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中关村人脉网络》的启示

《硅谷中关村人脉网络》一书，2012年4月由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作者之一王德禄，1993年创办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并任所长，是企业战略、区域创新、产业规划、科技政策、知识管理领域资深咨询专家。该书紧紧抓住创新第一要素——人才资源以及创业为核心功能的人脉网络，深入发掘了创新型经济发展的动力和路径。书中有12个关键词，值得引起人才和人才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该书认为，在硅谷有这么一些人，他们并不满足于创立一家公司然后留在里面把它做大做强，而是创办成功一家公司，卖掉，再创办下一家公司。这是硅谷创新和开拓精神的最好体现，这些不断创业的人被称作“系列创业家”。该书举例说，目前国内知名的风险投资人陈宏在硅谷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先后创办了“万事通”（1991年）、宏科电信（1994年）、全球漫游公司（1997年）等，其中全球漫游公司于1999年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而橡子园创投的几位合伙人也是系列创业者中的翘楚，如陈五福先后创立了11家高科技公司，他1990年创立的喀斯喀特通讯公司1994年上市后市值达到100多亿美元。

该书指出，在硅谷，类似谷歌、思科这样的明星大企业还是少数，更多的情况下，创业者创办的企业往往面临不同的命运。这些创业者创办的第一家企业常常不会一炮而红。陈宏的“万事通”就因为市场定位问题而以关张收场。真正成功的往往是第二或第三家公司，当企业在纳斯达克上市获得市场投资人的追捧时，创业者也会在一夜之间摇身变成亿万富翁。但到了这个时候，一批创业者并不安于做上市公司管理者的角色，他们在公司上市或者被大公司兼并之后选择抽身而退再次踏上创业征程。

该书强调，硅谷有许多系列创业者。这似乎与传统的观点是相悖的，尤其是考虑到创业本身是一项风险极大、成功率极低的商业活动，对于创业者的组织能力、知识背景、对市场的把握和判断、与人沟通的能力、心理力量和团队精神等方面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同时也给创业者本人和家庭带来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硅谷的创业者却能前赴后继，成功了不满足，失败了也不畏惧，一而再，再而三地从事创业活动。从这些系列创业者的身上，体现出硅谷成为世界高科技产业创新中心的重要因素。

该书具体分析了这些重要因素。首先，是一种强烈的创业精神。“创业”这一概念深深地融入了硅谷人的血液里，不管怎样的教育背景和出身经历的人都有着创业的欲望和意识。对于许多创业者来说，创业本身就是他们的一种人生追求。其次，是发达的企业兼并。从硅谷经验来看，创业成功之后除了少量企业成长为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力的大公司之外，大部分创新型企业是被大公司所兼并吸收。这样一方面降低了大企业研发创新的成本，缩短了一些创新成果产业化的周期；另一方面解放了那些具有强烈创新精神和能力的创业者，有利于其不断创业，形成“系列创业家”的良性循环。再次，天使投资是创业的推进剂。建立在人脉网络之上的天使投资实际上是硅谷创业最重要的推进剂，创业者利用自己的人脉网络获得天使投资，而进行天使投资的人往往也是成功的系列创业者。该书认为，正是在这三大重要因素的作用下，硅谷培育了如繁星一般的系列创业者，以及不断改变世界的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企业。

该书指出，天使投资在硅谷创业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一方面每一位创业者的背后都离不开几个天使投资人的身影；另一方面这些创业者创业成功之后也往往亲自担当天使投资人的角色给其他创业者以支持。天使投资已经成为硅谷创业中最密不可分的一个环节。

该书介绍，天使投资实际上是风险投资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对于高风险、高收益的初创企业的第一笔投资。一般来说，一个公司从初创到稳定成长期，一般需要三轮投资，第一轮投资大多是来自个人的天使投资，作为公司的启动资金；第二轮投资往往会有风险投资机构进入，为产品的市场化注入资金；而最后一轮则基本是上市前的Pre-IPO融资，来自于大型风险投资机构或私募基金。对此，投资专家有个比喻，好比对一个学生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着眼于大学生，风险投资机构青睐中学生，而天使投资者则培育萌芽阶段的小学生。在不断引入新的战略投资人和风险投资过程中，创始人、天使投资人的股份还将进一步摊薄，但一旦公司创业成功，天使投资人的收益率往往是所有投资人当中最高的。

该书指出，硅谷之所以成为美国高科技创新创业最活跃的地方，在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本地“无处不在”的天使投资。在硅谷有一个现象：许多人在吃饭的餐桌上就开出了一张几万美元的支票给另一个刚刚认识的人，获得了他所创办的一家连办公室都还没有的公司的几百万股“股票”，甚至就连这些“股票”本身也要等到一个礼拜后才能在律师的帮助下完成过户手续。甚至有人夸张地说：硅谷人人都可能进行天使投资。该书强调，硅谷本地的“人脉网络”和“信任文化”是天使投资繁荣的土壤。创业的高风险性往往使得追求投资回报的金融机构对其却步，填补空白的大多数是来自家人、朋友的投资。但仅仅依靠家人和朋友的投资无疑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实际上，创业者所处的发达人脉网络往往极大地扩展了其所能获得天使投资的范围，提高了创业者获得天使投资的可能。由于天使投资是个人对个人（或创业团队）的投资，投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以及由此形成的信任文化至关重要。如果创业企业由于经营不善、市场定位不对或者其他原因失败了，他们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但如果他不负责任地挥霍无度造成颗粒无收的局面，他就不要再指望会有任何人投资给他了，因为天使投资者的网络会永远将其排除。这是硅谷“信任文化”的根本保障。

