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对硅谷的贡献

本章案例　社会资本对硅谷的贡献

构成硅谷社会资本的要素很多，以下几类特别重要。

（1）实用性研究型大学：在硅谷附近有几个世界著名的研究型大学，如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它们与东部的哈佛大学等名校不同，它们从事的大多是应用性很强的研究，且与外部联系非常密切。国外有些人认为，起步与硅谷相当的东部128公路地区的高科技发展势头日渐式微，与哈佛大学未能提供有力支持有关。

（2）风险资本：在高科技公司发展早期，企业没有销售，更没有赢利，以稳健性原则作为经营宗旨的银行是不可能给从事高风险的企业贷款的。在这一阶段，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创业者的自有资本，以及风险投资。当然风险投资家对高科技企业的贡献不仅仅在于提供资金，他们还提供战略和具体运作建议、为企业招募有经验的经理和寻找客户等。

（3）律师行：硅谷科技人员从事的研究涉及大量的知识产权问题，在这方面律师的法律服务是不可少的。有意思的是，与其他地区的律师不同，硅谷的律师一般愿意接受股权，而不是现金作为对他们服务的报酬。

（4）政府政策：在硅谷早期发展阶段，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美国政府的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大学研究提供资助；二是美国政府是硅谷高技术产品的主要用户。

（5）股票期权：硅谷企业为了留住关键员工采用了很多方法，其中最重要，同时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发放股票期权，员工为了获得股票期权可能带来的巨大回报，愿意延长服务企业的时间。

（6）产业的特性：硅谷由三类产业构成：一是最先发展的微电子、半导体产业，以及后来发展的计算机产业，著名的企业有英特尔、苹果、太阳微系统等；二是包括软、硬件在内的计算机网络产业，著名的企业有思科、雅虎等；三是近年来迅速崛起的生物技术、医疗设备产业。硅谷的产业特性决定了硅谷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是与以传统产业为主体的地区不同的，即使与同样从事高技术产业的东部128公路地区相比，也有很大的差异。128公路地区不少企业从事的是国防电子系统的生产，员工的保密意识很强，企业之间并不往来，这与硅谷各企业员工之间互相传递技术信息、互相请教有着天壤之别，马车轮酒吧（Wagon Wheel）便是硅谷信息共享的一个著名场所。

（7）劳动力市场：硅谷的劳动力市场与一般劳动力市场有很大的差别，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硅谷企业家在经营或创业失败之后，对其寻找工作或重新创业不仅没有不利的影响，反而有正面的影响，因为硅谷的风险投资家和雇主认为，经历过失败的人事业成功的可能性比没有经历过失败的人要大得多。②人们对离开大企业投入新创企业习以为常。在硅谷，人们经常离开类似惠普这样成功的大企业而投入一个前途未卜的新事业，这对日本人，甚至欧洲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③各种层次的劳动力流动频繁，劳动力流动带来的最大好处是加快了技术扩散。④硅谷的技术人员和创业家来自世界各地，技术人员当中尤以印度人和中国人为多。高科技产品的主要部件是集成电路，英文简称IC。在硅谷，IC有另外一层意思，它指的是印度人（Indian）和中国人（Chinese），由此可见中国人和印度人对硅谷的贡献是相当之大的。

社会资本是一种经济资源，这种资源不是一个地区天然拥有的，而是经过历史的演进逐渐生成的。在社会资本形成之后，它便成为这个地区发展的支撑力量，同时也是这一地区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基本特征。社会资本有点类似于生态环境，在某一生态环境下，适合生长某一类动、植物。从这个意义上讲，创造“硅谷”事实上就是营造适合高技术发展的“生态环境”，也就是说促成高新技术发展所必需的社会资本的形成。但硅谷社会资本的形成是一个个历史事件演化的结果，而这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则归因于很多因素，如美国经济发展趋势、竞争性的技术淘汰机制、偶发的事件等。另一方面，在历史事件的表象之后，有一个本质的东西不能忽视，这就是硅谷的重大发明完全是人们合作的结果，而不是某个技术天才的突发灵感。硅谷实质上就是技术创新和将前者商业化。技术创新的基础是思路（ideas），思路则来自于人们之间通过互相交流而产生的思想碰撞。技术交流不限于本企业之间，在硅谷形成了一个覆盖整个地区的技术交流网络，这正是硅谷的特色，同时也是硅谷社会资本中最重要的东西。下面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由历史事件所穿引和织就的硅谷社会资本结构，特别是技术交流网络对硅谷的贡献。

硅谷交流网络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从麻省理工学院调至斯坦福大学的电子工程学教授特敏（Fredrick Termin）在得知其学生惠伊特和普卡德发明了振荡仪之后，便鼓励他们将其发明商业化，并从经济上支持他们。特敏教授还说服一家银行对他们进行融资。惠伊特和普卡德在特敏教授的支持下，将振荡仪进行了商业化生产，他们所创办的企业也迅速成长起来，并成为著名的高科技公司，这个公司就是现在名震寰宇的惠普公司。在几乎同一期间，斯坦福大学还支持了其他企业，如里顿工业、外瑞公司等。斯坦福大学及其员工的努力模糊了大学和企业的界限，创造了硅谷社会经济结构网络的基础，并为大学与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开创了先河，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大学也纷纷效法。

在硅谷早期的发展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推进力量，这就是二战及其后来冷战中政府的军事合约。以惠普为例，1941年至1945年间，其销售额从3．7万美元增加到75万美元，惠普的发展主要得益于政府对其电子测量仪等设备的采购，其他公司也有类似的情况。有意思的是，东部的公司，如飞歌公司从政府的合约中得到的好处更多，但他们后来均在与硅谷企业在高科技领域的比拼中落败。

