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思想界”解析

民初“思想界”解析——报刊媒介与读书人的生活形态

本文拟通过解析民国初年之“思想界”，探讨报刊媒介所营造的思想环境，以及读书人在此中所确立的新的角色与身份。以往对此的审视，多选择富于代表性的思想人物展开。余英时和沈松乔围绕胡适的研究，就呈现了民初思想界的某些面相。前者主要基于思想史的背景解释胡适的出现，认为胡适之所以能产生重大影响，在于其触动了中国的上层文化与通俗文化。“上层”、“通俗”之类，所展示的正是当时的学术思想环境。后者则在思想史的诠释之外，另辟蹊径，致力于刻画“民初社会中的胡适”，检讨胡适是在怎样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从事学术文化活动，这样又将民初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呈现出来。^[1]本文着眼于报刊媒介所营造的思想环境，并通过报刊与大学及读书人之间的互动勾画民初“思想界”的形态，或者可以对上述研究做些补充。有必要说明的是，“思想界”在中文世界的表述，是在晚清完成的。笔者在其他文章已就作为“亚文化圈世界”的“思想界”的形成，略陈己见。“思想界”是再平常不过的字眼，将其与晚清建立特别的关联，正是要说明关乎“思想界”的形成并非无关宏旨，既与近代中国形成国家与社会新的对应关系密切关联，也体现了走出科举时代的读书人对新的角色与身份的探求。换言之，这里所要强调的是，晚清所涌现的报刊杂志及新式读书人构成了“思想界”的主要载体，“思想界”的表征正依托这些要素所营造。^[2]

“思想界”的形成既关乎于信息传媒，则如何评估信息传播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也自当予以说明。这方面，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与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是目下常被引用的范例。哈贝马斯揭示了在近世西欧社会，资产阶级的报刊、俱乐部、咖啡馆等场所催生出“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供人们讨论和争论公众事务，报刊乃“公共领域最典型的机制”，可以清楚看出“公共领域政治功能的转型”。^[3]安德森则致力于探讨“印刷资本主义”（print-capitalism）如何影响到民族概念的散布与流传。认为就民族主义的起源来说，也许没有什么东西比印刷资本主义更能加快这个追寻的脚步，因为，“印刷资本主义使得迅速增加的越来越多的人得以用深刻的新方式对他们自身进行思考，并将他们自身与他人关联起来”。^[4]这里无意套用哈贝马斯与安德森的理论赋予民初“思想界”特别的意义，甚至进行某种证明。然而，其中所展示的研究视野，于思考报刊在民初如何介入社会的各个方面，不无裨益。

部分是受到哈贝马斯与安德森理论的影响以及新文化史研究的推动，探究传播媒介与思想、政治、社会之间的互动，也构成中国研究的热门话题，并主要立足晚清报刊回应相关理论。^[5]作为新型传播媒介的报刊，滥觞于晚清，这段历史自值得特别关注。而降至民国，报刊的发展则有了新的景象，何新之有？这正是本文试图揭示的。基于报刊媒介所营造的思想环境，及读书人由此展现的新的生活形态，以解析民国初年之“思想界”，是本文的中心论旨。有必要说明的是，无论是传播媒介还是印刷业，包含的内容都甚为广泛，显然不是这里所能周全的；即便将讨论限定于报刊，所能关注的也主要是与读书人密切相关的那部分。一方面试图说明报刊经历晚清的发展到民初有什么新的变化，但所谓的变化，主要不是量上的，而是关注传播媒介与思想、政治、社会之间的互动，以检讨民初由报刊所营造的思想环境有怎样的特征。另一方面则试图结合读书人与报刊的互动，尤其是身处大学校园的读书人与报刊的关联，以此审视读书人的生活形态呈现出哪些新的特性。无论什么时候，读书人总有展现其身份意义的象征，民初读书人也不例外，通过报刊与大学及读书人的互动，或者可以更好说明民初的思想环境如何影响到对读书人的塑造。

一、报刊所呈现的“思想版图”

颇有学者倾向于这样的看法，19世纪90年代中叶至20世纪最初10年里发生的思想变化，应被看成是一个比五四时代更为重要的分水岭。^[6]将晚清与“五四”联系起来，其意义不止是表明“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将这两个时段打通，多少可以从一个更为长程的时段来认知近代中国的历史（自然此还远谈不上“长时段”）。言及民初报刊之发展，也自会联想到清末，事实上包括刊物本身及从业人员，都存在着延续性。因此，欲勾画民初报刊的“思想版图”，自有必要上溯至晚清略作梳理。基于此，也有助于为本文的展开寻找问题的起点。

可以明确的是，报纸杂志与“公共舆论”不能简单等同，其最初出现时，尚无清晰的定位，譬如，由《申报》初刊时的《本馆告白》，就很难读出其中所谓的“舆论”意义。^[7]舆论在中国之兴起，颇有曲折，晚清士人就并非皆是叫好之声。^[8]较早注意到西人报刊的王韬，也以“庶人之清议”来定位此，紧扣的是士大夫所熟悉的职能。^[9]同时，晚清士人往往结合学校、议院、报馆三端展开论述，此亦透露出若干枢机。无论将报章定位于“清议”之代表，或将学校定位于“议论”之本，都只是中国古老传统的现代呈现，经历诸多曲折，才发生变化。以报刊来说，就渐次由沟通上下、开启民智，发展出新的职能。^[10]而且，报刊数量也急遽增加，梁启超20世纪初年即已感叹，斯时的中国是“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11]甚至还不乏文章在传递这样的信息：“二十世纪以前，枪炮之世界也；二十世纪以后，报馆之世界也。”^[12]那么多的人介入到报刊的创办，自是看重报刊所具有的社会功能。梁启超本人即是值得剖析的对象，他在1911年的一篇文章，就颇有意思地讲述了曾担任美国总统的卢斯福（当是Theodore Roosevelt，Jr.，今译作西奥多·罗斯福）的故事。卢氏罢职后厕身于《奥洛特克》杂志社为主笔，在欧洲的一次演说中，尝自述其所以执此业之故：“言论之有造于社会，尽人所同知也。然著书之言论，嫌于太谨严；日报之言论，嫌于太漫漶。著书之收效，期以百年，虽坚健而苦迟；日报之生命，限于一日，虽迅普而苦短。位其中者，莫如杂志。”这番话，完全可看作梁本人的夫子自道，他评论说：“其言或不免阿好乎？然杂志之为物，其在社会上之位置，略可见矣。”^[13]后来在一次演说中，梁启超对自己从事的职业也有这样的说明，“对于他方面，有脱离者，亦有中断者，惟对于报界，始终无脱离或中断之时，今后且将益尽力于是焉。”^[14]

可以说，经历晚清的发展，至民初时，对报刊的定位已不可同日而语。梁启超1912年归国后发表的一次演讲，联系自己18年前之投身报业，不免感触良多，“今国中报馆之发达，一日千里，即以京师论，已逾百家，回想十八年前《中外日报》沿门丐阅时代，殆如隔世；崇论闳议，家喻户晓，岂复鄙人所能望其肩背。”^[15]被尊为中国新闻界“开山祖”的徐宝璜甚至有言：“在民智开通之国的英美，有不看书者，无不看报者。新闻纸之有用于人，几若菽粟水火之不可一日无。其势力实驾乎学校教员、教堂牧师而上之。”^[16]同时，在当时的言说中，更加明确地将报刊与“思想界”结合起来。郑振铎便表示，“我对于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出版界的成绩，有乐观的，也有悲观的。乐观的是定期出版物的发达，悲观的是大多数的文人，还是如此没有觉悟；中国的思想界，还是如此不长进。”^[17]

不过，试图通过报刊的发展以呈现民初“思想版图”，却遭遇颇大困难。1919年罗家伦欲批评当日中国之“杂志界”，即生发出这样的感叹：“（一）中国近年来杂志太多，不能全看；（二）这班杂志，忽生忽灭，不知上年出版的今年是否继续出版。”^[18]尽管如此，为便于问题的展开，仍需对民初报刊发展的状况，略加说明。

这方面尤值一提的是戈公振研究中国报学的开山之作《中国报学史》。戈氏晚清以来便任职报界，其部分叙述可视作当事人言；该书初版于1927年，与本文所讨论的时段相近，可作为当时的资料加以利用。该书援引了当时的两份资料大致给出了“报界之现状”：一是“第二届全国报界大会纪事录”载，1921年全国共有报纸1 134种。一是“中外报章类纂社”的调查，最近两年华文报纸之每日发行者共628种。“若合以华侨报纸、学校报纸、公私政治学术社会团体之报纸，及一切属于游戏性质之报纸，不论每日发行或二日以上，其数当在二千种左右。”^[19]除此而外，笔者还查到1923年的《中华年鉴》（China Year Book），该书提供的统计是（括号内是另出英文杂志）：安徽18种，浙江78种（1），直隶41种（2），北京167种，福建47种（1），河南14种，湖南37种，湖北39种（1），甘肃3种，江西21种，江苏116种，上海81种（41），广西23种，广东115种，贵州6种，山西32种，山东42种（1），陕西8种，云南27种，四川41种（1），南满14种，北满40种（5），总计951种（54）。《年鉴》的资料来源于邮政总局截至1921年12月31日的资料，这些报纸和期刊都登记在册并通过邮局发行，当有一定的参考价值。^[20]

由于统计时段选择不同，对象各异，上述数字只具参考意义。本文也无意从量上全面审视民初报章的发展；即便数字可靠，各报刊还存在发行时间、地点及量的区别，也难以获取对等的信息。譬如，《申报》、《东方杂志》与那些发行量有限，或仅出一二期的报刊相比，无论从哪方面说都不能相提并论，但统计时却只能以一个计量单位计算。可以说，依据量化资料勾画民初报刊之“思想版图”，几乎做不到。而且，所谓“思想版图”，并非仅是量的概念，当包含报纸杂志所营造的空间结构，即在各地出版、发行的情况；再考虑到从业者的因素，则情形更为复杂。由这些要素勾画刊物的发展，或许才具备“思想版图”的意义。

尽管在数量上难以判明民初刊物发展的具体情形，但根据清末民初历史演进的脉络，勾画出报刊的结构性转变，还是可能的。戈公振大致从分期、性质等环节勾画民初出版界的图景：“以时期论，则可分为欧战以前与欧战以后。以性质言，则可分为学术与政论与改革文学思想及批评社会三大类。”特别描绘了民初报业“风起云涌，蔚为大观”的情况。^[21]说起晚清以来报刊的发展，本是被政治热情鼓动起来的，民国初肇，催生出新的出版物，亦属自然。李大钊在1913年对此就有所揭示，“共和建造以来，海内言论界各标帜志，立论建议，策嘉谋猷。”惟“今之以言论号召于天下者，多挟其党见之私，黄钟瓦缶，杂然并作，望风捕影，各阿所私”^[22]。值得重视的是报刊在格局上呈现的新气象。其一是新建政权的各级机关报取代前清官报大量出版（名称多由清末之“官报”而改称“公报”）。1899—1919年间所出版的各种“公报”113种，其中辛亥以前出版的49种，辛亥以后出版的64种。其二是承袭晚清以来的兴学潮，涌现许多教育类报刊。辛亥前后各地发行的教育期刊达到118种，其中1911年以前出版有27种，1912—1919年间创刊97种。^[23]其三则是服务于政党的报刊大量出现。据调查，民初有312个政治性的党会，刊布报纸杂志也成为各政党最普遍的宣传方法。^[24]上述报刊的出现，皆是因应于民初的政治形势，无疑有助于了解民初由报刊所营造的“思想版图”。