该书认为，天使投资是推动美国创业和新兴产业成长的最主要力量。2009年虽然美国受到金融危机的重大创伤，但“天使”仍然活跃，全年有26万活跃的天使投资者投了六万个项目。该书强调，美国天使投资基金繁荣的基础是鼓励其进行投资的财税监管制度以及企业制度。为了鼓励民间投资，美国政府在税收方面出台了各种措施，除了大幅降低资本利得税外，同时规定个人进行的2.5万美元以上的天使投资如果发生损失，损失部分可以在个人收入所得税中进行冲销，这种冲销甚至可以递延长达八年。这些政策极大地鼓励了民间资本进行天使投资。

该书指出，在硅谷天使投资人的群体中，有这样一批投资人，他们不仅仅是初创企业的“出资财神爷”，而且会更加积极主动地帮助创业者创业，实际上扮演了“创业导师”的角色。这些“创业导师”并不神秘，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从成功的科技创业者转化而来。例如苹果的天使投资人迈克·马库拉曾是英特尔的早期创始员工；谷歌的天使投资人是升阳微系统的联合创始人安迪·贝托尔斯海姆；第一个给Facebook进行投资的雷德·霍夫曼则是LinkedIn的创始人。这不是偶然或者巧合，从创业者向投资人的转变本身就是硅谷地区最重要的创新循环的一部分，使得在实践中积累的宝贵创业经验不因创业者的成功“退休”而流失，得以薪尽火传。

该书分析了“创业导师”发挥的作用：第一，作为“创业导师”的天使投资人帮助初创企业进行技术路线选择。第二，作为“创业导师”的天使投资人能够为企业提供经营管理建议，帮助塑造企业文化。第三，作为“创业导师”的天使投资人推动初创企业形成商业模式。第四，作为“创业导师”的天使投资人可以为初创企业提供广泛的人脉和商誉。

该书指出，成功的天使投资也为创业导师带来了惊人的收益。一般来说，天使投资的风险最高，据统计，大多数天使投资的收益惨淡。但随着这些创业导师的经验增长，见识更广泛，所投资企业的成功率一路飙升。例如，在康威做天使投资12年中，投资项目逾500个，其中包括重量级的谷歌、Facebook、Twitter等；其在1997—2001年间项目的失败率是77％，2002年之后的失败率是40％。该书强调，如果说广泛的天使投资是硅谷创业活动踊跃的社会基础的话，那么天使投资群体中的少数创业导师，则是硅谷奇迹的助产士。

该书认为，改变世界的新产业之所以能够在硅谷不断出现，相当程度上归功于硅谷“改变世界”的创业文化和在这一文化下所产生的怀有改变世界梦想的创业者。硅谷弥漫着一种“不可阻挡的创新精神”，这种精神由一批又一批的人才承载、传播、继承。这些人思考的是“做什么能改变世界”。改变世界的梦想成为硅谷的一种文化，是硅谷创新精神的核心。改变世界的梦想使得硅谷工程师的眼光从技术囹圄中解放，认真地思考如何利用技术创新的成果探索新的商业模式。硅谷的新兴产业和改变世界的大企业就是由这些怀有改变世界梦想的创业者所一手创建的。

作者举例说，苹果公司的创办，源自于两个电脑爱好者乔布斯和沃兹尼克满足普通人对计算机需求的梦想；思科公司的创建，源自两个斯坦福科研人员里奥纳多·波萨克和桑迪·勒纳连接不同网络的梦想；雅虎公司的创办，源自两位创始人杨致远和费罗对当时杂乱无章的互联网信息的努力改变；为了进一步改进互联网上获得信息的效率和体验，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的两名博士生佩奇和布林则创办了谷歌；Facebook的出现，则开始于其创始人扎克伯格在互联网上建立用户的社会关系网络的梦想。

作者认为，这些怀有改变世界梦想的创业者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这些梦想有三大共性：第一，这些梦想源自于既有技术的不完美；第二，这些梦想本身并不宏大，从技术上是可实现的；第三，这些梦想在实现之前，很少有人会意识到它们对世界的改变是如此巨大。而怀有这些梦想的创业者也有三大共性：第一，有理想，有超越名利、高度专注于所从事的事业的追求；第二，有多年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或者技术背景；第三，能够找到志同道合的参与者并与之全力合作。该书指出，有着这样梦想的创业者在硅谷是真正的英雄。只有有着改变世界梦想的创业者才会甘冒失败的巨大风险在未知领域进行创业；只有有着改变世界梦想的创业者才更容易得到风险投资的追捧；只有有着改变世界梦想的创业者才能拒绝小有成就时接踵而来的收购意向而将公司不断做大；只有有着改变世界梦想的创业者才会在公司成熟稳定之后毅然离开公司重新开始创业；只有有着改变世界梦想的创业者才会永不停息地创新、创新、再创新；只有有着改变世界梦想的创业者才能拒绝各种短期利益的诱惑从而发现改变世界的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而只有改变世界，才能使创业者的价值和贡献得到升华。

作者认为，在硅谷，“改变世界”是一种普遍的信仰和创新创业的源动力，新的商业模式则是硅谷改变世界的利器。作者举了思科、苹果、Facebook等例子。

该书指出，思科的“收购及开发”成为其不断引领技术和市场的新的商业模式，也成为其创新力的来源。思科年均要进行15次以上的收购，一次收购往往要考察十家以上的目标公司，从而保证了兼并的质量。思科还鼓励其公司内部成员离开公司创业，并因此发明了一个新词：spin-in（内部衍生）。该书认为，思科的这种“收购及开发”模式的本质是利用模块经济优势，并使之成为硅谷地区网络设备领域的产业组织者。“收购及开发”的商业模式事实上鼓励着大量小企业沿着思科的技术体系各自独立开发细小的应用模块，以期开发成功后被收购。在这个过程中，思科的技术体系实际上成为不同创业企业的技术标准和“参照系”，而大量应用模块开发的风险与成本则由众多竞争中的小公司及其投资人承担了。

