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利民”思想浅析

曾　毅

以前读《左传》，对其中几段话记忆犹新，今再细读，更加感动起来，因为这几段话里面反映出非常难得的“利民”思想。经过一番思考，笔者进而认为，这种思想不仅是春秋时期民本思想的鲜明反映和突出表现，了解了这种“利民”思想就会对春秋时期的民本思想有更深入的认识和体会，而且在我们今天社会中仍有其独特的价值，于是觉得很有必要对之进行一番分析。

直接反映这种“利民”思想的材料在《左传》中并不多，但却得到了非常明确的表达，在《左传》中显得异常醒目而能使读者过目不忘。经过思考，笔者认为，《左传》中的“利民”思想有两种含义，下面分别简单分析之。

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右曰：“命可长也，君何弗为？”邾子曰：“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遂迁于绎。^[1]

这段材料把《左传》中“利民”思想的一个方面，即“有利于民”之意表述得相当清楚而完整。邾文公在史官明确告知“利于民而不利于君”的情况下，仍说出“苟利于民，孤之利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之话，这是说凡事只要“利于民”，那么君主自身也会获得“利”，且其“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之语是说君主凡事皆应以是否“利于民”为原则，这是以“利民”作为第一位的理念；他最终仍坚持迁都。邾文公的所言所为就是典型的“利民”思想的表现。这里的“利民”就是“有利于民”之意。邾文公所言所为有以“有利于民”为自己出发点和归宿之意味，在今天看来仍是非常难得。

“利民”思想除了“有利于民”之意外，还有“使民获利”之意。

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辞。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2]。

“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就是说使人民获取利益（特别是生活物质利益），他们才能怀生安居，然后才能知信宣用、知礼生共。这说的是物质生活条件是最基本的东西，只有在满足最基本的这些条件之后，人才有更深入的精神或道德方面追求的可能性和动力，甚至统治者才能进行教化或使唤。管子后来继承了这种思想，并更清楚地表达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3]。上引材料中邾文公“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之语中也有“使民获利”之意。

更深入一步，《左传》还认为“利民”与人君的一种伦理品格有关：

少师归，请追楚师。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赢，其诱我也。君何急焉？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4]

“上思利民，忠也”，是说利民与否与人君的“忠”这种伦理品格直接相关。当然，也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忠”的对象不是“民”，而是“天命”或“天神”，下面对此将有简单的分析。

《左传》中“利民”思想有它的思想渊源、自身特征及其思想影响。

就《左传》中这种“利民”思想而言，它并不是一下子就出现的，它有悠久的思想渊源。从大的方面即民本思想来说，相传大禹时期，皋陶在与大禹讨论国是时，就曾提出过“安民”的理念：“都！在知人，在安民。”^[5]皋陶把“安民”作为治理国家所应遵循的两条理念之一。后来《尚书·五子之歌》提出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可以说是民本思想最为精炼的概括。当然，《五子之歌》出于“伪古文”，非真正三代旧典，其说不可尽信，但也绝非完全凭空捏造，有很多理念、思想还是其来有自的。故我们认为，中国民本思想起源应该很早。在其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导出利民思想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从小的方面就“利民”思想本身的发展，简单地说，《尚书·盘庚》“施实德于民”^[6]可以说是“利民”思想的早期朦胧的表达。而在西周早期，统治者及辅助大臣就看到了民众的力量，提出了“保民”口号。“利民”思想也可以说是其自然发展的产物。

这种“利民”思想当然是诸子理性时代之前的春秋时期的民本思潮的一种突出表现和典型代表。春秋时期民本思潮极为发达，理论表达极为丰富。关于春秋时期民本思想的内容及特征，学界的相关研究较深，成果较多，可参看，此不赘述。只简单论及几句，便可见一斑：《左传·桓公六年》载：“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致力于神。”^[7]在人神关系上，神依附于人、从于民。《左传·襄公十四年》载：“天生民而立之君……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纵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8]在人君关系上，民与天地相统一，立论的角度已变为以民来解释君，以民来规范君。在这样浓厚的民本思潮中，“利民”思想的出现绝非偶然，其亦是当时民本思想的突出表现和典型代表。

但必须要指出的是，正如上引《左传》第三条材料所显示的那样，即在说到“忠于民”时还会提及“信于神”，并且，要求君主“忠”的对象是天命或天神，这是诸子时代以前民本思想依附于天命论的结果。^[9]其“利民”乃“忠”的最直接原因是夏商西周的统治者普遍信奉“君权神授”的天命观，但天命是变化的，“惟命不于常”^[10]，天命变化的依据是什么呢？在那时的人看来就是民意，所以皆把民视为天命的依据。诚如一学者所言，“如此一来，民本思想与‘君权神授’实则构成古代‘天命论’的两极”^[11]。正因为如此，春秋时代的民本思想还有夏商西周以前天命论的残余，但毕竟春秋时代是中国文化发生大转折的时代，简单说即从神本走向民本的时代，此时出现的“利民”思想可以说是转折时代民本思想将由依附于天命论阶段走向春秋以后儒家理性思考阶段的突出反映。由此可知，从这个转折关口来看《左传》“利民”思想，其特征和作用将得到很明确的凸显。

“利民”思想对后来的思想文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它成为后来诸子德治思潮的一个重要来源。在诸子学派中，儒家就更不用说了，比如孔孟仁政学说之内涵重要的一条就是“制民之产”，从使人民获得维持温饱生活的物质条件角度来实现利民之举。就是提倡严刑峻法的法家，亦有德治之内容和利民之思考，如法家代表人物韩非，他在提倡依法治国的同时，也主张实行德治，他认为民之利益不可忽视，建设法治国家的目的，说到底还是为了利民。他说：“窃以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12]又说：“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13]

真是可惜，如此闪亮的思想，在中国后来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中，就像先秦民本思想一样，没能继续发光，而基本是停留在春秋时代的水平，甚至还有倒退。就如开明者唐太宗辈，也只是说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样的“君舟民水”关系的话，对“利民”思想并无建树矣，其他昏君佞臣，就更不用提了。所以，古代中国的民本思想进而更不能进化为现代民主思想了。

而今天我们对这几条材料更深入的理解就是，不管是“有利于民”，还是“使民获利”，这种“利民”思想传达了这样一种信念：任何统治集团或统治者，其统治的合法性在于此，其能否长久统治亦在于此。而这对我们的启示意义仍然很大，也就是说，利民思想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仍有其独特的价值。

1992年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针对一段时期以来党内和国内不少人在改革开放问题上迈不开步子，不敢闯，以及理论界对改革开放性质的争论，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来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其中就有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一标准。

今天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其中有一条就是“人民群众得实惠”。

凡此种种，其思想因子、目标追求与“利民”思想不无关系。

所以重温古人的言语，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仍有益处，也不得不令我们对古人的智慧击节赞叹。

【注释】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97～598页。

[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47页。

[3]刘向校、戴望舒正：《管子·牧民》，《诸子集成》，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800页。

[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1页。

[5]曾运乾：《尚书正读》，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1页。

[6]曾运乾：《尚书正读》，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00页。

[7]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1页。

[8]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018页。

[9]白效咏在其论文《先秦“民本”思想检论》（《浙江学刊》，2011年第1期）中认为先秦“民本”思想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夏商西周依附于“天命论”的阶段和春秋以来儒家的理性思考阶段。

[10]曾运乾：《尚书正读》，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71页。

[11]白效咏：《先秦“民本”思想检论》，载《浙江学刊》，2011年第1期。

[12]陈奇猷校注：《韩非子集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04页。

[13]陈奇猷校注：《韩非子集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