这里要特别提到呈现民初“思想版图”不可忽视的一环，那就是伴随中国社会的重心组织，刊物作为主要的动员方式所展现的新气象。所谓“思想界”，其表述也是与“政界”、“学界”、“生计界”、“文界”、“诗界”、“史界”等差不多同时出现的，它昭示了中国社会在重新组织，“界”也成为社会动员的象征。展示于刊物者，最突出的是刊物的栏目多按“界别”来组织文章。^[25]直接以“界”作为杂志名称的，亦复不少，这是基于传达某一社会阶层的诉求，或针对特定的“阅读公众”。前面提及的杂志自与“业界”意识的流行密切相关，尚可举证的是妇女报刊的大量出版。妇女报刊以1898年问世的《女学报》为先声，大概在清末总计出版了近30种。民国时期尚无确切的资料，但估计数目不会少。据不完全统计，1898—1918年间上海出版的妇女报刊数量即达26种之多，超过半数出版于民国初年。^[26]民初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八大杂志《大中华》、《中华教育界》、《中华实业界》、《中华学生界》、《中华妇女界》、《中华童子界》、《中华小说界》、《中华儿童画报》，也醒目突出了“界”的色彩。

同时，尚可注意的是中国基督教期刊和白话文报刊的发展。基督新教对于催生中国期刊的作用，已无需说明。据教会内部提供的统计资料，1890年以前，公开发行的76种中文期刊中，宗教期刊占40种。到民国时期，“非教会书局出版物的增长率比教会书局快得多”，然在1921年中国基督教期刊仍有107种。^[27]而伴随着报刊的流行，催生了文体的改革。最初是追求内容之通俗易懂，渐渐地，刊物的办刊方针也涉及文体。^[28]据统计，从1897年至1918年所出白话报刊达到170余种（部分采用白话的报刊未计算在内），1897—1911年约111种，1912—1918年约59种。^[29]胡适也提供了审察民初白话文报刊可兹参考的资料。指出1919年五四运动后，全国青年皆活跃起来，都要办些小型报刊来发表意见，“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两年之间，全国大小学生刊物总共约有四百多种。全是白话文写的。”^[30]

由于报刊受创刊年限与发行范围及数量的影响甚巨，因而要通过某种方式呈现其图景，无疑是困难的。不过，通过以上的梳理，对于民初由报刊营造的“思想版图”，还是可以获得基本的认知。首先可以说明的是，民初报刊所呈现的“思想版图”，其荦荦大端，是报刊的发展有明显的分界。1922年《晨报副镌》登载的一篇总结思想界发展倾向的文章，就大致以1918年为界区分出两个阶段：“四年以前中国思想界所评论的，多半是时事问题；近四年来的思想界所评论的，多半是学理问题。”^[31]同时，这张“思想版图”若置于地理版图，或还不足以完全展示报刊杂志的“星罗棋布”，然经历晚清以来的发展，报刊已不再局限在少数大城市或沿海城市，也并非由少数社会阶层所操控。这也提示，若要审视民初由报刊所勾画的“思想版图”，当重视什么因素主导了报刊之兴起，报刊的发展又呈现了“思想界”怎样的趋向。可以明确的是，较之晚清，民初由报刊所营造的“思想版图”已关联于普通人，影响所及，报刊作用于个体的模式也在发生改变。这是接下来所要重点探讨的。

二、读书人晋升的阶梯

通过报章展现民初之“思想版图”，旨在说明报刊的影响已无处不在；读报章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至于读书人在学业养成阶段受到所读报章的影响，更有诸多例证。李欧梵尝试为“五四”一代做一个“集体素描”，即突出了读报章这一环节。^[32]不宁唯是，在读书人的自觉中，还把创办刊物明确定位于与“国家”、“社会”发生关系之始。梁启超在一次演说中，就明确表示：“鄙人最初与国家发生关系，即自经营报事始。”^[33]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中，也将其参与组织《新社会》旬刊，视作其思想“第一次与社会生活接触”。^[34]这里也试图举证报章如何影响到读书人的生活，问题则紧扣读书人的社会流动，尝试说明在科举废止的民初社会，报章从某种意义上说构成了读书人“晋升的阶梯”。

用不着特别指明，隋唐以后绵延一千多年的科考制度，构成中国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的主要管道。流动包括空间上的，也包括身份上的。前者是指考生沿乡试、会试、殿试之阶梯，奔波于府、州、县及省会、京师之地，陈独秀在自传中就说明了其第一次离开家乡，即是到南京参加江南乡试。^[35]后者则指通过科举考试使“寒微之士”步入晋升之阶梯，改变社会身份。^[36]科举考试构成了帝国时代读书人晋升的阶梯，那么民初由报刊所营造的“思想版图”，又有怎样的意义呢？前已述及安德森对“印刷资本主义”的揭示，报刊最突出的意义之一即是将某一个体与“他人关联起来”。民初读书人的成长轨迹，也显示了报刊如何使个人与社会建立关联，并仰赖此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换言之，报刊在民初社会，也构成了读书人晋升的阶梯（当然只是阶梯之一）。

吴虞民初那段时间的日记，就将此一过程形象展现，昭示出那个年代读书人的生活形态。首先读报章已成为其规划读书生活的重要部分。1912年一则日记即言道，“此后上半日看新学书，下半日看旧学书，晚看报章小说，以娱散情志。”^[37]将看报章小说，归入“娱散情志”，或只是最初的情形；这样的工作计划，自也无法严格落实。不过，检视其日记，其读书生活围绕着这三个领域展开，倒有据可循。当吴虞尝试办杂志的时候，其所读杂志便起到示范作用。1914年吴与几位同道商定拟办报刊的内容，就显示模仿对象是《新民丛报》，“拟仿之分政治时评、教育时评、社会时评三门也”。稍后又提出，“文学之书当以《国粹学报》学篇文篇为依据，择善而从，庶无泛滥之弊。”^[38]有两个数据颇令人惊奇，说明其与杂志的关联已如此之深。1915年吴虞为自己发表的文章做了一份清单，涉及杂志有25种之多，除省内的成都、重庆等地，还远涉上海、东京。1920年的一则日记则说明了其所定购的杂志，达12种之多。^[39]这些都显示一位身处内地的读书人如何通过报章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

所谓“嘤其鸣矣，求其友声”，阅读报刊的过程也是选择同道的过程。吴虞读报的同时，凡觉得思想相近者，便致函相关编辑人员，并奉上自己的文稿，其与《甲寅》、《新青年》的关系，即由此肇端。他也希图其思想得播于天下，知悉其文稿将刊于《新青年》，他在日记中便写道：“余之非儒及攻家族制两种学说，今得播于天下，私愿甚慰矣。”后来更是表示：

《新青年》三卷一号将一、二卷目录特列一页，上署大名家数十名执笔，不意成都一布衣亦预海内大名家之列，惭愧之至。然不经辛亥之事，余学说不成，经辛亥之事而余或不免，四川人亦无预大名家之列者矣，一叹。美人嘉莱儿曰：文人亦英雄之一种。余正不可妄自菲薄，以为逊于世之伟人也，勉旃。^[40]

陈独秀提供的《甲寅》、《新青年》舞台，成为吴虞晋升之路的重要一环。陈是因为章士钊、谢无量的推许，知悉吴虞乃“蜀中名宿”。于是选录其《辛亥杂诗》，加以诠释，登载于1915年出版的《甲寅》第1卷第7期。通过发表于《新青年》的文章，也可了解陈、吴二人相交之大致情形。吴虞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将其文章依次录上，“以求印证”。陈的回信则表示，“尊著倘全数寄赐，分载《青年》、《甲寅》，嘉惠后学，诚盛事也。”^[41]日记中这方面的例证颇多，且模式相似，显示出读书人与刊物之间的互动是如何发生的。1919年吴虞在《时事新报》“思潮”栏目读到朱谦之的《新旧之相反相成》，内中提到，“蜀中有吴虞先生者，好为排孔之论，实于新旧递嬗中为尤有功。先生之学则何如，实竺于老、列、庄文之学者也。吾又常闻先生所著书，称道李卓吾，为官中所禁”。为此，吴虞马上将《进步》杂志所登其关于李卓吾的文字检出寄给朱。两个月后，朱谦之也自北京来函，“请作《李卓吾学记》”^[42]。

通过报刊发表的文字，吴虞的影响力逐渐扩大，1917年，时主持南社的柳亚子致函吴虞：“前从《民国日报》传读大著，知为今世之能倡唐风者，无任佩服”，“今读曩时持论，合符若节。窃幸吾道不孤，私以入社为请，甚以先生不弃鄙陋，惠然肯来，则拔帜树帜，可以助我张目，万幸万幸！”吴也欣然接受，“将社书填就，即以柳亚子、谢无量为绍介人”。不惟如此，因为在报刊上读其文字而致函吴虞表示敬佩之意的，既有“僻处鄂西”的陈彦徵，复有来自日本的青木正儿。^[43]而且，影响并不限于舆论界，北京大学的大门也为之打开。1917年其堂弟吴君毅来信言及，“日前章行严、胡适之过谈，盛称兄学术思想不似多读旧书者，弟拟荐兄主讲中国文学于北京大学。”说是推荐，未尝不是因为吴虞已有声名的基础。1921年夏天吴正式受聘于北大，因在北京获得胡适等人佳评，他也不无骄傲地表示：“予之著作，在四川前数年，真有‘蜀犬吠日’的景象。近来同调虽多，而‘诧异惊奇’的人，委实还是不少。可是一到了人文荟萃的北京，简直欢迎到这种地步，足见社会文化程度上的差异了。”^[44]

吴虞的例证显示了读书人如何借助报章走上晋升之路。这样的例证并非个别发生，阅读报刊实际成为那个年代少年思想训练的主要管道。毛泽东1920年在一通书信中即表示，“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45]。当时还是小学生的艾芜，也已经广泛阅读报刊杂志，“我们一从热爱《学生潮》开始，就更进一步找寻学校图书室内的白话书刊了。成都出的《星期日》，北京出的《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上海出的《星期评论》、《少年中国》，就成为以后课余经常的读物”^[46]。

就此而言，吴宓的经历也值得一说，不惟显示一个年少的生命如何与杂志发生关联，还显示此如何主导其职业的选择。1911年7月在一则日记中，吴宓描述了其少年时代创办杂志的经历，自11岁到16岁期间，计有10多种。尽管留下的只是一个失败的记录，许多杂志未必正式编就，然10岁出头之孩童，已有这样的经历，不能不令人侧目，“虽中经与他社之冲突，气未少折”，且由于社员乏人，经费无着，很多杂志往往仅出一二册，令人悼伤何胜。然而，令吴宓感到快慰的是，“余之著述事业至是而始得印刷、始得正当公布于众”。所以他也表示，“他日有暇仍当重整旗鼓，为吾陕西报界开一新天地”^[47]。

年少时在僻处陕西之地所尝试的办报活动，未必成为吴宓“晋升之阶梯”，然童年时的经历显然对他不无影响。进入清华学校后，在繁忙的学业生活中，他仍对办杂志倾注了大量精力。不仅介入《清华周刊》的编纂工作，大量阅读美国出版的杂志，还将其学术理想与办杂志联系在一起。一次与同学汤用彤谈将来志向，吴就表示其目标是“联络同志诸人，开一学社，造成一种学说，专以提倡道德、扶持社会为旨呼号”。至于进行之法，吴所强调的便是“发刊杂志多种，并设印刷厂，取中国古书全体校印一过，并取外国佳书尽数翻译，期成学术文章之大观，而于国家精神之前途，亦不无小补”。^[48]由于有这样的想法，在选择学科时，他也慎重表示要以杂志为业。1915年3月9日的日记即表示，“近为慎重之决心：将来至美，专习印刷及杂志事业，期于有成，毋恤余事”。不日，与汤用彤晤谈，也留下这样的日记：“素有经营印书，及编译杂志之成约，讨论甚详。”对于吴宓选科之决定，“诸友均不赞成”，家中父母及亲友，“亦皆以余之决定为误”，但他仍坚持这一选择。^[49]这时的吴宓未必清楚“报业”所学为何，是否有此学科可供选择。到美国后，吴方知“报业专以营业图利为之旨”，乃师及陈寅恪等“均深鄙报业之一途，而劝宓专学文学，以‘评文者’Critic自期”。即便如此，吴宓仍坚持，“到美一番，若于实事上毫无考察，如报业，如印刷业，均不谙悉一二，则实虚此一行。”而且，“文学之效用，虽远且巨，然以今中国之时势，若专以评文者自待，高蹈独善，不偕诸友戮力前途，为国事世事，稍尽人己之绵力，则按之夙习立志，拊膺实深愧矣”^[50]。