该书认为，苹果推出的iTunes平台的本质是一个以知识产权保护为核心，半开放的软件营销平台。在2001年iPod刚刚推出时，销量并不如意，但随着iTunes在iPod上的应用，iPod的销售迅速飙升。这首先得益于iTunes的知识产权保护特性。在此之前，市场上有成千上万的音乐播放器，但其中播放的都是盗版音乐，而通过iTunes可以快捷并且廉价地获得合法的音乐，后来又逐渐扩展到影视节目、广播、教育节目，从而异军突起。并且，由于其仅支持iPod，使得iPod逐渐在欧美占据垄断地位，这也使得苹果占据了美国合法音乐下载数量的90％，并成为最大的音乐销售商、电视节目提供商。当苹果推出iPhone之后，在iTunes上推出的iPhone的软件商店（App Store），则完全改变了之前“智能机”软件难以获得收入的窘境；由于开发者可以获得iTunes销售软件收入的70％，因而极大地调动起了开发人员的积极性，并使得App软件生态迅速形成。截止到2011年年初，共有超过六万多独立的App软件开发商和个人，为苹果提供了超过35万个应用软件；即使今天有人能够做出比苹果更强大的手机，以更低廉的价格销售，但苹果凭借其App软件平台，仍能保持其在移动设备市场上的霸主地位。该书指出，苹果的iTunes平台本身是一个半开放、半封闭的软件开发平台：除了每年缴纳99美元的注册费门槛之外，没有其他费用，任何人都可以加入到开发者的行列之中，使用苹果的SDK（软件开发包）来写任何程序，但同时所有产品只有通过苹果的上线审核后才能在App Store这个平台上交易，这就在极大地调动开发者创造性的同时，也保证了对于平台软件的完全掌控，从而使得苹果的App软件系统成为最安全的系统。如今，iTunes平台已经成为苹果iPad、iPhone、iPod诸多设备的基础，未来还将进一步渗入苹果产品的各条产品线。

该书认为，Facebook商业模式的核心，是其对用户数据真实性的追求，它是无缝连接互联网和人脉网络的关键。在Facebook之前，“在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只狗”被视为金科玉律，这种互联网的匿名状态虽然极大地鼓励了人们在互联网上的自由表达，但也人为割断了“网上”和“网下”的生活，并使得网上生活难以商业化。而Facebook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现象，其创始人扎克伯格极力确保的就是用户以现实生活中的真实身份来进入Facebook，这就使得Facebook成为了人们真实社会网络中的一部分，这种真实的身份为互联网上的沟通提供了基础、保障和“安全感”。如果用户在Facebook上使用的是假身份或者浮夸信息的话，那他在Facebook上的社会人脉网络就毫无意义可言。因此，用户在Facebook重建了其真实生活中的社交网络。作者指出，Facebook的7.5亿“真实”用户，及其人均200多条社会关系网络，实际上是潜力巨大的互联网电子商务宝库，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金山”。Facebook利用这些信息所产生的有序搭配和组合，可以提供其他互联网服务商无法提供的个性化服务。作者强调，现在的人除了吃饭、睡觉、旅游、健身，上Facebook也成为其生活的一项基本内容，成为沟通联系的一条基本渠道。以Facebook为平台，网络游戏、团购甚至移动互联网产业茁壮成长。Facebook是苹果等移动平台上使用率最高的应用；专注于其平台游戏的公司Zynga还没上市市值就已经超过百亿美元。

作者认为，当知识和技术逐步取代了自然资源和简单劳动力资源而成为创造财富的首要源泉时，产业界与大学间的密切合作成为必然。硅谷地区的大学和产业界最早感知了这种变化，并逐渐形成了产学研间的创新循环。这种创新循环，一方面体现在创新的要素（包括人、知识和技术、资金）在大学和产业界之间的双向流动；另一方面更为突出的则是形成了弥漫在大学和产业之间的创新创业文化氛围，这是其他地区可以效仿硅谷种种具体的行为模式，却在短时间内难以追赶奏效的根本原因。

作者认为，从资金循环来看，硅谷的产业在获得来自大学的研究成果和人力资源的同时，也向大学提供了丰厚的回馈。例如斯坦福工业工程系为了探索实践绿色环保的前沿技术，花费1.2亿美元打造了一栋节能大楼J2E2；雅虎公司创始人杨致远个人就捐献了五千万美元；在回馈母校的同时，也施加了其个人偏好对斯坦福的教学科研方向的影响。作者指出，风险投资人在投资过程中，也极其依赖这些在技术最前沿的学者的咨询意见以帮助进行投资；而这些学者也会利用其对风险投资的影响力帮助初创企业获得融资。例如，在谷歌创业的过程中，其创始人的导师——拉吉夫·莫特瓦尼不仅仅给予技术上的指导，创业上的推动和鼓励，也在联络、游说硅谷几家最大的风险投资机构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作者认为，从人员的双向流动来看，硅谷的企业为员工回大学进修提供各种各样的资助，而越是那些与产业实际结合密切的大学，越是受到这些员工和企业的青睐。许多华人留学生都曾接受过这样的资助。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公司甚至不要求员工深造完毕之后继续为本公司服务。这些行为无疑极大地提高了整个硅谷地区的创造力，也影响着硅谷大学的教育取向。作者指出，斯坦福大学的许多教授在研究过程中发明了某项技术，于是便将精力放在创业、将技术产业化上，在创业成功并把公司卖掉以后，又回到学校继续担当教职，这就形成了产业界和研究界间的“旋转门”现象。在硅谷，像这样同时具有投资人、企业家、顾问等各种身份的大学教授不是少数。

