耶克特别强调货币的扰动通过相对价格和利息率引起的变化影响到经济中的现实部门，并十分关切地注意到引起这类问题发生的机制是强迫性储蓄。在这些分析的介绍中，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所作的4篇讲稿产生了轰动效应，其原因是罗宾斯分析的，对许多年来已被忘却的古典货币理论中一个方面的揭露。但哈耶克对传统货币理论的异议立即受到了剑桥大学经济学家们的批评。伦敦经济学院却任命哈耶克为该院图克讲座的首席经济学家，这自然加深了坚持经济自由主义的伦敦学派的经济学家们与开始背离新古典经济理论传统观点的牛津大学经济学家们的对立，哈耶克与牛津大学的同行们围绕中性货币问题展开了一场论战。

　　2．中性利率

　　若货币在其影响中呈现中性，那市场上的利率必然等于“中性利率”，即由储蓄和借贷需求双方共同确定的利率。哈耶克认为，威克塞尔在确立中性利率方面有开创性的贡献，但威克塞尔错误地认为，若利率一直处于中性利率的水平，总体价格水平将是稳定的。哈耶克指出，威克塞尔所描述的现象仅在储蓄水平为零的情况下才会发生，若储蓄和投资的水平处于正的状态，其结果将会是生产能力的渐进增长。若此时没有货币的调节扩充，随着生产能力的扩大，产品数量的增加，商品的价格会被迫下降。所以，若货币政策是确立稳定的价格，其必要的条件是跟随生产的扩充，增加流动中的货币数量，但随之而来的是，新增货币供应的影响会导致市场利率低于中性利率。在如此两难的境地，银行不是在储蓄供给的限制下维持现实资本的需求，就是保持价格水平的稳定，但银行是不可能同时完成这双重任务的。十分清楚，哈耶克的结论是，货币政策要么在利率的控制上有效，要么在货币供应的控制上有效，两者兼得是不可能的。因此，即使取得了一些总体价格指数的稳定，货币扩充政策也不可能是中性的。在这种状况下，强制储蓄是关键的问题，因为货币的扩充会迫使市场利率低于中性利率。

　　3．强制储蓄和自愿储蓄

　　强制储蓄是哈耶克经济学理论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在哈耶克的货币理论、资本理论以及生产周期理论中，都可以看到它的踪影。强制储蓄理论是桑顿和边沁建立的，术语“强制储蓄”则是由密塞斯创造的。强制储蓄理论认为，货币数量的增加以某些个人的消费减少为代价而对资本积累有利，但是这些个人不是自愿地储蓄，并且他们没有得到任何直接的利益，究其强制储蓄发生的原因，威克塞尔曾这样解释，在积累的过程中，商品价格的提高会强迫靠固定收入生活的人们减少他们自己的消费，而把其剩余转入储蓄，即产生了新的实际资本的“非自愿储蓄”。与此种情况相反的现象，可概括为自愿储蓄。由于自愿储蓄是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自愿储蓄与强制储蓄相比，既没有成为一个专业术语，也没有进行如此关注性的研究。

　　强制储蓄是哈耶克解释商业波动的货币理论中颇有特色的论点。从历史的沿革看，密塞斯、哈耶克发展了威克塞尔的理论，哈耶克在承袭密塞斯理论的基础上对该理论也有所发展。密塞斯和哈耶克认为，过低的利率会造成信用的超限度和形成随之而产生的积累效应，引起生产过程中垂直结构的扭曲。由于生产资料在扭曲的作用下从消费品的生产转向生产品的生产，生产者物品的生产必然超过消费者物品的生产。强制储蓄的发生增加了实际的资本，通过价格上升的速度快于工资收入者的可支配的收入的增加和一些收入的刚性，强制储蓄发挥了作用。在消费者消费之前就进行了强制性储蓄的情况下，企业家们可以得到额外的资本，并将其用于额外的生产过程，促使生产进入高涨的阶段，形成过度的投资，但这种借助于膨胀性的信用扩张和强制性储蓄，可能难以达到实际资本永久性增长的要求，在高涨期间所建立的新资本会在经济周期的衰退阶段遭到破坏，从而影响到经济周期的发展过程。

　　4．货币政策的目标

　　在西方经济学中，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①趋于稳定状态的力量的最大可能的实现；②过度摩擦阻力的避免。对于第一个目标，作为均衡价格的市场价格有双重的服务功能。它们是：给相对稀缺的资源提供信息，为企业家的首创精神提供机会。进一步讲，在进行综合性考虑时，目标一和目标二却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哈耶克的看法是：仅能二者取一地予以实现）。例如，若长期合同是以货币为单位签订的，且货币政策严格地受到中性的限制，那令人厌恶的摩擦就可能日益恶化。更甚的是，长期合同的存在会导致实际和预期未来价格水平之间的差异。即使一个长期合同在一组均衡价格的条件下得以承认，那在这一合同结束前均衡价格也必定不会存在。考虑到这些情况，哈耶克认为：