说起来，留美期间的吴宓未尝不是在进行“他日为国人导师之预备”，导致他择业上的犹豫，还与他对国内杂志界的关注有关。日记即显示了吴宓对《新青年》、《新潮》等杂志以及陈独秀、胡适等提倡白话文学，颇为关注，其评价完全是负面的，“今之盛昌白话文学者，其流毒甚大，而其实不值通人之一笑。明眼人一见，即知其谬鄙，无待喋喋辞辟，而中国举世风靡。哀哉，吾民之无学也！”^[51]到1920年，吴宓规划着归国之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四川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都颇有意聘请吴，他选择了北京。京师乃全国所瞻系，做此选择自无不妥，关键是吴宓早已有归国后的打算：“宓归国后，必当符旧约，与梅君等，共办学报一种，以持正论而辟邪说。非居京，则不能与梅君等密迩，共相切磋。”不久，得国内朋友来书，慨伤国中现况，劝吴等早归，捐钱自办一报，“以树风声而遏横流”，吴宓当即表示，“他年回国之日，必成此志。”进而言道，“此间习文学诸君，学深而品粹者，均莫不痛恨胡、陈之流毒祸世”，“他年学问成，同志集，定必与若辈鏖战一番。”^[52]事实上，吴尚未归国，“鏖战”已经开始，不久他就在《留美学生季报》发表《记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新旧说》，检讨新文化运动。

吴虞、吴宓等读书人投身杂志界的活动，展示了民初报业一个显著的特征。接下来还会谈到，因为对政治的极度失望，促使读书人“思出其位”，而选择的主要方向即是创办报刊。这里值得补充的是，1918年前后读书人广泛介入办报刊的活动，从报业的角度也构成一道独特的景观。戈公振曾表示，“民国以来之报纸，舍一部分之杂志外，其精神远逊于清末。盖有为之记者，非进而为官，即退而为营业所化。故政治革命迄未成功，国事窳败日益加甚。”^[53]改变这种格局的便是思想性杂志的流行。这种情势，还直接构成了对商业性杂志的冲击。张元济1918年12月25日的日记，曾有如下记载：“昨与梦、仙谈，拟将《东方杂志》大减。一面抵制《青年》、《进步》及其他同等之杂志，一面推广印，借以招徕广告。今日见北京大学又办有《新潮》一种。梦又言减价事，又应斟酌。”可见伴随《新青年》、《新潮》等杂志影响力的拓展，原来的杂志格局也被打破。除商务印书馆受到冲击，中华书局原来所办杂志，这个时期停刊的也不少。张元济1917年1月12日的日记也有这方面的记载，因为传言中华将杂志“停去六种”，张于是要求“通告分馆，尽力推销，勿失机会”^[54]。

事实上，商务出版的杂志在五四时期也遭到严厉批评。陈独秀先后两次撰文批评《东方杂志》，罗家伦的批评除涉及《东方杂志》，还点到《教育杂志》和《妇女杂志》。^[55]商务所出杂志受到的冲击，直接反映在杂志的销售额从1917年的14.6万元减少到1918年的11.1万元；到1919年，积压的历年杂志竟有11万余册。^[56]为此，商务不得不图谋革新。《东方杂志》受到质疑最多，“只能维持现状”的主编杜亚泉，也只有让位于陶保霖（陶死后由钱智修接任主编）。^[57]其他杂志的编辑人员也做了调整：《教育杂志》改由李石岑编辑（实际由周予同负责）；《小说月报》改由沈雁冰、郑振铎主持，其他《学生杂志》、《妇女杂志》也分别改为杨贤江、章锡琛编辑。张元济早有这样的认知，“本馆营业非用新人、知识较优者，断难与学界、政界接洽”，而“后起之辈思想甚新，蓬蓬勃勃，亦颇有为公司兴利除弊之意，有不可遏抑之势”^[58]。而在新人主持下的刊物在期刊市场也重新具备竞争力，内中的关键便是开掘了学界资源，吸纳读书人介入馆中的具体事务，从而促成了出版界与学界的互动。^[59]

无论什么时候，读书人皆有展现其身份意义的象征（其他社会阶层也是如此），变化的主要是表达身份的载体。通过上面的描述不难发现，报章之于民初读书人，正构成其联结社会的“中间环节”。清末民初是由“士”向“知识分子”的转型时期，报章在此间的繁荣，正体现了读书人对新的角色与身份的寻求，成为其表达身份意义最突出的环节。这里并无意说明读书人依托报章形成了单一的角色身份，事实上，民初区别于晚清的主要所在，正在于投身报界的读书人，有着多重身份。前已述及晚清以来“界”是如何被表述的，有一点颇有意思，围绕“思想界”的表述，相似的还有诸如“精神界”、“出版界”、“报界”、“学界”、“教育界”、“舆论界”等，其具体所指，实难划分明显的边界。这里也提出了讨论“思想界”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其他各类“界别”的表述，其具体所指，相较而言是清楚的，惟有“思想界”（包括“学界”），其内涵并不那么清晰。大致说来，基于职业进行命名的“界别”，多少让人清楚其所指；“史界”、“文界”、“诗界”之类，则关乎研究领域或体裁，也还算比较明确。相比之下，“思想界”与“学界”的内涵，却大异其趣，以职业来指称或研究领域来涵盖，都尚有距离。造成这样的困难，最基本的便是因为“思想界”这一界别的职业特征不明显；同时也是因为与“思想界”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读书人有多重身份。既如此，也有必要结合大学与报刊的关联，分析民国初年“思想界”或“学界”的情况；说起来，部分读书人的生活形态，也是由大学与报章共同营造的。审视民初读书人的生活形态，这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三、大学·刊物·社会

说到“晋升的阶梯”，不惟吴虞如此，陈独秀未尝不是这样。1917年1月14日，在发表出任北大校长的就职演说4天之后，蔡元培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新青年》也成为“敲门砖”。蔡后来曾回顾了这一过程，1916年冬天，还在法国的蔡元培接到教育部电，促其回国出任北大校长。到北京后，他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汤表示，“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并取《新青年》十余本示蔡。蔡也有这样的看法，“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听汤君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有意思的是，对于蔡的相邀，陈独秀起初断然回绝，“因为正在办杂志”。蔡则表示，“那没关系，把杂志带到学校里来办好了。”^[60]这样《新青年》也伴随陈独秀走进北大。

大学与刊物结合，使民初思想界呈现出有别于晚清的图景。《新青年》的走向，即展现了这本杂志如何和北大结合在一起，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1915年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最初汇聚的主要是皖籍读书人，卷首作者几乎全为安徽籍或与皖政界和文化界关系密切者，影响也有限。据张国焘所说，尽管《新青年》1915年已创刊，但“北大同学知道这刊物的非常少”，直到1917年春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才能在学校和书摊上买到。^[61]周作人也曾提及，“初来北京，鲁迅曾以《新青年》数册见示，并且述许季茀的话道，‘这里边颇有些谬论，可以一驳。’”他却认为“觉得没有什么谬，虽然也并不怎么对”。也就是一个普通刊物，“看不出什么特色来”。《新青年》在1917年逐渐有了新的发展，关键即在陈独秀当上了北大文科学长，胡适、刘半农等人都进了北大，“这与北大也就发生不可分的关系了”。^[62]从出版的角度看，也是如此。据汪原放所忆，陈独秀1913年亡命到上海，找到其大叔汪孟邹，提出出一本杂志的想法，表示“只要十年八年的工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但当时的亚东正在印行《甲寅》杂志，经济上甚为棘手，没有力量做，于是介绍给群益书社。最初每期只印1 000本，而且只发行了6号，就停刊了半年。^[63]对此，陈独秀也是颇为沮丧的，“本志出版半载，持论多与时俗相左，然亦罕受驳论，此本志之不幸，亦社会之不幸。”^[64]获悉陈被任命为北大文科学长，汪原放诸人不禁议论道：“陈仲翁任国立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好得多了，比搞一个大书店，实在好得多。”“学堂、报馆、书店都要紧，我看，学堂更要紧。”^[65]这是在议论大学、报馆、书店哪个更重要，殊未料彼此之间还有关系。陈主持北大文科后发行的《新青年》第3卷，其撰稿人则几尽是北大教员和学生，《新青年》迅即成为北大革新力量的言论阵地。^[66]陈独秀也不再单独控制这一刊物，从第4卷第1号起，改为同人刊物；第6卷第1号又公布了轮流编辑的办法。^[67]胡适、钱玄同、高一涵、李大钊、刘半农、沈尹默、陶孟和以及周氏兄弟，成为刊物之要角。

可以说，较之晚清，民初思想界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主要是刊物创办者往往兼有大学教授的身份。而且，不单教授们在办刊物，许多学生也投身到刊物的创办中。《新潮》杂志发刊时，傅斯年就不无意味地表示，“北京大学之生命，已历二十一年；而学生之自办刊物，不幸迟至今日然后出版。”还解释了刊物之缘起，一致的看法是“学生应该办几种杂志”，“我们将来的生活，总离不了教育界和出版界，那么，我们曷不在当学生的时候，练习一回呢。”^[68]张国焘在回忆中也描绘了那个年代读书人之选择办刊物，差不多成为“行动的第一步”：“要救国，就要组织团体，发行一种刊物，作为行动的第一步。当时这种组织小团体的想法颇为流行，不少有抱负的青年都想借以一试身手，登高一鸣。”^[69]

要完整梳理身处大学校园的读书人介入创办刊物的情况，无疑是困难的，这里可根据北大的情况略加说明。据《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底提供的资料，北大之“定期出版品”（除纯属本校出版者外，与本校关系较深者亦陈列）包括有：《北京大学月刊》、《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大学学生周刊》、《新潮》、《数理杂志》、《音乐杂志》、《绘学杂志》、《批评半月刊》、《评论之评论》，“其现在暂行停刊者为《国故》月刊、《奋斗》周刊，曾经拟议尚未实现者，有史学系之《史学杂志》与地质研究会之《地质杂志》。”^[70]通过这些资料，我们对北大师生介入创办杂志的情况可以有大致了解。这篇文章还表示，“本校之出版品，年来骤形增加。其蓬蓬勃勃之气象，不特为国内之重心，亦为世界所瞩目。”单从出版品看，恐怕主要的成绩便在所创办的杂志上，其他出版物实在有限，只列出“北京大学丛书”、“新潮丛书”、“世界丛书”。尽管编者解释北大师生“在外间出版者无从调查”，但两相对照，还是不难发现两者的差距。

实际上，对此状况北大教员也是颇有看法的。1920年在北大开学典礼上胡适就痛心地表示，北大这些年总算挂着“新思潮的先驱”、“新文化中心”的招牌，但面对学术界大破产的现象，面对自己在知识学问上的贫乏，我们应该感到惭愧；以目前整个学校两年间只能出版5期月刊、5种著作、1种译著所体现的学术水准，远没有资格谈“普及”^[71]。到1922年北大25周年校庆，胡适也再三痛陈北大“开风气则有余，创造学术则不足”。认为号称最高学府就应该有与其名声相当的具有世界性贡献的学术，但实际却依旧是99%的稗贩。李大钊也认为北大“值得作为一个大学第二十五周年纪念的学术上的贡献实在太贫乏了”，因为“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万岁！’的欢呼”^[72]。

这也促使我们思考当时大学的工作方向。有个背景有必要交代一下，自晚清报刊杂志逐渐流行后，中国读书人的书写方式较之以往便有了革命性的改变，主要文字均依托报刊发表。梁启超在晚清思想界“暴得大名”，部分即在于其“语言笔札之妙”，但报章文字“匆迫草率”，体现得也极为充分。1897年梁启超在《与严幼陵先生书》中谈到了这个问题。那时，梁刚走上办报之路，其为文遭到严复的批评，于是梁作了如下解释：