作者认为，在知识与技术的创造上，通过大学衍生企业、大学技术许可办公室、大学咨询教授制度以及企业界最新、最先进技术的委托研发、合作研发、共同的前沿问题研讨等众多途径，创造就能循环往复，并且在循环往复中形成了持久的创新动力。

作者认为，伴随创新要素循环的是创新创业文化氛围的形成。浸淫在硅谷创业氛围当中的学生，在校学习和研究期间常常思考的是：“这个技术如何实现？”“这个技术有什么样的商业价值，能否用来创业？”大学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创业讲座、论坛和活动来指导这些年轻人了解、学习和投身创业。大学里面浓厚的创业氛围，来自于一种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追求成果快速转化的热情和互助帮扶的自觉行动。这种热情和行动甚至带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不少创业者追求的是通过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来“改变世界”。作者指出，许多留学生在进入斯坦福之后深受创业氛围的影响，自发组织了创业俱乐部，还没毕业就学习创业。有人说，在斯坦福大约有一半的学生都在想着创业，这反映了大学培养的人才在价值取向上的重大变化。在硅谷，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只要创业，大家都会给他鼓掌；创业失败不但不会受鄙视，反而被认为是其财富，“鼓励冒险，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在硅谷发展史上演绎得淋漓尽致。作者强调，这种创业氛围，是硅谷大学科研成果能够快速向市场转化的文化因素和行为范式，是来自创新型大学的自主创新的原动力，也是硅谷领先其他创新聚集区的“软实力”体现。

作者指出，“不是复制硅谷，而是与硅谷建立人脉”，这是一批创新基础相对薄弱的亚洲创新集聚区域效仿硅谷并取得成功的原因。新竹园区、班加罗尔、特拉维夫以及中关村就是其中的代表。尽管这些区域所处地理位置不同，经济制度的背景也不相同，但它们发展的途径却有着惊人的相似：利用在硅谷的技术移民人脉网络引进硅谷的创新模式。这些创新集聚区域通过穿梭于本地和硅谷之间的“空中飞人”，同硅谷的技术移民人脉网络建立了密切联系，将硅谷的大量留学生、技术移民、创业者、企业家，转变成了给本地区发展带来硅谷创新制度、模式以及重大产业机遇和大量创新要素的跨区域创业者、产业组织者和投资人，并继而推动了本地区对于学习硅谷创新环境的提升。

作者强调，在新兴创新区域崛起的过程中，最为突出的现象是涌现出大量往返穿梭于硅谷和本区域之间的“空中飞人”。哪怕要经历20多个小时令人疲惫至极的国际旅行才能到达硅谷，仍有一批又一批的企业家、工程师甚至是政府官员高频率地在两地间穿梭，成为硅谷和这些创新区域之间的“空中飞人”。这些人虽然身份各异，目的不同，但通过他们，硅谷和这些创新区域建立了直接联系；他们的穿梭往来，不仅意味着硅谷的技术、资金和人才的跨区域流动，更成为链接两地人脉网络的最重要节点和纽带。作者指出，硅谷与这些亚洲新兴区域之间虽然有着几万公里的物理距离，但两者之间产业联动的距离却被由这些“空中飞人”所维系着的人脉网络大大拉近了。作者认为，“空中飞人”在硅谷一端链接的是硅谷移民创业网络，即以相当数量的移民社群为基础，加上高素质的创新创业人才和充分活跃的创业活动，构成了硅谷的移民创业网络。“空中飞人”链接的另一端，则是其祖国创新区域的人脉网络。在本地来看，这些“空中飞人”是跨区域创业者、跨区域投资人乃至产业组织者；他们给其祖国创新区域带来了硅谷的各种创新要素，有意识地效仿和引进硅谷的创新制度和模式，并通过在本地结网有效地推动了本国创新聚集区的形成和发展。

作者认为，跨区域创业者是“空中飞人”的典型代表。来自硅谷的跨区域创业者当中，既有硅谷企业的高职人员，也有成功的系列创业者，以及数量更加庞大的归国留学生。他们利用硅谷成熟的移民社群和在故乡的人脉关系，穿梭于故乡和硅谷两地之间，扮演着承接硅谷产业转移的角色。通过直接投资开办企业或者设立分公司、研发中心等各种方式，将硅谷的产业链延续到了自己的故乡。比如印度软件外包产业的起源，就得益于惠普等硅谷公司的印度裔高管回国创建分公司；而即便是在中东战火纷飞的岁月里，硅谷大公司里的犹太裔管理人员仍然义无反顾地将工厂和研发中心设立在以色列，这对于以色列的高科技产业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中国台湾的留学生创业者们将硅谷的个人电脑订单带回台湾，并且创立了众多的工厂，从周边配件到核心元件，使台湾地区的代工产业崛起。

