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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还是过渡体制

时间:2022-09-14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中国模式”的话题,源于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总量的爆发式增长。中国历来采用的靠投资驱动的粗放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重大缺陷,是最终需求不足。不过,质疑“中国模式论”的人们虽然认为中国社会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迄今为止,中国改革还有许多大关并没有过。这样一来,中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实际上是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的过渡性经济体制。

“中国模式”,还是过渡体制?[1]

(2011年11月)

以21世纪初的“北京共识”为开端逐步发展成型的“中国模式论”,提出了一个无论对于总结过去还是规划未来都极具重要性的问题,值得认真地加以研究和讨论。

“中国模式”的话题,源于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总量的爆发式增长。特别是经过3年徘徊,在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以后,中国经济重新回到市场化的改革道路。随着改革的推进,中国经济真正起飞了。经过将近20年的高速度增长,中国的经济总量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

于是,就出现了如何解读中国经济崛起的秘密的问题。

“中国模式论”的倡导者对这个问题给出的回答是:中国能够创造如此优异成绩,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具有独特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模式,或者说,它有一个强势政府和具有极大控制力的国有经济,因此,能够正确地制定和成功地执行体现国家利益的战略,“集中力量办大事”,从而创造了北京奥运、高铁建设等种种“奇迹”,并且能够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狂潮中屹立不倒,继续保持超过9%的GDP年增长率,为发达国家所争羡,足以充当世界各国的楷模。

不过,这种解释虽然能够燃起某种民族主义的自豪感,却也留下了不少的疑问。

例如,如果说驾驭整个社会的强势政府和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强大国有经济是中国成功的秘密,为什么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中,中国同样拥有一个强势政府和比如今更为强大的国有经济,中国人得到的却是无穷无尽的苦难,经历一次大饥荒就夺去了成千万人生命的人间惨剧?

在强势政府掌握的“举国体制”下,中国的确取得了一系列骄人的成绩。然而为赢得这些成就而付出的成本也大得惊人。近年来政府启动巨量投资和海量贷款“保增长”,为耀眼的表面成就所掩盖的严重消极后果正在显现。短期收益和长期损失之间如何权衡,恐怕也非一眼就能看穿。

在实事求是地分析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时,不能回避的事实是:取得了巨大进步的后30年和始终未能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的前30年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我们进行了市场化的改革和开放,即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对接。

所以,这一切还要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的改革开放讲起。特别是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接着,从1994年初开始,中国根据早些时候确定的市场化改革总体规划和企业、市场体系、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等方面改革的方案设计,进行了整体推进市场化的改革。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政府允诺对当时仍然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绝对优势的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有进有退”的调整,为民间进行创业活动提供了机会。

虽然各个领域改革的推进程度并不相同,而原有的政府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还在一些重要领域保持未动,但这一轮改革毕竟使一个对世界市场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初步建立起来。市场制度的建立解放了久为落后制度所束缚的生产力,促使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这具体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为民间创业开拓了空间。在毛泽东的“全面专政”体制下,私人从事任何工商业活动都被视为“资本主义复辟”活动,遭到无情的镇压。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政府逐步松动了对私人创业的准入限制。特别是1997年中国党政领导认可“非公有制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给予了民营经济更大的活动空间。于是,中国民间长期被压抑的企业家精神和创业积极性喷薄而出。到20世纪末,中国已经涌现了3000多万户的民间企业。它们乃是中国出人意料的发展最基础的推动力量。

第二,大量原来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的人力、物力资源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国家工业化是在城乡隔绝的状态下通过国家动员资源和强制投资的手段进行,这大大限制了工业化、城市化的进度,损害了经济的整体效率。市场的开放和民间创业活动的活跃,使生产要素能够从效率较低的经济活动流向效率较高的经济活动。在改革开放后的年代中,中国全国有高达2亿—2.5亿的处于低就业状态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从事工商等非农产业。与此同时,也有相当于爱尔兰国土面积的约7万平方公里的农用土地和闲置土地转为城市用地。生产要素大量向相对高效部门的转移所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支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度增长。

