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集体行动也是人们获得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地位获得是社会学的重要议题。这是因为，社会学者所关心的社会分化、分层和流动问题，都是由各种“地位”的差异反映出来的。关于地位获得的研究领域产生了四种重要的理论模型，即人力资本模型、先赋—自致模型、结构分割模型和社会网络模型。
人力资本模型强调个体行动者在利益最大化的利益驱使下努力提高其职业地位，而决定性的力量是其人力资本的多寡、优劣和高低。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和收入，并不完全取决于其边际产值，而源自于自身人力资本的存量，即受教育水平、工作经验、在职培训。[19]
先赋—自致模式认为，社会结构越开放，人们获取地位就越有可能跨越性别、家庭背景、地域、年龄等“先赋”因素的结构制约，靠“自致”因素，也就是靠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去获取；而当社会结构越封闭时，人们获取地位就越要基于“先赋”因素的结构制约。[20]
结构分割模式。如果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核心因素是能力与机会，那么人力资本模型和先赋—自致模型强调的则是能力。基于新结构主义视角的结构分割模型则强调机会，将地位获得研究从个人视角提高到结构视角。以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为基础的结构分割模型是其代表。[21]
社会网络模型。前三个模型都是假定个体是相互独立的，不发生联系的。然而，现实中个体的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关系嵌入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包括求职行为；换而言之，人们的职业地位获得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们的社会网络关系及其运用的结果。这就产生了社会网络模型，也称社会资本模型。[22]
那么，在集体行动中，社会网络是如何影响人们的地位认可？途径一是广泛动员，通过“接触的社会资本”获得社会地位。[23]所谓接触的社会资本，是指参加集体行动，是人们获得社会地位的重要动因。显然，如果该社区中的绝大多数人员都参与了集体行动，个体没有参加则会遭到蔑视。“如果有更多的荣誉或者成为英雄等收益获得，那么个人就会更为积极地参加抵抗活动。根据对英雄的定义，英雄不仅非泛泛之辈，还是卓尔不群之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抵制活动，该活动只是成为了人们所希望‘做的事’，却不再能提高人的地位了。以消极的状态应对或排斥反抗运动则适得其反。当几乎没什么人参与抵抗运动时，不参与者是不会受到轻视的；但是当大部分人都携起手来参与反抗运动时，那些仍游走于反抗活动之外的人则会遭来他们同胞的不屑。”[24]
途径二是“动员的社会资本”，通过在集体行动中的示范性作用获得社会地位。[25]在集体行动中充当“率先行动者”，这类“英雄”举措更可能获得社会认可。所谓率先行动者，就是在引导、激发集体行动中，发挥着带头作用的人物。例如，在宁波镇海PX事件中，当大家聚集在一起抗议时，都会不自觉地受到领头者的影响，领头者戴着防毒面具喊标语和口号，大家也跟着他喊。此外，启东事件中，有群众因反对一项达标水排海工程而集聚，少数人借机滋事，冲击、打砸国家机关办公大楼，踩踏、推翻停放在院内的汽车，造成财产损失、民警受伤，并引发社会公共秩序严重骚乱。这部分领头者的暴力行为，助推了启东抵制王子造纸厂排污工程建设的集体行动向暴力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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