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闻效应及事实

不无缘由，本书前几章为了明确其结论的叙述意义，尽可能地将复杂“事实”主题归类。初看之下，“事实”的概念十分模糊，没有批判性的判别分析，就无法简单作为参照点。因此，当“真实”指的是媒体丑闻中所谓的“真实的故事”，那么这指代是过去的事实。当我们考虑到媒体丑闻的政治用途，那就指向了未来事实，在这里我们称之为“效应”以示区别。在我们看来，从简单形式上来说，丑闻是否“真实”或“客观”这个问题是毫无意义的。所以，在第二个问题上会产生更多的兴趣，即政治问题：丑闻产生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在这个阶段，已很明确地预示，丑闻无法选择客观或虚构：它们必须是真实的。虽然那些丑闻故事总在炫耀他们自命不凡的客观性，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丑闻并不是一个真实世界的（物理）对象或者是状态，是可以通过检视而彻底澄清的。

当丑闻对象被称作“客观”，即将客观的外部事实作为借口从丑闻事实中推出举证责任，这才是正当社会（即被观察的社会和被考虑的社会），这也就是前面讨论的叙述策略。当然没有严肃报刊希望被指控伪造或编造丑闻，然而，这些“输入”成分时常被批评起导向作用，尽管最后“编造”也终结于报刊新闻。无论怎样，事实是丑闻的核心，这也引发了两个无须沉迷于朴素或意识形态实在论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上述的叙述技巧：（1）客观印象是如何产生的？另一方面，尤其第二个问题；（2）真实世界的事态如何可以和参照物建立联系？这两个问题并非同义反复，一个是有关媒体战略，另一个有关真实世界的社会属性。

本章接下来的两个小节将分别解决这两个问题。第三节则将讨论上述问题的调查结果，即丑闻真正影响的是有关制度而非个人，这将作为对媒体丑闻的“道德暴行”理论的结论性批判。这种也适用于对立面的批判（即，机能主义），这也需要抑制所有行为人的观点。第四、五节将讨论一个综合的制度现实及变化的符号学理论，利用先前讨论过的社会符号，首先第四节是从行为者观点的复原，第五节则是对符号学体系的调查研究。显然，这并不是无知面纱下的类似罗尔斯主义的体系，而是一个对真实的实际世界的有效认知。本章的最后一节，则是对丑闻的规范性及其挑战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