启超于学，本未尝有所颛心肆力，但凭耳食，稍有积累，性喜论议，信口辄谈，每或操觚，已多窒阂。当《时务报》初出之第一二次也，心犹矜持而笔不欲妄下。数月以后，誉者渐多，而渐忘其本来。又日困于宾客，每为一文，则必匆迫草率，稿尚未脱，已付钞胥，非直无悉心审定之时，并且无再三经目之事。非不自知其不可，而潦草塞责，亦几不免。又常自恕，以为此不过报章信口之谈，并非著述，虽复有失，靡关本原。

梁启超对于在报刊发表的文字，也不无遗憾，然而，考虑到“不过报章信口之谈，并非著述，虽复有失，靡关本原”，且只是“在报中为中等人说法”，又不免“自恕”。^[73]晚清时围绕报章文字，即有诸多非议，章太炎甚至指出：“文辞之坏，以林纾、梁启超为罪魁。（严复、康有为尚无罪。）厌闻小学，则拼音简字诸家为祸始（王照、劳乃宣皆是）。”在章看来，“人学作文，上则高文典册，下则书札文牍而已。”高文典册固非人人所有事，书札文牍则未有不用者。“然林纾之文，梁启超报章之格，但可用于小说报章，不能用之书札文牍，此人人所稔知也。今学子习作文辞，岂专为作小说、撰报章，而舍书札文牍之恒用邪！”^[74]这里道出报章流行后引发的问题。民初时的情形，亦复如此。《晨报副镌》刊登的一篇文字，就颇有意味讲到古今读书人写作之区别，作者甚至愤愤表示，“古人著书为传世，今人著书为卖钱”：

我国古哲著书，专讲究藏之名山，以待来者。窥其书之内容，不是对于学术有特别发挥，就是对于世道有针砭功用。今日则不然。社会喜讲恋爱，就千篇一律皆在作恋爱小说，并不注意人心世道的转移。社会喜谈社会主义，就报纸杂志皆言社会主义，毫不计较国家社会的经济状况。所以然者，古人著书为传世，今人著书为卖钱。^[75]

这一状况的造成，自有其原因。除了报刊媒介自身属性催生“急就章”，最基本的是读书人所依托的“学术期刊”此时尚处萌芽中，要到20世纪20、30年代才逐渐成型；当时的大学对于教员的成果发表也没有明确要求。不管怎样，民初读书人表达的载体主要还是各种期刊。1918年张申府在一篇短文中，甚至指出“中国旧无杂志，与之不相习，故罕能利用之”。在他看来，“西土学者著作之方今古已有不同。古之学者毕一生之力，汇其所学，成一大典，以为不朽之业。今之学者学有所得，常即发为演讲，布诸杂志，以相讨论，以求增益。一二年所得，罕有刊成书册者。治一学，而欲知新，而欲与时偕进，乃非读其学之杂志不可。”^[76]后来，张在一篇文字中，列出了其撰写的主要文字，包括“从1911年到1948年期间曾投稿过的报纸期刊等”，“解放以来发表的文字”，“我出过的单行本书及小册子等”，“主编过的期刊杂志”。^[77]即以这个清单便不难看出，民国时期的读书人和期刊的关系是何等密切，投稿报刊构成了基本的生活形态。即便是“单行本书及小册子”，也主要是发表于期刊的文字汇集而成。像我们所熟悉的《独秀文存》、《胡适文存》，便是如此。

身处大学校园的读书人广泛介入刊物的创办中，也搭建起沟通社会的津梁。这也引发一系列问题，大学教员的社会责任如何体现，大学又担负怎样的责任？纷争也由此引发。1919年2月15日出刊的《新青年》第6卷第2号，登载了这样一则启事：

近来外面的人往往把《新青年》和北大混为一谈，因此发生种种无谓的谣言。现在我们特别声明：《新青年》编辑和做文章的人虽然有几个在大学做教员，但是这个杂志完全是私人的组织，我们的议论完全归我们自己负责，和北京大学毫不相干。此布。^[78]

发表这样的“启事”，自是因为已感受到种种流言。发表这样的声明无补于事，也是可以预料的；《新青年》的对手乃至坊间，都不可能不把杂志与大学联系在一起。据陈独秀所言，因为看见《新青年》登有几篇大学教习的文章，便对“大学造了种种谣言”。然他们“决不拿出自己的知识本领来正正堂堂的争辩，总喜欢用‘倚靠权势’、‘暗地造谣’两种武器”^[79]。在稍后致胡适的信中，陈又指出：“大学解散的话，现在还没有这种事实；但是少数阔人，确已觉得社会上有一班不安分的人，时常和他们为难；而且渐渐从言论到了实行时代；彼等为自卫计，恐怕要想出一个相当的办法。”话虽隐讳，但陈已感到“整顿大学，对付两个日报、一个周报，恐怕是意中的事”^[80]。身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也时常陷入种种是非中。

关键在于，借助于报刊大学校园之风潮很容易就传入社会。1919年2月《神州日报》即以通信的形式，谓陈独秀、胡适、陶孟和、刘半农等四人“以思想激烈，受政府干涉”。甚至言之凿凿，谓陈独秀“已在天津，态度颇消极”，其他三人，“则由校长以去就力争，始得不去职”。到3月4日，又登出这样的消息：“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近有辞职之说，记者往访蔡校长，询以此事，蔡校长对于陈学长辞职一说，并无否认之表示。”《公言报》则在3月18日刊登了一篇文字《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不无意味地写道：“北京近日教育虽不甚发达，而大学教师各人所鼓吹之各式学说则五花八门，颇有足纪者。”文章特别指出北大新派学者“前后抒其议论于《新青年》杂志”，“近又由其同派之学生组织一种杂志曰《新潮》者，以张皇其学说。《新潮》之外，更有《每周评论》之印刷物发行。”“其思想议论之所及，不仅反对旧派文学，冀收摧残廓清之功，即于社会所传留之思想，亦直接间接发见其不适合之点而加以抨击。”复指出，与新派对峙者“有旧文学一派”，视新派怪诞不经，“为其祸之及于人群，直无异于洪水猛兽”。“顷者刘、黄诸氏，以陈、胡等与学生结合，有种种印刷物发行也，乃亦组织一种杂志，曰《国故》。组织之名义出于学生，而主笔政之健将，教员实居其多数。”对于像《神州日报》那样虚构证据，以强调关于北大的种种消息“信而有征”的做法，蔡元培自是不能袖手，况且，这样的谣言流传甚广，“上海报纸，甚至有专电言及此事”。蔡当即致函《神州日报》，申明“陈学长并无辞职之事，如有以此事见询者，鄙人必绝对否认之。所谓并无否认之表示者，误也”^[81]。对于《公言报》刊登的文字，“为表示北京大学真相起见”，蔡元培也“不能不有所辨正”。因此文刊登时附有林纾致蔡元培函，故蔡以答复林纾的形式，要求《公言报》“照载”。蔡主要阐述了新文化运动的方向问题，关于大学本身，则主要强调了两点：一是对于学说，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二是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82]

来自社会的压力不仅施诸于北大教员，学生也不能免。按照傅斯年的揭示，《新潮》问世不过8个月的时间，就遭遇了三层困难，其一是“经济方面的波折”；其二是“发生了许多反动”，“有几家报纸天天骂我们，几乎成为他们的职业。甚而至于我们学校的某某几个教员休息室里，也从此多事”；其三是“惹出了一个大波浪”：

有位“文通先生”，惯和北大过不去，非一次了；有一天拿着两本《新潮》几本《新青年》送把地位最高的一个人看，加了许多非圣乱经，洪水猛兽，邪说横行的评语，怂恿这位地位最高的来处治北大和我们。这位地位最高的交给教育总长傅沅叔斟酌办理。接着就是所谓新参议院的张某要提查办蔡校长，弹劾傅总长的议案。^[83]

傅斯年没有交代其中发生的种种纠葛，然通过傅增湘、蔡元培往返函件，不难了解其中的枢机。傅开宗明义，“自《新潮》出版，辇下耆宿对于在事员生不无微词”。他表示所虑乃在“因批评而起辨难，因辨难而涉意气”，希望“遵循轨道，发为议论”，“若其以仓卒之议翘于群众，义有未安，辄以滋病，殆有未可。”尤其是，“倘稍逾学术范围之外，将益启党派新旧之争，此则不能不引为隐忧耳。”蔡元培在答复中，首先指明“局外人每于大学内情有误会之处”，同时辩护说，“若持《新潮》、《国故》两相比拟，则知大学中笃念往旧，为匡掖废坠之计者，实亦不弱于外间耆贤也”。这是蔡毫不退让的，就像他与林纾的通信所言。然涉及发言方式问题，蔡也承认此乃“明言傥论”，“当即以此旨喻于在事诸生，嘱其于词气持论之间加以检约”。他也强调，“批评原无可虑，所虑乃在出乎其位，牵及感情之言”。^[84]

所谓“出乎其位”，实际是从两个方面提示了大学与报刊的关系：其一涉及角色定位，其一关乎发言方式。民初“思想界”的独特风貌，或即在于此。这也引起诸多的议论，杨荫杭在20世纪20年代对于“学界”就有这样的观察，“世间清净去处，莫如学界”，然而，“学之中也亦有‘客’焉，所办者曰‘学务’，而无事不提议，无电不列名，则其人固非教育家，不过‘学客’而已矣。为求学故入学；乃在求学时代，竟无一事不通晓，无一事不干预。则其人固非学生，不过‘学客’而已矣。”教育家之义务，在教育后进以救国，“若挂学校之招牌，而自成一阶级，自创一政派，则学殖荒矣。若更为政客所利用，东设一机关，西设一事务所，终日不读书，但指天画地，作政客之生涯，则斯文扫地矣。”^[85]尽管未曾言明，但字里行间还是说着了很多投身办报之读书人。因此，关于大学与报刊的关系，不只是大学师生广泛介入杂志的创办，关键还在于这些杂志往往“思出其位”。这也引发我们进一步思考，何以读书人频繁介入创办刊物的活动，而投身刊物又基于怎样的认知？事实上，民初所形成的“思想革命”的观念，与读书人介入报刊不无关联。换言之，大学与刊物的互动不只是形式上的，还体现出读书人对报刊媒介的认知是基于“思想革命”的观念。

四、政治·思想·学术

报刊所营造的“思想界”展现了民初读书人生活形态的一些面相，重要的还不仅是读书人建立起与报刊密切的关联，报刊的流行还另有枢机所在，深刻影响着读书人的“话语”（discourse）。前已述及，民初报刊的发展存在结构性的转变，民国初肇，伴随政党活动的兴盛，催生了各种政论性的刊物。由大学师生所创办的思想学术性杂志，则主要流行于1918年以后。何以会截然划分出两个不同的阶段？自与民初的历史演进不无关系，甚至可以说，“共和幻像”乃读书人介入杂志创办的诱因，也构成民初思想界形成的潜在背景。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讨论，报刊作为一种特殊载体，如何影响到读书人思考问题的方式，乃至方向。

这里不能不提到王朝崩溃所产生的冲击。与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的覆灭不同，此时中国遭逢的是普遍王权（universal kingship）的崩溃，它所造成的整体性危机，民国成立后很快就反映出来。人们还没有从旧王朝覆灭的“震惊”中走出，热闹非凡的民主宪政很快如昙花一现。鲁迅就深有感触地说过：“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86]鲁迅上述常被人征引的话，道出了民国成立后的景象距离人们的期望甚远。白鲁恂（Lucian W.Pye）曾用“共和幻像”（phantom republic）描绘革命光辉的式微，揭示出甫经成立的中华民国不仅未能重建社会秩序，反倒加速了社会整合的危机。^[87]这也难怪，一个古老帝国以往行之有效的统治方式随着王权的崩溃失去了效应，要在较短的时间里重建社会秩序，既不可能，也不现实。^[88]

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即可视作读书人对政治秩序极度失望的结果。当时组织的很多团体，往往竞相标榜“不党”、不涉及“政界”，只是这样的选择无补于政治秩序的改善，也显而易见。不过，这样的政治走向于报刊的影响颇大，使报刊的发展在短短的时间里呈现出不同的趋向。最初是政治热情左右着报刊之沉浮；紧接着展开的，既以新文化运动为标识，则杂志的走向自是受思想文化因素的主导。换言之，如果说晚清思想界有功于“共和”，思想界也因此果实而分流，那么“共和幻像”则促成思想界以新的方式重组。