　　“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相对价格的扭曲和生产方向的失误是可以避免的，若第一，货币的总流量保持一定；第二，所有的价格完全具有柔性；第三，所有的长期合同都建立在未来价格运动的正确预期上。这也意味着，若第二和第三个条件没有给出，上述想法在任何货币政策下都不能实现。对于“运行的经济”的前提条件是价格和工资的柔性。在大萧条的初期，哈耶克曾相信，短期的紧缩对打破工资的刚性存在有利的影响，但这种看法后来改变成为强调“没有正当的理由支持和允许有紧缩的过程”。特别是货币权威机构积极的干预，在“审慎地维持货币流的企图”防止“第二次紧缩的积累过程”被证明是正确时，“在萧条的后期”能带来好处。

　　虽然没有货币政策的准绳去确保货币的中性，但在哈耶克伦敦经济学院讲稿的结尾部分的支付量应维持不变的政策介绍后面列举了他的考虑。哈耶克当时开列的这些思考几乎覆盖了后来从凯恩斯的《通论》到90年代后货币数量学时代的货币经济学中讨论的中心问题。

　　（三）资本理论

　　资本理论在哈耶克的经济学理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他的经济周期理论的理论基础。马克卢普曾这样说过，哈耶克对资本理论发展的贡献，通常被认为是他的最基本的和具有开拓性的成就。在资本理论的研究中，哈耶克承袭了奥地利学派的研究传统，把资本品归结为土地和劳动，将“资本问题”的核心确定为关于协调在时间过程中的经济活动的市场能力问题。

　　1．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

　　前面已经提及过，哈耶克在其理论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吸收了许多奥地利学派的研究成果，这在哈耶克的资本理论研究工作中尤为突出。生产中的加工手段（这与劳动的价值理论有联系）和生产的固定因素（这被用于新古典理论中）取决于评价的静态联系，其中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事件中存在不明确的一致性。与此相反的是，奥地利经济学却表现为其大量的一致性，在奥地利经济学的理论中，特殊资源的历史与其如何被使用的重要决策没有联系。奥地利经济学的资本理论的首创人是门格尔，庞巴维克在19世纪80年代对其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哈耶克在20世纪30年代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资本几乎涉及到了绝大多数基本的生产方法，庞巴维克将一单位的产出定义为连续投入的结果，投入中的每次投入都为产出提供了必要的贡献。在这种特殊的关系中，资本惟一地能被分在每一个确定的产品中，所以（仅对这一特殊的实例），这一方法与价值生产理论中的平均成本完全一致。直到20世纪20年代，在明确有序的工业层次中的生产理论，以及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中生产方式迂回的思想，都还停留在理论方法的阶段。1983年，希克斯曾指出，在那个时候，经济学家都还未能使经济体系如同工业与贸易相互交叉网络那样概念化，并用投入产出的分析方法使之定型。

　　希克斯还指出，哈耶克认为“固定资本”可以被“变成”流动资本，现已十分清楚是不可能做到的。他还正确地提出，伴随着联合供应，会不存在价值生产理论的成本。哈耶克在1941年出版的著作《资本的纯理论》中，证实了奥地利学派的经济理论具有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处理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的能力。随后，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讲稿的出版物中开始特别地研究耐用品产生的问题。他认为：“几乎没有怀疑，在现代的条件下，非常重要的角色是由耐用物品扮演的。”

　　2．资本投资的收益

　　有关投资收益，特别是如何取得收益的问题，大卫•李嘉图在19世纪作出了这样的分析，机器的使用将减少劳动力的使用，但对于所有者来讲并没有回报，也缺乏对拥有机器的刺激，使用资本的原因在于资本存在超过直接生产方式所达到水平的潜在能力。但哈耶克不同意李嘉图的这种看法，他争辩道，资本使用的收益来自生产过程中技术、资源和原材料的使用方式。投资从非经济资源中创造出了经济资源，释放了非经济资源的潜力，提供了更大的机会。

　　为了说明上述道理，哈耶克举出了这样一个实例：一个从事农业的团体拥有水力资源的潜在能力，在一段时间中他们决定进行粮食的生产，现准备利用潜在的水能修建水轮磨坊，修建的地点就座落在依然维持非经济资源状态的河流堤岸上。可以想象到，即使这个农业团体开始放弃粮食的生产，并允许修建磨坊，那也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修建的地方才会处于稀缺资源的状态。

　　只会在所有如此有用的地方都被征用，且出现进一步的需求，才使这些地方赚取经济上的租金。在这一期间，水能实现的潜力可能使其他仍维持非经济状态的资源进入生产过程。在推崇生产迂回过程的最早阶段，投资只会要求可能已创造了直接回报的一些资源提供贡献，会产生现时的产出减少的现象，但迂回方法的收益会产生于吸收潜在的资源进入生产过程。若这种情况发生，过去的非经济资源为现实的消费水平提供贡献，随之而来的是在更加迂回的方式中实现组合更多非经济资源的机会。哈耶克指出，另外的消费延期必然会发生，所以投资使用了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这些资源不仅是被使用和逐渐地吸收进稀缺资源的循环，并转而作为投资。