第三,对外开放政策的成功执行,在一定时期内弥补了消费需求不足的缺陷,从需求方面支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历来采用的靠投资驱动的粗放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重大缺陷,是最终需求不足。由于投资报酬率递减规律的作用,为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投资率必须不断提高;与此相适应,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比率必然相对下降,并造成最终消费需求不足的严重问题。20世纪90年代出口导向战略的成功实施,使中国能够利用发达国家储蓄率过低造成的机会,扩大出口,用净出口的需求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支持了产出的高速度增长。

第四,实行对外开放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在人力资本投资还没有发挥作用、群众性的自主创新活动还没有开展起来的条件下,通过引进国外的先进装备和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在应用层面上迅速缩小了中国与先进国家之间在过去几百年积累起来的巨大技术水平差距,使高速度增长得到技术进步的有力支撑。

这一切足以说明,改革开放才是中国经济能够保持30年高速度增长的真正秘密所在。

不过,质疑“中国模式论”的人们虽然认为中国社会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迄今为止,中国改革还有许多大关并没有过。就以经济改革而论,中国在20世纪末期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很不完善的。

这种不完善性主要表现为国家部门(state sector,包括国有经济和国家党政机关)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方面:(1)虽然国有经济在经济活动总量中并不占有优势,但它仍然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commanding heights)[2],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中继续处于垄断地位;(2)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3)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政府和政府官员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设置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管制价格等手段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的干预。

这样一来,中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实际上是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的过渡性经济体制。它既包括新的市场经济因素,又包括旧的命令经济或称统制经济的因素,既可以前进到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也可以退回到统制经济。

这种情况的发生,是有深刻的社会和历史根源的。

在中国改革初期,不但政治领导人和经济官员倾心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和“威权发展模式”(authoritarian developmentalism);即使以欧美式自由市场经济为改革目标的经济学家也承认,在市场发育程度很低的情况下,政府不能不承担更大的协调责任。建立“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和采取由“发展主义政府”掌控的“威权发展模式”,就成为一种主导的意见。

不过,在日本等国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和威权发展模式下,“发展主义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要通过中央银行对信贷活动的“窗口指导”和通产省(MITI)对产业发展的政策引导一类活动来实现,政府一般并不直接对企业发号施令和直接进行经营活动。中国的情况与它们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现行体制是从列宁所说的“国家辛迪加”(state syndicate,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经济学家则把它称为Party-State Inc,即“党国大公司”)演变而来,拥有庞大的直接管理国民经济的国家机器和强大的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经济。因此,在中国,政府和国有部门对于经济的控制和干预较之东亚国家和地区就更为直接有力,形成了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格局。

这种体制建立后,就出现了两种可能的发展前途:或者是政府逐渐淡出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自己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进行诸如市场监管和提供公共产品等方面的职能,逐渐成长为在规则基础上运转的现代市场经济,我把它称为法治的市场经济;或者不断强化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和干预,不断扩大国有部门的垄断力量和对经济的“控制力”,演变为政府控制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在中国,当20世纪90年代初期商品价格放开,或者世纪之交数以百万计基层政府掌控下的乡镇企业改制成为私有企业时,市场的力量大大增强了,经济发展也更加强劲和有效。

反之,当21世纪初一些政府机构以“宏观调控”为名加强对微观经济活动的控制和干预、国有大企业进一步改革受到阻碍甚至出现了“国进民退”的倒退现象时,国家资本主义的趋向就变得十分明显。

要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不仅要求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求政治体制改革配套地推进。正像一些东亚国家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的,一切采取“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都需要打破某些特殊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和干扰,推进从威权发展模式向民主发展模式(democratic developmentalism)的转型。更何况中国是一个有长期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又经历过长期列宁—斯大林式政治经济制度的实践,这方面的任务就更加繁重和艰巨。虽然我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但是,市场经济是一套配置稀缺经济资源的机制,仅仅靠经济体制本身并不足以自行,需要其他方面制度安排的配合和支撑。否则,市场自由交换秩序得不到保证,就会出现混乱,权力的介入还会造成“丛林法则”支配市场,使整个经济变成一个寻租场。本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交易主体自由而平等,且不存在外部性,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通过交易达成的价格,就能够有效地把资源配置到应该到的地方去。但是,市场交换是需要透明的规则和公正执法来保障的。所以,经济和政治这两个方面的改革应该配合起来进行:一方面,要从由行政权威配置资源的经济转变成通过自由交换配置资源的经济;另一方面,就要从行政命令支配一切、政府机关和党政官员的自由裁量权特别大的命令经济,转变为规则透明、公正执法的法治经济。

