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与社会网络

被称为“硅谷之父”的弗雷德里克·E·特曼在担任斯坦福工程学院院长以后曾明确表示，他的努力目标是在当地社区建立第一个大学和工业界的利益共同体。他实施的一个简单策略就是招聘最优秀的研究人员带领最出色的研究生承担最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同时要求他们在研究过程中逐步建立与当地工业界的密切联系。在选择各种研究项目的过程中，是否能加强与工业界的联系、能否促进斯坦福在电子方面的基础研究以提高斯坦福的声望成为选择的标准。

硅谷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所依赖的社会网络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即加州为解决能源自给自足，而尝试企业与研究机构广泛合作的传统。加州在19世纪时制造业的落后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当地缺乏能源，加州能源主要依靠进口大量的煤。19世纪中叶以后40年的淘金历史为加州积累了丰富的水利工程的经验，加州决定利用水力发电来解决当地的能源短缺。在成功发展加州高压远程输电系统的过程中，加州电力公司的工程师和大学工程专业的教授开创了一种崭新的技术研究和开发模式：工程师和教授就设备的设计和测试进行广泛的沟通和密切的合作。这种工业部门与工程研究部门的密切合作很快使当地的能源工业技术和大学研究水平居于世界前列。创立于1885年、开始于1891年招生的斯坦福工程学院电力工程系，在短短的10年中，成为加州电力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斯坦福工程学院于1913年建立了当时世界上第一个高压实验室以推动加州电力工业技术的发展。可以说，正是这种社会网络中产学研密切合作的传统造就了后来的硅谷。

目前，硅谷的创业支持网络由一系列的地方组织和机构交织而成，其中包括斯坦福工程学院、一些贸易商会和地方商业组织、大量的专业咨询公司、市场研究公司、公共关系组织和风险投资公司。他们为新创企业提供各种技术、财务和网络服务及支持。

（一）投资网络

硅谷的风险投资者是硅谷社会网络中重要的结点。事实上，一个好的风险投资者本身就是一个完美的孵化器。而硅谷是风险投资公司的中心。没有风险投资者在创业者和资金提供者之间做桥梁工作，硅谷不可能成为现在全世界高新技术领域的“圣地”。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像硅谷一样容纳了如此之多的风险投资公司，这些风险投资者热切地把钱投入到创业者还没有经过验证的创意中，希望能够不错过一个今后将成为强大企业的新创公司。据美国风险投资协会的调查表明，全美风险投资公司有近一半总部设在硅谷。这些风险投资公司的资金主要来自于养老基金、保险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投资者，所有这些投资者都希望能够实现50％的年收益。1996年投入到硅谷新创企业中的风险投资为22亿美元，比1992年增长了近一倍，约占美国信息产业投资的35％。据普华大华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从1995年1月至1999年9月投入到美国企业中的610亿美元风险投资中，加州的企业占有41.3％。

日益增多的资金争夺相对有限的投资项目导致风险投资业竞争日益激烈，每个风险投资公司不得不搜索无数的商业计划并评估其中的创意、经营班子和潜在市场。例如新企业合伙公司（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每年审查3000个商业计划，从中挑出20个进行投资。Hummer Winblad Partners则从1600个计划中挑选10个左右投入种子资金。

在激烈的竞争之下，风险投资者不再是带着支票本的财务分析专家，最优秀的风险投资者往往是“猎头者”、公司战略家、有良好网络关系者以及优秀的销售人员。实际上，风险投资者投入的绝不仅仅是资金，所做的也远不只是研究企业商业计划书，他们敢作敢为，凭借自己的管理判断力，运用自己调控的资源和网络，深度介入到所投资的新创企业的运作中，为其投资的新创企业制定战略、包装产品和服务以搞活市场的需求，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和利益。在硅谷，往往是风险投资者为一个新创企业建立制度基础，使一个新创企业不露痕迹地迅速完成从初创期向管理完备期的转变，将企业推向稳定成长的阶段。换句话说，其他地方的风险投资者寻找创业者，而硅谷的风险投资者创造创业者。当然，硅谷为风险投资者的创造提供了各种素材。