作者指出，资金是跟着人走的，跨区域创业者带回的不仅是技术和产业链，巨大的产业机会吸引的还有硅谷的创新资金。硅谷的风险投资曾有一条不成文的金科玉律“只投一小时车程内的公司”，而相隔一个大洋、几个时区的新竹、班加罗尔和特拉维夫等地区无疑难以符合这样的标准。但一批风险投资人追随跨区域创业者而来，这些风险投资人有的是从移民企业家、跨区域创业者转化而来，有些直接就是硅谷的移民投资人，他们不仅仅携带着硅谷风险资本跨洋越海，也带来了硅谷先进的初创企业的模式和现代企业制度。在新竹园区，现代企业模式取代了传统的家族企业，对创业者和技术核心人才的股权激励也成为普遍现象。在班加罗尔，传统的食用油企业摇身变成了软件高科技公司。而在特拉维夫，甚至从以色列建国开始就获得了许多在美犹太人的全力援助，在日后的高科技产业发展过程中，更诞生了大量“看起来、听起来、感觉上都像是美国公司”的以色列公司。

作者指出，进入20世纪90年代，经过在硅谷创新创业大潮中摸爬滚打，磨炼出了一批优秀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创业者。他们紧紧把握住互联网产业的兴起，在几年时间里，所创办的企业接连成功上市。

作者认为，这些硅谷中国大陆留学生创业者，其成功背后有一些共同特点：第一，抓住高潮。硅谷虽然每隔几年都会诞生一两个改变世界的大公司和产业，但是硅谷也要遵循基本的经济规律，因而也有高潮和低谷所组成的经济周期。中国大陆留学生最早就是抓住了互联网产业蓬勃崛起的大潮，在1996—1998年几年时间里创立企业，1999—2001年几年时间里成功上市，从创办到上市所花的时间都不到三年。顺应潮流，在市场最需要的领域迅速创业，从而也较容易在创业初期获得风险投资的青睐，也更有机会上市，更快地做强做大，形成良性循环。第二，商业模式。高技术企业在硅谷创业成功，最关键的往往不一定在于技术的先进性，而在于找到最适合的商业模式，提供“杀手级”的产品和服务。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创业者在这点上无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比如朱敏的网讯能够在和微软等大公司的角力中立于不败之地，在于其能够“反弹琵琶”，针对企业的需求，让自己的“付费”业务比微软的“免费”产品更具有竞争优势，以卖服务对抗卖产品，最终将微软的产品挤出市场。金海平的泰为信息科技能够从濒临绝境到绝处逢生，则在于其所坚持的不面向零售、与运营商分账的商业模式最终随着其市场潜力的显现而通过了市场的考验。第三，中国因素。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到硅谷较晚，往往缺乏本地深厚的人脉背景，在创业初期也无法从中国大陆获得直接的资金支持。尽管如此，在创业过程中，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依靠各种要素的优势，为企业的成功创立和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支撑。例如，朱敏创办企业之初，朱敏及其夫人徐郁清女士就创造性地直接从中国大陆招募工程师到硅谷，不仅有效地降低了创业初期的人力成本，更打造了一个完整的人才梯队，为之后网讯的崛起奠定了基础。陈宏的全球漫游公司在股票市场上备受追捧，重要因素之一是当时“与中国电信合作”这一“中国概念”在资本市场上的初露峥嵘。谢青的飞塔更是将一部分研发团队和研发中心设置在中国大陆，成为全球布局中的重要一环。这些在硅谷取得成功的中国大陆创业者，对于如何利用中国的优势往往有着独到的先见之明，这是他们创业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作者介绍，美国是个社团组织非常发达的社会。早在200年前，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就对此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美国叽叽喳喳、热闹纷呈的民间自治团体是美国社会的一道“奇观”。托克维尔发现，“美国人不论年龄多大，不论处于什么地位，不论志趣是什么，无不时时在组织社团”，“在法国，凡是创办新的事业，都由政府出面；在英国，则由当地的权贵带头；在美国，你会看到人们一定组织社团”。发达的社会组织，形成了看不见的“社会资本”，为美国提供了健康的社会生活土壤。作者指出，硅谷的社团组织，不仅更加发达和活跃，并且进一步发展成为支撑创新和创业的人脉网络，成为将新技术新知识迅速扩散的社会组织工具。这样发达的社会组织最早是脱胎于硅谷地区的几个咖啡屋、啤酒馆。早年，硅谷各个公司的技术人员喜欢在这里切磋技术、交流感情、谋划创业，久而久之竟成了一项惯例。在硅谷，每个星期六下午是各个社团组织讲座、聚会和举办各种活动的固定时间，在这一天，硅谷人很自觉地将自己的日程表空出来留待参加这些活动，从而保持知识的更新和人脉网络的编织。

作者指出，随着中国大陆留学生的增多，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大陆留学生开始组建自己的社团。中国大陆留学生在硅谷的社团组织数量最多的是各种同学会。其发达程度令人吃惊，几乎每个中国大陆重点高校在硅谷都有同学会，其会员规模多则数千，少则几百，成为串联硅谷中国大陆留学生的重要纽带；而各种专业协会则成为硅谷华人工程师们交流创新成功、分享创业经验的主要平台。

