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心理学的发展历程

三、教育心理学的发展历程

19世纪末，心理学与教育学的发展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心理学家与教育学家之间的恰当关系是怎样的，简言之就是心理科学与教育实践之间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路径。梅耶（R.E.Mayer）认为，对该问题的回答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①单向路径——20世纪初期的幼稚乐观主义阶段，主张将心理学直接应用于教育实践；②死胡同路径——20世纪中期的悲观主义阶段，心理学与教育学两条路径互不相关；③双向路径——20世纪后期的谨慎乐观主义阶段，教育实践中的问题界定了心理学的研究课题；同时，心理学的研究指导着教育实践。这三个阶段构成了教育心理学100年来的曲折发展历程。表1-1对这三个发展阶段进行了概述。

表1-1　心理学与教育实践之间的三条路径

（一）从心理学到教育的单向路径

20世纪初期，心理学家乐观地认为心理科学能够改造教育实践。他们将教育心理学视为“学校教育的引导性科学”，即借用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以及教育的研究议程的一门学科。桑代克在其经典著作《以心理学为基础的教学原则》中讲过下面这段话。

任何职业的功效性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职业的科学性程度。①如果教育工作者能够用科学的思想和方法来指导自己的工作，即实事求是，思想开放，排除迷信、幻想与妄加猜测，那么教育职业将会随之改善。②如果教育领导者能够根据科学的调查研究结果而不是根据常规的观点来决定教育方法的选择，那么教育职业将会随之改善。

1910年，桑代克作为《教育心理学杂志》的第一任主编，倡议教育心理学家应该运用精确的科学方法来探讨教育问题。“心理学研究成果的恰当应用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所有学校的教育”这一观点也延续了近百年。

即使在20世纪初期的乐观主义时期，教育心理学家们也认识到心理学不一定能够满足教育者的需要。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其名著《给教师的心理学谈话》中讨论了心理学在儿童教育中的应用。詹姆斯也注意到，19世纪后期的心理学缺乏充分的数据资料，仍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来验证各种心理学理论。詹姆斯还认为，实验室中的心理学实验常常不能告诉我们怎样有效地教导儿童，也不宜将心理学的研究结论及其理论直接用于课堂实践。他强调在课堂中观察教学和学习的重要性，以便改良教育。

（二）教育中的心理学的死胡同路径

尽管早期的教育心理学家们胸怀抱负，但在20世纪中期，教育心理学处境艰难。教育心理学如何发挥其作为教育的引导性科学的作用？教育家和心理学家对此皆持悲观态度。心理学家们热衷于实验室中的动物学习的研究，如白鼠跑迷津；或者研究在严格控制的实验室条件下人类对无意义材料的学习问题，如记忆一系列的无意义音节等，这些研究主题与教育实践相距甚远。教育家们则关注实践中的一些问题，如在教授某种技能时，某种方法是否比其他方法更有效，而这些教育决策又未能依据学生的学习规律。

有研究者指出20世纪中期教育心理学衰败的三种原因：①撤出，即教育心理学家们对如何促进教育的有效决策失去兴趣；②分歧，即教育心理学家们未能达成一致的理论观点；③脱节，即教育心理学家们所关注的主题与学校中的实际问题相距甚远。

简言之，在死胡同路径阶段，心理学与教育互不关联。

（三）心理学与教育的双向路径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教育心理学发生了变化，进入了一个新的乐观主义阶段。这些变化即从行为主义向认知主义的转变，或者说从“S-R（刺激-反应）”向信息加工的转变。教育心理学的认知革命着重强调“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是一个主动的参与者”，同时也主张在真实的课堂情境中研究学生是如何学习的，其中尤为关注阅读、写作或算术等各种不同的学习策略。这一主张使得教育心理学克服了20世纪中期制约其发展的各种障碍。

20世纪初期，教育心理学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改进教育所必须的研究工具和资料库；20世纪中期，教育心理学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不屑于建构有关理论以改进教育；然而，在20世纪后期，教育心理学拥有了改进教育的研究工具及理论。在百年之后，人们重新呼唤着乐观主义的出现，期望着教育实践能够依据科学的人类学习的心理学理论。

心理学与教育之间的路径成为双向的。就教育到心理学的路径而言，教育提供了有待研究的议程或任务，并要求心理学能够确立人类在真实环境中如何学习的理论，而不是在人为的实验室环境中如何完成刻意编制的各种任务的学习理论。就心理学到教育的路径而言，心理学通过建构有关人类学习、认知与发展的有效理论，为教育实践提供有充分科学依据的决策（一个典型的例子见下面的专栏阅读）。简言之，与其说教育心理学只是将那些在别处形成的心理学理论加以应用的话，还不如说教育心理学是一个检验时下占主导地位的心理学理论的特殊领域。

专栏阅读

肯尼斯·克拉克对黑人儿童自我概念和身份认同的研究

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对布朗和托皮卡教育委员会的案件宣布了一项判决，判定将黑人和白人儿童分隔在不同的学校就读是非法的。最高法院的这项判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心理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所提供的证据的影响，他们就种族隔离对黑人学龄儿童的心理伤害进行了大量研究。下面就是心理学家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给出的对布朗案件产生极大影响的证词——克拉克报告了他对一群黑人幼儿的研究。

我在你们的要求下，于上个星期四和星期五制订了这些测验计划，并对Scott's Branch小学中的儿童，特别是那些低年级的群体进行了测试。我使用了我告诉你们的方法——黑人和白人玩具娃娃——它们除了肤色以外在其他方面都是一模一样的。我把画有这些娃娃图像的纸与娃娃一起呈现……

我把娃娃呈现给他们，并按顺序询问他们以下问题：“指给我看你最喜欢的或者你最想玩的那个娃娃”；“指给我看那个‘漂亮的’娃娃”；“指给我看那个看上去‘不好’的”……

我发现，在我测试的6到9岁之间的总共16个儿童中，有10个选择了白人娃娃作为他们偏爱的或最喜欢的。他们中的10个也认为白人娃娃是漂亮的娃娃。而且，我认为你们必须注意，这两个娃娃除了肤色外其他任何方面都是一模一样的。这16个儿童中的11个选择了棕色的娃娃作为看上去不好的娃娃。这与我们以前测试300多个儿童得到的结果是一致的，我们将此解释为，黑人儿童早在6岁、7岁或8岁时就已经接受了关于自己种族的负面刻板印象……

我不得不作出的结论是，克拉伦敦郡的这些儿童和其他在他们所生活的社会中从属于明显劣等地位的人一样，在其人格发展过程中的确受到了伤害；他们个性中的不稳定性是明显的，我认为每个心理学家都会接受这样的解释，并且对这些现象做出同样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