例如前面提到的新企业合伙公司为其投资的Com21公司，一家研制生产有限电视调制解调器的新创公司猎到了潜在的客户，美国最大的有线电视公司之一World Com公司的一名高级主管担任其总经理。而与此同时，另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又将Com21直接推荐给了另两家Com21公司最重要的客户TCI和＠Home公司的高级主管，这样通往目标市场的大门就向Com21洞开了。

虽然在风险投资运作中关系是重要的，但是如何发挥才干创造性地运用这些关系才是风险投资成功的关键。以下两个例子也许能进一步说明硅谷风险投资家的作用。硅谷传奇式的风险投资家L·约翰·都尔自称是“猎头牲口”（Recruiting Animal），他为其投资的詹姆士·H·克拉克创立的第三家企业Healtheon公司寻找首席执行官时，在9个月中行程数万英里，几乎走遍了美国所有的高新技术中心城市，最后选中了一家软件制造商的主管。而在为@Home寻找首席执行官时，他在美国各地的旅馆里面试了55个候选人才最后拍板。而另一名风险投资家为了说服一位看中的经理人员詹姆士·乔丹加盟他所投资的新创企业Kalpana，“死缠烂磨”了3个月才成功。在这3个月里，当乔丹提到过去的孩提时代的乐趣时，他就陪他到阿拉斯加去钓鲤鱼，到新墨西哥去打鸽子。当乔丹担忧他一旦工作就没有时间照顾个人的事情例如替他妻子卖车时，这位风险投资家就直截了当地买了他妻子的汽车。乔丹加盟以后把Kalpana管理得非常成功，而这位风险投资家的回报是用380万美元的投资在4年之后赚了6100万美元。

虽然很多时候风险投资者显得干涉了太多的企业事务，但是总体上他们的原则是做促使企业迅速升值的正确事情，而且他们最赚钱的项目恰恰是他们可以甩手不管就能完美运作的企业。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下，风险投资者对待拥有好的技术和经营班子的新创企业，唯一的办法是提高对新创企业的估价。同时，硅谷激烈的行业竞争迫使风险投资者介入到新创企业的早期阶段，提供种子资金和启动资金，一些风险投资者干脆是在他们认定的创业者的头脑中还没有形成创意时，就买断了其创意。例如雅虎的创始人杨致远第一次听一个叫Duffie的人谈起一个还非常模糊的概念时就支付给他10万美元，同时为其配备了专门的办公室以进一步探索其创意。

经验丰富的风险投资者更多地根据自己的直觉来识别和判断潜在的机会。硅谷是一个崇尚精英的地方，创意是硅谷唯一需要的入场券，Hotmail公司的成立过程是硅谷的精英至上主义的绝佳证明。当时在一家公司工作的两个工程师找到史蒂夫·贾维斯顿，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的合伙人，试图为其开发网络数据库软件的想法寻求风险投资。但是贾维斯顿对这一想法不感兴趣，在两个人准备离去时，他随口问：“你们还有其他的想法吗？”其中的一个工程师回答说他们还正在考虑在网上向用户提供免费的、用广告支持的电子邮件。一个半星期以后，没有要求提供任何商业计划，贾维斯顿便开了一张30万美元的支票，Hotmail公司随之诞生，并很快在1997年就拥有了400万用户。

硅谷的风险投资网络为新创企业提供的是全方位的支持，从提供资金到物色推荐合适的经营管理人员，从寻找解决问题的专家到为合作企业牵线搭桥。

投资天使是硅谷新创企业种子资金的另一重要来源，硅谷报酬机制中的期权传统奖励成功企业的所有雇员，而不只是公司高级经营管理人员。普通雇员和企业巨头都可以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新成立公司的股份，一旦新公司上市股票飞涨，所有拥有股权的人都可以赢利，并极为丰厚。这种报酬机制一方面使所有的雇员都竭尽全力地工作，另一方面使硅谷的财富分配范围异常广泛，促使人们高节奏地工作并迅速致富，使硅谷的生物链丝丝入扣，很自然地创造了一个随时愿意开支票资助新的投资机会的投资天使群体，这个庞大的投资天使群体是一架令人生畏的创造新企业的机器。