我国近年来经济和社会事态的发展充分说明,靠政府强化行政管制和大量投入资源实现的经济发展,不但不能长期维持,而且早晚会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

第一,与强势政府控制整个社会的体制相适应的粗放增长方式不可持续。

在这种增长方式下,虽然短时期内能够依靠政府强制动员和大量投入社会资源,加上从国外引进技术来维持高速增长,但是这种增长不可持续。一方面,由于所谓“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农村富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已经发生改变;而且,这种增长方式造成的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和由这种增长方式造成的消费在GDP中占比下降、劳动者收入水平提高缓慢,以及贫富分化加剧等问题愈演愈烈。另一方面,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曾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特别是1994年外汇改革以后,中国运用日本等东亚国家的经验,采取低估本币汇率等出口导向政策,用净出口需求支持经济的高速度增长。出口贸易刺激了沿海地区加工工业大量引进技术和雇用低工资农民工,促进了经济繁荣。然而,到21世纪初,这些优势已经大大减弱。而且一个国家的产业技术水平愈是接近于世界先进国家的技术水平,单纯依靠引进吸收国外先进技术而没有原创性的创新,就无法保持自己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这样,就像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等最先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一样,中国在经历了10来年出口推动的繁荣后,21世纪初期在微观经济领域出现技术进步缓慢、效率下降等弊病;在宏观经济领域,则出现了货币超发、资产泡沫生成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等种种病象。所有这些都向我们警示:如果不能尽快打破体制性的障碍,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灾难。

第二,各级政府日益强化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使腐败迅速蔓延和贫富差别日益扩大,官民矛盾激化,甚至可能酝酿着社会动荡。

在1988—1998年,中国经济学家曾经对转型期间日益抬头的腐败现象进行深入的讨论,要求通过改革铲除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防止中国上演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所说的腐败横行、社会溃败的“亚洲戏剧”。20世纪90年代初期商品价格自由化,曾经阻断了通过商品价格双轨制寻租的“官倒”们的财路。然而,行政权力不肯退出市场,使寻租的基础在许多领域继续保持。由于体制的演进会有路径依赖,一旦进入政府主导的路径,从寻租活动中得利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必然会力求推动“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演化,甚至蜕变为权贵资本主义,即毛泽东所说的“官僚资本主义”(“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如果没有步伐坚定的经济和政治改革阻断这一路径,使之回归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正途,就会锁定在这一路径中。而一旦路径被锁定,就会像诺斯(Douglass C.North)所说,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不然很难退出。

目前,大众普遍对政府对防止事态恶化和灾变发生的措施不力啧有烦言,甚至有人将这种状态形容为“下定决心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

从当前事态发展情况看,批评政府不作为和要求政府有更多的作为是完全有理由的。

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一定要弄清楚政府加强作为的方向是什么:是为市场的有效运行建立一个好的制度环境和提供市场所无法提供的公共产品,以便提升市场,还是用政府的强制力量去“驾驭”市场、压制市场和取代市场?不同的取向将决定政府会在中国历史进程中起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作用。

也正因为这样,这一场关于“中国模式”问题的讨论,对决定中国的前途和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1]这是本书作者为《反思“中国模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11月出版)一书所写的“前言”。

[2]列宁在1922年11月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用commanding heights(“制高点”)来指代能够左右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1921年初,在战时共产主义造成的艰难形势下,俄共(布)不得已从1921年初开始执行新经济政策,恢复市场经济,向国家资本主义退却。当时,俄共(布)内部有一部分人表示对新经济政策的不理解,认为这会危及俄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和俄共(布)的统治地位。列宁对这种质疑作出了回答。他指出,俄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由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掌握了一切commanding heights,掌握了土地和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就完全可以保证经济活动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进行,而且国家还可以随时对政策作出改变。因此,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对俄共(布)是毫无危险性的。commanding heights一词在列宁著作的中文版本中译为“经济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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