作者指出，硅谷影响力最大的中国大陆留学生组织是华源科技协会。1999年，陈宏、陈亦工等人在硅谷创立了创业俱乐部，后改名为华源科技协会，这是硅谷第一个以推动留学生高科技产业创业为目的综合性社团。该社团成立不久即吸引了大量有兴趣创业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参加，其所组织的年会很快就达到了几千人的规模。会长先后由陈宏、邓锋、朱敏等硅谷知名华人创业家担任，2010年会长是泰为科技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金海平。目前，华源科技协会由执行官俱乐部、风险投资组、未来领导论坛、杰出演讲者系列、北京分会和志愿者项目等几部分组成。其中，执行官俱乐部聚集了中国大陆和硅谷的杰出华人创业者和管理者，无论是硅谷的中国大陆创业者，如邓锋、陈宏、朱敏等人，还是中国大陆的高科技产业头面人物，如马云、郭为、李彦宏等人都是俱乐部的核心成员；执行官俱乐部编织了一个横跨太平洋的大陆高科技精英人脉网络，极大地促进了中美两国在高科技产业领域内的互动和交流。风险投资组则成为硅谷诸多知名风投，如恩颐投资、凯鹏华盈、红杉等风险投资商的网络，其成员多为硅谷风险投资公司的合伙人及管理者，为风险投资登陆中国大陆创造了大量的机会和网络。未来领导者论坛则为硅谷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创业者和有志于此的才俊提供了感受创业氛围、获得创业经验、吸引风险投资、编织人脉网络的绝好舞台。杰出演讲者系列则将华源科技协会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通过吸引众多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商业领袖、政治家和学者的演讲促进中美间的科技、文化交往，提升中国大陆华人在美国社会的影响力。目前，华源科技协会的会员已经达到了5000人以上。作者指出，近年来，随着中国大陆的崛起，华源科技协会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向中国大陆，不仅大量华源科技协会的创始人、领导者纷纷登陆中国大陆创业和投资，与华源人脉相关的两国高层人士在高科技产业领域内的合作频率和层次也不断提高。在此背景下，华源科技协会成立了中国分会，主要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开展活动，促进硅谷和以中关村为代表的中国大陆高科技产业集群的交流。作者认为，华源科技协会不仅成为中国大陆留学生在硅谷或者回国创业所倚重的社会组织，也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大陆华人在美国社会的影响力，促进了中美两国在高科技产业领域内的深度交流。2002年，美国《商业周刊》杂志曾将华源科技协会称为“连接中国商界明星和美国的桥梁”。

作者介绍，中关村风险投资有三种类型，一是从硅谷进入中关村的国际风投机构，如美国国际数据集团、加州红杉、华登国际等；二是来自硅谷的一批中国大陆留学生，如朱敏、陈宏、陈大同、叶东、陈亦工等，他们在硅谷有着成功的创业历史，回国之后先后进入了风险投资领域，用他们的经验和技术，以及对于硅谷创新模式的深刻理解，支持着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作者指出，与其他国际风险投资的合伙人不同，这些留学生大多是从中国甚至就是从中关村走出去的，他们不仅在国内接受了高等教育，因此也拥有了深厚的本地人脉资源。这些留学生在硅谷成功的创业经历使得他们往往能给中关村的创业者们提供更多的帮助，同时他们带回来的资金既有自己的创业回报，也有从硅谷等地的直接募集，这也使得他们与那些纯粹的外资风投机构在资本结构上有着微妙的不同。这些来自硅谷的创业成功的留学生们因此构成了中关村的风投中独特的一个群体。

作者指出，中关村风险投资的第三种类型是由中关村的创业者转变为风险投资人。中关村虽然没有像美国硅谷那么发达的风险投资制度和土壤，但凭借其每年诞生几千家公司的创造性和活力，创业投资者并不被外资和“海归”投资者所垄断。近年来，随着一批第一代、第二代中关村创业者逐渐退出公司经营，尝试用自己的创业经验和创业财富来帮助更多的创业者，他们也先后进行了角色转变，成为中关村本土的风险投资人。其中，柳传志、雷军分别是中关村创业者向风险投资人发展的两种代表：柳传志成功地将联想控股公司打造成了一个投资航空母舰，包括从最初的天使投资到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在内的完整投资产业链；而雷军则走了另外一条道路，从金山退下来以后，雷军凭借自己的兴趣成为一名专门的天使投资人，其个人在凡客、拉卡拉、UC浏览器等公司上的投资为其赢得了“2008年度最佳天使投资人”的美誉。

作者特别介绍了中关村企业家天使投资联盟，它成立于2008年。这个由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筹备、中关村企业家发起的天使投资联盟阵容庞大，吸纳了近30年来中关村涌现出的各行业成功创业人士，由43位中关村企业家以自然人身份发起成立，除柳传志、段永基、王小兰等中关村第一代企业家外，联盟成员还包括王文京、张征宇、刘迎建、冯军、雷军、严望佳等中关村第二代乃至第三代企业家。创始资本金约430万元，重点关注软件、能源、环保等高科技行业。联盟成立由相关领域企业家组成的专业委员会、决策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对项目进行投资审核和判断，采取集体负责制的形式进行投资决策。通过决策委员会审批的企业将获得联盟50—100万元左右的初始投资，联盟成员享有对优秀项目和创业企业的优先跟投权。联盟将对所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和效益展开全程跟踪和辅导，并寻找更多风险投资和跟投资金，完善投资链和产业链。作者指出，这个投资联盟充分利用中关村聚集的智力资源、良好的创业投资环境、政府优惠政策和企业家资源，通过“投资＋辅导”、“投资人＋创业导师”的创新模式，帮助种子企业解决创业初期最棘手的市场经验不足、管理团队不完善等难题，并与“联想投资”等专业投资机构衔接，为企业提供系统的、全方位的创业指导，培育出更多的成功企业。

作者强调，天使投资机制是硅谷创业最有特色的方面，同时也是中关村最为缺乏、薄弱的环节。除去国内机制与法律条件的不成熟以及拥有创业财富的个人为数不多之外，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我们缺乏一种人与人彼此间信任的社会文化。在硅谷，许多天使投资人对于投资对象的技术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往往通过对于创业者个人的考察来作出投资的判断，这种考察甚至是在餐桌上进行的。一旦通过就立即给创业者开支票，而相关的合同甚至只需日后再补。一位传奇的周姓老华人，通过这种方式投资了八家硅谷清华留学生初创的企业，绝大多数都取得了成功，获利极其惊人。相比之下，并不是说中关村不懂得天使投资的重要，而是适宜天使投资模式的社会土壤仍然十分贫瘠。作者认为，中关村企业家天使投资联盟的尝试，虽然无论从资金规模还是培养信任文化来说，都没有办法彻底解决中关村天使投资缺乏的现实问题，但是有理由相信，终究会有越来越多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群体崛起，并最终推动中关村信任文化的形成和创新产业的诞生与发展。