例如，硅谷的“天使团”（Band of Angel）在促进新创企业的发展上起了重要的作用。每月一次，这个投资天使群体的100多个成员聚集在硅谷的落萨托斯高尔夫和乡村俱乐部（Los Altos Golf and Country Club）就餐。这些投资天使的共同特征除了他们相当富裕以外，就是他们对于新技术的狂热。他们聚集在一起主要是为了关注有没有什么新的技术值得他们投资，从而创造更多的财富投入新的技术。就餐完毕以后，这些人背靠在椅子上听一些硅谷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孵化器中的新创企业的创业者谈为什么其技术是值得投资的。通常每次就餐，这些投资天使听取NASA孵化器的3个新创企业介绍其技术，虽然这些人很少当时就拍板投资，但是这些投资天使中的绝大多数都会在随后的几天中签发一两张支票。在短短的3年中，有70多家新创企业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筹集到发展所需的资金而实现腾飞的。

类似“天使团”的投资天使群体的存在，填补了硅谷因1995年前后的繁荣而造成的风险投资市场的空缺。随着硅谷的风险资金投入从1990年左右的5亿美元迅速上升到1997年的20多亿美元，风险投资业的激烈竞争迫使风险投资公司寻求更高收益的项目，大多数风险投资公司不愿意再浪费时间在不能很快成长为价值10亿美元的新创企业上。简而言之，没有人愿意投资日后仅价值1亿美元左右的新创企业。

这一市场空缺与北加州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的需求相吻合，这个群体就是那些在银行中拥有数千万美元的处于半退休状态的中年工程师。这些工程师发现他们被这个社会遗忘了，因为在硅谷，10年前赚的钱被称为“旧钱”，而旧钱在硅谷是人们所不屑一顾的。这一群体发现他们被那些只想赚5000万美元以上的20岁出头的年轻人扔在了时代的角落里。在物质方面他们已经拥有一切，一年的开销充其量不过一两百万美元，他们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再工作，多少感到寂寞，渴望能够再介入到现实世界中。这些人构成了后来的“天使团”的主体。“天使团”是由一位叫汉斯·赛夫里恩斯的风险投资家和他的十几位富裕的朋友于1995年1月为了找乐子而成立的。赛夫里恩斯是NASA孵化器的董事，每次天使团聚会的3个技术项目就是由他选定的。赛夫里恩斯后来发现在北加州和他情况类似而且同样不甘寂寞的工程师太多，越来越多的人和他联系要求参加“天使团”。如果全部接收的话，赛夫里恩斯发现硅谷没有一家餐馆可以容纳这么多人一起就餐。同时，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希望能够得到“天使团”的青睐，由于其独特的社会背景，“天使团”成为硅谷创业支持网络的独特一景。

（二）专业知识网络

专业知识网络是硅谷的特色。学者们甚至认为，硅谷和波士顿128号公路在20世纪70年代面临严峻的市场竞争时一起衰弱下去，而在80年代，硅谷之所以能够重振雄风，波士顿128号公路却从此一蹶不振的原因之一是和硅谷鼓励专业知识共享和交流的文化氛围密切相关的。

硅谷的很多专业人才对行业或某项技术的忠诚超过了他们对任何一家公司的忠诚。技术工程师在不同的公司甚至不同的行业里不断跳槽是硅谷独有的一道风景线。而且，个人在公司之间不断流动的过程中，他们的角色也在不停地变化。今天的合作者也许是明天的客户或竞争对手，上司转眼就成为下属。一般人会认为，专业人才频繁更替对新创企业发展不利，但事实上硅谷已经成为专业人才的“批发市场”，新创企业可以不费吹灰之力雇佣到理想的专业人才。更重要的是，在人才的流动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关系的流动中凝聚了巨大的创造力。

在硅谷，专业人才可以轻易地从半导体公司转业到硬盘驱动器公司，从PC公司跳到网络公司，在他们的字典里也许找不到限制一词，他们甚至经常在成熟的公司和新创企业里面更换工作。另外，硅谷的专业人才都乐于参加各种专业研讨会、贸易展览和数不清的报告会、午餐会和社交活动。在这些社交活动中，他们维护或扩展自己的关系网，交流技术和市场信息，签订商业合同，酝酿新的创意等。