1912年梁启超归国后，尽管仍选择办报为业，甚至强调此乃“十八年来初志，且将终身以之者也”。^[89]但如所周知，以善变著称的梁启超，归国后主要精力都投入到实际政治中。只是在不断碰壁之后，又试图去发现超越政治的因素。1915年中华书局发行《大中华》杂志，聘梁启超为主任撰述，他所撰《发刊词》就表达了对此的看法，“我国民积年所希望所梦想，今殆已一空而无复余。”但梁试图说明政治不是事业的全部，“我国民前此之失望，政治上之失望也，政治不过国民事业之一部分，谓政治一时失望，而国民遂无复他种事业，此大惑也。且政治者，社会之产物也，社会凡百现象皆凝滞窳败，而独欲求政治之充实而有光辉，此又大惑也。”相应地也将该杂志定位于“赞助我国民从事个人事业社会事业者于万一”。^[90]次年在与报馆记者谈话中，梁启超又明确指出：

鄙人自问若在言论界补助政府匡救政府，似尚有一日之长，较之出任政局或尤有益也。又国中大多数人民政治智识之缺乏，政治能力之薄弱，实无庸为讳，非亟从社会教育上痛下工夫，则宪政基础终无由确立。此着虽似迂远，然孟子所谓“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为不蓄，终身不得”。鄙人数年来受政界空气之刺激愈深，感此着之必要亦愈切。^[91]

梁启超的反省，获得了严复的同情。1915年严复在给梁启超的一通书信中便表示，“近年来，国家多故，朝野不宁，然治之之道，确如老弟所言，必先安内固本，而后方克对外，此不易之理。”尤其说明“今日吾等所能为者，除以文字报国外，他何敢言？”^[92]梁启超与严复，皆是晚清思想界的翘楚；民国之缔造，功莫大焉。他们在此际所做反省，显示出民初政治演进给予他们颇多刺激。严复所谓的“除以文字报国外，他何敢言？”尤其令人玩味。他们一生都在从事文字报国的工作，现在旧话重提，有几分无奈，也预示着在重新思考文字报国的方向。前已述及吴虞的晋升之路，翻阅其日记，也可发现饶有兴味的一幕，正所谓“吾日三省吾身”，吴每年在日记中差不多都要宣示其宗旨乃“专主研究学术，不问政治”。1918年记道：“余去年即有不入党、不任主笔之宣言，今年又加不谈政事一条。处此乱世，总以不开罪于人、少与人交涉、和光共尘、不露头角为要。衣食粗给，杜门读书讲学，陶渊明吾之师也，慎之勉之。”1920年又强调：“予平日宗旨不入党，不任主笔，不以文字谈法律、政治，近年尤以不涉足政界为要件。”^[93]

就新文化一代来说，他们之登上思想文化的舞台，祭起的便是“不谈政治”的戒约。1915年陈独秀办起《青年》杂志，就明确告白“本志之天职”乃“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批评时政，非其旨也”。陈在1916年的一篇文字，还将明中叶以来所发生的变化区分为七期，第七期乃是指“民国宪政实行时代”，强调，“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题，不得不待诸第七期吾人最后之觉悟”。原因在于，“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尤甚”。“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94]胡适归国后的选择，也颇有代表性。在《非留学篇》这篇也许是胡适留学时期最重要的文章中，他曾严厉批评中国留学政策偏重实业而轻视文科是“忘本而逐末”。他反诘道：“吾国人所受梁任公严几道之影响为大乎？抑受詹天佑胡栋朝之影响为大乎？晚近革命之功，成于言论家理想家乎？抑成于工程之师机械之匠乎？”^[95]这实际也规划了自我角色的方向，在给一位大学教授的信中，他就写道：“没有通向政治体面与政治效率的捷径”，“让我们去教育我们的人民，让我们为我们的后代打下一个他们可以依赖的基础。”^[96]这样，归国以后做出相应选择，也便顺理成章：

1917年我回国时，船到横滨，便听到张勋复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疏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张勋的复辟乃是极自然的事，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97]

对于新文化一代“不谈政治”的标榜，需要加以辨析，这些言辞并非意味着他们对政治冷漠，而是在政治与思想之间确立了新的路径。《新青年》致力于思想文化，也只是为着澄清政治的迷雾；况且该杂志未必就真的“不谈政治”^[98]。因此，问题远非要不要谈政治那样简单。于新文化一代来说，创办刊物并非意味着远离政治，而是确立了思想具有超越政治的优先性。“思想革命”的话语，也在此中得到阐述。

逐渐认识到中西竞争最终是一场“学战”，是晚清中西文化交流突出的一环；中国士人由此更自觉重视这场文化竞争。^[99]耐人寻味的是，民初却凸显了“思想战”。杜亚泉在1915年的一篇文字中即明言：

今之时代，为思想战之时代。十八世纪民权思想之普及，美利坚独立，法兰西革命，其他革命战争之蔓延于各国者，不知凡几。十九世纪民族思想之发达，意大利合并，巴尔干分裂，其他民族战争之爆发于各地者，更不知凡几。此回旋澎湃之思潮，更由太平洋印度洋远渡亚东，波及吾国，而有辛亥之役。吾国之思想战，盖以此为著矣。^[100]

这里所说之“思想战”，其语境与晚清流行的“学战”自不能相提并论。但这里突出思想之作用，却是明确的，这也构成新文化运动的流行话语。汪敬熙即注意到，自1916年1月《东方杂志》发表黄远生《国人之公毒》后，“有许多人都同声说，我们中国各种坏处的根原就是思想界，并且又说，如想改革中国，第一步就须改革思想”^[101]。一篇讨论思想界两大潮流的文字，开篇就写道：“诸君大概都知道改革社会，是要改造思想的。”这已是把“思想”之优先性作为讨论问题的前提。进一步还试图说明，思想是一切社会、政治、学术的源头，“思想变了，那学术社会政治一定跟着变”：

凡稍能看报纸杂志的人，大概都知道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发生了“新文化运动”，随着新出版物一天多一天，所鼓吹的，一言以蔽之，是新思想，分言之：把这思想用到文学上来，便是新文学；把这思想用到政治上去，便是新政治（平民政治）；把这思想用到社会上去，便是新社会（互助社会）。^[102]

当时出版的许多杂志，也都强调了“思想”之优先性。《新中国》杂志创刊时，其“发刊词”就指出“新思想为造新政治、为造新道德、为造新学术之前提”，“若思想变，而政治、道德、学术皆应之，是宜其有是无非，有善无恶矣。故欲以新政治、以新道德、以新学术而造新思想者，其势逆；以新思想而造新政治、而造新道德、而造新学术者，其势顺。”同年创刊的《闽星》杂志则提出“思想界的改造”问题，何以“思想界”需要改造，原因即在“世界的进化和人类的思想很有密切的关系。思想的变迁到了什么程度，进化的现象，自然为其写真，达到那个境地了。”更有杂志差不多已陷入“思想决定性”的窠臼：“一切社会底进步，都起于思想底进步，而思想底进步，惟赖‘评论’。一切过去的思想进步史，都是评论史。”^[103]

作为革命者的孙中山，也在转变着论述的重心，革命话语有了新的展现。他为《建设》杂志撰写的“发刊辞”，将中国社会所出现之乱象归于“革命破坏之后，而不能建设”，而“所以不能者，以不知其道也”。因此，“吾党同志有见于此，故发刊《建设》杂志，以鼓吹建设之思潮，展明建设之原理，冀广传吾党建设之主义，成为国民之常识”^[104]。“五四”学生运动发生，孙中山更是发现了“革新思想”与“革新事业”有着关联，尤其强调由热心青年所办之各种出版物，使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

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其原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

投身革命的孙，是带着另外的视野来看待舆论，是从行动者的角度赋予舆论特别的意义。受此感召，孙中山也相信“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肯定了国民党当时创办的《建设》杂志、《星期评论》颇有功于“树立新事业之基础，描绘新计划之雏形”，惟“尚自慊于力有不逮者，即印刷机关之缺乏是也”。他也明确提出，“从速设立一大印刷机关，诚不可谓非急务矣”。^[105]可以说，不单是思想者在强调“思想”之优先性，行动者也在积极回应。廖仲恺甚至致信胡适表示，“我辈对于先生鼓吹白话文学，于文章界兴一革命，使思想借文字之媒介，传于各级社会，以为所造福德，较孔孟大且十倍。”^[106]

关于“学”与“治”的关系，龚自珍时已有“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的看法。^[107]张之洞对此也阐述了独到见解，“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108]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标榜“二十年不谈政治”，无非是传递“学术救国”、“教育救国”的信念。这也代表着民初各方人士共同的见解，1913年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汪精卫等聚谈时就表达了这样的共同感受：“皆确然深信：惟一之救国方法，止当致意青年有志力者，从事于最高深之学问，历二三十年沉浸于一学，专门名家之学者出，其一言一动，皆足以起社会之尊信，而后学风始以丕变。”^[109]因此民初读书人突出思想的“优先性”，可谓渊源有自。林毓生阐述“五四”一代“藉思想文化以解决社会根本问题”的思想方式，也将问题导源于中国传统思想模式的影响。^[110]

强调“学高于政”，固然受传统思想模式的影响，然而勾画民初报刊媒介与读书人的互动，却让我们看到问题的另一面。这里的关键便在于报刊媒介展示了独特的作用。报刊之所以吸引各方人士投身其中，是看重这一传媒样式的作用；既投身于报刊，则不免为其正当性加以辩护，“思想革命”话语由此流行开来，自也是题中应有之意。可以说，要解释五四时期“话语”的流行，或不能忽视报刊媒介构成了读书人主要的生活形态。不过，尚须虑及的是，报刊所营造的民初“思想界”，既影响到读书人论述方向的转变，相应的也留下可兹检讨的诸多问题。在文章的最后，我也希望能够对此略作说明，解析民初“思想界”的另一面。

余论：“思想界”的另一面

还在民元时，黄远庸看到内务部关于北京报馆之调查报告，即在感叹报馆数量之多“足令人惊骇”，“观此不能不为人物经济及社会经济惜也”。^[111]到1920年，陈独秀针对斯时出版物的情况有更严厉的批评：其一，“出版物是文化运动底一端，不是文化运动底全体。出版物以外，我们急于要做的、实在的事业很多，为什么大家都只走这一条路？若是在僻远的地方——云南、甘肃等处——发行杂志，倒也罢了，象北京、上海同时出了好些同样的杂志，人力上、财力上都太不经济了。”其二，“我们的民族性，是富于模仿力，缺乏创造力。……现在许多人都只喜欢办杂志，不向别的事业底方面发展，这也是缺少创造力底缘故。就以办杂志而论，也宜于办性质不同、读者方面不同的杂志，若是千篇一律，看杂志的同是那一班人，未免太重复了。”其三，“凡是一种杂志，必须是一个人一团体有一种主张不得不发表，才有发行底必要。若是没有一定的个人或团体负责任，东拉人做文章，西请人投稿，像这‘百衲’杂志，实在是没有办的必要，不如拿这人力财力办别的急于要办的事。”^[112]这样的观察，颇耐人寻味，可作为解析民初“思想界”的着眼点，思考由报刊所营造的“思想版图”是否呈现出地区不均衡、内容也单一的情况，重要的还在于，民初思想性刊物的流行，陈也算得上始作俑者，现在却责怪读书人过于喜欢办杂志，则意味着面对杂志的流行，读书人也不无反省。

