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丑闻方法论

经验主义研究也关注我们即将讨论的这个领域（即丑闻）。对媒体现象的描述处在这种研究通常范围内时，被研究的行为规则却在研究之外。在人种论和统计学的描述中，这些规则要排在数据资料理论前面，或者至少是作为本国检测行为的通用规则存在。符号学－实用主义的方法将永远不会否定那些内嵌于行为的规则（自发逻辑），然而，它却根据符号很清楚地把握了规则。这一理论优势前文已经讨论过，目前从方法论上来说，它将会结出果实。

尤其是当我们处理和宗教、公众舆论一样复杂的社会现实时，如没有符号的中介过程几乎是不可能直接领会行为含义的。严格的“变量社会学”是具有误导性质的。因此前文演变的手段［（θ＇εατρον）模式，元文本］是‘数据’的一部分。皮尔斯在他的《宏大逻辑》（1893）中写道，“真相没有数据”（CP 7．456），他的意思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数据实际上（很可能是假的）是从数据中推理而来的，因此这些推理就是数据资料。在目前情势下，公众舆论是逻辑推理的结果，此种结果适用于任何一种对事实、一般法律的观察。然而在这里，这些法律是特殊的：不受制于任何修订和预定。因此，这些法律建构自始缺乏因果关系，有时是诱因，当社会科学方法被应用于历史数据或临时数据（包括叙述文本）留存分析（布泰，2002；多里安，2001）。

在阐释方法论差异时，可以引用胡佛关于美国媒体如何对待宗教的详细调查。胡佛发现我们也可能预料——新闻方法导致对宗教缺乏一般理解。伊朗革命、美国的原教旨主义（戴维·科里什在韦科，吉姆·琼斯在圭亚那）、普波·约翰·保罗二世等都遭遇过公众话语，这些公众话语都坚定地支持自己的公理化信念，认为宗教在不断衰退。结果是当记者面对宗教现象时往往都很无助。但是我们反思这些方法、胡佛的前提条件及类似研究时，另一种不同的无助逐渐明显起来。照例它也深藏在假说和研究问题里面，用来开始运转未命名理论。宗教如何适合于新闻？罗伯特·达顿对这一问题给出了很好的解释，他比较精明地把《纽约时代》的理念“所有的新闻都适合印刷”彻底改为“所有新闻都适合我们印刷”（胡佛，1998，9）。但是，“适合”一词在这一语境下所指何意，如何来理解这种“适应性”？实证主义的研究视角不能询问宗教如何能够适应于公众舆论这一竞技场。即便舆论就是事实（事实当然不是如此），作为纯粹事实的宗教又是什么？我们在前面调查性新闻这一语境下提出过这一问题。随着这两个元文本得到发展，从历史和文化角度来看，都只能得出比较不确定的答案。

新闻实践围绕两个独立的支点旋转：首先，“某事”是事件，而且必须得到叙述；第二，“某事”也必须是事实。然而这两点对语言—实用的要求完全不同。实际上，在实践过程中这两点是相互混合的，甚至是相互促进的。即将成为事件的新闻有叙述的必要性和可叙述性，并预设转换，事实看似仅预设了事物外在的参照。实际上，事物真谛的定性先于事实。实际上任何事情都可以成为新闻，但是在成为新闻这一过程中，它的本源含义消失、新的含义随后出现。关于宗教新闻数量过少，过于无法理解、过于无意义的哀悼仪式忽略了公众舆论意义产生的特性和机制。

这种特性可能出现于作为推论演绎式的符号学——实用主义方法中，但是符号学也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方法。然而，“经验”一词的全面含义，不仅指经验主义的方法，正如从我们对社会学“认识论”的讨论中所认识到的一样。而且就其根源来说，它本身是一种很费时的方法。它不仅是作为媒体事实的宗教丑闻，更是在新闻过程中产生的丑闻。胡佛发现，在新闻中调查宗教，更多关注于新闻记者的目的而不是他们的实际成效。但是作者或编辑的这种主观意图（包括自命不凡）与如何解释作为结果刊印的文章无关，有时他们甚至彼此矛盾。

重视时间节点对我们理解丑闻来说有深层方法论的重要性。把丑闻作为存在或不存在的事实，或作为引发丑闻的、事实背后的事实来对待，这是一种还原法。这样表达或许更贴切，“丑闻来到”，因为这至少会暗含对丑闻发展过程的一种基本理解。有些研究者关注丑闻的起源，从初期到晚期（布克哈特，2006；希门尼斯，2004，汤普森，2000）。有很多方法提及起源。其中一种可能途径是福柯提出的考古学研究：即一系列的“档案类的”发现。要求哲学家有强烈的外形构造努力，是为了让知识可见。但是这种史料编纂方法很少适用于媒体（席林，2003）。另外一种理论的途径探讨是传统意义上的史料编纂法。当研究人员让“事实自己说话”，一种较弱的历史法则就产生了。这就把丑闻的发展过程分成了很多阶段，即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可预测的而不是“有规则的”。媒体的大部分历史就是按照这一广泛主流观念来界定的。我们的符号学—实用主义方法比这一含义更进一步，它不假定认知目标是偶然事件的集合，由弱法则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很明显，丑闻是意义生产法则。这仅凭历史编纂学的方法是不能充分理解的。我们靠近目标的基本方法是通过符号方式——而不是成为生产基础的意图，也不是对其产品消费的反映。符号比主观性描述更客观，这会稍微、至多在符号的解释方面激发我们的兴趣。从文化角度看，这一点应该很清楚，丑闻的符号是偶发的，但又是强规则。这就允许我们把媒体丑闻当作新闻实践（调查性的）的星级纪律（将规则奉为神圣）。在这里可以说，真实事件导致的丑闻意义简直是按真实时间过程进行。这引领我们走向了修辞学的分析方法，在即时过程中对论证逻辑进行分析——此种方法与量化内容分析不同，但也符合弗兰佐西的语义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