　　任何特殊投资的最终收益，将取决于许多因素和依赖于其他条件的决策。

　　消费者的收入和他们的消费构成，取决于今后的预期，成功由每一个生产计划适合于所有计划对结构贡献的状况所决定。最终的结果是一个进化的过程，其中的每一个变化会引起重新的分配和修定以及进一步的变化。

　　3．投资、劳动分工和技术进步

　　投资需要的经济要素是资本，但哈耶克进一步认为，资本存在多样性。如从时间上看，有近期和远期之分。要解决过河的问题，可以花一年的时间修建一条船，也可花五年的时间修一座桥。至于在投入资本长短时间的选择上，哈耶克认为关键是不同的环境鼓励不同的企业家决定的。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是考虑资本生产结构的互补性和可兼容性，也就是面临变化的刺激和新的机遇时继续发展的条件。

　　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人们常常混淆生产迂回方式与劳动分工和技术进步之间优越性的差异。而哈耶克认为，这是完全不相同的两类事情。劳动分工带来的巨大收益是生产周期的缩短，而资本的利用却会延长生产周期。但哈耶克也注意到，劳动分工也可能伴随生产迂回方式的介入，这是因为“若所有的劳动者必须应用会给最后的结果带去最短的生产路径时，也可能使用从未使用过的生产能力、原材料和工具”。应注意的是，垂直性的劳动分工（它往往用在连续性生产过程之中）和水平性的劳动分工（它往往是不同生产技能的并列使用）之间存在着差异。其中，仅仅是垂直性的劳动分工要求生产周期的延长，为资本投资的收益提供了例证。技术进步也与迂回生产方式的运用有着明显的差别，迂回生产方式的收益自身并不一定直接来源于先进的技术。生产方式的选择取决于现有知识的状况，新技术的采用也不一定是投资判定的惟一标准，况且技术进步还可能会延长生产周期。

　　4．资本的量纲

　　哈耶克在承袭奥地利学派理论的基础上，着重研究和分析了资本和生产过程中所包含的时间因素。他认为，W．S．杰文斯是把时间因素引入生产理论的首创者。投资活动可以在某一个时点投入，也可跨越整个时间周期。与此相类似，所得的回报可以在某一个时点或者在整个时间周期内获得。哈耶克认为，生产的准备工作要花费时间，时间的占用可以使人们的生产方法更加完善，劳动分工更为精细；从另一角度看，随着时间的跨越，可使生产的物化准备工作更为完善，并成为借助时间的传递聚积物化工作效果的载体。生产出的更多产品正是资本品使得时间间隔展现的优势，并更为有效地使用了人力和物力，因而时间的跨度与资本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这种时间的间隔的全部集合就是产出函数，它是描述生产时间结构的方法。因而可以认为，在哈耶克的眼中，资本的量纲是时间。

　　如烟火是一个输入需要跨越整个生产阶段而瞬间消费的产品，它可归类于连续的投入和时点的产出。而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拐杖，人们在极短的时间内从树上砍下树枝并成为拐杖，但它却可以使用很多很多年，这是时点的投入和连续产出的实例。当然，绝大多数的产品是连续的投入和连续的产出之间不同程度的混合物。因而，迂回性既来自生产资本所占用的时间，又来自资本的持久性。

　　迂回性一：生产资本所占用的时间。资本的迂回性能被用于生产资本所占用的时间进行度量，且不考虑这一时间是与固定资本的生产时间占用有关，还是与包含有工作过程形式中的时间有关。如劳动力支付的形式就在产品最终步骤完成，准备交付市场之前完成。

　　对于任何生产周期的时间长度确定，总计至销售的时间，投资延续至投入的成本，等于从最终商品销售中的收入，即：

　　Y0＝YN′Artdt＝A（erN′－1）／r

　　这里，Y0：在目前t＝0时，从所有最终商品中的销售收入；

　　A：连续劳动投入的价值，时间从早期时点t＝N0，一直延续至目前t＝0；

　　N′：过去劳动投入开始的时点；

　　r：利息率。

　　迂回性二：固定资本的耐用性。在同样考虑时间的情况下，可采用的资本的另一个定义是资本的使用，而不是生产资本。用另外的话讲，除非所有的最终产品在时间t＝0时全部销售完毕，否则资本就会被占用。这里有关的周期是预期的资本营运寿命。只有在预期从最终商品的未来销售中获取的净收入的现在价值超过了资本的价值，新的投资才开始，因此，新的投资停止时，其条件为：

　　X0＝YN′0Be－dt＝B（1－e－rN′）／r

　　这里：X0：在t＝0时资本的价值；

　　B：最终产品连续的年净收入的价值；

　　N″：在净收入终止时未来的时点；

　　r：利息率。

　　迂回性三：生产周期与耐用性的结合。上述有关迂回性的生产资本所占用的时间，和固定资本的耐用性两个概念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十分清楚，第一个概念陈述了这样的事情，它假设时间被占用来生产机器，而机器立即交付作为产出；第二个概念陈述了另一类事情，它假设立即获得了机器，而销售的回报积累跨越了一系列将来的周期。这正如前述，这两类事情都是特殊的事例。一般来讲，这两个概念应可以结合进行分析。