可以断定，如此多样化、流动性的网络促进了内隐知识的交流和扩散。当专业人才在不同的公司和行业中流动时，他们不仅扩充并丰富着个人的内隐知识，而且将内隐知识传授给了他人或公司。广义上，硅谷所形成的不断更新的专业知识网络为新创企业提供了创新的动能，这也是硅谷吸引新创企业的原因之一。20世纪80年代，美国85％的半导体行业的新创企业都汇集在硅谷。至1989年，硅谷地区共有4800家高新技术新创企业，他们共雇佣了超过30万名的工人。最新的研究显示，全美约25％的制造业新创企业在创业的头两年中失败，而在硅谷，90％的制造业新创企业能够顺利地度过前6年的经营期。

（三）客户和供应商的关系网络

网络关系的重要性对于硅谷的新创企业来说是不言自明的，但是一些有远见的创业者们已经不满足于建立个人的关系网络，他们致力于规范网络关系，把网络视作创业管理中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例如塞普陆斯（Cypress）、IDT和伟泰克（Weitek）公司等。他们摒弃了20世纪70年代硅谷新创企业忽视客户需求、损害供应商利益的短视行为，着力培育与供应商和客户的稳定关系，从而共同应对急剧变化的市场，协同设计开发产品。

新创企业与供应商和客户结成战略联盟的热潮，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创业者对与客户和供应商的关系网络的重视。自1979年起，硅谷的半导体新创企业共结成了350多家战略联盟，多数的联盟涉及技术共享、集成电路设计制造的分包和产品的共同开发。在所有这些战略联盟中，最著名的是惠普公司和伟泰克公司共同生产高速数据处理集成电路的案例。惠普公司是伟泰克公司的客户之一。为了能够设计生产出满足惠普公司需要的高速集成电路，两家公司结成了战略联盟。在战略联盟中，双方都投入了各自最宝贵的技术资源和企业能力，如惠普公司顶尖的生产技术和伟泰克公司专门的集成电路设计能力。现在，惠普公司的工作站因为其独有的高速集成电路而在市场中独树一帜，而伟泰克公司高速集成电路的销售额也直线上升，两家公司正在寻找其他的合作领域以获得更多的利益。

在硅谷，很多集成电路的制造商与其他分包商之间的企业边界愈来愈模糊。惠普公司就把自己看作是伟泰克公司的制造部门，尽管前者早已摆脱了新创企业的行列，成为成功的经营稳定的企业，而后者还只是初出茅庐的“小字辈”。另外，很多新创企业将与他们的客户结成战略联盟看作是提高新技术开发效率、紧跟技术发展潮流以及为特殊需求设计产品的一种手段。伟泰克公司为了保证与客户的密切联系，为每一位产品销售人员都指定一个技术工程师，而传统的公司一般是为16个销售人员指定1名技术工程师。该公司的营销副总约翰·李佐解释说，当他离开英特尔公司到苹果公司后，才意识到客户关系的重要性，因为前者对客户漠不关心，而后者培养了他凡事都从客户的角度出发的理念。他认为，在伟泰克公司，“我们要在我们和客户之间培育出无形的情感和忠诚的关系，这种无形的关系可以把我们的竞争对手排斥在圈子之外”。

除了与客户之间结成战略联盟以外，还有许多新创企业和他们的供应商结成“亲密的战友”关系。例如，塞普陆斯公司的工程师们指出，他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公司的离子注入器供应商离他们公司仅一个停车场之遥，因为这样的话，大大方便了他们随时和供应商联系，协商和调整复杂的产品工艺，以解决问题。LSI逻辑公司则和设备供应商阿斯克系统公司（Asix Systems）肩并肩地为LSI的产品设计专门的自动测试设备软件。

当然，硅谷的新创企业并不局限于在硅谷内寻找战略联盟伙伴，他们把眼光放在了全球范围内。许多半导体新创企业和韩国、日本及中国台湾省的企业结成了战略联盟。这种合作关系的好处就是，有利于积极应对市场变化和不断地接触学习先进的技术。

依靠丰富的网络资源以及创业者的努力，硅谷才能达到今天的繁荣。硅谷促进技术发展和扩散的社会网络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规范于80年代。而硅谷现在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如何形成整个地区对网络的认识和其作用的共识，只有通过精心地组织地区内的对话、交流与合作才可能推进硅谷向更高层次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