像陈独秀这样批评杂志的，不乏其人。1916年李大钊也注意到，北京政局自袁世凯死后“渐成活动之观”，呈现出两种新的景象：“其一，为报馆充斥；其二，为流氓集中是也。”李也持此论，中国都市的报馆实在是太多了，“吾国民之普通知识，本极缺乏，供以文明国通常之报纸，已虞其销路之太狭，而今吾国都市中之报馆，其数乃远越乎各国。元二年之际，外人旅行吾国者，辄谓世界中都市之报馆，以北京为最多，莫不惊为奇异，今日之象，殆与元二年相同。”^[113]恽代英更是将“杂志狂”与“新文化潮流”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杂志狂的所谓新文化潮流中，确实有些人，因要出风头而做文章，因要做文而读书。”令人叹息的是，在这“学术荒废”的时代，读一两本欧美书报，引用上几句，“亦便足令这些少见多怪的国民，诧为博学多闻。”^[114]罗家伦对于当时出版界的状况，也不无忧虑，“对于现在的定期出版品，不在乎数的增多，而在乎量的改革。”他还具体指出中国学问之零落，思想界的破产，部分即在于大家都热衷于读杂志的文章，不去系统阅读专门的著述，“西洋大部头有系统的著述，应当从速翻译介绍了！我们总说严又陵先生的译法不好，平心而论，中国除了严又陵而外，有几个人译了几部大书？中国人看西洋的学说，实在可怜得很，可以说是除了杂志而外，其余简直没有几个看过成部的著作，那能有成熟的学说发现呢？”^[115]关于此，黄远庸1915年撰写的《国人之公毒》一文，还具体指明所谓“毒”，“一言蔽之曰，思想界之笼统而已。”文中写道：“每见杂志等之文章，互相论辩，而绝不知其论点所在，十有八九皆空中相搏也。此无他，笼统之语易作，而明画之论难为而已。”^[116]

上述批评，都揭示出杂志流行后所暴露出的种种弊端。事实上，自报刊流行，其特有的表达方式，即召来种种质疑的声音。严复1902年的一篇文字就颇有意味地表示，“今世学者，为西人政论易，为西人科学难。政论有骄嚣之风（如自由、平等、民权、压力、革命皆是），科学多朴茂之意。且其人既不通科学，则其政论必多不根，而于天演消息之微，不能喻也。”^[117]然而，站在舆论第一线的梁启超却另有看法，甚至毫不讳言，“业报馆者既认定一目的，则宜以极端之议论出之，虽稍偏稍激焉而不为病。”^[118]如此一来，笔走偏锋不仅不为过，还是主持舆论者必须把握的尺度。王国维1905年发表的《论近年之学术界》，就明确指出晚清报章文字最突出的一点便是不知学问为何物，“但有政治上之目的”：“庚辛以还，各种杂志接踵而起，其执笔者，非喜事之学生，则亡命之逋臣也。此等杂志本不知学问为何物，而但有政治上之目的，虽有学术上之议论，不过剽窃灭裂而已。”^[119]

民初报刊杂志的流行，也展示了读书人如何借助报刊的一面。胡适“文学改良”主张发端于朋友间的辩论，或许彼此都难以说服对方，于是想到了报刊媒介这一“试金石”。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就表示，关于文学改良之主张（即所谓的“八事”），“或有过激之处，然心所谓是，不敢不言。倘蒙揭之贵报，或可供当世人士之讨论。此一问题关系甚大，当有直言不讳之讨论，始可定是非。”^[120]这是利用媒介化解纷争的一面。而借助于报刊媒介制造舆论，也同样不能免。这其中最形象的一幕，无过于《新青年》编辑部为提倡白话文而发表的“双簧信”。《新青年》发行约一年后，其持论仍“罕受驳论”，陈独秀不免感慨万千：“此本志之不幸，亦社会之不幸。”即便胡、陈关于“文学革命”的主张发表后，一开始也并未激起很大反响，于是导演了一出“双簧戏”，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致信《新青年》编者，列举反对文学革命的种种理由，然后由刘半农撰写答书，对那些理由加以痛斥。为制造出效果，来书以古文写成，还特别在标题后加上批语——“圈点悉依原信，本社志”。^[121]不仅如此，“故为矫枉过直之言”，在随后出版的《新青年》中不断展现。紧接着4卷4号，钱玄同就发表了《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尖锐地提出：“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122]即便《新青年》同人，也未必赞同这样的主张，但能够激起反响，便达到目的了。

对于报刊文字之笔走偏锋，胡适就有所检讨。因为钱玄同与宋春舫、张厚载发生了分歧，胡适在给钱玄同的信中便指出，“适意吾辈不当乱骂人，乱骂人实在无益于事。宋君无论如何，他总算得是一个新派人物。其人作文太粗心则有之（此乃多作日报文字之过，且少年得志太早之过），然不当把他骂出我们的大门去也。”同时也指出对于张厚载亦当如此，“我以为这个人也受了多做日报文字和少年得意的流毒，故我颇想挽救他，使他转为吾辈所用。若他真不可救，我也只好听他，也决不痛骂他的。我请他做文章，也不过是替我自己找做文的材料。我以为这种材料，无论如何，总比凭空闭户造出一个王敬轩的材料要值得辩论些。”^[123]说起来，胡适之所以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也是对于报刊文字有所警惕，试图检讨当如何利用舆论：“现在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他也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124]在给廖仲恺的信中，他也明确表示，“近来的杂志真能做研究的文章的实在不多。这是新思潮运动的一大缺憾。”^[125]

1918年杜亚泉曾撰文检讨“言论势力失坠之原因”，就突出谈到文字风格问题。“社会当沉寂偷惰之际，不可不有以刺激而觉醒之。言论之耸听者，振发聩聋之利器也。”然而，“危词警论，可以暂试而不可常用”，可叹的是，“近今言论家，惩于国民之奄忽无生气，故其立论，惯取刺激之口吻。亡国灭种，视为常谈；奴隶牛马，时发警告”^[126]。稍后《东方杂志》的一篇文字，也提醒杂志界“持论当以真理为依归，勿尚感情”。还特别指出自古文人议论往往便喜于立异；学问家入主出奴，尤好排抵异己。杂志界之职务，“必须持议稍坚卓，毋尚一时之意气”。^[127]这方面，张奚若的批评更为严厉。张在美国读到《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颇有感触，是喜是悲，是赞成，是反对，难于言表，“盖自国中顽固不进步的一方想起来便觉可喜，便觉应该赞成；然转念想到真正建设的手续上，又觉这些一知半解、半生不熟的议论，不但讨厌，简直危险。”他也指出了办报者好为偏激之论，尤其值得警惕：“吾非谓《新青年》等报中的人说话毫无道理，不过有道理与无道理参半，因他们说话好持一种挑战的态度——漫骂更无论了——所以人家看了只记着无道理的，而忘却有道理的。……此外，这些脑筋简单的先生们，又喜作一笔抹杀之论。”^[128]

所谓偏激之论，还只是报刊文字问题的一面。更令人感叹的是，报刊文字有时候不是笔走偏锋的问题，甚至为达到目的，走向制造舆论的一步。这方面章太炎的遭遇最值玩味，值得做些补充。仅以民国初年所发生的几件事，就可知悉章太炎是如何被报刊谣言所包围；自然的，章对于报刊也是恶评连连。1912年6月2日，章太炎致函报界俱进会，“京城报馆三十余家，大抵个人私立，取快爱憎，以嫉妒之心，奋诬污之笔。其间虽有一二善者，而白黑混淆，难为辨别。都城斗大，闻见易周，然其信口造谣，甚于齐谐志怪。”之所以令章如此动怒，原因是此前京城报纸连续登载“章太炎在总统府中，以手枪吓唐总理”的消息。章请内务部饬警官前往取消，而“京城各报，愍不畏法，不肯取消”。章因此评价说：“如此之类，不止一端。上则摇惑民心，皆有腐败官僚有意编造，以快一己之私。此种报章，南方各报，亦多见及，望弗以亡是乌有之谈，传为实录，则幸甚。”然而，不几日章太炎再度陷入报章混淆事实之漩涡。上海《民立报》、《民权报》、《天铎报》等，又指其欲请梁启超归国。于章而言，这自是“殊可怪骇”之说，“仆虽与卓如无怨，亦不以秉钧当国相推。且为卓如计，固当养晦东瀛，待时而返；不当造次归国，为反对者所集矢”。他不得不在报上发表通信，“上海不知情实，受其混乱，故更申明之”^[129]。1913年5月章太炎南下沪鄂，又引起纷纷议论，害得章只好寄《宣言》交《时报》发表：“鄙人此次往来沪鄂，获与诸君子游，言谈之间，时及政治，而报章所录，多非实情，除亲笔函电外，托辞者几三分居二。”他也希望报纸传单之类，“据实著录，勿据传闻，勿尚假托。”而“尤愿世界明眼人信所可信，疑所当疑，因为危言蒙蔽，致贻祸于邦家也”。^[130]

更令章太炎难以容忍的是，报章还频频针对其私人生活做文章，影响到与家人的关系。大概是章针对报章造谣发表的通信引起家人注意，故来信询问，于是章1913年8月26日给夫人汤国梨信中表示：今日报纸只是“天师符”，何以尚信其言？并愤愤指出“今日可以不必看报”。不久报刊又有章太炎离婚之说，他只得致信夫人解释，“报章喧传离婚之言，乃进步党人有意离间，此辈无赖成性，吾今亦不看报，盖报纸无一实情也。”到1915年又传出章太炎纳妾之事，他又需要对此加以说明：“杭人误传纳妾一事（此乃政府遣人运动，盖以君不北来，欲以纳妾为固，已明拒之），尤为荒谬。今报馆谣言，市人妄语，一概当置之勿听。即如《神州日报》何尝非政府机构？而君偏信其言，则不如掩耳为愈也。方今言论不应偏听一人，择其较可信者乃信之耳。”可能是考虑到影响还不能消除，次日又致一信，“报章妄言，常由访事构造，所论是非利害，皆可以《封神传》、《西游记》视之。沪上人情，不观实际，易为浮议虚谣所动，则制人之生死出入者，乃在主笔心胸。此而听之，□动安得不为所牵动乎？”^[131]章太炎对此的辩解，皆把问题归诸报章之造谣生事。

这里无意论辩其中之是非，事实上章太炎本人也是好为议论的，鲁迅对此就表示：“民国元年，章太炎先生在北京，好发议论，而且毫无顾忌地褒贬。常常被贬的一群人于是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曰‘章疯子’。其人既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没有价值的人。”^[132]既如此，容易卷入舆论的漩涡，也便不难理解。但章太炎所遭遇的，却促使我们思考媒体的两面性。有意思的是，曾经在晚清的报刊上纵横捭阖的梁启超、严复等人，到民国时期都不乏这方面的检讨。梁启超1920年完成的《清代学术概论》对此就多所论述，书中评论康有为，认为其所持论不无可议之处，关键就在于“为事理之万不可通者，而有为必力持之”。而且“实则其主张要点，并不必借重于此等枝词强辩而始成立，而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不单苛责乃师，对于自己也有深刻反省，“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133]严复也有不读报章文字的愤激之言。大概是熊纯如请严复推荐可读之报章，严在信中便表示，“嘱择报章，实在不知所对者何。复向于报章，舍英文报外，不甚寓目，北京诸报，实无一佳，必不得已，《亚细亚报》或稍胜也。”^[134]严复在晚清即对报刊文字有高度的警觉，此时联系以往对梁启超的批评，也再度提出立言者当注意其后果。在给熊纯如的书札中，他就这样表示：

任公文笔，原自畅遂，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又其时赴东学子，盈万累千，名为求学，而大抵皆为日本之所利用。当上海《时务报》之初出也，复尝寓书戒之，劝其无易由言，致成他日之海［悔］。闻当日得书，颇为意动，而转念乃云：“吾将凭随时之良知行之。”（任公宋学主陆王，此极危险。）由是所言，皆偏宕之谈，惊奇可喜之论。至学识稍增，自知过当，则曰：“吾不惜与自己前言宣战。”然而革命、暗杀、破坏诸主张，并不为悔艾者留余地也。^[135]

同时，办报者也在进行自我反省。这里又要提及傅斯年的《〈新潮〉之回顾与前瞻》，该文不仅揭示了《新潮》杂志所遭受的打压，同时也并不讳言他们的短处：

我们有点勇猛的精神，同时有个武断的毛病。要说便说，说得太快了，于是乎容易错。观察研究不能仔细，判断不能平心静气，——我不敢为我自己讳。我不是说要“战战兢兢”的发议论，“庸德之行，庸言之谨”，已经是乡愿了；“战战兢兢”，便不成人形。我是说，天地间的事物，情形复杂的很，简直和乱麻一样；我们若不一条一条的搂开，而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那里能够得“事理之平”？……我们要说便说，要止便止，虽则是自然些，有时也太觉随便。况且我们是学生，时间有限，所以经营不专，因而不深。^[136]