　　在积累和资本结构优化的条件下，在过去输入合计的现值与将来产出合计的现值两者之间的数值应出现均衡，从前面已推出的公式：

　　Y0＝A（erN′－1）／r

　　X0＝B（1－e－rN″）／r 得出：若Y0＝X0

　　则：A（erN′－1）／r＝B（1－e－rN″）／r

　　B／A＝（erN′－1）／（1－e－rN″）在特殊的状况下，有N′＝N″＝N

　　即可得到：B／A＝erN

　　除了与时间有密切联系的资本迂回性外，还可以根据机器生产周期的长度和机器的耐用性两者结合的概念，对资本迂回性进行定义，这就是资本的强度。

　　（四）经济周期理论

　　经济周期理论是哈耶克对西方经济理论颇有贡献的一个领域，是他在分析生产结构及其变化时提出的，其中起重要因素的是生产结构、储蓄、利息和相对价格。哈耶克在经济周期理论中也继承了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和分析方法，但他对经济周期理论的贡献在于，发展了货币注入能够对价格的时际格局产生全面影响的这一观念，并建立在对经济耗费时间的生产进行极端程式化描写基础之上。在经济周期理论方面，哈耶克的著作有：《货币理论和商业周期》、《价格与生产》等。

　　1．生产的资本化方式

　　生产的资本化方式就是生产的迂回性，也就是对生产结构的分析。哈耶克对生产结构的分析，基本上沿袭了奥地利学派的分析方法。他所指的生产结构主要是指不同产品生产的纵向构成，其中原始生产资料是指土地和劳动这些未加工而用于投入的商品，消费者物品是指不再加工而由消费者消费的物品，中间物品是指上一阶段生产过程的结果和下一阶段生产投入的生产资料，即为介于原始生产资料与消费者物品之间的物品。原始生产资料与中间物品都不能直接用于消费，而要直接进入生产，因而称为生产者物品。根据生产中所含中间物品种类的多少，或按原始生产资料转化为消费者物品所需时间的长短，哈耶克对纵向的生产结构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若原始生产资料不是直接地满足人们目前的需要，而是要经过一些中间生产环节生产之后才能生产出人们所需要的消费者物品，就是资本化的生产方式，环节越多，过程越长，满足人们需要越间接，生产方式就越是资本化，也就是奥地利学派称为的迂回生产。生产的迂回程度越高，生产方式的资本化程度也就越高，生产结构的环节也就越多，生产周期也就可能越长。依靠延长生产资本化的过程，可能从已给定的生产初始要素中获得大量的最终产品，但这些产品在以后的时间中会比使用较短生产过程生产的产品更为合用。显然，在迂回方式的选择中，就必须依靠经济的决策：维持和变化生产结构使其更为有利可图，将直接取决于从最终产品获得的价格与支付给中间物品价格间的权衡。

　　在生产的每个阶段，为提供投资的诱因，中间物品价值超过生产中间物品要素的原材料成本的差额必须存在。企业家在不同的生产过程之间分配资源，其目的就在于获取最大化的总体回报。哪里有贴现差额的差异，就会在阶段之间出现投资，直至收益相等，差额为零时止。什么会引起收益之间的差异发生呢？引起改变的可能性是：（1）储蓄水平的变化；（2）货币的扩张。两者都会扩大利息率的影响。

　　2．利息率的影响

　　在利息对生产的影响分析中，哈耶克借助了威克塞尔的自然利息率理论。

　　威克塞尔认为，所谓自然利息率，就是信贷资本的需求与储蓄供给相等时的利息率，而且是实物供求相等时的利息率，此时的经济运行中既无闲置的资源，也无强迫储蓄发生。而哈耶克在利息率影响的分析过程中认为，自然利息率是经济中的总价格边际，总价格边际是指某阶段产品价格减去原始生产资料和生产者物品价格后的余额，而市场利息率是货币市场上的信贷价格，它与自然利息率在实际的经济运行过程中不一定相等。二者相等时的生产结构是否会影响到生产结构，要取决于人们对未来商品的需求是否改变，也就是人们的储蓄是否改变。若二者不相等时，会产生强制储蓄现象，从而影响到生产结构。

　　为简单起见，假设在生产的每个阶段报酬递减相同，但在要素的边际有形生产曲线在每个阶段是等同的时候，它的数值（曲线上的任何一点）早期阶段的贴现比后期阶段的贴现要更大。在企业家为获取最大的回报分配资源的地方，利息率的降低必然增加横跨所有生产阶段的收益，但影响最大的是具有最大贴现的生产阶段。下面所介绍的分析方法就揭示了这样的不同影响：从t时间开始，在生产的成功阶段，t、t－1、t－2的收益（用Y表示）的等式，利用前已给出的条件可得到：

　　Yt－2＝Yt－1＝Yt

　　这些收益的每一个收益都可作为贴现的价值，如：Yt－2＝At－2（1＋r）－2，这里的A是非贴现的微利，它处于生产的最早阶段，即t期的两个周期之前。若最初的条件有如下几种情况：