作者认为，20世纪中后期是硅谷崛起的时期，也正是美国东部老牌高技术产业集聚区——波士顿128公路地区相对衰落的时期。安娜李·萨克森尼安在比较两个区域发展的过程中发现了硅谷成功的秘诀，同时也是波士顿128公路地区衰落的原因：硅谷地区模糊的公司界限造就了自由开放的知识传播体系，使得本区域的企业能够更加快速高效地进行技术创新。这实际上描述了硅谷网络化创新的实质。硅谷相较于128公路的胜利，实际上是网络化的区域创新结构对于传统的垂直一体化企业创新结构模式的胜利。以更形象的语言来表达：在信息时代，社会经济组织从树形结构向网络和网络组织的转换是必然的；进一步来说，硅谷网络创新的主体是人脉网络。

作者介绍，根据社会网络理论的研究，人脉网络具有以下特点：第一，网络是动态增长的，不断有新的节点加入；第二，节点间连接的数量并不相同，新增节点更容易和已有很多连接的节点建立连接，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关键性的“中心”节点（人物）。“在每一个阶层的人当中，都有一部分特别善于交往的人，他们是社会中的联结者。”他们所拥有的社会关系，在数量上或质量上常常远高于其他人，这些联结者就是社会网络的中心节点；第三，这些中心节点人物的存在，以及他们能够满足其他节点与之建立链接的需求与渴望的能力，使得其所处的社会网络显示出有序性和“自组织”，并使得社会网络具有最高的稳健性。这样的社会网络不会因为部分中心节点人物的迁徙、亡故，或者部分群体间、个人间的关系紧张、不合而导致整个网络的崩溃。

作者指出，人脉网络的主要优势是信息传播的效率极高，对外界的变化反应迅速。这是因为在人脉网络当中，由于“中心节点”人物的存在使得任何连接两点之间的最短“路径”都超乎想象的简洁。一般来说只需要不超过六个人就能把彼此丝毫不相干的人连接在一起，这就是有名的“六度分隔”理论。在创新过程中，这两个节点可能分别是天使投资人和创业者，也可能是技术发明人和企业管理者。发达的人脉网络使得他们之间更加容易建立链接。在这样一个组织完善、联系密切的网络当中，信息的散布也更加得快速和有效。在硅谷，每周六下午自发的技术演讲会能够把最新技术的商业化应用信息迅速传播到每个相关创业者那里；同时也常常是通过两次邮件的转发，就把信息在最大范围内传播到位。而在一个等级制现代大企业当中，这种速度是难以想象的。IBM曾经有24级的职级设置，从底层人员的发现问题、提出需求到高层决策，再回到底层执行的速度异常迟缓。作者强调，硅谷正是基于人脉网络的创新机制，使得创业信息和知识能够以最快的速度传递。这种信息传播机制进一步驱动各种要素在硅谷内快速循环，不断地碰撞，发现和利用新的机会，形成新的优化组合，产生创新。

作者认为，硅谷堪称是人脉网络和天使投资完美结合的典范。一方面，人脉网络是天使投资发展最重要的土壤。在以创业功能为核心的硅谷人脉网络当中，天使投资人更容易发现潜在的投资对象，并较早地获得对于创业者本人和技术的评价，了解最新的投资领域和投资动向；投资完成之后也能及时地掌握创业者的经营情况和发展动态，并利用自己的人脉网络为创业者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另一方面，人脉网络也是获得天使投资的重要源泉。在人脉网络中，一个成功的创业者的背后，往往有着一群天使投资人。硅谷的这些投资人大多也是成功的创业者，有些甚至是系列创业者；这些成功的创业者、投资人在创业的过程中获得了人脉网络的支持，而他们又将这种支持回馈给下一代创业者。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人脉网络的“中心节点”人物，“薪尽火传”是硅谷老一代华人创业者们经常挂在嘴边的成语。

作者指出，在硅谷人脉网络基础上延伸出来的硅谷中关村人脉网络是这一区域创新网络的跨区域扩展。硅谷中关村人脉网络的规模不是很大，在硅谷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工程师群体数量大约只有几万人，但就是这几万人的群体却累积着巨大的组织力量和创新力。而且，这个具有巨大能量的网络会随着不断出现的新创业者而持续扩张。作者强调，在人脉网络当中，中心节点人物的存在不仅促成了网络的形成，保障了网络的稳定，同时也承担着信息的汇聚和发布的功能。在硅谷中关村人脉网络当中，其节点人物包括华源科技协会的创始人陈宏、朱敏、邓锋等人。这些人发挥着重要的区域内和跨区域链接的节点作用，塑造了人脉网络的跨区域结构。在这些中心节点人物的带动下，硅谷中国大陆留学生网络致力于创业，将创业的理念、创业的资源以及创业实践的经验与渴望创业的人紧紧联系在一起，满足了参与者建立链接的需求与渴望，因而具有鲜明的“自组织”特性。这种自组织力量在推动各种校友会、专业协会的形成和壮大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促进了网络内成员间彼此人脉关系数量的增加，使得跨区域的硅谷中关村人脉网络更具稳健性和富有组织能力。