写下这些话时，傅斯年已定下了赴英国的行程。出国留学，不单是傅的选择，也是新潮社诸多成员的选择。由北大学生发起成立的新潮社及创办的《新潮》杂志，是新文化运动中一支引人瞩目的力量，这一群体在五四运动后的集体“出走”，更构成一道独特的景观。^[137]固然，从《新潮》杂志本身亦可看出“五四”学生辈与老师辈的差别所在，但在俗世声名如日中天之际别有选择，未尝不是因为身陷于媒介的热闹声，愈发感到知识的匮乏，所以才要选择出国。正像1919年冬天傅斯年在赴英的船上所表达的：“我这次往欧洲去奢望甚多，一句话说，澄清思想中的纠缠，炼成一个可以自己信赖的我。”^[138]傅的心路历程，正构成《新潮》社成员一个缩影。身处中国最高学府，老师辈阐述的大学教育理想已深植于心，傅也把学术作为支撑大学理想的重要环节，以“鼓动学术上之兴趣”为《新潮》的“第三责任”，还冀望其同道“切实的求学”，“毕业后再到外国去”，“非到三十岁不在社会服务”。^[139]

发生在胡适身上的事同样说明问题。在胡适走上谈政治的“歧路”时，持反对意见的孙伏园就认为，“文化比政治尤其重要，从大多数没有智识的人，决不能产生什么好政治”，“胡适之”三个字之所以可贵，“全在先生的革新方法能在思想方面下手，与从前许多革新家不同”。因此他也表示将竭其绵薄，“将已被政治史上夺了去的先生，替文化史争回来。”^[140]傅斯年是胡适在学术上主要的倚靠对象，他对胡适的期望更是学术上的。傅出国后写给胡适的第一封信就诚恳表示，“先生现在在中国知识界的地位已高，因此事件必多，分神的地方不免。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不可免而又可凭以施行所期的现象，但从将来的大成上看，不免反为魔障。”他也表达期望说，“愿先生终成老师，造一种学术上之大风气，不盼望先生现在就于中国偶像界中备一席。”^[141]稍后胡适筹备《努力周报》时，他的一班故友高梦旦、张元济、陈叔通、王云五等，也纷纷提出反对意见。他们为胡适指明的方向是，“专心著书，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是下策。”以办报为“下策”尽管是针对胡适所言，未必不是因为报刊地位之失落。而且胡适的朋友之所以有此建议，也是以梁启超为前车之鉴，担心胡适成为“梁任公之续”。^[142]

这里的意味是，经历短暂的热闹之后，曾经介入报刊媒介之读书人对于报刊的负面效果，也逐渐有所体认。重拾学术理想，即可视作读书人为此所做的调整。事实上，还在民初报刊杂志大肆流行之际，种种言论破产之声已不绝于耳。1918年杜亚泉就指出“自国体改建以来，言论自由，载在约法，报馆林立，厥数倍蓰，言论势力宜可增进矣。然而，国人信仰畏惮之程度，较诸畴昔转不逮焉”。原因何在？关键即在中国之言论界乃“仓皇迎受，无所折衷，故所陈说，非失之支离，即流于偏激，而不能有融会贯彻之精义，以收群众之视听”^[143]。《时事新报》曾刊登了一篇来自东京的读者投书《箴出版界》，“一方面固然是忠告出版界不要再作孽，一方面也是告诉普通读者，对着现在新出版的东西，放一些鉴别力，不要上他的勾当，受他的欺骗”。作者不免叹息：“我在东京，看了他们出版界的情状，回过头来，望望自己国内的出版界，竟是使我哭不出笑不出了。”总之，现在的言论界，越弄越不成样子了。^[144]

基于报刊媒介所营造的思想环境，以及读书人在这样的思想环境中所确立的新的角色与身份，以解析民国初年之“思想界”，是本文的中心论旨。通过读书人与报刊的互动，尤其是身处大学校园的读书人与报刊的关联，或可展示民初读书人有别于过去时代的生活形态。张东荪在《晨报》发表的一篇短文，曾突出了这一层意思——“报纸是社会的缩型”，“社会变化了，报纸也必定变化”。^[145]同样的，报刊也映射了读书人的角色定位。从时间上说，报章在清末民初的繁荣，正是一段历史的终结，1905年废除科举，实际上从根本上摧毁了“士”这一阶层。如何确立读书人在现代社会新的角色与身份，不可避免地成为走出科举时代的学人思虑的焦点，而报章杂志正体现着读书人对新的角色与身份的寻求。国家与社会形成新的对应关系后，读书人的角色担当，自也包括诸多环节，报章的出现，无疑成为这一阶层表达身份意义最突出的环节。

这里并无意说明读书人依托报章形成了单一的角色身份。事实上，要说民初区别于晚清的主要所在，正在于投身报界的读书人，有着多重身份。无论什么时候，读书人总有展现其身份意义的象征，民初读书人也不例外，解析民初“思想界”，尤其是通过报刊与大学及读书人的互动，或者可以更好地说明民初的思想环境如何塑造了现代读书人的品性。有一点是清楚的，无论我们怎样看待报刊媒介，或许都得承认自晚清以来报刊媒介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读书人借助于报刊所做的论辩，未必直接左右着社会演进的历程，然而又有什么社会阶层对中国问题的思考，能够绕开报刊媒介这一“中介”呢？

（原刊《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3期）

【注释】

[1]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收入《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220页；沈松乔：《一代宗师的塑造——胡适与民初的文化、社会》，收入周策纵等著《胡适与近代中国》，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31—168页。

[2]参见本书第二编：《晚清“思想界”的形成与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

[3]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18页。

[4]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2—33页。

[5]这方面略可说明的是李欧梵、瓦格纳（Rudolf G.Wagner）分别针对《申报》的研究。李欧梵较早注意探讨自晚清（也可能更早）以降，知识分子如何开创各种新的文化和政治批评的“公共空间”。见其所著《“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收入《现代性的追求》，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22页。瓦格纳则通过审视1877年间郭嵩焘与《申报》的“冲突”，检讨《申报》与英国官方、清政府三方面的互动关系。Rudolf G.Wagner，“The Shenbao in Crisis：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Guo Songtao and the Shenbo”，in Late Imperial China，Vol.20，No.1，pp.107138.

[6]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8页。

[7]《本馆告白》，《申报》第1号，壬申三月二十三日（1872年4月30日），第1章。

[8]孙宝瑄即有言，“今之所谓舆论，乃最不可恃之一物也。”因为，“天下最普通人占多数，其所知大抵肤浅，故惟最粗最浅之说，弥足动听。而一唱百和，遂成牢不可破之舆论，可以横行于社会上，其力甚大，虽有贤智，心知不然，莫敢非之。”见《忘山庐日记》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132—1133页。

[9]王韬：《论日报渐行于中土》，见《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2002年版，第171—172页。王所主持的被誉为“中国人自办成功的最早的中文日报”《循环日报》，也体现的是这一精神，以报纸之功用在于“广见闻、通上下、俾利弊灼然无或壅蔽，实有裨于国计民生者也”。见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9—203页。

[10]研究者从传播的角度就揭示了其中所发生的变化：新式传播媒体早在19世纪中叶就随着传教士与商人进入中国，并在某些港口开始商业化，可是一直无法发挥结构性影响。1895年以后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知识群体主动利用此工具，撼动原有的政治与社会秩序。见李仁渊：《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台北稻乡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页。

[11]中国之新民（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新民丛报》第17号，1902年10月2日，第1页。

[12]《论报馆之有益于国》，原刊《新闻报》《，东方杂志》第2年第4期转载，1905年5月28日，第57页。

[13]梁启超：《〈法政杂志〉序》，《法政杂志》第1年第1号，1911年3月，此据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1页。

[14]《梁任公对报界之演说》《，东方杂志》第14卷第3号，1917年3月15日，第183页。

[15]梁启超：《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庸言》第1卷第1号，1912年12月1日，第4—5页。

[16]徐宝璜：《发刊词》，《北京大学日刊》第357号，1919年4月21日，第3版。

[17]郑振铎：《一九一九年中国的出版界》，《新社会》第7号，1920年1月1日，第9页。

[18]罗家伦：《今日中国之杂志界》，《新潮》第1卷第4号，1919年4月1日，第623页。

[19]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358—359页。

[20]H.G.W.Woodhead edited，The China Year Book，1923（The Tientsin Press，Ltd.，1923），Chap.IX，pp.152199.

[21]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85页。关于民国肇造后中国报刊的情况，目前可依据的是俄罗斯人波列伏依1913年发表在海参崴《东方学院丛刊》第47辑上的中文报刊目录，该目录以1911—1912年为断，记录了中国本土和境外重要城市出版的487种中文报刊名录。其中不足200种是民国以前所出，约300种左右是民国初年所创。这个目录较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和赖光临《七十年中国报业史》所载要多得多。见周振鹤：《一九一三年俄人波列伏依的中文报刊目录》，《出版史料》1993年第2期，此据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2卷，湖北教育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43—470页。

[22]李大钊：《是非篇》，《言治》月刊第1年第4期，1913年9月1日，此据《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9—60页。

[23]陈新段、史复洋：《近代公报类期刊简介》；张小平、陈新段、史复洋：《辛亥革命时期的教育期刊简介》，均收入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5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79—602、547—578页。需要说明的是，从报刊创刊的时间自可区分出清末民初各自出版了多少，然刊物之出版有其延续性，清季出版的报刊有不少进入民国以后继续出版，故上述数字并非指民初有多少报刊发行。

[24]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35、178、203页。

[25]较多涉及的包括“学界”、“政界”、“商界”、“军界”、“民界”、“医界”、“女界”、“出版界”、“教育界”“、留学界”、“实业界”等。《译书汇编》、《浙江潮》、《江苏》等刊物，都设有“留学界”栏目。《新民丛报》最初有“诗界潮音集”“、史界兔尘录”，后又增设了“政界时评”、“学界时评”栏目。1906年由留日学生创办的《新译界》，全是按照“界别”安排栏目，包括“政法界”“、文学界”、“理学界”“、实业界”、“教育界”“、军事界”、“外交界”、“时事界”等。此据寿从肃所写介绍《新译界》的文章，见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3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3—314页。

[26]史和、姚福申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上海妇女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妇女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491页。

[27]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1985年版，第98页。

[28]李孝悌已揭示了清末白话报刊的长足发展，其“下层社会”视野，揭示了伴随白话报刊的成长所兴起的“阅报社”及“宣讲、讲报与演说”的情况，对于了解报章如何深入下层社会，影响到普通人的生活，大有助益。见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29]蔡乐苏：《清末民初的一百七十余种白话报刊》，《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5集，第493—538页。这份统计资料还不完全，前引李孝悌的研究，即在一些报纸的记载和广告中另外辑出20份白话报刊。

[30]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见《胡适全集》第1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26页。

[31]甘蛰仙：《最近四年中国思想界之倾向与今后革新之机运》，本文为连载稿，此系续篇，刊《晨报副镌》，1922年12月3日，第2版。

[32]李欧梵：《“五四”文人的浪漫精神》，收入《“五四”与中国》，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296—297页。

[33]《梁任公对报界之演说》，《东方杂志》第14卷第3号，1917年3月15日，第183页。

[34]瞿秋白：《饿乡纪程》，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

[35]陈独秀：《实庵自传》，《陈独秀文章选编》下册，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59页。

[36]关于科举考试的诸多研究不是这里可以举证的，就关注“社会流动”而言，则可参考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2）；Wolfram Eberhard，Social Mobility in Traditional China（Leiden：Brill，1962）。

[37]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吴虞日记》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

[38]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吴虞日记》上册，第121、122页。

[39]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吴虞日记》上册，第230—231、561页。

[40]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吴虞日记》上册，第295、310页。

[41]陈独秀：《答吴又陵》，《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1日“，通信”，第4页。