　　在贴现率r1的条件下，Yt－2＝Yt－1＝Yt；

　　在贴现率r2＜rL的条件下，Yt－2＞Yt－1＞Yt；

　　在贴现率r0＜r1的条件下，Yt－2＜Yt－1＜Yt。

　　结合以上条件综合分析可看出，以上式子表明，在最高（最低）的利息率的条件下，最短（最长）的生产过程最为有利可图。然而，随着利息率的降低，收益一般是增长的，但刺激偏爱“资本的深化”；随着利息率的上升，收益一般是下降的，倾向性偏爱“资本的浅化”。

　　假设生产资源的供应是固定和充分利用的，企业家仅能通过抬高价格的方式，从其他拥有资源的企业家手中用资金获取另外的资源。凭借利息率对达到新的均衡分配的资源再分配的刺激作用，价格受影响的状况取决于替代可能性的程度，但也有些中间物品因缺乏通用性而难以流动。若认为利息率是惟一的直接成本因素，显然是错误的。哈耶克指出，最为重要的是利息率通过对中间物品和一些生产要素的需求的影响而产生对价格的影响。由利息率下降创造的对投资活动的刺激作用，取决于企业家对从另外资金使用中所获取新的利润的预期。若所有的企业家在提高将来的收益方面的预测十分正确，那另外的资金将直接地投向有最高回报的生产阶段，而其他缺乏效益的生产阶段会没有资金的投入。在这里，价格机制的作用是对获取资源的有效分配、降低消费进行储蓄的主动转换，会引起利息率的降低，并会形成合适的调整（即在中间物品和最终物品之间进行权衡）。作为结果，新的储蓄会在生产资本化的整个阶段中被新的投资所吸收（且偏好于最为早期的生产阶段），但是，在货币扩张引起利息率下降的地方，形势并未得到满意的解决。

　　3．相对价格的影响

　　在哈耶克的经济周期理论中，十分重视生产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周期的影响，从前面的分析中已知道，相对价格的改变会明显地影响生产结构的变化。所谓的相对价格的变化，实质上是各生产阶段产品价格的变化。十分清楚，这后者的变化会对投资者投入的成本和产出的收入之间的差异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从而决定生产者对生产方式的评价、判断和选择。

　　哈耶克认为，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极多，但对周期性波动起到决定性影响的因素，是生产结构错综复杂的扭曲。这种扭曲，部分地是由利息率的影响造成的，还有一部分是由相对价格的影响造成的。哈耶克指出：在最接近最终物品最后阶段的生产阶段中，最终物品价格的下落，将使人感到比增加可用来购买所有种类的中间物品资金有更强的影响。所以，这个阶段产品的价格将下落，但将小于消费者物品的价格。这意味着，在最后两个阶段之间的价格差异会变得很小。这种价格差异变小……将使最后阶段资金使用有利可图的状况少于相对早一些的生产阶段，一些被使用的资金也会有转移至较早阶段的倾向。

　　资金的移动会导致前面生产阶段的价格差异变小，而且确立较早生产阶段产品价格方面的累积上升的倾向将立即抵消下落的趋势。但哈耶克在相对价格对生产结构影响的探讨上，却出现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如有人指出，在哈耶克早期的著作中，可以发现在相对价格影响问题上初始的不成熟的描述，哈耶克的分析被自己混乱的表述削弱了。如哈耶克在其著作《价格与生产》的第16页里谈到，在流动资本中的投资“现在将被吸引到较早的生产阶段，这里，因为储蓄率的变化，可以得到相对较高的价格”。但他在与上段话相隔一页的地方又谈到：“生产较早阶段提高的价格（较低的利息率）将有利于生产线中生产使用更多的资本，并导致生产线膨胀的扩大中使用较少的资本。”在这里，哈耶克出现十分严重的混淆。若在这两段引用的段落中用“收益”代替“价格”，可能会说得更清楚一些。

　　可以这样认为，在较早生产阶段中的中间物品相对价格的上涨，提高了它们的收益。相反地，是贴现收益（新的储蓄和降低的利息率）的相对提高，吸引投资并引起了它们价格的上涨。（这是最终回复均衡的过程，仅仅缺少的是强迫储蓄）

　　4．储蓄的影响

　　哈耶克认为，储蓄是进入生产者物品行业而不是进入消费者物品行业的总资源流量。储蓄是资本形成的源头，当消费者通过储蓄交给生产者时，生产者就获得了资源的使用权，并可以通过投资进行迂回生产，延长生产过程，从而形成了资本，结果是在劳动量不变的情况下使用了更多资本。在储蓄问题上要注意自愿储蓄和强制储蓄的差异，它们对生产结构的初始影响相同，但后果却不一样。

　　哈耶克特别关注强制储蓄的影响。他认为，若强制储蓄影响到生产结构的变化，那必然为经济运行埋下动荡的祸根，造成生产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失衡，引起经济运行的波动，最终引发经济危机。在货币数量以银行信贷扩张的方式注入经济运行过程中后，生产者的收入会增加，而消费者的收入会暂时不变，其明显的结果是产生强制储蓄带来的经济问题，出现货币扩张非中性的现象。