作者指出，人脉网络由于其网络结构和生成方式，会显示出强烈的“马太效应”，即越是链接多的节点，其链接增长的速度越快。在现实中，通过硅谷中关村这条由创新人员搭建的网络，中关村更容易获得新的创新资源注入。作者强调，创新资源的流动和转移并不是盲目和随机的，在创新资源的汇聚过程中，对于要素、资源的分配成为决定创新区域效率的关键因素。发达的人脉网络作为硅谷地区的创新基础，延伸到中关村以后本身就有很强的产业组织能力和特点，即通过硅谷中关村人脉网络，创新资源在跨越太平洋落地的过程中就发生了分配、组织和调节，而这种组织调节则是在市场经济规律、创新规律的基础上发生的，专业性和组织效率都大大超过了传统计划经济下的政府主导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产业发展官僚化、形式化、运动化和寻租化的弊端。作者认为，硅谷中关村人脉网络中的成员，是当前情况下教育水平最高、国际化程度最高、同时也对中国最熟悉的人才。更重要的是，长期在产业、创新一线工作、学习和创业，使得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产业的逻辑、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而这对于传统的依靠行政命令、自上而下的行政决策机制是最好的外部补充。

作者认为，全球链接的本质是全球化，但同传统的全球化模式不同，全球链接是经济全球化发展到创新全球化阶段之后的产物。作者将全球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贸易全球化，其流动的核心是物质的全球流动。在这一阶段，原料大宗商品、工业产品、生产设备围绕着贸易流向进行着全球流动和分工。第二阶段是以“全球链接”为代表的创新全球化。创新全球化中流动的核心不再是物质产品，而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创新”。创新全球化是科技的经济功能凸显所带来的新经济范式取代传统经济范式的产物，因而生产力要素组合所围绕的不是物质，而是能够产生“创新”的知识及其有机载体——人。所谓全球链接，即是以人才为主要载体的技术和资本的全球化流动；就是说，在全球链接中流动的，主要是进行创新的人才、产生创新的知识和促进创新的资本。

作者对全球化两个阶段的三大区别进行了具体的分析。第一，如果说在物质贸易和生产的全球化过程中，人的作用是生产者、输送者的话；那么在创新的全球化过程中，人的作用更多地体现为“创新者”，包括跨区域创业者、风险投资人、创新组织者等角色。第二，在贸易和生产全球化的进程中，知识技术还只是传统的增长函数当中的一个外在参数；但到了创新全球化阶段，研发创新成为独立的经济行为，知识和技术成为产品本身，知识和技术的传播衍生出大量的新兴产业。第三，在贸易和生产全球化阶段，金融资本的功能还主要是为产业扩大生产、运输和运营而募集的话；到了创新全球化阶段，金融资本的功能则更加深刻和多样，而其中，以天使投资、风险投资以及纳斯达克为代表的新兴、发达的全球资本市场进一步加速了金融资本的全球流动，成为金融推动创新的主要体现。

作者认为，全球链接的出现，反映了产业组织方式发生了范式转变。在新的逻辑下，跨区域创业、高技术服务、风险投资日益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形式，并通过商业模式的创新改变世界和人类的生活方式，而这一过程的起点正是近年来所蓬勃兴起的创业活动。作者指出，近年来兴起的各种新兴产业都是通过创业而产生的。当创业配合着原创性创新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中得到发展之后，便形成了以创业者跨区域流动为主要特征的跨区域创业模式；因而跨区域创业是实现全球链接的核心，是创新全球化的最高阶段。在创业者跨区域创业的过程中，资金、技术是随着创业者的创业活动而在全球流动，追逐着新的技术、新的商业模式和新的市场，而那些创业者和创新要素的组织者则成了这波全球化的核心。

作者认为，对中国来说，建立全球链接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核心是建立广泛的人脉网络。中国人应该走出去，到世界各地的创新聚集地，进而带动信息、风险资金、技术专利的链接。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人在美国的人口数量达到了337.6万，在日本为60.7万人，在印度为18.9万人，在非洲的人口总数在40—60万之间，可以说中国具备了建立全球链接的基础和优势。作者指出，“空中飞人”对建立全球链接具有实际的意义。很多在硅谷的中国人，他们基本上一半时间在中关村或中国其他地方，一半时间在硅谷，最常见的生活状态就在飞机上，两地跑。这不仅带动了信息的流动，也带动了风险资金、技术专利的流动，因而跨区域创业所带来的全球要素链接，主要是人脉、信息流、技术转移、风险资金。

作者将创新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代创新是串联时代，是创新的一个环节带动下一个环节；第二代创新是并联时代，是多条路径同时开始创新；第三代创新则是无处不在，是空气。作者认为中国已经过了串联、并联的时代，正在探索第三代创新：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的区域创新。作者认为，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只有建立全球链接才能真正地实现自主创新，即通过人脉网络与全球的技术创新建立起链接机制，以实现中国自主创新战略。作者强调，我们要学习犹太人，他们鼓励年轻人“走远一点、待久一点、想深一点”；我们更要发挥中国文化的优点，让中国下一代走出去，到世界各地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交一万个朋友”。

该书最后用一段话对中国的发展进行了展望：同过去的全球贸易网络、全球金融市场一样，全球创新网络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产业分工、资源配置和要素流动；这种新的网络组织虽然主要集中在经济、科技领域，却影响了整个世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因而是一种新的、分散化的全球治理形态。作者认为，中国通过中关村等创新区域为节点融入这一网络，不仅是百年来中国先进分子前赴后继“睁眼看世界”，实现救亡图存梦想的关键，更是再现中华文明辉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