[42]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吴虞日记》上册，第462、473页。

[43]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吴虞日记》上册，第290、567—578、654—655页。

[44]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吴虞日记》上册，第361、621页。

[4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74页。

[46]艾芜：《“五四”的浪花》，见氏著《浪花集》，北京出版社1959年版，第102页。

[47]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1册，1911年7月16日，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9—110页。

[48]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1册，1914年3月13日，第312页。

[49]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1册，1915年3月9日，3月11日，10月20日，第413、414、511页。

[50]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2册，1919年11月13日，第91页。

[51]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2册，1919年12月14日，第105页。

[52]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2册，1920年3月4日，3月28日，第134、144页。

[53]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78—81、196页。

[54]张人凤整理：《张元济日记》上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70、204页。

[55]陈独秀：《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新青年》第5卷第3号，1918年9月15日，第206—212页；《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新青年》第6卷第2号，1919年2月15日，第148—161页。罗在文章中将当时出版的杂志分为四派：官僚派、课艺派、杂乱派、学理派，以《东方杂志》为“杂乱派”之代表；“学理派”中“脑筋不清楚的一类”，则“包括商务的《教育杂志》和《妇女杂志》”。见罗家伦：《今日中国之杂志界》，《新潮》第1卷第4号，1919年4月1日，第623—632页。

[56]张人凤：《张元济日记》上册，1918年12月26日，第671页；下册，1919年3月14日，第732页。

[57]张元济日记1919年8月5日记：“《东方杂志》事，惺翁告，亚泉只能维持现状。又云外间绝无来稿。”10月22日又记：“惺言《，东方杂志》甚有佳作，而亚泉均不取，实太偏于旧。”10月28日便做出决定“，请亚泉专管理化部事，《东方》由惺存担任。”见《张元济日记》下册，第828、889、891页。

[58]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29、270页。1919年5月在与胡适晤谈时，对学界也颇有“借重之意”，“京师为人材渊薮，如有学识优美之士，有余暇从事撰述者，甚望其能投稿或编译。”见《张元济日记》下册，1919年5月1日，第765页。

[59]参见周武：《论民国初年文化市场与上海出版业的互动》，《史林》2004年第6期，第1—14页。

[60]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东方杂志》第31卷第1号，1934年1月1日，第5—6页；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5页。

[61]张国焘：《我的回忆》上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

[62]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公司1980年版，第333—334、355页。

[63]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37、33页。

[64]陈独秀：《答陈恨我》，《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1日“，通信”，第7页。

[65]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第37页。

[66]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香港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20页。

[67]见《本志编辑部启事》，《新青年》第4卷第3号，1918年3月15日，扉页；《本杂志第六卷分期编辑表》，《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扉页。

[68]傅斯年：《〈新潮〉发刊旨趣书》，《新潮》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1日，第1—4页；《〈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新潮》第2卷第1号，1919年10月，第199—205页。

[69]张国焘：《我的回忆》上册，第43页。黄凌霜所写实社《〈自由录〉弁言》，还显示读书人往往自觉地借助报刊作为实现其主张的重要渠道。见黄凌霜：《弁言》《，自由录》1917年7月1日，此据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49—350页。

[70]见《出版品》，《北京大学日刊》第771号，1920年12月17日，第7版。

[71]陈政记：《胡适之先生演说词》《，北京大学日刊》第696号，1920年9月18日，第3版。

[72]胡适：《回顾与反省》；李大钊：《本校成立第二十五年纪念感言》，均刊于《北京大学日刊》第1136号，1922年12月17日，第2、3版。

[73]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文集之一”，第107—108页。

[74]章太炎：《与钱玄同》，1910年10月20日，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页。

[75]臧启芳：《出版与文化》，此文系连载稿，这里所引为本文之第3节“我国出版界之现状”，刊《晨报副镌》，1923年8月9日，第1版。

[76]张嵩年（申府）：《劝读杂志》，《新青年》第5卷第4号，1918年10月15日，“通信”，第433页。

[77]张申府：《所忆》，收入《张申府文集》第3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65—607页。

[78]见《〈新青年〉编辑部启事》《，新青年》第6卷第2号，1919年2月15日，扉页。

[79]双眼（陈独秀）：《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每周评论》第13号，1919年3月16日，第3版。

[80]陈独秀：《致胡适》，1919年5月7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2页。

[81]《蔡校长致〈神州日报〉记者函》《，北京大学日刊》第336号，1919年3月19日，第4版。大致说来，关于辞退大学教授之说，在京中倒无所传播，但《申报》以“京电”的形式刊出有关消息，却引起种种猜测。《每周评论》曾汇集包括《顺天时报》、《民治日报》、《民福报》、《益世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神州日报》、《教育周报》、《国民公报》、《新报》、《中华新报》、《川报》等报刊对此事的反应，编为特别附录“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分两次刊出。见《每周评论》第17号，1919年4月13日，“特别附录”，第1—4版；第19号，1919年4月27日，“特别附录”，第1—4版。

[82]《蔡校长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此篇及附件先后发表于《公言报》1919年3月18日及4月1日，见《北京大学日刊》第338号，1919年3月21日，第1—3版。

[83]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新潮》第2卷第1号，1919年10月，第201页。

[84]《傅增湘蔡元培往返函件》，北京大学档案·全宗号（七）·目录号1·案卷号117。此据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1912—1937）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44—2745页。

[85]杨荫杭：《政客与学客》，原载《申报》1921年9月29日，此据杨绛整理《老圃遗文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422页。

[86]鲁迅：《〈自选集〉自序》，见《鲁迅全集》第4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5页；《忽然想到》，《鲁迅全集》第3集，第12页。

[87]Lucian W.Pye，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A Psychocultural Study of the Authority Crisi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Cambridge Mass.：M.I.T.Press，1968）.

[88]正如政治学者所指出的：当社会发生急遽变化削弱甚至瓦解了政治权威的传统源泉，就会使创造新的既具合法性又具高效能的政治体制问题趋于复杂化。这个变数如果大大超出了“共处一体的艺术”，其后果便是政治上的不稳定和混乱。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著：《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89]梁启超：《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庸言》第1卷第1号，1912年12月1日，第5页。

[90]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02—704页。

[91]梁启超：《与报馆记者谈话一》《，饮冰室合集》第8册，“专集之三十三”，第132页。

[92]严复：《致梁启超》，1915年8月14日，见马勇整理《严复未刊书信选》，《近代史资料》总第104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1—92页。

[93]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吴虞日记》上册，第288、315、557页。

[94]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1916年2月15日，第1—4页。

[95]胡适：《非留学篇》，见周质平主编《胡适早年文存》，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361、368页。

[96]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三），《胡适作品集》第36集，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250页。

[97]胡适：《我的歧路》，《努力》第7号，1922年6月18日，第3版。

[98]照胡适的说法，《新青年》“不谈政治而专注意文艺思想的革新”，主要受其影响，“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诸先生都很注意政治的问题”。见胡适：《纪念“五四”》《，独立评论》第149号，1935年5月4日，第5页。陈独秀确是坚持，“政治问题，往往关于国家民族根本的存亡，怎应该装聋作哑呢？”见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1918年7月15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第268页。

[99]关于“学战”观念的起源及由此引发的“权势转移”，参见王尔敏：《商战观念与重商思想》，收入《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98—322页；罗志田：《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收入《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1页。

[100]伧父（杜亚泉）：《论思想战》《，东方杂志》第12卷第3号，1915年3月1日，第4页。

[101]汪敬熙：《什么是思想？》，《新潮》第1卷第4号，1919年4月1日，第557页。

[102]陈问涛：《中国最近思想界两大潮流》，《时事新报》“学灯”，第5卷第4册第29号，1923年4月29日，第1—3版。

[103]李髯：《〈新中国〉发刊词》（1919年9月）；陈炯明：《〈闽星〉发刊词》（1919年12月1日）；《〈评论之评论〉宣言》（1920年12月15日），见《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3集下册，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515—518、525—529、529—530页。

[104]孙文：《〈建设〉发刊辞》《，建设》第1卷第1号，1919年8月，扉页。

[105]孙中山：《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1920年1月29日，见《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7—212页。

[106]廖仲恺：《致胡适》，1919年7月19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64页。

[107]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六》《，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5页。

[108]张之洞：《劝学篇》，见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705页。

[109]吴稚晖：《吴敬恒选集·序跋游记杂文》，台北文星书店1967年版，第221页。

[110]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穆善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5—51页。

[111]黄远庸：《北京之党会与报馆》，见《远生遗箸》上册，卷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63页。

[112]独秀：《新出版物》，《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1日，“随感录”，第153—154页。

[113]李大钊：《新现象》，《晨钟报》1916年9月4日，此据《李大钊文集》上册，第211页。

[114]恽代英：《怎样创造少年中国？》，见《恽代英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5页。

[115]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新潮》第2卷第4号，1920年5月1日“，附录”，第859—860页。

[116]远生：《国人之公毒》《，东方杂志》第13卷第1号，1916年1月10日，此据《远生遗箸》上册，卷一，第140—154页。

[117]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64—565页。

[118]中国之新民（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新民丛报》第17号，1902年10月2日，第5页。

[119]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6—37页。

[120]胡适：《寄陈独秀》，《新青年》第2卷第2号，1916年10月1日，“通信”，第1—3页。

[121]见《文学革命的反响》，《新青年》第4卷第3号，1918年3月15日，第256—284页。

[122]钱玄同：《寄陈独秀》《，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通信”，第350—356页。

[123]胡适：《致钱玄同》，1919年2月20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24—25页。

[124]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第1版。

[125]胡适：《井田辨》“，寄廖仲恺先生的信”，1919年11月8日，《胡适全集》第1卷，第391页。

[126]高劳（杜亚泉）：《言论势力失坠之原因》，《东方杂志》第15卷第12号，1918年12月，第3页。

[127]景藏：《今后杂志界之职务》，《东方杂志》第16卷第7号，1919年7月15日，第6—7页。

[128]张奚若：《致胡适》，1919年3月13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0—31页。

[129]章太炎：《与报界俱进会》，《大共和报》1912年6月2日；《章太炎通信》，《大共和报》1912年6月26日，此据《章太炎书信集》，第463、468—469页。

[130]章太炎：《章太炎之宣言》，《时报》1913年5月25日，此据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33—434页。

[131]章太炎：《与汤国梨》，1913年月26日，1913年10月17日，1915年4月8日，1915年4月9日，原刊汤国梨编《章太炎家书》，此据《章太炎书信集》，第522、531、561、562页。

[132]鲁迅：《补白》，收入《华盖集》，见《鲁迅全集》第3集，第103—112页。

[13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4、73—74页。

[134]严复：《与熊纯如书》，约写于1915年《，严复集》第3册，第624页。

[135]严复：《与熊纯如书》，约写于1916年，《严复集》第3册，第648页。

[136]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新潮》第2卷第1号，1919年10月，第199—205页。

[137]《新潮》后来的出版很不景气，以往一年要出10册的定期期刊，现在“几乎要弄到半年才出一册”，为此，编辑部同人解释其中的原因便在于“本社社员四十余人，几乎有三十余人是在国外的”。见《新潮社的最近》，该文署“新潮社在京同人敬启”，《晨报副镌》1922年12月24日，第3、4版。

[138]王汎森、杜正胜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台北傅斯年先生百龄纪念筹备会1995年版，第85页。

[139]傅斯年：《〈新潮〉发刊趣旨书》，《新潮》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1日，第1—4页。

[140]胡适：《我的歧路》，《努力》第7号，1922年6月18日，第3版。

[141]傅斯年：《致胡适》，1920年8月1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106页。

[142]胡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2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1922年2月7日”。

[143]高劳（杜亚泉）：《言论势力失坠之原因》，《东方杂志》第15卷第12号，1918年12月，第1—2页。

[144]瑞书：《箴出版界》，《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4月4日，第4张。

[145]东荪：《报纸的现在与未来》，《晨报》，“晨报周年纪念增刊”，1919年12月1日，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