　　在这样的影响下，经济货源从消费者物品的生产过程中流向生产者物品的生产过程，生产者物品的生产更加资本化，生产过程迂回变长、结构延伸。信贷扩张另一个方面的影响，是导致市场利率低于自然利率，进一步刺激资本的扩张。

　　由于这种经济现象的出现是建立在不正常的强制储蓄基础上的，因而极易出现不稳定的现象。其原因是，银行的信贷规模会受到自身准备金比率等因素的限制，信贷扩张也就不可能无限制地进行下去，从而最终使利率上升，资本预期收益率下降，继而引起对资本品需求的减少和价格的回落。与此同时，早期信用扩张过程中，必然会有一部分转化为要素收入的增加，这也就会导致消费的增加，降低强制储蓄，使自愿储蓄的正常比例得以恢复。这一连串的反应又引起需求结构和相对价格水平向相反的方向变动，迫使生产结构收缩。在生产结构收缩的过程中，信贷扩张的停止使市场利率回升至自然利率的水平，资本扩张也被迫终止，这造成生产过程较长因得不到资本的供给，而无法维持正常的生产；刚开始的生产因资本不足，而无法达到应有的生产能力。这就出现了经济学常识所涉及到的问题：新投在远离消费者物品生产过程的资本会遭受到重大的损失，因为在这一领域的非特殊性的资本品会流向消费者物品的行业中去，剩下的会是一些特殊资本品，既难以转向其他的行业，又难以完成一个完整的生产过程，形成的生产能力出现闲置的现象。其结果必然是，生产结构的延长会因资本品生产方面的资金短缺、产品滞销、存货积压和价格下降而停止在未完成阶段，经济出现波动，危机也就来了。

　　由此可见，在哈耶克的眼中，经济周期的出现是由货币量的变化造成的，因此，保持货币的中性，防止货币引起相对价格变动发出错误信息，并造成生产结构的错误调整，是避免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主要方法。要做到这些，哈耶克认为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①货币流量保持不变；②所有的价格都是完全灵活的；③在用货币条件签订长期合同时，价格的未来变化能大致正确地预计到。

　　哈耶克同时还认为，在这三个条件中，第一个条件是首要的，它可以用货币政策加以保证，但若不具备后面两个条件，则任何货币政策都难以保持货币的中性。

　　（五）私有货币理论

　　哈耶克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滞胀现象（这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进行讨论）时，提出了一个迄今仍难以被人理解、甚至被人视为邪说的私有货币（即由私营银行发行货币）理论，并认为这是解决滞胀、有利于经济健康发展的好方法。他在1978年出版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思想史的新研究》一书中，就曾宣扬：“所有的历史反驳了政府已经给了我们，比我们在没有政府要求发行货币独占权时我们发行的更为安全货币的信念。”

　　哈耶克提出，要打破政府对货币发行权的垄断，根本的变革是去实现货币的非国有化，废除国家对货币发行权的垄断，恢复私人银行制度，让私人银行发行竞争性货币，创立自由货币制度。哈耶克这里所强调的自由货币制度，不是让各私人银行竞相发行一般性的、无区别的货币，而是各家银行发行有自己注册商标的货币。货币的使用者根据各银行所发行的货币在市场上购买力的地位来选择使用哪一种货币，人们自然会对币值稳定的货币更为青睐。

　　1．政府发行货币的特权是经济不稳定的根源

　　在哈耶克一生所信奉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中，他始终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是私人的市场经济，只有让市场机制充分地发挥作用，避免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扰，各种信息才能通过市场及时准确地传递给参与经济活动的每个厂商和每个客户，供求关系也就可以及时地得到调整，从而保证了资源的合理配置，确保了经济均衡、顺利的发展。因此，哈耶克坚信，若没有政府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市场经济活动的调控和干预，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就不会出现失业或通货膨胀等经济失衡的现象。从货币制度上看，就应对政府垄断货币发行的问题进行深刻的反省。

　　哈耶克认为，从货币发展的历史看，在人们的交换活动基本上依靠货币以后，政府就会发现垄断货币的制造权力会带来丰厚的财政收入，也就会导致政府把货币的制造和发行看成政府的一种特权。这种思想和做法在重商主义时期就有过突出的表现。在铸币时代，甚至在金本位时期，货币的发行自然地会受到贵金属和黄金储备的限制和约束，但一旦纸币出现，并与贵金属脱钩，那将会出现十分严重的后果。在政府的财政出现困难或不稳定时，政府就会通过货币的发行填补财政的缺口，而从根本上破坏了货币的稳定。这种造成通货膨胀、引发经济混乱的根源，就在于政府对货币发行的垄断，也就是这种垄断给违反经济规律的滥用特权提供了方便。哈耶克进一步分析到，赤字财政是持续的通货膨胀的起点，而政府对货币发行权的垄断，则为赤字财政和通货膨胀打开了大门。二者的交互作用使市场竞争、私人经济活动受到损害，造成市场信号失真，资源配置失调，最终导致经济剧烈的波动，失业大规模的发生。由此可见，失业现象和通货膨胀是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的双胞胎。