在战争期间，因军事研究需要调入哈佛的特敏教授战后回到了斯坦福，并担任了工程学院的院长。特敏教授从在哈佛的工作经验中体会到，研究型大学在获得政府合同的竞争中更为有利，因此特敏教授尽力把斯坦福塑造成先进技术产业基地和研究中心的形象，以便获得更多的政府项目。特敏教授的最终目的是想建立一个以斯坦福大学为中心的、以技术专家为主的社区和覆盖硅谷地区的技术交流网络，并使得整个硅谷地区的经济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为实现这一目标，斯坦福大学进行了三项制度创新，这三项制度创新是：①建立斯坦福研究院（SDI）。研究院成立伊始开展的主要工作是，从事政府资助的项目研究，特别是军事项目研究，以及帮助西岸高科技企业获得政府合同，SDI发展到后来逐渐变成政府、高科技企业和大学研究机构的联系通道。②斯坦福大学通过荣誉合作项目向本地企业开放，企业员工可注册研究生课程。当时，这的确是一个创举。③创建全美第一个高科技园区——斯坦福工业园。斯坦福大学的这一举措大大地强化和巩固了已初见端倪的政府、企业、大学之间的合作模式。此外，这一模式还被其他高校模仿。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利用其在电子工程领域的专长大力培训企业工程师，20世纪70年代中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培训的工程师已超过了斯坦福大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对湾区生物技术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目前，湾区已成为世界主要的生物技术、医疗设备的研究和生产中心。如果说研究型大学对硅谷的贡献主要是提供创新技术，以及训练技术和管理人才的话，那么社区大学则在培养专业技术工人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到70年代中期，硅谷企业雇佣的工人已超过10万人。为了使工人适应新产业发展的需要，硅谷企业和位于硅谷地区的6家社区学院建立了紧密的联系，硅谷企业协助社区学院设计课程体系、提供教学设备，社区学院培训企业雇员。

高校和企业互相支持共同发展的结果是，硅谷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20世纪70年代初，半导体工业成为硅谷经济的支柱，由于半导体是以硅作为原材料的，人们便把半导体企业所在地区——圣克拉拉谷称为硅谷。硅谷日渐隆起的名声及其适合高技术发展的土壤不仅吸引了大批企业家前来创业，还吸引了一些历史悠久规模庞大的企业来硅谷设立分支机构，洛克希德在斯坦福工业园建立了导弹和空间研究室，国际电报电话公司等著名机构也接踵而至。老牌公司在硅谷的发展进程各有不同，有的公司保持了一贯的辉煌，有的公司却在高科技的竞争中出现了重大战略失误，后者以施乐公司为代表。1970年施乐公司在硅谷建立了著名的PARC研究中心，这个中心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便是计算机操作系统，这个操作系统最早被苹果公司采用，后又被微软公司的视窗系统采用，施乐公司的这项技术还被广泛应用到激光打印、计算机网络系统中。但遗憾的是，施乐公司这项创新技术的受惠者都是硅谷或邻近硅谷的公司，施乐公司本身获利不多，因为位于东部的施乐公司总部对这项技术没有兴趣，他们对传统核心业务还忙不过来。施乐公司的这个故事一方面印证了硅谷技术交流网络和技术扩散机制的发达，同时也反映了一些东部公司对新技术缺乏应有的前瞻性。

政府的支持对半导体工业的早期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这是因为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军队几乎是半导体产品的唯一买家，政府为安全起见所采取的从多个公司分头采购的策略，客观上也促进了硅谷的技术扩散和硅谷商业文化的形成，硅谷企业为满足国防部和国家航天局的订购需求，往往为需求而相互合作和交流技术信息。

到20世纪70年代初，风险资本取代政府成为初创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风险投资的兴起与硅谷半导体蓬勃发展的轨迹一致。硅谷风险投资家与东部出生于银行的风险投资家有显著的不同，硅谷的风险投资家几乎都有创办企业的经历，他们的经验、他们与企业家的联系、他们拥有的雄厚财力决定了他们能够承担比资金提供者更多的责任；硅谷风险投资家不仅为新创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他们还为投资企业搭建管理班子、提供战略咨询、寻找客户等。硅谷风险资本家的确是硅谷社会结构的核心部分，风险投资的存在为技术创新及其商业化提供了多方面的保证。

作为中介机构的律师行也是硅谷社会资本结构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适应于硅谷的产业结构特征，硅谷的律师行专擅知识产权、技术许可证、移民等方面的法律。一些硅谷的著名律师还担任企业的董事，他们为企业的重大战略决策提供法律意见。

硅谷的社会资本结构中，可能最具特色的便是硅谷的劳动力市场，硅谷劳动力的高度流动性远非美国其他地区可以比拟。20世纪70年代，硅谷电子公司平均每年雇员的变动率为35％，小公司这一数字高达59％；70年代以后，硅谷地区仍然保持了劳动力高度流动的特点。至于硅谷劳动力为何流动如此频繁，经济学家大致有三种看法：①处于同一行业的各企业地理位置相当接近，劳动力容易流动，换个企业甚至连停车场都不用换。②对行业的忠诚超过对企业的忠诚，某个雇员在发现另外一个企业可以为其提供更广阔的事业发展空间时，可能即使承担一定的经济损失也愿弃职而去。③有些员工可能抵受不住将其推至极限的工作压力，他们一旦看到合适的机会便毅然跳槽。不管每个劳动力个体跳槽的具体原因是什么，他们频繁流动带来的结果都是一样的，这就是建立和加强了覆盖整个硅谷地区技术交流网络，促进了技术扩散。

（案例来源：陈勇：“社会资本对硅谷的贡献”，http://www.homeoc.org.cn/capital/forum/VC/discourse/silicon.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