　　2．私有货币

　　私有货币是货币非国有化的一个核心问题，那怎样组织发行私有货币呢？

　　哈耶克描述了合股银行发行私有货币的情况。他认为，合股银行应发行用新单位标明（并以商标注册）的无息凭证，并宣布愿意用新单位开设支票账户。

　　为了设立通货单位的最小价值，银行应确立自己的法律责任，保证自己的票据和存款每单位能兑换5个瑞士法郎，或者5个德国马克，或者2个美元。银行宣布的政策必须维持用一篮子商品为单位表示的购买力，但这些商品的构成应按“公众建议的经验和显示的偏好”周期性地进行调整。新通货的发行必须与其他通货进行借贷和销售的对照。

　　由于私有通货相对于日益贬值的国家通货维持着经常上涨的升水势头，希望持有新通货的需求会上升，人们会希望新的竞争性货币出现。形成的竞争会对通货的发行者提供生死攸关的无形压力，迫使他们维持各自发行的通货的价值。再者，个人对待私有货币的信任与私人银行所信赖的没有区别，也就是说，银行的信赖是要维持能满足从现有存款中提款的流动储备的地位。不论私有通货采用什么样的形式，也不需要排除国家货币权威机构。只要国家发行的货币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劣等的货币，私有通货就可以取代它了。通货供应中竞争的引进，必然创造货币多样性的环境。若出现另外的一种情况，所有的竞争者都发行同一的货币单位，那就可能出现一个荒谬的情况，也就是一个银行增加货币的供应会立即影响所有银行供应货币的价值，且无法禁止这样的货币膨胀现象，在很短的时间内便会放弃这种毫无价值的做法。可是，若每个竞争者都保持自己货币的特性，加上个人的选择，自由的竞争和货币之间可变化的兑换比例，必然会产生控制货币贬值的自然体系。没有竞争，通货的垄断供应者会缺乏捍卫自己通货价值的积极性。反之，在让每个新添的货币首次用在流通之中，垄断者从连续的货币贬值中取得增加的利润。所以，十分清楚，在公开的竞争中，私有货币供应的刺激作用是完全不同的。可供选择的货币应该有所区别，每位竞争者都会希望控制自己所持有的、并具有特别商标的货币的供应，以维持在众多货币之中最能让人们接受的地位。最有信用的货币商品，必然是能给予人们稳定购买力的最为完全期望的那些货币，而其他的货币必然会被人们遗弃。

　　3．自由货币制度

　　在私有货币发行后，过去由国家垄断的货币制度也就被自由货币制度所代替，这样一种“新型”的自由货币制度能得以正常的运行吗？

　　哈耶克在这一方面作了大量的论证工作。他认为，货币制度本来就是人们在长期的经济交往中自发形成的。货币通常被人们视为是一种交换手段，但把货币的用途仅限于交换的媒介是不够的，货币还应具有购买、储备、延期支付和充作核算单位的功能。因此，货币可视为物所具有的一种属性，不论谁发行货币，只要具备交换的职能和上述的四个功能，并具有稳定的币值，都是一样的。而且私人所提供的货币显然要比国家垄断发行的货币更能满足上述要求。

　　对此，哈耶克强调指出，若取消了国家对货币发行的垄断权，国家也就不能再任意地扩大财政支出、制造财政赤字、引发通货膨胀了，也难以再利用货币政策干预限制私人经济，导致失业了。而在允许私营银行发行竞争性货币之后，出于对自身信誉和利益的考虑，为使自己的货币能为人们更多地所需、所用、所持有，私营银行必定会谨慎行事，按照流通中交易的实际需要来确定自己的发行数量、维持通货的价值，否则就会被要求承担失信于公众，失去公众支持的严重后果。因此，这种符合市场规则、依赖完全竞争的货币制度，必定是健全的和完善的。

　　哈耶克也充分地认识到货币的非国有化方案，在实际中是很难推行的，也难以被公众所接受，因此，他又花了不少的篇幅，在书中从历史的角度证明自由货币制度将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哈耶克认为，在目前的条件下，要用竞争性的自由货币去取代国家货币，要国家放弃自己所拥有的货币发行垄断权，必然会遇到各种阻力，实施起来也极为困难。正是这种货币非国有化的困难性，特别是重要性，决定了应仿效19世纪的自由贸易运动开展一个自由货币运动，对公众进行宣传、教育，使公众知道国家垄断货币与通货膨胀之间必然的因果关系，让他们通过个人利益的权衡去实现货币非国有化的愿望。哈耶克还乐观地预测到，自由货币制度将与自由贸易制度一样，在历史上，斯密曾断言自由贸易制度不会完全恢复，而在此论发表一个世纪之后，英国就实现了完全的自由贸易制度。自由货币制度目前实行起来困难很大，但必将会有实现的那一天。

　　至于在这种私有货币发行的竞争过程中会不会重新使用金本位制，哈耶克持怀疑的态度，但他也不反对在竞争的过程中真的出现金本位制。

　　四、伦敦学派评说

　　（一）弊端

　　哈耶克对实行凯恩斯主义恶果的揭露，以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赤字财政政策、通货膨胀政策的批评，具有一定的依据，但这并不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体系是科学的。

　　首先，哈耶克的所谓私营银行发行竞争性的货币就可以维持资本主义经济稳定的说法就是不科学的。我们知道，在19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的私营银行曾有权发行银行券，但当时仍然周期性地爆发经济危机。何况，在资本主义国家把银行券的发行集中于中央银行后，作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调节机构的中央银行维护着整个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它是不会把手中的发行权分散给个别银行家的，因为那样不仅有损于垄断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而且也不利于整个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可以断言，哈耶克的自由货币学说既是一种庸俗的货币学说，又是一种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幻想。

　　其次，哈耶克在经济计划问题上完全站在垄断资产阶级立场上，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进行攻击。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生产社会化高度发展的经济，社会分工的发展使各部门、各环节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而社会的需要又是多种多样的。为了组织好社会生产以满足整个社会及其成员日益增长的各种需要，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就显得极为重要。

　　计划经济保证社会主义社会的全体成员走上共同富裕文明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仅不会导致个人自由的丧失，而且为人们自由全面地发展创造了不可缺少的前提。

　　再次，哈耶克对于平等的看法也反映了他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辩解。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以形式上的平等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的剥削阶级私有制。从形式上看，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实行的是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所谓纯粹自愿的契约关系。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工人人身是自由的。资本家作为货币所有者，工人作为劳动力所有者，按照所谓自愿买卖的原则，彼此进行交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写道：“劳动力所有者和货币所有者在市场上相遇，彼此作为身份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所不同的只是一个是买者，一个是卖者，因此双方是在法律上平等的人。”但由于生产资料占有是不平等的，所以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平等纯粹是形式上的。工人没有生产资料，只有出卖劳动力才能维持自己的生活。看起来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似乎是自愿契约关系，因为他可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也可以不出卖，他可以把劳动力出卖给这个资本家，也可以出卖给另一个资本家。但这种自愿契约关系对于无产者来说，只不过意味着这样一点，如果不出卖劳动力，就只有挨饿。资本主义私有制对无产者所实行的，正是这种“饥饿纪律”。

　　最后，哈耶克所极力散布的“反对专制”、“实现民主”等论调，其实质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要知道，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是在彻底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型民主制。它使民主由极少数剥削者所享有变为由绝大多数被剥削者所享有。新自由主义者推崇资产阶级民主，掩盖资产阶级民主就是资产阶级专政这一事实。实际上，资产阶级民主只不过是各垄断财团之间争夺国家控制权斗争的集中反映。

　　（二）启示

　　尽管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存在如此之多的弊端，但它仍然有其值得借鉴之处。

　　1．对竞争作用的强调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仍然是起作用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用少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提供社会需要的商品，就能够得到额外的利益，在相反的情况下，就受损失。这是商品运动的普遍规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正是由于价值规律的存在，所以社会主义的企业必须在竞争中求发展，而不能躺在国家身上，靠国家供养。企业间展开竞争，有利于各企业通过市场上的供求变化，运用价值规律，提高自身适应能力，促进生产力的提高，促进产品质量的提高。企业间的竞争还有利于打破独家生产、独家经营的局面，其结果必然活跃经济生活，促进经济生活的繁荣和发展。就这一点来看，新自由主义强调竞争的作用，是有道理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新自由主义所说的一套可以搬用于社会主义经济之中。这只是说新自由主义在论述竞争的作用时，确实谈到了一些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可供我们参考。

　　2．对消费者意愿的重视

　　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生产应根据人民群众的消费需要来组织和安排，消费者需要什么，需要多少，生产者就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这样产品在市场上就有需求，生产就能实现。这正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体现。新自由主义当然不是而且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广大消费者意愿受到尊重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消费者有权根据自己的收入获得消费品和消费服务，并且对市场上提供的消费资料有自由选择的权力。消费者有权要求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有权获得商品信息和消费品用于保管方面的知识。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切，那么就谈不上保证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新自由主义关于消费问题的论述，也确有可供我们参考之处。

　　3．哈耶克论述并肯定了市场机制对经济的调节和促进作用，反映了商品经济条件下某些带规律性的东西，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市场机制的认识。

　　4．哈耶克作为凯恩斯主义的反对派，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调节学说进行了多方面的揭露和批评，指出了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所造成的种种弊病，这对于我们更加全面认识凯恩斯主义仍然具有参考意义。

　　5．哈耶克对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攻击是恶意的，但是他在谈论“民主”与“极权”、“法治”与“人治”的关系时，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了加强法制建设，反对个人极权的问题，这对于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也有一定的启示。

　　最后，哈耶克的国际关系思想，提出了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要警惕和反对少数人、少数国家利用某些国际组织统治、压迫其他国家的问题，这对于我们独立自主地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反对霸权主义，同样具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